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与多名中国工作人员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工作揭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2021年10月18日，时隔一个世纪，“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仰韶文化的发现地隆重举行。大会的开幕式上，发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一百个考古发现自然不能涵盖百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全部成就，但已可约略展现一个世纪来中国考古成果之丰硕，也串起了一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史。如果做一大致的归纳，可以说这些成果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问题。
一、中国人从哪里来？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共有5项，分别是：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北京周口店遗址、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这五个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的代表，展现了200万年来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活动的身影。
目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古人类曾数度“走出非洲”，但早先抵达其他大陆的古人类（如北京猿人）已经灭绝，后来崛起并扩散到各大洲的晚期智人则是地球上所有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同时，晚期智人曾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有过通婚，现代人身上仍保留着少量这些已灭绝古人类的基因。这便是国际上主流的“走出非洲说”。
一些中国学者则基于化石形态及时代连续性的观察，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他们同样认为北京猿人等直立人追根溯源也是来自非洲，所不同的是，他们主张现代东亚人是北京猿人等直立人“连续进化”的结果，同时也与其他古人类存在基因的交流，即所谓“附带杂交”。
可见，两种不同学说的分歧在于晚期智人是否替代了早先走出非洲的直立人，而非洲作为人类起源地这一点，在学界则存在共识——这可能与民间某些认识的出发点不同。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类从非洲起源，这是生物学层面的观察结果，同时也是在一个长时间尺度内的观察结果。这一观点是否成立，主要还是基于严肃的科学研究，我们不必因此上升到民族自尊心的层面。虽然在旧石器时代，各大洲的先民已经有打制石器的使用和原始艺术的创造，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或者说有识别度和民族特征的人类文化，主要还是一万年以来创造的——此时晚期智人早已在东亚大陆生息。因此，“人类源自非洲”与“中国文化西来说”并非一个层面的命题。
囿于现有材料的偶然性以及古DNA提取的困难，许多谜题尚未有最终的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存，为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
二、中国文化从哪里来？
“中国”或“中华”的概念虽然晚出，但探寻中国文化的渊源或者“最初的中国”，不可避免要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1万年前，冰川消退，气候变暖，地球恢复了黯然绿意。优越的气候环境，为人类文化的飞跃提供了可能。以农业、定居、陶器、磨制石器诸要素的产生为标志，人类告别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西亚、北非、南亚、东亚等地以“农业革命”为契机，开始孕育更为成熟的社会组织与文化体系。
不同于西亚的麦作农业，东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主要表现为粟、黍和稻的栽培。北京东胡林遗址和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虽然没有列入本次“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但它们分别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粟和世界上最早的黍，在农业史上有特殊意义。河南舞阳贾湖、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是黍粟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见证。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则因早期水稻的栽培闻名于世。北方的黍粟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以及猪等牲畜的驯养，为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距今1万—7000年，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业已萌生。上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揭示了中国早期的木构建筑。贾湖等遗址已经孕育鼎等中国特色的容器，是为三代青铜重器的渊薮。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及兴隆沟遗址、黑龙江小南山遗址所出距今约8000年的玉玦等玉器，以及稍后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玉玦，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源头。湖南洪江高庙遗址、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反映太阳崇拜与神鸟崇拜的艺术精品，后来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乃至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都可追溯于此。贾湖遗址的骨笛、河姆渡遗址的陶埙等乐器，则吹响了史前的悠扬乐音。
可见，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创造了自成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19世纪末以来，以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与传教士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虽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但他却因仰韶彩陶与中亚彩陶的相似，试图从考古学的角度佐证“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等遗址的自主发掘，则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中国文化西来说”成为明日黄花。
一百年来丰富的考古学成果表明，中国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华夏大地上自主产生的，同时，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孤立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冶炼技术、小麦、牛、马、羊等进入东亚，华夏先民吸收了这些外来因素，并完成了创造性转化。如商周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青铜文明的高峰，华夏先民运用独树一帜的范铸法，并以青铜这种新的材质去铸造原先陶礼器的器形，实现了“新瓶装旧酒”的礼制表达。后来汉唐盛世对域外宗教、艺术、科技、物产的吸收，莫不说明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保证。
三、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
在考古学界，“文化”（culture）往往就考古学文化而言，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某种物质文化遗存的共同体，多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亦可运用于旧石器时代考古）；而“文明”（civilization）指的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只有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叫“文明”。在不同的地区，“文明”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比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国文明”等。
如果说距今1万—7000年孕育了中国文化的早期形态，那么距今7000—5000年则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与上一阶段相比，该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更广，遗址更密集，社会发展程度更高，如以仰韶村、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河南巩义双槐树、陕西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等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以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及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的崧泽文化，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为代表的大溪文化，都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深化。
在该阶段，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自成特色，各有千秋，可呼应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同时这些考古学文化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多元一体的格局。如仰韶文化各类型之间的交融与整合，如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流，再如东部各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之间的互动，一些物质文化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著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域，并指出自距今约6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境内几个独立发生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自距今约5000年开始，这个相互作用圈趋于定型，并可以称之为“中国”，亦即“最初的中国”。（Kwang-chih Chang，The Archaeolo⁃gy ofAncient China，forth ed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4-242）近年来，一些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对“最初的中国”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距今5800年，凌家滩文化与崧泽文化出现了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的“土豪墓”，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而凌家滩文化与崧泽文化，又是良渚文化的先声。