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晋陕峡谷沿黄历史遗存考察”，我受邀参加。2022年2月28日，我们拜谒了极富历史传奇的“三义墓”。“三义墓”位于陕西韩城金城西南12公里处的嵬东乡堡安村东南一处荒废的村寨遗址中。“三义墓”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武和名士程婴、公孙杵臼而兴建的墓葬群。墓地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碑文三通。三座墓均为砖砌圆形墓，墓前均有碑楼。位置偏西北的一座墓碑上刻“晋卿赵文子墓”；向东南而行不远，有两墓相邻，分别刻着“晋公孙义士杵臼墓”“晋程义士婴墓”。
“三义墓”四周有断续相连的夯筑围墙，大体上呈正方形。入口处立有“陕西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一个遗址能够进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必定有某种历史依据，具备研究的价值。
春秋时代，发生在晋国统治集团高层的一场斗争，围绕着执政巨卿赵氏一门的劫难和复苏而展开。其中充满血腥、阴谋和传奇。但是，记载这段政治大案的历史书籍，却给后人留下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史记·赵世家》的记事；另外一个是《左传》的记事。我们可以从《左传》记事的人物关系、与相关历史大局的关联性而言，判断它更经得起推敲；反观《史记》记事，就会感觉传奇性太强、可信性不高。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斟酌的文化现象：从后世社会大众“接受”角度而言，《史记》记事的影响力远在《左传》之上。“赵氏孤儿”的故事流传极为广泛。
《史记·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传奇
大夫赵氏一族，在晋国历史上一直有很高的地位。赵衰是辅助晋文公流亡和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在晋国的地位与威望极高。赵衰逝世后，其子赵盾继任辅政大臣。其后，赵盾在拥立晋灵公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但是到了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晋灵公与赵盾君臣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赵盾侥幸逃脱了晋灵公的加害，在他出走但是尚未出境之前，发生了其族弟赵穿弑灵公的事变，晋成公在赵氏拥立下继位。赵盾中途复反，再掌国政。赵穿“弑君”很容易被理解为与赵盾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赵盾身为正卿，在灵公被杀的过程中，“亡不出境，反不讨贼”，这后半句的要害，是指责赵盾返回晋都重新执政后并未追究赵穿的弑君之罪（只是免其官职而赋闲），所以晋国太史董狐直接以“赵盾弑其君”来记载此事。成为后世所推尊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史官楷模。赵盾可以操控政局，却无法制止对其不利的舆论流传。正是这种或明或暗的舆论，成为日后赵氏遇难的“前因”和“伏笔”。
赵盾逝世后，其子赵朔按照规定继承其封邑和大夫爵位。赵朔为人相对低调，能力和威望明显不及其父。后来，赵朔娶了晋室之女赵庄姬为夫人（赵庄姬，也被称为“赵姬”，本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史记》误作晋成公的姐姐）。时势转移，到了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时任司寇屠岸贾联络贵族人物设谋诛灭赵氏。屠岸贾发起诛灭赵氏之谋，打出的旗号就是要为多年前被赵氏杀害的晋灵公“复仇”，把赵盾从秉国重臣重新定位为弑君贼首，从而力主将赵氏灭族。除了韩厥称病不出之外，屠岸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所谓“不请”是指屠岸贾未曾向晋景公请命而擅自发起了事变。这场被称之为“下宫之难”的惨案，赵朔及其兄弟同宗悉数被杀。昔日声望显赫的赵盾家族，在屠岸贾主谋、诸将共同参与的高层内部残杀中，走向了被灭族的深渊。
