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本期主持：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主题：科举制度与中国古代制度创新及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离不开各项制度的建设与创新。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选官制度，尽管有其弊端与不足，但从制度建设与创新的角度而言，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自隋唐至清末1300年间，这一制度以其特有且不断完善的客观公正性、开放性和适应性，把各地区、各阶层的有才之士源源不断地选拔到官僚队伍中，实现了社会良性流动，塑造了统一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观，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并助力形成了历代政权统治的稳固基础。系统总结其利弊得失，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制度创新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分别从科举制度建设的特点、科举功名体系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功能、科举对选官制度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探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各项制度的建设，科举制度便是突出的一例。科举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推行时间长达1300年之久，其选官功能经久而未衰，是中国古代最有效的选官制度。1300年的科举发展史证明，科举制度的创立、发展、完善，体现了制度建设的全过程，而且科举制度的建设始终伴随着历代考试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改进，从未停止，甚至在废科举前还在努力变革。科举制度的建设发展是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有所创新的过程。回顾科举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以下四个特点。
制度建设的全面性
科举是通过设科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涉及诸多方面、诸多环节。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注重制度建设的全面性，以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如对考试科目的设置、考生资格的确定、考官的选任、考场的管理、阅卷的程序、主管部门的确定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宋以后各朝更是为之不断努力，科举制度建设的全面性不断显现出来。宋代不仅在考试科目上做了重要调整，还确立了三年一开科及殿试制度，同时确立了固定的考场（贡院），推行回避制度，建立了一套防止舞弊的措施，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明代推行“科举必由学校”（《明史·选举一》），增加了童生试，又推行八股文，使考试向标准化的方向迈进，当然这也带有负面效应。清代的科举制度集历代之大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以各种方式增加科举名目，如恢复制科，广开恩科，建立宗室科目，设立翻译科，旨在为更多的人提供入仕的机会。其二，在会试中采取分省取士，以确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机会；在乡试中实行编号制度，分别规定录取名额，以确保偏僻之乡及少数民族子弟有中式者。其三，进一步完善科场条例，从童生试起一直到乡试、会试的资格审查，以及考官选派、出题、阅卷、录取等各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规定，以加强对整个考试过程的监管力度，旨在保证公平取士。对边远小省的政策倾斜，对土司科举之放宽，彰显了科举取士的笼络功能。其四，吸取历代之教训，全面推行落第政策，尽力安抚、安置乡、会试落第者，如发领落卷、恩赏老年落第者、推行举人大挑，旨在求得社会的相对稳定。其五，对科举经费的使用及管理完全制度化，如举人盘费、考官路费、科场支出等项开支，均按定制执行。可以说，清代的《科场条例》涉及考试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甚至细到考场用笔的颜色都有明确规定：乡会试考生用墨笔，誊录书手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笔，内帘主考用墨笔，同考用蓝笔，内监试官用紫笔，内收掌官及书吏用蓝笔，等等，以体现各有专司，各负其责。
制度建设的持续性
科举制度自创建以来，不断在改进、完善之中。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设在1300年间从未间断，即使在废除科举前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为改革考试科目，还特开经济特科，以破格求才。科举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公平公正，但几乎与科举制度同时诞生，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取巧行为就出现了。因此，防止舞弊从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仅以此为例，看看历朝在这一点上持续不断的努力。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因此造成考场请托盛行。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个官员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开创了榜后覆试制度。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同时严格了考场纪律，严格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文字资料入场。后又做了技术性改进，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即将试卷封印糊名。真宗时，始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誊录后再送考官评阅。此外，早在雍熙二年（985年）即设立了亲属回避的“别头试”制度，即考官与应举之人有姻亲者，令设考场别试。金朝在考生入场搜检环节非常严格，以至有人指责“解发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礼”。故金世宗大定年间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场前先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金史·选举一》）。明代防弊制度更为严密，除专设监试御史，以及弥封、誊录、对读、监门、搜检等专管官员外，还令考生入场后每人单独一号舍，由号军看守，发现有挟带舞弊者，“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万历《明会典》卷77《礼部·科举》）。清代对考生入场时的穿戴及携带文具等有严格规定，甚至所带糕饼饽饽都要切开查看。此外，为保证公平取士，清代创设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试制度、回避制度等。审音制度是在童生试中，为防止考生冒籍跨考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考生入场前先核对口音，确认为本州县人，方准入场。可见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中，历代对公平取士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制度建设的规范性
科举制度的发展，也是其本身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唐玄宗时，科举主管部门由吏部改为礼部，标志着科举考试机构完全从官员铨选机构中脱离出来，取得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科举制度向规范化发展迈进的重要一步。历经宋元，自明代始，科举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各级考试的规范化，这也是科举制度成熟的标志。如明代规定，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乡会试各考三场，分别于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进行；考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乡会试三场试题范围形式相同，且有明确规定，届时主持者照章办事即可。清沿明制，只是会试时间改为三月，三场试题略有变化。而清代在规范性的管理上更进一步。如乡试主考官一律由京官派出，且必须是进士出身。为保证主考官的文化素质，雍正朝开始推行“考差”制度，即对有资格任主考的官员进行考试选拔，称“考试试差”，简称“考差”。凡任乡试正副主考者，均按省份之远近颁发路费，且规定起程的时间。各省乡试试卷一律官办，均以官尺长一尺、宽四寸为标准，每本卷价定为一钱二分，全国划一。乡试揭晓，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内，中省于九月十日内，小省于九月五日内。榜后鹿鸣宴，均在各省布政司设宴。乡试结束后，各省主考例应将考试情况上奏折汇报，称“试竣折”。清代对“试竣折”中应汇报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为督促各省主考认真搜落卷，特补充规定，“各房落卷，令主考照例尽数搜阅，有无取中，于奏报试竣折内声明”（《清高宗实录》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辛亥）。各省举子进京会试，均按路程远近发给盘费，时称“公车银两”。乡会试放榜后十日，均发还落卷，令落第者领回阅看，以示至公。
制度建设的适应性
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情况，如朝代更迭的动荡，王朝的对峙（宋与辽、金），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元、清）等，但它始终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科举制度不但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形成诸多适应性的特点。如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上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元代取士，把蒙古人、色目人分作一类，汉人、南人分作一类，所考科目、难易程度均有区别。录取亦分两榜，元代尚右，故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揭于中书省门之右，称“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揭于中书省门之左，称“左榜”。金代为适应女真人应试，特设女真进士科。清初，为突出八旗的特殊地位，曾推行“满榜”与“汉榜”，后不分满汉，但规定各自的取中名额。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翻译科，只准八旗士子参加，凡乡试中式者称“翻译举人”，会试中式者称“翻译进士”。这些举措大大迎合了少数民族士子的需求，也将科举制度笼络读书人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清政府在治理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中，也推行了科举制。为了使科举适应这里的特殊情况，清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不仅在州县遍设官学，大力兴办书院和义学，还在地方官学专门设置少数民族子弟和土司子弟的入学名额，并严禁他省士子到这里来冒籍跨考。同时，增加乡试及进士名额。这些措施体现出科举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特殊情况的需要，但又不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科举在西南土司地区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自雍正以来，不断有土司呈请参加科举考试，便是有力的证明。
（作者：李世愉、贺晓燕，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WTC01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