距今5300年是另一关键的时间点，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的崛起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事件。在2006年良渚古城发现之前，良渚文化多被学者形容为“文明的曙光”或“站在文明的门槛上”。而伴随着大型城址和外围水利工程的揭示，良渚文化已被学界普遍视作“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实证”。同样是在距今5300年左右，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也出现了大型都邑，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在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也在此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良渚古城是距今5000—4700年之间陆续建成的。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工程的土方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若无高度统一的王权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此大型工程的建造是难以想象的。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宫殿遗址和反山王陵，以及环太湖流域广大区域文化面貌的趋同，都证实了王权的存在。虽然不同学者对“文明”标准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的阶段，它已属于“文明”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如恩格斯便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
与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良渚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同时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亦不逊色。如被誉为“土筑金字塔”的莫角山宫殿区是一座人工堆筑达10余米的夯土高台，与古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相比，在体积上，莫角山高台与胡夫金字塔相差不远，前者的工程总土方量约为228万立方米，后者的体积约为260万立方米；在建造时间上，莫角山高台还要早上3个世纪。当然，早期中国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这也造成了现存遗迹所带来的不同观感。
距今4300年左右是一个转折点。由于气候变迁、自然环境恶化等原因，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趋于消亡，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共同构成了“龙山时代”（距今4300—3800年）。在“龙山时代”，中国文明的重心正式在黄河中游确立，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与重组，逐步形成较统一的文化认同（如玉器崇拜、兽面纹崇拜等）。在被一些学者视作“尧都”的陶寺古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因素，也可以看到来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因素。正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和融合，成就了“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文化的发展高度。
中国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等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文明自诞生之日开始，虽然有局部的断裂和重组，但总体来说是绵延不绝的，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如良渚文化虽然在长江下游消亡，但它所表现出的礼仪制度，玉琮、玉钺、玉璧等玉器组合，鼎、豆、壶等陶器组合，代表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的神人兽面纹，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城市结构，等等，都可在后来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寻觅到踪迹。包括良渚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尽管因种种原因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所孕育的文化因素最终汇入了中国文明的滚滚长河之中——这正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写照。
四、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强化的？
距今3800年左右，“龙山时代”结束，二里头文化形成。不同于“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更广，并出现了玉牙璋、青铜爵等礼仪重器。二里头文化因素传播至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台下层文化、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等，如二里头文化特色的玉牙璋、绿松石铜牌饰、陶盉被后来的三星堆文化所承袭，可反映二里头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
二里头遗址被视作夏代晚期、商代初期的大型都邑遗址，而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作为商文化的主体，同样与周边的文化存在密切的互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商代大墓以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均是商代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它们既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富于地域特色，反映了“多元一体”的延续与强化。
李零先生说，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两次“大一统”。（见《我们的中国》第1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西周通过“封建”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北随州曾侯墓群、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等遗址便是此次“大一统”的直观反映。在周人的势力到达山东、湖北、北京等地之前，当地都有旧有的土著文化。通过周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深度交融，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初步形成。
西周时期便已出现的“天下”“禹迹”“四方”“四海”等地理空间观念，勾勒出时人心目中的空间轮廓。西周封建的范围，不但囊括夏、商之旧壤，还进一步开拓四裔之地。从春秋时期的青铜铭文看，无论是东土齐国叔夷钟铭文的“处禹之绪”，西土秦国秦公簋铭文的“鼏宅禹迹”，还是南土曾国嬭加编钟铭文的“帅禹之绪”，皆自称据有“禹迹”。“天下”或“禹迹”，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壮大的共同舞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理空间观念基础。
春秋时期，中原诸侯以“诸夏”自居。为了应对所谓“蛮夷戎狄”的侵扰，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管仲强调“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诸夏”认同成为凝聚这一共同战线的纽带。诸夏认同具体表现为文化认同，如孔子所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夷狄”与“诸夏”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礼乐。“诸夏”本身便是民族融合、不断发展的产物，后来主动吸收诸夏礼乐的“夷狄”，亦可融入“诸夏”。如白狄所建立的中山国有意效仿诸夏的衣冠文明，再如被中原人士视作蛮夷的楚国，在“抚有蛮夷”同时，也是“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
秦并天下是另一次“大一统”，秦朝通过推行郡县制，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湖南里耶古城遗址所出秦简，反映了秦代“文书行政”的实践。汉承秦制，秦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历史进程。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等等，反映了秦汉时期中国文明不断向周边辐射的趋势。
秦汉之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内蒙古辽上京遗址、内蒙古元上都遗址、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宁夏西夏陵等遗址表明，渤海、辽、元、金、西夏等非汉族政权推动了民族融合的加深以及中国版图的扩大；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则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独特标本。
同时，中国文明也注意吸收域外的文化因素。南越王墓、广西合浦汉墓群所出波斯、罗马风格的器物，南宋广东“南海I号”沉船，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正是兼容并包的包容性，以及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证了中国文明历五千年而不绝，历五千年而弥新。
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考古工作者“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与自成特色的中国文明本身密不可分。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文明有不同的形态，也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文明的深刻揭示，可为认识人类文明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更多的可能性。
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学科，它自从在中国落地生根，便与传统的金石学、历史学、文献学产生密切的互动，这也造就了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以证实文献所记录的历史为重要任务。这一“中国特色”，遭致一些学者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是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能妥善利用，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推进而非阻碍。也正是出于探索中国早期历史的特殊使命感，“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中，新石器时代占33项，夏商周占25项，已逾半数，可见其特殊意义。
无论是一百年前的仰韶村发掘，还是泥河湾遗址群等发掘项目，都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合作；同时，近年中国考古学开始走出国门，在埃及、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沙特等国开展考古工作。探索人类文明的往昔，也离不开国际的协作与开放的心态。（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