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作为一部千古流传的人文经典，其内容之丰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归纳与概括的企图，都不免显得简单与粗暴，难逃鲁莽灭裂之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细读文本，入其壸奥，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任何经典的经典性，都是在不断“温故而知新”的文本细读之中逐步开拓与彰显的。
《尚书》是中国古代有关国家治理的重要经典文献。由于时代之久远，流传之复杂，更兼利禄的诱惑与名位的刺激所引发的派别支分乃至作伪售奸，因而在篇数的多寡、传本的谱系、篇目的真伪诸多方面，发生了不少无厘头的纠葛。宋明以来的学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作了深入细致的多方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学术结论，为我们正确地研读《尚书》开辟了道路。当然，也毋庸讳言，尽管在诸如为明清学人论定的“伪古文《尚书》”是否有其可靠来源之类个别问题上，当代学术界容或存在着些许不同意见与看法；但是，总体说来，自汉初流传至今的二十八个《尚书》篇目，是今天研读《尚书》这部上古经典唯一可靠的文本依据，这是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方面是普罗大众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而另一方面是学术界不中不西的畸形人文环境之下，如何使《尚书》这部“佶屈聱牙”的古代经典，既能为一般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易于接受，又能最大限度地继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文化功能，这应该是当代学人研治《尚书》的根本目的，也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这一薪尽火传、守先待后的当代学术使命，一言以蔽之，则如题所示：“今日我们如何读《尚书》？”
不过，严格说来，这个命题实则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意义预设，即“读什么”与“怎么读”。前者指向意义与价值，后者指向方法与路径。当然也不可否认，意义与价值既依赖于方法与路径的开掘，方法与路径也取决于文本本身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准此，根据《尚书》文本的特殊性质，可有文学的、史学的、经学的三个不同路径，由此而开掘《尚书》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及其经学价值。当然，三个不同的路径及其相关价值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彼此兼容的。而且三者之间又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价值及其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尚书》的经学价值，是要通过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与其固有的史学价值加以彰显的。之所以分而为三，不过取便于叙述而已。请尝试以言之：
第一，文学路径与文学价值。传世的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上纪唐虞，下至秦缪”，各篇皆具独立的内容与完整的形式，因而视之为东西二周的文章总集，大抵是没有异议的。而且，无论其述言叙事，还是表情达意，就其章法之绵密与言语之技巧而论，称之为千古文章典范，亦不为过。
首先，《尚书》的每一篇章，无论典谟之文，抑或诰誓之体，皆具统一的主题与完整的结构，而且上下关联，前后照应，文气贯通，章法绵密。如《尧典》，以远古传说时代“选贤与能”的“君主禅让”为核心政治价值，又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官吏铨选考评制度通贯于文章始末。不仅将帝舜时代的“奋庸熙帝之载”及“亮采惠畴”，与帝尧时代的“畴咨若时登庸”及“畴咨若予采”前后相贯；且其间帝尧命四岳“庸命巽朕位”以及让虞舜摄行天子事而命其“三载，汝陟帝位”，无不以“三载考绩”之“若时登庸”的“时”字作关联与照应，从而使文章形成自我完足的逻辑结构以及自洽自解的言说统系。而且，其章法之谨严，文辞之精当，可从句法与用语上准确推断经义。例如，舜起用（“奋庸”）禹稷等十六位新人参政任职一节，即可为证。舜所命分为四组，每组首命之人必有所推让。而舜或许其让，或不许其让。若许其让者，则必说，“好吧，去吧，你们要互相协调配合”（“俞，往哉，汝谐”）。若不许其让者，则说，“好了，你就前往上任吧”（“俞，汝往哉”），或说，“好了，前往谨慎履职吧”（“俞，往钦哉”），且对其所让之人亦各有另行任命。然注家罔顾文例，以致对帝舜所命人数不得其解，乃至为其误解百般辩护。此外，由于历来经注家受伪古文割《尧典》后半为《舜典》之误导，不知联系帝尧“畴咨若予采”以解读帝舜“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所以众说纷纭，皆不着是处。