天不绝赵：赵朔之妻（赵庄姬）
怀有身孕，在大难发生之时，她避入宫中得到庇护。她的特殊身份，使得屠岸贾不敢公然对她加害。不久，赵庄姬在宫中诞育遗腹子，起名为“赵武”。屠岸贾得知赵庄姬生子，曾经强行入宫搜索孤儿。赵庄姬冒险以“置儿绔中”的方式侥幸躲过一劫。赵盾的门客公孙杵臼、程婴谋划营救孤儿出宫养护，以存赵氏血脉，借此而求异日复仇。两位好友之间有了如此一番对话：【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随后，二人依计而行，谋取他人婴儿，由公孙杵臼藏匿山中。程婴则以超常的勇气，扮演了“叛主卖友”的角色，以求取千金为谢的名义，出面告发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程婴带领诸将前往公孙杵臼和婴儿的藏身之处。杵臼故意当众怒骂：“小人哉程婴！ 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结果是公孙杵臼与婴儿被杀。屠岸贾以为赵氏孤儿确实已死，认定赵氏一族已被斩草除根，总算是放下心来。真正的赵氏孤儿赵武却依然健在，程婴携带他隐匿于山中而慢慢长大成人。
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景公久病不愈，召大臣韩厥入宫商讨治病驱邪之策。韩厥面诉赵氏之冤，诱导晋景公把自己久病不愈与赵氏先祖亡灵“作祟”关联在一起。在韩厥的辅佐之下，晋景公启动了为赵氏“平反昭雪”的密谋。景公与韩厥把赵武秘密召入宫中，利用诸将入宫问疾之机，景公借助于韩厥所属兵力为威慑力量，胁迫入宫诸将面见赵武。此时的诸将只能顺水推舟，把当年制造冤案的责任完全推到屠岸贾的身上。于是，在晋景公的安排之下，“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这些反戈一击的晋国诸将，转而与程婴、赵武联手，发起突然袭击，出兵攻打对宫中新变毫不知情的屠岸贾，灭其全族。赵氏家族原来享有的田邑都返回给赵武。当年屠岸贾发起“下宫之难”导致赵氏满门被杀，十多年后却惨遭灭族之祸。
按照这个叙事系统，赵武能够幸存，而有赵氏劫后复兴的传奇发生，最为关键的一环是公孙杵臼与程婴的设局相救。按照常人的思维，忍辱负重的程婴苦尽甘来，尽可以安享富贵了。但是，程婴却选择了另外的归宿：等到赵武举行冠礼，正式“成人”之后，程婴向各位大夫辞行，他对赵武说：“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其中的“赵宣孟”是故主赵盾。程婴决意自杀的原因，是要践行和公孙杵臼当年的生死之约。赵武啼泣顿首，一再请求程婴不可自杀，愿意竭尽所能回报程婴的救命和养护之恩。程婴不为所动，自杀身亡。赵武为程婴服重孝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程婴出人意料的选择，强化了“守信守义”的感人色彩。程婴、公孙杵臼两位义士的忠诚、智慧和义气，经过司马迁浓墨重彩的描述，足以感人肺腑，名垂青史。
以上所述，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所记载的历史传奇梗概。这段传奇故事，是否符合历史真实？ 其实，是大可存疑的。
《左传》记载的“赵氏内乱”脉络
《左传》对赵氏在晋国政治旋涡中的沉降与复苏的记载，与《史记》有许多不同。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左传》记事，根本没有屠岸贾其人。不仅《左传》没有屠岸贾，解释《春秋》的“三传”，以及记载春秋历史的另外一部史书《国语》，均无其人其事。
2.在赵盾死后，赵氏家族确实一度发生过变乱，所谓的“赵氏孤儿”赵武确实是在权力之争获胜后，重新获得封邑与位号。这是一场赵氏内部发生的“内乱”，主要的推动者不是别人，就是赵武的生身之母赵庄姬。这场“赵氏内争”表面看来是由“不伦私情”所引发，实际是反映赵氏家族内部的斗争。而且，赵氏内争又与晋国君主和强势大夫的权力之争纠缠在一起。真是一出历史大戏。
