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诗酒风流”？ 或曰：酒是诗媒，诗为酒华，故而生之。就二者的具象联系而言，此说不为无见。如若基于主体进行历史性理解，诗酒风流则是指藉由诗与酒的自然交融而呈现出的一种本体性超越境界，是人的一种审美化生存状态，是中国式浪漫主义的一种写照；它发端于《诗经》时代，成型于汉末魏晋，而光大于隋唐；从传世文献和典型人物看，《诗经》启其绪，“三曹”衍其波，陶潜、李白等构其范。
曹操《对酒》诗曰：“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这是追怀往昔，对酒歌太平，思圣王之治。《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这是横槊赋诗，对酒思贤，其底色是人生“奄忽若飙尘”的直觉与惊惕。曹丕既以酒极写宴飨之乐，如《于谯作诗》：“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罗缨从风飞，长剑自低昂。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又以酒呈露生命之慨，如《与吴质书》：“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植仿扬雄《酒赋》而再造新篇，痛斥酒“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同时也借纵酒之乐发抒人生之悲，如《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在对酒悲生这一点上，曹子建与乃父乃兄声气相通。
“三曹”的忧生之嗟，藉酒而见，因诗而明。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凭借诗与酒对生命表现出超越性的美学认知，故“风流”未显，陶渊明《饮酒（其五）》则有不同。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以齐一物我泯除有限之迫，以无我之境消解忧生之嗟，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确证了诗酒风流，而且建构了一种美学范式:无我超越。两百多年后，飘逸若谪仙的李白，以一曲《将进酒》建构了诗酒风流的另外一种范式：忘我狂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想落天外的空间意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悲惜命促的时间直觉。两句在笔意上均惊心动魄，感伤至极，在心绪上则赓续“三曹”等人的生命之悲而有过之，但太白的迷人之处在于，他能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万丈豪情一扫前贤之忧，以疾徐尽变的酣畅笔墨纵泄狂放无羁的盛唐情怀，从而留下“与尔同销万古愁”的不朽风流。
追本溯源，“陶李”和“三曹”诗酒书写的渊薮乃在《诗经》时代。“酒”字在《诗经》中共出现了60多次，其中直接写“酒”的诗篇就有30多首。一方面，酒是宾祭宴飨、冠婚嘉礼的侑助，生发饮酒遗世、忘形消忧之乐；另一方面，酒是刺激心神、耽溺声色的肇因，引发纵酒享乐、荒废正业之弊。饮酒为欢是振发人心的良途，但纵酒贪乐则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与社会痼疾，因此，在彼时与大量涉酒诗相伴而生的还有戒酒诗文。《尚书·酒诰》是最早的戒酒文，内中有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文王以殷商覆亡为镜鉴，以日常不饮、祭祀饮而勿醉为戒律，不仅将饮酒与个人的道德修为相连，更将其上升至家国存亡的高度。《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周公之孙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劝谏周穆王“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其意亦同。训令式的先王之教在《诗》文本中变得循循善诱，如《大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大雅·抑》：“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等等。曹植的斥酒之文其实也是源自此一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诗经》涉酒诗不仅多与宴饮有关，更与礼乐秩序相通。《诗经》多有“旨酒”之称，暗示美酒可乐，但其最终指向却在人心之和合而非身体之逸乐，《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即是其证。总体而言，《诗经》时代的诗酒书写多与个体德性、礼乐规制有关，而距诗酒风流较远，其根本原因在于饮酒之乐与戒酒之正均规约于社会秩序，个体的生命直觉与存在思考较少。
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献中也有不少篇章涉及诗酒，而且与诗酒风流存在某种关联，比如属于战国时代的清华简《耆夜》和属于秦代的北大简《酒令（四首）》。前者的背景是周武王八年，伐耆凯旋后，武王及一众大臣在祭祀文王的太室举行饮至礼，君臣举爵行酬，先后歌诗五首。其中，前四首《乐乐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类于雅、颂，最后一首《蟋蟀》几同于传本《诗经·唐风·蟋蟀》。这些诗既有劝酒为乐的期待：“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嘉爵速饮，后爵乃复”；也见纵饮勿过的挣扎：“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慆”；最后，周公歌《蟋蟀》，以“日月其除”等为发端，以“康乐而毋荒”为旨归，这与传本《蟋蟀》一致。不同的是，简本《蟋蟀》诗旨的兴发与总结是在宴飨行酬的语境下生成的，传本《蟋蟀》则不是，由此可见，前者与曹操《短歌行》的抒情结构很相似。《耆夜》歌诗中的《明明上帝》也有“月有成缺，岁有歇行”的描述。这表明，西周春秋时期的诗酒书写多遵循社会逻辑，指向礼乐规制等政治、道德价值，但在战国时代则出现了更多基于人的生命直觉而将诗酒相系的文本。
清华简《耆夜》歌诗是贵族宴飨诗，北大简《酒令》则具有明显的口语化特色和民间性风格。《酒令》其一谓：“不日可增日可思。……吾欲为怒乌不耐，乌不耐，良久良久，请人一杯。”李零先生认为这句话是说人生去日苦多，过往萦绕心头，痛苦不可排遣，只好解酒消愁，其总体意蕴与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所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相似。更重要的是，“不日可增日可思”一句常见于汉镜铭文，是秦汉习语。所以，在秦汉之际已有藉由饮酒消除个体忧生之嗟的诗文本出现。《酒令》又谓：“饮不醉，非江汉殹。醉不归，夜未半殹。趣趣驾，鸡未鸣殹，天未旦。”意思是说，除非饮酒多如浩荡江汉，否则不会轻言醉倒；除非饮酒至夜半鸡鸣，否则不会驾车急归。斯言虽有酗酒之虞，但亦见“竹林七贤”之一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的不羁之风。《酒令》四首中更堪注意的是这首诗：“一家翁妪年尚少，不大为非勿庸憔。心不翕翕，从野草游。”这对老夫妻安分守常，随心自适，偶有不顺，藉酒消忧，醉倒即与野草同卧，神游天地之间，所以他们年岁虽然已老，但心态依然年轻。该诗的意蕴类似陶渊明《饮酒（其五）》，以与天地同化的无我之心，超越生活烦扰和生命焦虑，达于自在之境。可见，北大简《酒令》对人生状态的呈现和生命精神的抒写，比清华简《耆夜》更具本体性和审美性，更接近“陶李”的诗酒风流。
统而言之，诗酒风流及其美学范式，经由《诗经》的德礼映现而“三曹”的忧生悲我，至“陶李”的无我忘我，循进而生；清华简《耆夜》和北大简《酒令》的出现，则令我们可以寻幽探微，略窥其在战国和秦汉之际的嬗迁史。
（作者单位为扬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