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考察一国的戏剧在跨越语言、国别、文化、媒介等界线后，如何进入异域文化语境或数字空间，获得他者文化的理解和新的跨文化阐释，从而产生有别于它们在本土文化中的意义、影响和传播。
1935年，梅兰芳访苏成功演出后，与苏联各界专家进行座谈，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人无不赞赏京剧艺术的典范性，但中国戏曲程式性、虚拟性的特点明显有别于当时苏联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于是京剧被解释为一种象征的现实主义戏剧。这件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充分说明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同解读与双向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类戏剧的线下演出大受影响，这反过来促生了线上展播和“线上戏剧”等传播和观演形式：2020年国家大剧院院藏剧目云展播，上海京昆沪越淮评弹六大院团在抖音、西瓜视频、B站等五大平台同时开启“云传播”模式；王翀导演的《等待戈多》（2.0版）以线上首演的三无方式（无剧场、无对手演员、无观众）打破了传统的戏剧观演关系；2020年柏林戏剧节成立57年来第一次举办线上艺术节，大部分剧目在线上直播，每部作品保留24小时，艺术家与观众在“云端”进行传统的演后谈环节，交流想法和创意……这些被疫情所催生的数字人文现象，既传达出振奋人心的“演出仍在继续”的信息，又演变为中外戏剧从物理空间跨入虚拟空间所引发的跨媒介、跨文化交流的全球现象。
这些现象亟待我们用戏剧的跨文化研究视角进行阐释和理解。近年来，对中外戏剧的跨文化研究，戏剧界和文学界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跨文化的双向思维和戏剧的系统研究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双向思维：中外戏剧经典的影响与接受
每一部经典剧作的跨文化传播和阐释，都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化现象，但并非所有的跨文化戏剧都值得关注和研究。研究哪些现象和事件，要视特定的研究指向性而定：其一，指向那些有跨文化交集、与异国文化发生了“事实联系”的戏剧，比如在新疆出土、反映梵剧东渐的多语戏剧文学《弥勒会见记剧本》。其二，指向戏剧经典，中外戏剧经典本身携带着本土戏剧传统的丰富蕴藏和文化符码，当它们与异国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时，这些蕴藏的理念、美学和价值在另一个符号系统和表演体系被激发、被折射，产生另一种魅力和特殊的传播效应。其三，指向具有影响力的“跨文化阐释和传播”事件，即那些得到更丰富立体的跨文化阐释、更体现跨文化传播规律的戏剧现象。比如，民族戏剧经典在进入世界戏剧体系时，其中的民族特点如何在他者文化中赢得共鸣，产生新的阐释空间，从而将民族戏剧传播到外国受众耳中眼中心中，仍然亟待跨文化研究者揭示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和国际传播效果。
双向思维是指将研究按由外向中、由中向外两个互为补充、交叉互渗的路向展开，把中外戏剧及其文化既视为一个整体，又区分为两个进路。由外向中反映的是域外戏剧（尤其是西方）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剧坛的影响，以及中国从模仿学习到创造现代化戏剧/话剧的过程，由中向外指的是中国戏剧/戏曲进入世界、影响世界的历史和细节。这两个路向看起来相反，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个路向共同驱动，才能形成完整视域下的中外比较戏剧的历史认知。
戏剧受众的双向性接受研究，也是双向思维的关键一环。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效果较多取决于接受者，接受者不会被动接受，他们往往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跨文化戏剧的受众，既有研究者、编导演员等专业人群，也有普通观众。跨文化戏剧受众的双向性，是指他们对异域戏剧的接受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与戏剧传统的交叉、碰撞和交融。中外受众的接受重点和趋向都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欧美观众惊讶于梅兰芳访美访苏带来精湛的东方艺术，戏曲的“假定性”舞台原则启发了现实主义传统的西方戏剧。与此同时，中国的接受者正致力于引入易卜生等西方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启蒙民众。双向性研究需要深入阐释中外受众的差异性需求和结果。
戏剧的跨文化研究，还需要按照戏剧从案头到剧场的延展规律，遵循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建构“翻译改编—阐释研究—舞台演出—传播效果”的全方位全过程系统研究。一方面重视戏剧性，打破从案头研究到剧场研究的学术壁垒，有机结合从剧本到舞台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重视跨文化过程中的译、编、演、传等重要环节，深究其中发生的转变，以文明互鉴的智慧和眼光洞悉中外戏剧经典在各个环节创造的新价值、新意义。
