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考察时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势必会推动我国文物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吐鲁番是一个享誉中外的绿洲城市，国人想到吐鲁番第一印象便是那里瓜果飘香，高温炎热。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火焰山、葡萄沟是当地对外宣传的名片，但吐鲁番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丝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古城遗迹：彰显文明多面相
吐鲁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而在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当属吐鲁番。吐鲁番位于吐鲁番盆地，是中国内陆海拔最低点，这里夏季极端炎热，热量不易散发，全年降水量极少，平均年降水量仅为16毫米，而蒸发量则达到了惊人的3000毫米，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大量的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吐鲁番境内不可移动文物遗址149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分别为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苏公塔、阿斯塔那古墓群、台藏塔遗址、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洋海墓群、吐峪沟千佛洞、伯西哈尔千佛洞、阿萨古城、柳中古城、古代吐鲁番盆地唐至清军事防御遗址，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两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以及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14处。
可移动文物情况则较为复杂，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国力孱弱，西方列强打着科学考察探险的名义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文物进行了大肆掠夺，吐鲁番是其中的重灾区。先后有俄、德、日、英等国的探险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盗掘，盗掘的文物以可移动文物为主，这些文物出自吐鲁番盆地的古墓葬、古城址、石窟寺等，主要以纸质文书、纺织品、墓志、陶器为主，除此之外他们还对不可移动文物石窟寺中的壁画进行了盗割。国外探险家的盗掘行为，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主要收藏在德、英、俄、日等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及科研院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其中以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成果最为重要，出土文物以文书为大宗，这些文书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手材料，能够补充正史所阙，因此受到了国内外史学家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对文物工作关注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吐鲁番的考古工作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工作有加依墓地、胜金店墓地、洋海古墓、吐峪沟石窟寺考古发掘，这些遗址及所出土文物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从青铜——早期铁器时期至清代，前后历经5000余年，这些文物囊括了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像儒家文化、萨满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文化遗存则明证了新疆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之地，新疆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吐鲁番学成为绝学新领域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并称为姊妹学科，皆为国际显学。敦煌学是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开端，以藏经洞所发现的文献及莫高窟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文字、艺术、音乐等专业。虽然吐鲁番学的研究内容与敦煌学几近相同，且二者同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关系极为密切，这也是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被称为姊妹学的重要原因，但吐鲁番学的研究对象较敦煌学更为广泛，吐鲁番学以吐鲁番周边的古墓葬、古城址、石窟寺及这些遗迹所发掘的出土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内涵与外延无疑更加丰富。
吐鲁番学能成为国际显学，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学者打着探险考察的幌子，在吐鲁番及周边大肆盗掘、购买文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被劫掠至圣彼得堡、柏林、伦敦、京都、新德里等地，引起世界各国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他们对这些文物展开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学问，时至今日国内外仍有大批学者对其保持着高度关注，投入了巨大研究热情。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相比一向号称难治，二者发展道路也有所不同。敦煌文献虽然大部分流失海外，但毕竟有相当部分留在了国内，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保存得相对完整，加之近年来敦煌文献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学者们可以足不出户便可以利用敦煌藏经洞的资料，这给学界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吐鲁番的情况与敦煌相比则复杂得多，数量众多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文物被掠往国外，就连石窟中的精美壁画也未能幸免，这些流失海外的吐鲁番珍贵的文物，由于种种原因，仅有少数得以公开，许多还躺在国外博物馆与研究机构的库房中，国内学者很难看到。虽然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但这也使得国内吐鲁番学的研究缺乏实物和依据。敦煌学与吐鲁番学虽被称为姊妹学科，但20世纪前半叶我国敦煌学的研究是远远超过了吐鲁番学的。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及考古队，吐鲁番也有了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吐鲁番境内的古城址、石窟寺等文化遗存及文物进行了普查与维护。特别是1959至1975年，为配合地方建设，在国家的资助下，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3次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内容丰富的各类文物，时代上讫南北朝，下至唐代，以出土文献为大宗。1975年，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对这批珍贵文献进行整理，出版有十卷录文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后又出版了大四卷本的图录本。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吐鲁番学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83年，由季羡林等先生牵头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吐鲁番学的名称得以确定，吐鲁番学以此为契机得到了长足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吐鲁番地区逐渐形成了专业的文物保护队伍，有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成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在各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文管所。其间也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发掘清理工作，及时发表考古简报，并出版有《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艺术》等专著。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成立，在吐鲁番学的诞生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吐鲁番学研究机构，吐鲁番学研究人才队伍初步建立起来，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五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地扩大了吐鲁番学在国内外的影响。由吐鲁番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吐鲁番学研究》至今已经公开发行26期，刊物及时刊布吐鲁番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业已成为国内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长期以来为吐鲁番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学术贡献。此外，吐鲁番学研究院还积极与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将近年来的考古新成果整理出版，主要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新疆洋海墓地》《吐鲁番晋唐墓地》等，及时的向学界公布了吐鲁番考古的最新发现，为吐鲁番学的研究提供最新研究资料。
吐鲁番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及长治久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鲁番学为中国边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缔造新疆历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实，同时又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了有史可依的正面回应，是对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谬论的有力驳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文物事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文物工作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总书记考察吐鲁番，对当地文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盼，吐鲁番文物工作者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吐鲁番文物事业发展推向新境界。
（作者：武海龙，系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部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