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强调名分，君臣上下用语等级分明。但后世为人君所专用的一系列称呼并非自古已然，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如《日知录》说：“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余习。”“人臣有称人君者”，亦可被称“万岁”。“弑”字同样如此，细察其语义变迁，亦非自始即指臣杀君，而是自有其演变历程。正如陈寅恪指出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从“弑”字的语义变迁，可以管窥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变迁的轨迹与图景。
一
“弑”作下杀上之专称，此为人们熟知的文史常识。然而，秦汉时期的文献却呈现出“弑”含义的不同面相。
秦汉时期，“弑”并非均指下杀上，上杀下亦可称“弑”。《公羊传》载“昭公将弑季氏”，昭公为国君，季氏是臣下，此处便以“弑”字指上杀下。何休受后起语义影响而曲为之说：“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为如人君，故言弑。”验诸王符《潜夫论》，亦有“桓魋不节饮食以见弑”之说，桓魋为宋国司马，宋景公虽对其宠爱有加，但不至于视如人君，故何休的解释实为牵强。另外，毫无君臣关系的互杀也可称“弑”。如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公羊传》《穀梁传》述其死为“君弑”，即称齐襄公杀鲁桓公为“弑”。《史记》载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列女传》称公子负刍灭李园家为“宗族灭弑”。这些被杀者和杀人者均非君臣关系，却皆称“弑”。
此外，这一时期，下杀上也并非均称“弑”。如《管子》曰“臣不杀君”，《墨子》曰“教臣杀君”，甚至以严君臣之防见称的儒家著作，如《春秋繁露》亦屡称“杀君亡国”“臣杀君，子杀父”。可见，秦汉时期尚未严格区分弑与杀，二者往往混用。
这一现象与《白虎通》的释义相应。《白虎通》曰：“弑者，试也。欲言臣子杀其君父，不敢卒，候间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羊传》：“何隐尔？弑也”，熹平石经作“试”，可见《白虎通》不为无据。因此，朱珔认为：“弑本从试得义。”《释名》：“弑，伺也，伺间而后得施也。”“试”意味着对结果没有把握，“伺”意指因无把握伺机而动。《汉书》中“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其意指：甲伺机把闽越王杀死。因此，起初“弑”本无名分限制，只表示“试杀”或“伺杀”之内涵，倾向于指涉行为过程，与指涉行为结果之“杀”有异。钮树玉认为弑“不为悖逆造文”，不为无见。
二
以下杀上为“弑”的名分性表述，最早见于《左传》：“凡自虐其君曰弑”，但《文选注》却引作“杀”。因为无法排除后世改订的可能，《左传》原作何字实难遽定。《国语》中“下虐上为弑”亦然。最早明确“弑”字下杀上涵义的是《说文解字》：“弑，臣杀君也。《易》曰臣弑其君。”许氏与《白虎通》同引《周易·文言传》，却省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一句，或是意图消弭弑之“试”“伺”本义；同时，他又将以往典籍中各种类型的“弑”字用例都加以遮掩，仅以“臣杀君”为“弑”字全部内涵。
当然，许慎之说并非由来无据，“弑”于此前已附着了名分色彩。许世子止误杀许悼公，《公羊传》称“止进药而药杀”，承认他有杀君之实，但因他本无杀君之心，故又称其“不成于弑”，在伦理上免除其罪责。于此，“弑”与“杀”便有区别：“杀”是行为结果，而“弑”则有从伦理名分予以定性的意味。段玉裁注《说文》，以“述其实则曰杀君，正其名则曰弑君”区判弑与杀，于此有其合理性。
《说文》的解释预示着“弑”字语义政治伦理化的趋势：从本指无名分限制的“试杀”，逐渐趋向于隐含伦理批判的下杀上。因此，阮元说：“君臣父子之义定，则此字之书法读法亦定。”俞正燮也说：“弑者，畏忌之不敢直杀也。古语上下共之，秦汉以后始定于一。”当然，许慎虽确定了“弑”的名分意义，却未对其外延作明确限定：“弑，臣杀君也”，只说明凡称“弑”均指臣杀君，却未明确臣杀君是否均称“弑”。“弑”字语义此后的发展，在政治伦理意识的主导下进一步明确化。
三
俞正燮虽称“弑”之伦理内涵，“秦汉以后始定于一”。事实上，历史错综复杂，绝非边界分明，“弑”字伦理内涵之确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隋唐时期，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之间，仍普遍存在弑杀混用现象。
