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先生指出，徽学的研究课题往往“与徽商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其酵母”（《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前言》，黄山书社1985年版）。认识徽商无疑是认识徽州和徽州文化的一把钥匙。明清徽商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情况如何？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徽商发展脉络的完整考察，也关系到对中国传统商帮乃至中国社会近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客观认识近代徽商的发展
面对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徽商并未坐以待毙，他们或进军新式行业，或投身新式职业，或实行新式制度，或采用新式机器，如近代大量徽商投身银行金融业、房地产业、电业和西医西药业。民国初年，汉口黄陂银行经理孙受初、裕康银行经理范浙门、樊城官钱局局长孙襄其等人都是黟县人；民国时期，“杭州中南（银行）及中国农工（银行），经理均系徽人”（《交通通信》1934年第1号）。近代歙县徽商程谨轩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亨，拥有房地产价值达千万银两，月入房租数万元（《近代商人·序》，黄山书社1996年版）。光绪末年，绩溪徽商吴兴周和同乡共同集资招股12万两在芜湖成立了安徽第一家民族资本电力企业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黟县徽商程宏弼参与创建的上海中西大药房是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西药经营企业；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更为中国西医业的开创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西医之父”。鸦片战争后，一批徽商开始担任买办，绩溪人胡寄梅家族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买办家族。近代徽商还创办了不少全新的股份制公司，这种股份制与明清徽商所经常采用的合伙制虽有相似之处，但作为一种新式制度，它完全突破了血缘与地缘的束缚，所谓“股东”的权责也有较大不同。绩溪徽商吴兴周1920年7月在芜湖创办的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其章程明确规定了股份、股东会、董事会、监察人等，在实际运作中公司股东的身份几乎完全突破了家族和同乡限制。近代徽商在粮食加工行业、织布业、制茶业中均大量采用新式机器。因此，近代以后徽商不但未如一些学者所说已经“彻底”衰落或“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反而与时俱进地实现了新发展，其数量也仍然比较庞大。
重新理解徽商的近代转型
以往徽商研究者较少关注近代徽商，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近代以后徽商“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了，其根源均在于这些学者把徽商当成“传统”的“徽州商帮”，而既非指“近代”徽商，也非指个体的徽州商人。他们将近代徽商与明清徽商割裂开来，其言下之意就是那部分“跟上了时代步伐”的徽商已经实现了“近代转型”，成为近代徽商，他们与传统徽商已经没有多少瓜葛，作为商帮集团的传统徽商已经“退出商业舞台”，继续在商场耕耘的只是一个个近代徽州商人个体。
可事实上，近代徽商无论是进军新式行业、实行新式制度、采用新式机器，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变化，其实主要是在依托或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近代徽商大举进军银行金融业、房地产业、电业和西医西药业等新式行业的具体路径主要有二：一是推动自己所经营的传统行业向新式行业转型。如徽商钱庄向银行转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933年，原籍徽州的苏州程家所经营的福源钱庄，在保留钱庄业务的同时拓展了“普通一般银行”业务，从而将传统钱庄改造成为现代银行（南桥：《福源钱庄》，《海光》1933年第3期）。民国时期徽商周宗良在宁波开设的恒孚钱庄、程霖生在上海开设的衡吉钱庄，后来均转型为银行（《歙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二是在“旧领域”中耕耘“新行业”。如明清徽商长期经营医药业，“新安医学”素负盛名，近代徽商进军西医西药业，其实还是在他们所熟悉的传统优势领域经营。近代徽商也是依托传统行业实行新式制度，如类似于股份制雏形的合伙制在明清时期即已被徽商广泛采用，但那时的合伙制店铺中，股东构成具有浓厚的家族性质。近代以后徽商合伙制经营开始向股份制经营转型，这种转型除了直接创办新式大股份公司外，更多是在原来所经营的传统小行业中采用股份制。如近代景德镇徽商“合伙经营之店铺，都设有股东会，但所有股东只能在股东年会时，了解经营业务和提出建议，平时不得干涉经理（店主代理人）行使职权，以利经理全权拿握与管理店务，集中思想搞好经营管理”（程振武：《景德镇徽帮》，载《景德镇文史资料》第9辑，1993年版）。近代徽商较为普遍采用新式机器的行业也主要集中在粮食加工、织布业、制茶业等传统行业。萧功秦先生曾指出：“徽州茶商在适应近代化市场冲击时并没有将传统的因素全部放弃。他们只是革新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同时很好地利用了传统因素的长处”（萧功秦等：《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综上可知，徽商的所谓“近代转型”并非对自身传统的简单割裂，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近代徽商与传统徽商也不是截然割裂开来的。应当说，在守中变，在变中守，才是这一群体的真正底色。正是在守变相济中，近代徽商既实现了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又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让徽商事业和徽商精神代代相传。
重视全球史观与问题意识
近代徽商的经商地域和商业影响已经体现出经济全球化下的变迁。如经商日本的歙县籍徽商张友深后来成了旅居日本大阪的华侨领袖，其父张国英大约于1875年6月赴日本长崎开设“顺记号”，1883年江南、江西、浙江三地商人在长崎修建三江公所，张国英担任了“三江会所”的负责人（蒋海波：《歙县旅日华侨张友深的研究》，《徽学》第4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他如俄罗斯、英国、朝鲜半岛乃至西班牙等地均发现了徽商经营的史料。近代徽商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也开始了新的变化。近代徽州茶商在长期的国际茶叶贸易中不断开拓视野，接受了一些西方商业观念的影响，一些徽商年轻时赴国外特别是美、日等国留学，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如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休宁徽商周诒春，曾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仁立号合伙商店；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赴日本学医回国后，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医科学校和医院。他们均大胆采用新式的经营方式经营自己的企业，因此必须将近代徽商置于全球史视野下，方能更加清楚地理解和认识他们，并以近代徽商为切入点更加深刻地揭示商人与商业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
此外，李剑鸣先生认为：“研究一个问题，运用一定的材料和方法，最终是为了建构新的历史解释。”（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近代徽商研究的真正出路也应取决于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提出。作为始终处在最激荡的时代变迁中的商帮群体，与社会剧变的互动关系成了“近代”这个特殊时代给近代徽商研究提出的最重要命题。近代徽商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解释清楚诸如近代徽商与近代社会剧变的互动关系如何、徽商近代转型的基本机制和脉络是什么、近代徽商与明清徽商的关系及异同何在、徽商与晋商等其他地域性商帮近代转型的异同及其原因是什么等重要问题。
客观认识近代徽商的发展、重新理解徽商的近代转型、重视全球史观与问题意识，既体现了深化近代徽商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是具体路径。没有对近代徽商发展的客观认识，就无法系统揭示徽商发展的整体脉络和规律；没有对徽商近代转型问题的重新思考，就无法解释传统徽商与近代徽商的关系，甚至无法解释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不重视全球史观和问题意识，近代徽商研究就无法取得真正的突破。当然，除此以外，近代徽商研究还必须重视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同时加强对近代报刊、徽商会馆录和征信录以及徽州方志、家谱、契约文书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
（作者：梁仁志，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徽州乡村社会转型研究”〔18BZS14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