赵盾生前独揽国政，不仅晋君心生疑忌，其余各姓大夫也难免有嫉恨之心。在赵盾死后，荀氏、士氏、郤氏等三家大夫的势力在晋君的默许下先后崛起，而赵盾的四个儿子（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偏偏自行其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氏家族面对的形势本来很是凶险了，他们却没有自省和戒惧之念，尤其是赵同、赵括、赵婴三人，还在依仗是赵盾之子而骄横跋扈，在高层统治集团内部招人嫉恨。更惨烈的“窝里斗”在赵氏家族内部爆发，真是“祸起萧墙”。
《左传》记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此事发生在鲁成公四年、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此时，赵盾的嫡子赵朔已经病故，赵庄姬是孀居的寡妇，他们的儿子赵武尚年幼。赵武的母亲赵庄姬，为了给儿子争取到身为“嫡孙”应该有的地位，她力求在赵氏家族内部找到有能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庶子中最有能力却被闲置的赵婴，成为她最该争取或者是利用的对象。从赵氏的宗族辈分而言，赵婴是叔叔，赵庄姬是侄媳，两人之间的私通关系是乱伦。如果上面所作的政局与人事关系的分析可以成立，就可以意识到赵婴与赵庄姬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男女私通了。
赵婴与赵庄姬的“不伦”私情，确实让赵氏家族蒙羞。赵括和赵同兄弟二人联手，于晋景公十四年（前586年）将赵婴这位同胞兄弟驱逐出境，将他流放到齐国。至此，赵盾的三个庶子走向公开决裂。此后几年，赵括和赵同在晋国参与过相关外交和军事行动，算是赵氏势力的代表，而赵盾的嫡孙赵武，因为年幼没有获得政治身份。赵婴被驱逐出境，使得赵庄姬为了儿子所作的苦心安排完全失效，她对赵括、赵同兄弟的嫉恨，就一直在积蓄。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赵氏宗亲内部的大变局发作：赵庄姬出面告发赵括和赵同“谋反”。这位赵庄姬的“报复”真是凌厉无情，她以晋君之姐、赵家孀妇的双重身份出面告发，还拉上了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栾、郤两家贵族充当证人。而栾、郤两姓贵族对于晋景公有意整肃赵家的用心早就洞若观火！ 有如此内情，赵括和赵同就无法幸免了。晋国君臣发起了讨伐赵括、赵同的行动，将两家的人全部诛杀。事变之后，韩厥向晋景公奏请，以赵衰、赵盾父子的道德功业为凭借，要求保证他们的后代有人继承其基业。韩厥的奏请得到了晋景公的同意，随赵庄姬生活于宫中的赵武成年后被立为大夫，将赵盾的封邑田地悉数归还给赵武。赵氏宗族得以历劫而复兴。赵庄姬复仇成功，将仇人赵括和赵同全家杀戮，还给赵武挣回了赵家掌门人的身份；栾书等晋景公的心腹大臣完成了整肃赵氏宗族势力的任务；晋景公也因为抑制了专横跋扈的赵氏宗族而可以安心了。
这才是“下宫之难”的历史真相——被杀戮的不是赵盾和赵朔的全家，而只是赵盾的两个庶子赵括和赵同及其家人；赵庄姬不是此次事变的受害者，而是发难者；赵武是此次事变的受益人。
如何评价赵盾与晋灵公的关系，是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切入点。研究春秋历史的当代史学大家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中，就设立“晋赵盾专政”一条，直指赵盾是操控国政的权臣。他认为，晋灵公被杀，“此为春秋史上一大事，自此而晋国政权渐下移，大夫专政，以致内政多门，霸业不竞，卒致三家分晋之局”。另外一位研究春秋史的学术名家赵伯雄教授，在《赵衰父子与晋国政治》（收入氏著《经史文存》，中华书局，2022年4月版）有如下一段论断：“赵衰、赵盾的治国理念与为政风格，并非孤立的现象，在晋国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考察春秋时期赵衰、赵盾这一类人物的政治活动，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与实践往往为春秋末叶以来士人创建种种政治理论所取资。”他们讨论问题的关注点，越过了春秋时代的局限而有更深邃的审视角度。（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