变异和通律：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性
是否具有“跨文化性”，是确定跨文化研究对象和衡量其价值的标尺。那些在中外戏剧史上产生了特殊跨文化影响力的经典，是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戏剧跨文化的过程，是一个个复杂且充满隐微细节的案例：它可能是一本藏于国外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戏曲典籍译本，等待有心的研究者去发掘；它可能是一场杂糅了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元素的多语剧场表演，观众的评价毁誉参半；它还可能是网络虚拟空间中聚集的一群戏剧发烧友，用短视频、视频直播的新媒体形式翻唱翻演经典。无论哪种情况，只要涉及语言、国别、文化、文明、媒介等界线的跨越，具有跨文化、跨国族、跨地域的特点，就可进入比较视域的戏剧研究空间。
在中外戏剧的历史长河中，最具有文化交互属性、传播效果的戏剧经典，往往携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经过剧本翻译或域外舞台表演成为跨文化戏剧史上的高光时刻，产生了既远且广的国际传播效应。18世纪30-50年代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译、编、演，就是中国戏剧国际传播的一个高光时刻，《赵氏孤儿》不仅是18世纪在欧洲被译、编、演，广为流传的中国戏剧，而且开启了中西戏剧近三百年的交流史。以欧洲戏剧为傲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戏剧的模样，还尝试在西方舞台上体验中国戏剧的人物故事与孔子之道。
我们不必苛责汉学家马若瑟对《赵氏孤儿》的删译，更不必苛责伏尔泰的误读和他的《中国孤儿》对原剧脱胎换骨的改编，因为中外戏剧的交流中复杂的变异无处不在，经过跨文化阐释和传播，戏剧文本、舞台表演必然由于文化差异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形，也会因为戏剧对人性和文明的洞察而获得普遍意义。其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通律中的变异，歧异中的会通，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难点。
因此，研究和毕现戏剧跨文化的完整过程，需要分析问题和细节，研判历史事实，贯通理论分析，归纳通律和变异，得出经验教训。中外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与传播过程本身，即西剧东渐与中剧外传两个过程在不同时代、多重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两者的变异有何不同，进而运用跨文化戏剧理论，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事实做出研判，辨析中外戏剧跨文化过程中的共通规律和独特变异。在纷繁复杂的戏剧现象及其细节之外，也要拨开现象的迷雾，总结和归纳戏剧跨文化阐释和传播中的规律和变化，打通淤点堵点，疏通中外戏剧交流的渠道。
智能科技、新媒体与全球传播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智能科技的发展，新技术、数字人文介入剧场艺术，在国内外的先锋戏剧、后现代剧场实验中形成了跨学科跨媒介的潜流。大数据和新媒体深刻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生存方式，它们也对戏剧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带来新的契机与挑战。
第一，戏剧舞台层面，早期的多媒体技术将舞台、布景、音效、灯光、影像等不同形式灵活切换和组合，极大丰富了舞台的视听觉元素。21世纪数字技术的渗透对舞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人工智能植入与应用剧场后，人机互动的舞台创造力和表现力有了更多可能性。与此相应，智能技术与剧场艺术的交叉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第二，观演关系层面，科技不断革新表演手段与观看形式，运用VR（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式剧场实验改变了舞台演出空间，逆转了表演与观看的主次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剧场观念。互联网中涌现的网络虚拟剧场的实践热潮，更是将表演与观看的互动关系推向数字化、虚拟化方向，网络观演引发了关于何为“戏剧”（Theater的希腊文词根意为“观看”）等核心问题的探讨，戏剧表演的新技术体验与传统剧场的生命力如何延续等问题不断被抛出，中外戏剧经典面临挑战。
