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辞世的噩耗,不由黯然神伤。去年秋天在上海开会,未能见面,他一直在住院疗病。前些时候,家乡锦溪镇托我联系,要给他送去《锦溪镇志》。后来辗转找到王东教授的联系方式,由他代交,才算放心。
想起几年前,我曾陪王家范教授回他的母校昆山中学讲学。他非常高兴,说离开昆中后,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连续两个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睡。他说,读高中时家境拮据,付不出每月二三元的伙食费,每次都是班主任朱其超老师帮他渡过难关。要给中学生上课,这位始终在大学执教“中国通史”的教授,竟十分紧张,不知从何讲起才好。这让人感受到他的敬业。
那天,他特意署称“同乡、同好”,赠我一册《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这是他的学术随笔结集。捧读后,勾起了很多联想。
在江南地区史研究中,关于经济和文化重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的分析,王家范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五口通商后,何以唯有上海能独占鳌头,获得非凡的成功?上海取代苏州后,江南城乡经济(包括苏州)整体上衰落了,还是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江南腹地何以在活跃了六七十年之后,大部分乡镇却渐归沉寂,这与上海发展的局限有没有关联?这些,十分发人深思。
“上海最重要的潜在优势何在?洋人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放眼于整个长江流域。但上海前期的发展,说依恃的优势却在下游,即明清以来江南农村商品化程度高于全国的特殊“经济情势”,以及所谓“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的历史积淀(珠江三角洲也有这种优势,但稍逊于江南,且大吃僻处南隅的亏)……帝国内敛和特权化的社会品格框定了它发展的有限性。苏州这一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及其限制,其根子亦在这里。因此明清江南经济在三四百年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上海的开埠,却激活了这种似活却死地区的经济潜在能量……”
王家范教授治学严谨,且很擅长以诗性的语言阐述、评判史实。他是以史学为舟,文学作桨,坚韧地漂泊在历史的漫漫航程中。他坦言:“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在他的文章中,曾道出了上海以外贸兴市引发一系列变化,真正坐实左右全国经济“惟一中心”地位的缘由,一语中的:“上海的成功并非‘天数’,实固有其腹地经济宽阔雄厚和密如蛛网的河道即四通八达的‘地利’优势,方助其成就‘中心’之大业。”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构成的众星拱月的格局,是从明清时代就开始的。而以吴淞江为核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道,是先天的地利。那时候,满载货物的船只集结在上海浦。沿吴淞江来往于苏州、京杭大运河以及江淮地区的船只,也频繁进出于上海浦,贸易中心就这么形成了。很快呈现“人烟浩穰,海舶辐辏”“番商云集”的局面。
明清之际,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特别是清朝取消海禁,给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上海在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今天在一市三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决策,我们愈加体味他提供的历史依据的有效。
《中国历史通论》,是以王家范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被誉为“当代的《读通鉴论》”。他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呈现自己所理解的“中国通史”。作为后学,我十分愿意读他的著作,更喜欢听他以略带乡音的普通话,阐述对先乡贤顾炎武、归有光、王韬学识的见解。可惜,一切只能存留于记忆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