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商周时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青铜器铭文，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书写文化。相比于其他文献，铭文能基本反映书写的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商周铜器铭文的书写之所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质条件的进步与社会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层面的追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用文字进行书写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大事，因为它代表着思想、情感的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墨子·兼爱下》提到，今人不与“先圣六王”同时，却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书写之于思想传承、文明演进的价值。而在“传遗后世子孙”方面，铜器铭文（即所谓“金石”“盘盂”）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当古人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青铜材质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们对“永恒”的希冀，或者说是对生命“不朽”价值的追寻。
中国早期关于生命价值的体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范宣子与鲁叔孙豹讨论何谓“死而不朽”。范宣子认为，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职，这便是不朽。但叔孙豹认为这只是“世禄”，并非不朽，真正的不朽应如鲁国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即死后其言论仍能流传后世。进而他便论述了“三不朽”的观念：“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当时人们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树立与传承，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此种“生命价值观”后为儒家所继承并发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当然，“三不朽”的价值观并非《左传》所创，它应来自更久远的传承，并有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一点便可从铜器铭文的发展中找到线索。
最早的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联系。比如《小子（见图1）卣》（《集成》5417，《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铭文有四十七字，叙述器主参与一项军事行动有功因而受到上级的赏赐，又因此制作了铜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显然，这类铭文的书写重心是“功勋”与“赏赐”，它代表着主人最有价值的荣誉，因此他希望通过铜器精确地传达给祖先或后世。故而，此类铭文往往具备严密而完整的因果叙事。事实上，商周铭文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对当时的贵族来说，用铭文记录其所立的功劳和所受的封赏，不仅是其人生价值的展现，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由此亦可见，“三不朽”中“立功”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在铜器铭文中有充分的体现。
到了西周早期，出现了长达百字甚至数百字的篇章，不过大部分仍以纪功、纪赏为主。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铭文出现了新变，比如开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2837）为例，此铭除了开篇与结尾为常见内容外，正文以四个“王若曰”或“王曰”领起，详细记录了周王对器主的训话，其中既有对商周换代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周王及器主祖先功勋的称颂，还有对器主的夸赞、期许与封赏。器主将此类言辞完整书写于铜器之上，除了彰显其家族之荣誉外，显然也有传承历史经验的意图。又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铭文也如实记录了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器主“何”在内的“宗小子”的一场训诰。此外更有一种形式特殊的铭文，其全篇都包含于引文之内，实际上可视为大段言辞的抄录。如西周早期《沈子它簋盖》（《集成》4330），全铭皆包含在由“它曰”领起的引文之内，且开篇即谓“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确指出器主通过铭文进行“昭告”的意图。这类形式特殊的铭文产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趋于兴盛，春秋时期仍有相当数量，至战国时才最终消亡。
西周铭文的这一变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说。孔颖达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铭文无论是将上级（特别是周王）的训诰作如实记录，还是将自己的想法书写于铜器，都是基于其言辞有“可传”的价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册益卣》（《集成》5427），其铭文以“作册益作父辛尊，厥铭宜曰”开篇，自陈作铭之宜，更体现出明显的“立言”意图。另一方面，西周铭文的文采也有显著进步，其写作模式趋于多样化，且出现了刻意修辞的例子。比如西周早期《毛公旅方鼎》（《集成》2724）将铭文写成了七七、四四的整齐韵句（第三句五言，但首字为虚词），而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则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立言”这一独特的价值观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发展。
铭文至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出现了如《史墙盘》（《集成》10175）、《毛公鼎》（《集成》2841）这样登峰造极的名篇。此时的铭文中出现了较多对祖先美德与自身品行的歌颂，最有代表性的即为《史墙盘》。该铭文采用双线叙事，先铺写文王以来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伟大功勋，接着又顺次叙述器主家族历代祖先的各类美德，最后归结到器主自身，强调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终都以“德”作为核心。铭文的此种变化，应与当时社会对“德”的强调有关。周人崇德，但西周早期所谓的“德”似乎更多与天命相连，所以铭文中提到周文王、武王之德，往往将其与“受大（天）命”进行关联。如《毛公鼎》谓“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史墙盘》对文、武二王也主要称颂其受天命灭殷之德，而对成、康、昭三王，则主要称颂其治国之功，只有对穆、恭二王，才更强调其仁德（铭文称“祇显穆王”“申宁天子”，天子即恭王）。联系现代学者认为穆王时代存在较大政治变革的观点，铭文的这一变化或许就与此有关。总之，西周中期铭文开始强调与后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对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颂美，也有对器主自身之德的显扬，可见“立德”的价值观于此时已基本形成。
综上，从青铜器铭文不同阶段的发展可见古人多样的生命价值观。这些观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化、积淀，最终形成了“三不朽”说。这是中国早期对生命“超越价值”的深刻体认，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铜器铭文中也有大量祈祷长寿、安康以及享乐的话语，这说明古人对生命自身的现实价值也并不忽视。正是丰富的生命价值观，造就了中国早期文化多彩的面貌，也奠定了此后中国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
而正如前文所说，铜器铭文对中国早期各领域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从《汉书·郊祀志》所载汉宣帝时出土先秦有铭铜器算起，铭文的重新发现和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的先秦有铭铜器（含有著录而原器散逸的）已近两万件，时代则涵盖了商代早中期直至战国末期。以往的铭文研究对其书写或文学层面蕴含的规律与价值缺少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商周铭文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其书写模式就曾有过较为复杂的演化，其修辞技巧也存在逐步提升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探讨先秦文学，特别是商代与西周文学的演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更可以通过铭文来分析当时人们思想与情感的变化，正如上文对早期生命价值观的探讨。因此，从书写与文学角度对商周青铜器铭文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且有益的，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作者：姚苏杰，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