《经典释文》训释先秦经典，每谓“杀，本或作弑”或“弑，本又作杀”。可见陆德明所据底本与别本多有弑杀异文，此类异文所见共25处。对此，陆氏仅以“或作”“又作”注明，而不以“当作”订正，说明他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差异。在开成石经中，《春秋》同一则经文于《三传》之间，亦存在弑杀异文。如《公羊传》僖公九年经“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与昭公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穀梁传》《左传》均作“杀”。弑杀异文，《春秋》一字褒贬如何可能？可见与陆德明一样，其中均体现对弑杀混用的宽松态度。
由此可见，弑杀混用的语用规则，仍持续至隋唐时期。但与汉代之混用不同的是，此时之混用只限于下杀上，而上杀下则只书“杀”，不再见书“弑”之例。这是对许慎“弑”字涵义伦理化论述的呼应。
文献传抄难免“鲁鱼亥豕”，对古籍弑杀异文，段玉裁归结于“转写讹乱”。他据其所归纳的古音韵部立论，认为弑杀古音不同部，不相假借，从而判定凡混用必讹误。此说虽颇有附和者，但亦遭不少反对之声。朱珔、马叙伦便从音韵立论，对段说提出疑问。段氏以后，郝懿行、朱一新等学者仍相信“弑杀古通用”。转写讹误固然无法排除，但当版本差异成为普遍现象时，仅以讹误解释显然难以自洽。弑杀异文的普遍性，说明它在语用上具有合法性，并非全出于失误。对此，阮元之说值得参酌：“《三传》之字或有异同，否则以弑为杀，即失《春秋》第一大义。《三传》大儒不应不严一字之诛而错不较也。”倘若其时弑杀区分如段玉裁所言那般严苛，儒者传抄经传时不应不严加校勘，以致出现大规模异文。段玉裁以唐代以后更严苛的“弑”字语义审视唐代以前文献，如此难免处处捍格。
四
唐代是“弑”字语义变迁关键而微妙的时期。一方面，弑杀仍然混用，另一方面，“弑”之语义进一步突出其名分性。其间，刘知几起到关键作用。刘知几说：“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以）上皆谓之弑，卿士已（以）上通谓之杀。”他对《春秋》“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一类说法提出疑问：“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刘氏之意非常确定：弑—君，杀—臣，一一对应，界限森严，绝不混用。这种对弑杀严格分判的政治伦理态度，代表“弑”字语义此后的发展。
考今本古籍，除若干模棱两可之处，下杀上多统一书“弑”。这种整齐感便可追溯至唐儒的刻意改订。唐以前，经籍多有“杀君”表述。《经典释文》记载了73处“杀君”表述，其中25处底本与别本存在弑杀异文，另外48处底本作“杀”而不载别本。至开成石经便对这些“杀君”表述予以统一化处理：25处弑杀异文仅1处从“杀君”，其他均从“弑君”；48处无异文之“杀君”则均直接改作“弑君”。此前版本的“杀君”表述便淘汰殆尽。史称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后世校订经籍却往往据为权威。
唐代以后，针对古籍“杀君”表述的订正，仍旷日持久地开展。如对《春秋繁露》《公羊解诂》的“杀君”表述，凌曙、陈立等便订正曰“杀当作弑”。其甚者竟至“凡杀字皆改为弑”，将减杀亦误改为“弑”。这种严苛态度，与陆德明不辨弑杀，只注异文的做法迥异。陆氏对弑杀的态度，也被后儒批判。段玉裁斥其绝无裁断之识、不合正误之法，并说：“此何等大事，而谓圣人垂世立教之书本无一定之字，可以蒙混书之，待读者之定其字乎？”“《春秋》书弑，以立万世臣道之防也。”这是唐代以后订正古籍“杀君”表述的出发点，此中彰显着鲜明的政治伦理。周寿昌毫不讳言地指出：“史笔之严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杀弑两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卢文弨也道明其中原委：“凡经典弑多有作杀者，后人往往以名分改之，故与陆氏本异。”
思想史的演变情节十分复杂，每条思想线索的节点并非迥然分明。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清晰地看到，从许慎到刘知几到唐以后儒者，关于弑的名分性表达逐渐从弑杀混用中挣脱出来，最终成为关于弑的权威性诠释。若仅从传统语言学的范畴去解释这个变化，可能不得要领。
（作者：朱丽师、蔡智力，分别系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