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怎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个人生命若遭遇坎壈困顿，怎样才能通过与现实世界拉开一定距离的方式，获得片刻喘息，缓解释放痛苦，重新审视现世，最终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即使是在盛、中唐国力强盛，士人大多积极进取的盛世背景下，这种个体生命与现实世界激荡碰撞所产生的痛苦，依然刺激者诗人在不断左冲右突，寻找出路。即便是积极入世的李、杜，诗歌中也有大量“弃世”的诗句，“弃世之感”颇为突出，或能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反思观照的视角。
李白自我意识突出，对“身”“世”关系的感慨尤多：首先，是“世弃身”，延续传统模式，倾向个人被动地为世道所不容，最终走向被抛弃的命运。或以珍宝美玉“见弃”类比自身遭际，如“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古风》其三十六）“我如丰年玉，弃置秋田草”（《赠韦侍御黄裳二首》）；或以“弃妇”为喻表达弃而不回的倔强心性，如“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白头吟》）“古来有弃妇，弃妇有归处”（《去妇词》）；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权者，如“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其三十五）“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或慨叹权势斗争残酷，被弃乃逃不脱的宿命，如“当途何翕忽，失路长弃捐”（《古风》其四十六）；或表达被弃后的悲愤不平，如“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空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留别广陵诸公》）等。其次，是“身弃世”，反转传统视角，诗人主动与俗世拉开距离，如“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夸赞好友孟浩然弃世独立，不同流俗的高洁品性；“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游泰山六首》）表达弃世脱俗后的悠然心境。最后，是“身世两相弃”，融合前两类，从单向被弃变为双向互弃，是对“身”与“世”这一组关系的交互式书写，如“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古风》其十三）“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等。
杜诗则更偏重自身“被弃”，抒发抑郁不得志的悲哀，如“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幽人》）“微物世竞弃，义在谁肯征”（《棕拂子》）“君不见道边废弃池，君不见前者摧折桐”（《君不见，简苏徯》）“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等，甚至直白地道出：“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秋述》），充满了心酸无奈之感。更由此引申，兼论“人弃道”，抨击社会道丧，亲故交友凉薄易变，如“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曲江对酒》）等。
“弃世”这一主题源自庄子，“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外篇·达生第十九》）庄子的“弃世”是单向度，强调的是身体形态要超脱于俗世之上，以求得内心安宁和精神自适，达到与天地为一、物我两化的逍遥境界，即后人注庄所言：“弃世，谓不资于物以养”“善弃世者，知物之所自造，一出于天，各使归其位而神自定，无物也，无己也，何足去而又恶所取也！则三者之穷自免矣。”（《庄子解》卷十九）到了魏晋，发展出了偏向宗教的“弃世学道”和偏重环境的“弃世独居”二途，葛洪记录了许多弃世学道的故事，曰：“人苦多事，又少能弃世，独住山居穴处者，以顺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神仙传》卷一）这一阶段的“弃世”更加偏重环境等外在形式，“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虽然是外在形式和内在心灵两相结合的完美典范，但其价值则晚至苏轼才被逐渐建构起来。
此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严君平的形象在鲍照诗中首次成为了“身世两相弃”的代表，“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注曰：言身弃世而不仕，世弃身而不任）”（《咏史》一首，《文选》卷二十一，胡刻本），深慕鲍照诗歌且钦慕严君平为人的李白写下“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正源于此。相较于鲍照诗歌中的孤独寂寞形象，李白笔下的严君平则充满了文人骨气，其“弃世”是对世运失望之举。严君平在鲍照笔下是被观察和感叹的对象，李白却借此掺入自我人生体悟，进一步生发出了“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感叹，从被动接受彻底变为主动脱离，同时脱解了自身责任，明白地表露出“自我无辜”的傲世情怀。
从庄子“弃世则无累”到李、杜“身世两相弃”，“弃世”的方式和意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首先，是从单向度的“身弃世”发展成了双向度的“身世互弃”。庄子是超脱的，以逍遥物外为人生至高境界，李、杜则是世俗的，以实现功业志向为人生价值皈依。其次，个人价值的完成从虚无的精神层面转向质实的人世功名，前者只要以较高的标准自我要求，注重个人内省和对心性完善的修养，即有很大可能实现，后者则更仰赖于社会环境和统治阶层等外在因素，并非靠一己之力可完全左右。再次，庄子偏重逍遥无形，与物化一，李、杜则更偏重超越痛苦，放弃执念，其实是从“不做无为”到“为而不执”的过程。
那么，李、杜为何会以大量诗句书写“弃世之感”？“弃世”的具体内涵如何？一是对个人人生坎壈遭际的牢骚之叹和开解之辞。李、杜的才力和自我意识都远超盛唐其他文人，李白源自对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杜甫则来自对“奉儒守官”家世的自豪感、责任心和天性的博爱仁厚。当自我意识和价值认知与现实境遇产生巨大落差时，为求得内心世界和外在境遇的平衡，自然会以牢骚之叹发泄愤懑之情。二是个人与家国关系的拟人化，“弃与被弃”是“辜负与被辜负”的关系，李白所表达的是我本不愿弃世，是“被辜负”后的无奈之举。不论是主动的“弃世”还是被动的“世弃”，都是个人的进取意愿被外在环境辜负，价值无法实现的拟人化表述，责任在“世运（通常指在位者）”而非自身，故其诗中反复抒写“自我无辜”之感，如“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题蔡舍人雄》）“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古风》其三十七）等。三是从被动“世弃”到主动“弃世”，思维视角发生了反转，诗人主动与“世”拉开距离后，一种陌生的疏离感油然而生，从而引发对“身世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内心重新获得暂时的解脱与安顿，借此带来生命不屈的张力。
学界已有专著《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著）详论“弃子、逐臣、弃妇”三种典型“被弃者”的文学形象和文化内蕴；并以系列论文关注中唐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贬谪文人“被弃”后的“执着”与“超越”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是个体生命在被外界压迫折磨时自然产生的不屈反抗精神，更是一种对个体生命和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这种思考在李、杜从“单向被弃”向“双向互弃”的转变中即见萌芽和雏形。从鲍照、孟浩然，再到李、杜，继承主流传统“被弃者”形象的同时，反向度延伸出了一种类似“自我贬谪”的“主动弃世”，终至“身世互弃”的新模式。视角的切换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不仅使李、杜暂时获得了内心的解脱和安顿，更启迪了中唐大量贬谪文人，使他们在逆境中获得了超越现实，心灵自由的永恒力量。
（作者：谷维佳，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