第三，资源共享与全球传播层面，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有利于形成中外戏剧的大数据信息，如挪威易卜生中心的“易卜生全球舞台数据库”（IbsenStage），其利弊同时存在：全球用户可分享资源，但网络资源善用者和不善用者的数字鸿沟日益明显。同时，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数字空间，既部分拯救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萎缩的剧场，又在全球网络社区形成了戏剧全球传播的新路径。比如话剧爱好者和戏曲戏迷们利用新媒体聚集于数字空间，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Twitter等海外视频、社交新媒体应用与网站的一些用户，自主制作或上传中国戏剧文化的数字资源,展开延伸性评论,进行直播表演，利用不受时空限制的网络，自发自觉地传播了中国戏剧文化。这些数字传播现象和网络传播群体的出现，为中外戏剧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
21世纪的戏剧跨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戏剧的数字人文现象和全球传播路径和方法，揭示其内在规律，更需要加强中外戏剧经典在舞台艺术、虚拟空间和大众媒体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互通。
戏剧的跨文化对话：多元文明互鉴
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对话与双向交流，承担着促进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责任。一言以蔽之，认知中外异同，建设话语体系，构筑自我形象，传播多元文明。
对中外戏剧传统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东西方不同的舞台美学和表演体系，揭示中外戏剧的相通性和差异性。对于中外戏剧经验的异与同，如果仅站在本身的戏剧传统观之，很难得到准确的认知。而站在跨文化和比较戏剧的视域审视戏剧的本体、结构乃至整个演剧体系，能更准确地认知东西方差异化的戏剧经验和历史走向，进而洞悉它们相通的戏剧性内核以及歧异的理念与形式的内在缘由。
中国戏剧亟待构建自主的理论话语体系。以跨文化戏剧的视野考察中外戏剧经典剧目的交融、多元剧场文化交织，应深挖背后的学理依据，即从戏剧学本体、表演理论、剧场理论以及跨文化阐释和传播理论，透视戏剧跨越文化边界、跨越类别边界的价值和意义。在理论范式上，中国的跨文化戏剧研究要突破二元对立模式，如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强势戏剧文化与弱势戏剧文化、西方行动式戏剧观与中国表达式戏剧观、原典与替补、本源与衍生等基于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利用多元化的戏剧理论资源，批判性地建构戏剧理论研究范式。在中国戏剧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方面，应以研究中国特色的戏剧经验和探索学术话语表达为己任，一方面汲取本民族戏曲传统的营养，另一方面主动取用外国戏剧宝藏的精髓，在完善戏剧研究的学科、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构建戏剧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话语体系，对世界讲好中国戏剧的历史脉络、概念术语、特点优势，为中国戏剧的理论和实践开拓有价值、有意义的未来发展空间。
对戏剧的跨文化研究还有利于推动中国戏剧经典的现代学术建设和对外传播，综合构建国家形象。无论是在中国存在千年之久的戏曲，还是有百年历史的话剧，既有现代学术建设的必要性，也有对外传播的需求。对内，20世纪以来，中国的戏剧学术研究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压力。应借鉴外国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促进中国传统戏曲和话剧的现代性转型。对外，中国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可以向海外传播中国的传统戏曲文化、现代话剧以及先锋戏剧文化，有利于中国戏剧文化走出去。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戏剧有形象直观性、感受直接性的优势，戏剧的跨文化研究有助于促进国家形象多维度的综合建构，塑造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这在当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外戏剧经典是东西方文化的瑰宝和活化石，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用双向思维促进对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召唤深藏于其中的古老文化记忆，而且可以沟通中外文化，促进多元文明互鉴，可谓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作者：陈戎女，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