《皋陶谟》亦以“允迪厥德，谋明弼谐”为通篇“文眼”，既强调君主与臣工应有的基本素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当各自发挥其不同的政治作用；同时还强调君臣应当亲密无间，相互平等，只有同心协力，乃可“率作兴事”。其间无论是皋陶倡言“九德”以逐级擢拔人才入官，还是大禹身勤治水，“荒度土功”，皆是围绕“在知人，在安民”的治理目标，以人事的努力“敕天之命”，代替上天行使国家治理的天赋职能。文章之末，虞廷赓歌，君臣之间当如元首与股肱一体相须而精诚协作，双方以此互勉，与开篇“允迪厥德，谋明弼谐”的主题遥相呼应。整个文章，首尾一气贯注，主题鲜明突出。据此内在的逻辑理路，知前人注解“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一节，皆不得要领，其误不可以道里计。至于《尚书》其他篇目，无论是长篇大制如《康诰》与《酒诰》，如《多士》与《多方》；还是小幅短章如《汤誓》与《牧誓》乃至《高宗肜日》与《西伯戡黎》，莫不具有完足的内在逻辑结构与自洽的自身言说统系。以此为据，可以发现与纠正历来经注家许多错误与曲解。
其次，使用多种文学手法与言语修辞技巧，且不乏幽默与风趣，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例如，《盘庚》篇形容流言造成的恐慌，在民众中不断漫延与扩散，就像烈火燃烧于旷野，火势越来越猛，燃烧面积越来越大，生人根本无法接近，又哪里还能扑灭（“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又说举国迁都就是全民共同求生，好比乘舟共济，如果你们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努力划船到岸，就会一起困死在船上腐烂发臭，最后连人带船一同沉没水底（“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沉”）。不过，这类喻意明确的言语修辞很容易判断与理解，但《尚书》中很多幽默风趣，甚至比较委婉含蓄的文学表达，却常常被经注家们忽略与曲解。如《皋陶谟》言大禹勤身治水，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然而，说者或以为“娶妻经二日生子”，或以为“四日之内怀了孕”，其荒诞可笑，姑置不论。而郑玄则以为，“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为帝所命治水”，亦不免腐儒寻行数墨之论。殊不知娶妻与生子，为人生大事，其无暇顾及，最能体现夏禹勤于职守，克己奉公的人臣品质。而且，其修辞技巧，正是典型的文学夸张与含蓄之法：新婚宴尔，聚少分多，夫妻相处的日子不过寥寥数日，屈指可数；儿子出生了，也不能留在家里尽到一个做父亲的爱养之责。如此解读，则于情于理，两不相碍。又如《尧典》篇，尧问“畴咨若时登庸”而后，又问“畴咨若予采”，意即“谁能符合我如期晋升的考核条件”，而驩兜举荐共工，说他筑堤防，救水患，大有功劳（“方鸠僝功”），符合条件。但尧说，“共工的治水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效果却乏善可陈。表面看来，他的功劳的确很大，大到让洪水漫到天上去了”！ 紧接着，尧便伤叹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而求问“有谁可派使治”。尧本是就功劳谈功劳，就治水说治水，有很明确的针对性，且话锋不无反讽之趣。然而训诂家不通文义，更不懂文学幽默，硬是把“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解释成道德评价，说什么“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仅双方谈话驴唇不对马嘴，又与下文洪水泛滥以求治水之人相割裂，将好端端一段文字，说得支离破碎，不成章法。
由此可见，文学的路径与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开掘《尚书》的文学价值，增强一般非专业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且更有助于《尚书》文义乃至经义的正确解读。
第二，史学路径与史学价值。毋庸置疑，《尚书》作为上古三代政治文诰的档案汇编，当然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意义。然而，作为政治文诰的王室档案，本应藏之于王朝内府秘室，何以于两周之际便逐渐流于一般学人之手？ 且既为官方政治文诰，历虞夏以至两周千有余年，何以仅存故秦博士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若追加孔壁所出而今已无传的“得多十六篇”，也不过四十五篇。即使承认《书序》所谓“序以百篇”，亦与所当有的档案文献相差过于悬远。或者退上一万步，姑且相信汉代“纬候”之说，以为“古者《书》有三千余篇”，何以时至秦末，传世者尚未及其余数？ 而且，所存虞夏之书，何以反较“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更其易于诵读？ 所有这些疑惑，无非指向两点：一是《尚书》的年代，一是《尚书》的流传。如果不能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尚书》的史学价值乃至其经学价值皆无从谈起。
不过，《尚书》的年代与《尚书》的流传，虽然各有侧重，但在本质上却是互有关联的。因为所谓“《尚书》的年代”，其实包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意涵：一，史实年代；二，成书年代；三，流传年代；四，整编年代。也就是说，某篇《尚书》文本所指涉的史实年代，未必就是它的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既然可以不在它所指涉的史实年代，却大可能就在它最初的流传年代。换言之，正是由于某种最初的传播动机直接促成了某些相关文本的新生与定型，因而其流传与其成书，或者其成书与其流传，可能是并时共生的。至于其整编时代，当然是在诸多篇目流传既久之后的事情了。有学者认为，《秦誓》之所以置于二十九篇之末，正是今文《尚书》最终整编于秦王朝的铁证。我们认为，不仅如此，秦王朝所整编的二十九篇《尚书》，还极有可能就是在当时流行于山东六国的四十五篇所谓“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删取而成的秦代官方定本。
