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该句出自《孟子·离娄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引用了这句话。一个“诚”字,在儒学史特别是北宋以来学说发展中意义非凡。
考镜源流,《说文解字》中以“诚”“信”二字互训,指真心实意,既不自欺,亦不欺人。饶有况味的是,如此关键的命题,在《论语》里面仅出现两次,其含义较虚。百余年后,经孟子发挥,“诚”获得重大进展。综观《孟子》全书,“诚”字出现22次,基本含义是诚心、真意,与性善论相关联时,特指反求诸良心本心,听命于良心本心之际应有的心理状态。
这句典故的上文是:“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循着孟子的思路,一个人能否成就道德,主要视其是否真实诚心,这叫“诚”身。毕竟道德的依据在于内心,如能对己之内心真诚不二,一切随心而动而定,不打丝毫折扣,不生半点杂念,于反身体认中发觉世间所倡导所公认的德行标准,皆恰如吾心之所欲,又恰为吾心所固有。如此,个体便感到内外如一,外界一切良善和德行,符合我的心境,真实不虚,即“反身而诚”。经历此番过程的人,自然对得住亲人、朋友、上级、百姓,堪称无愧于心。
孟子着意强调“诚”身的前提是发现并放大自己的内心善端,此之谓“明善”。孟子实际已将“诚”之于个体的重要性阐释得极为透彻,紧接着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进一步把“诚”喻为天道,赋予其形上意义,并强调与这个“天之道”相对的“人之道”乃“思诚”。所谓“思诚”,就是要求人通过反思而做到诚心。在自反的意义上运用“诚”字,并力求以“诚”于天人交界处有意识地安放一接榫,从而达到由天过渡到人的合一状态,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的一大创新,彰显出其学说的恢宏气象,亦是其性善论的核心概念。假如说“心”是孟子整座思想大厦的基柱,那么“诚”便是维护基柱矗立的牢固砖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出的《中庸》里以较大篇幅探讨“诚”的概念,并提出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新论述。彼时思想界,孟子意在沟通天人关系的“诚”,尚面对多方的挑战,这恰是留给《中庸》解决的时代问题。众所周知,老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重大命题,孔子虽胸怀沟通天人的深沉使命,但始终引而不发,孟子以“诚”揭橥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可惜落脚点偏重人的一边。后继学人就此多有探讨,如庄子“游乎天地之一气”的主张用力过猛,径直将人拉回自然界,弱化了人文色彩,荀子则倡言“知有天而不知有人”,把天与人斩截得明明白白,无疑滑入了另一极端。面对二元对立的学说分歧,《中庸》讲“诚”,实是正逢其时,不得不发。简言之,《中庸》一面紧扣人性谈自然,“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从而推演出人道即天道,人生界即宇宙界;另一面申明天道不息之健也是人性之德,既然是德,则须报以“至诚”。唯其“至诚”,才能“自强不息”,方可“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一种立足德行的宇宙观喷薄而出,后经宋儒之发挥与建构,遂成为古人探究天人关系、追求由内圣开出外王之境的密钥所在。钱穆先生认为在剖析天人合一问题上,《中庸》以“诚”为津筏,“一转手间,却有绝大思致、绝大聪明。那是思想界的一大翻腾”,洵非过誉。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征引孟子论断,殷切希望企业家要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仔细体味,孟子所讲之“诚”对当代中国社会依然极其重要。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讲求诚信,首先当存心养性。孟子曾讲“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人天生就有诚善之性,但其生来柔弱,特别在一个速朽世俗的时代,容易被外物所熏染而变质,故专心致志地反身以诚,不断耕耘浇灌心中这片净土,方可让诚善之树茁壮成长。
其次须立乎其大。道德基础筑牢,则需要更高的理想信念去引领,“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也是中央再三强调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深刻用意所在。人只有忠诚于信仰,才能让良善充盈整个生命,无论面对危难还是诱惑,都能以信仰之大体战胜私欲之小体。
再次应无愧于心。人生不过百年,不少人胸怀宏愿欲成就一番事业。然而直道而行者却常常遭遇一些精致利己之徒在竞争中“弯道超车”,如此现状不仅诱使人们基于利益考量而背离诚信,长此以往,便是整体社会流行解构崇高、走向虚无,甚至引发价值信念的失落。因而这更需要从传统诚信思想中汲取资源,以启示今人。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