职是之故，所谓《尚书》的史学路径与史学价值，就不仅仅是体现在现存《尚书》文本所指涉的那些既往历史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促使这些《尚书》文本得以广泛流传的社会根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动因，尤其值得注意。据此，我们发现，今传《尚书》所涉及的大部分历史事实，与两周之际所发生的诸如厉王失国以及幽王被杀、周召共和或共伯和摄王位、周宣王不籍千亩以及周平王东迁洛邑这些历史事实皆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正是西周末年的“鉴古思潮”翻开了尘封的历史档案，促成了《尚书》大部分篇章的流传。而且，这种“既往历史”与“当下现实”双向互动的社会运作，还可能直接促成了《尚书》某些篇目的新生与定型。如《召诰》与《洛诰》，极可能是在两周之际择采多种性质不同的原始档案材料编纂而成的应时之作，其目的就是为平王举朝东迁的当下现实寻找本朝既往的历史根据；因而其临时编纂的痕迹亦十分明显：首先，二文虽然以“诰”名篇，却与西周初年那些典型的诰体文书大为不类。其次，间隔二年的作“诰”时间与“二篇文势相接”，存在明显矛盾。第三，二篇所记成王、召公、周公的各自谈话，其时间、地点、以及谈话主体与谈话对象，十分混乱模糊。第四，内容庞杂，头绪纷繁，用语混乱，没有明确的主题与清晰的文脉。所有这些迹象，明显昭示着这二篇“诰”文，根本就是东迁前后根据众多内容与主旨不尽相同的原始档案材料缀合成篇的，其所以题名为《召诰》与《洛诰》，无非是要增强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切感，为东迁洛邑更添除却周公之外的另一个重量级历史人证而已。此外，《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与诰文内容毫无关系，说明两周之际的学人乃是将《康诰》视为与东迁有关的文诰而加以流传的。这或者正是与《康诰》性质相同的《唐诰》与《伯禽》没有机会流传于世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根据“历史”与“当下”双向互动的史学路径，不仅可以解决《尚书》在先秦时代流传过程中的部分疑惑，同时也为《尚书》文本的正确理解开拓了新的观照视野，因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深入发掘其潜在的史学价值。
第三，经学路径与经学价值。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根据刘勰给“经”所下的这一定义，则所谓经学价值，便是体现在永远对当下的社会政治与现实人生具有不朽的借鉴作用与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今传《尚书》大部分篇章，皆在两周之际陆续出离于尘封的王室档案，而且某些文本还由此获得了新生与定型，因而在动荡播越的厉、宣、幽、平之世充分发挥了“以古鉴今”的现实指导作用。虽然这种“历史”与“当下”的双向互动，还仅仅停留在援例性的“以今逆古”的思想水平；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方式本身，即可视为其经学价值的第一次彰显，同时也就预示着《尚书》一经必将跻身于中国古代传统人文经典之列的文化宿命。
当然，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人文经典，之所以对社会与人生具有指导意义，说到底，所谓经学价值，也就是经典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性与思想性。
现存二十九篇今文《尚书》的思想意蕴，我们曾经简单地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惟求旧”的稽古意识；其二，“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其三，“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识。现在看来，这一简单概括，虽然在逻辑的统一性与理论的自洽性方面，较之前贤的同类之说，的确有所超越，自有胜义。但坦率地说，正是为了追求这种逻辑的统一性与理论的自洽性，因而不免过于简率而失之于疏陋。当然，话得说回来，作为一部千古流传的人文经典，其内容之丰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归纳与概括的企图，都不免显得简单与粗暴，难逃鲁莽灭裂之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细读文本，入其壸奥，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而且，任何经典的经典性，都是在不断“温故而知新”的文本细读之中逐步开拓与彰显的。
总而言之，作为经典，即使《尚书》如何“佶屈聱牙”，无论是取径于文学抑或史学乃至经学的路径，只要潜心研读，总会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有待于开拓。经典阅读，可以提升生命的新境界；阅读经典，可能增添经典的新光彩。
（作者为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