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36号”，是建国以后诞生的一个文化地标，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今学术文化精品和字典辞书传播的核心文化高地。“王府井大街36号”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它何以成为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景仰的圣殿？本文作者卢仁龙，用他温暖有力的笔触，叙写他与“王府井大街36号”的那些年那些事，带我们跨过岁月的阶梯，一同走进这座文化传承与构建的最高殿堂。
作者卢仁龙（左一）与导师杨明照先生（左三）旧照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建国以后诞生的一个文化地标，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景仰的殿堂，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今学术文化精品和字典辞书传播的核心文化高地。
王府井大街36号
“王府井大街36号”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北侧是首都剧场，往南边200米是一东正教堂。原来为王府大街64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造的办公场所。“文联大楼”落成于1956年，是一栋青砖西式丁字楼建筑，主立面坐东朝西，总面积为七八千平米，五层大楼，含有地下一层。
1965年，王府井改为“人民路”，1971年，为了承接和完成毛主席重视的国史《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推进与出版的具体落实，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定稿，中央决定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个单位，已经解散的文联机构其所用大楼交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使用，从原办公地翠微路迁入这栋大楼，地址是“人民路36号”。
1978年，人民路复名王府井大街。1979年，两大机构经历了八年共署合并后，经国家批准，恢复独立建制，并进行出版分工：中华书局承担古籍整理与传统学术文化，商务印书馆承担西方学术的引进与翻译、字典辞书的出版。从此，两大出版机构在各自规定的领域里得以重建。于是我们就看到，两大出版机构所有出版物上同时出现一个醒目的地址“王府井大街36号”。
自七十年代起，大楼正面悬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个白底蓝字的匾额，左右并列。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机构一直合署办公到1997年，期间，中华在一、二楼，商务在三、四楼，五楼及顶楼部分共用（部分改为两家单位的生活用房）。1998年底，中华书局迁入太平桥西里38号，“王府井大街36号”就完全成为商务印书馆独立的办公场所。
这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建设起来的办公大楼，墙体都是用青砖、平直双排的，比其他一般普通建筑要厚一倍，用材是当时一般建筑至少两倍甚至超过两倍以上。主楼中有一个相当规模且带舞台的大礼堂。大楼每层空间都很高，走廊十分宽敞，给人视觉上的敞亮与舒适，胜过新建的各类公共建筑。自建成以来，只有商务印书馆创业一百周年馆庆时内部装修过一次。
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有多层台阶的大楼，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大的改变，依然保持原样，有厚重之美，雅洁之感。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这栋大楼可能是中国出版业最大规模的办公场所了。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四十年来一座万众瞩目、辉煌灿烂的学术文化最高殿堂。
一个地名及大楼并不重要，比比皆是，但能成为文化胜地乃至文化殿堂则是一个机遇与创造。编辑队伍在1971年陆续从湖北咸宁干校开始归队，包括中华书局老领导金灿然、宋云彬，老编辑杨伯俊、傅彬然、刘起釪、储斌杰，集聚在“王府井大街36号”楼。由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负责两个出版机构的领导工作。第一批是整理《二十四史》的核心团队和《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编辑团队，开始从翠微路来此上班。他们是启功、张政烺、王仲荦、唐长孺等老先生，从北大及全国各地文革前分配到中华、商务的年轻一代也开始重拾业务。但随后八年，众所周知的原因，老专家或故去，或抛荒不用。除《二十四史》项目因为要全套出版，工作比较紧张忙碌外，其他的一直也没有多少动静。商务承担编印了一批外国史与翻译著作，白皮书，仅供内部发行。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顶合影。启功先生亲笔。中华书局供图
以1979年标注“王府井大街36号”作为产品地才真正开始新的时代。中华书局推出众所周知的《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全唐诗，古典诗文集、名家学术专著《古代汉语》教材及《文史知识》月刊；商务印书馆推出《现代汉语词典》（正式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辞源》、各类外语词典、外语读物，许国璋《英语》教材、《英语世界》月刊等。这些产品，如水银泻地一般，发行到全国各地，为满足全社会一时书荒、大学教材提供、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并以严谨、高规格的文化学术产品而著称于世。从此，“王府井大街36号”一时成为全国读书人的文化灯塔，源源不断推出的中外经典的产品，填充着每个读书人的书包、案头空间。可以说，当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所读、所用的书籍，绝大部分都必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这行小字，包括使用最广泛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每一册书上都有。
就这样，“王府井大街36号”从一个出版物通讯地，变为作者、读者的文化驿站，成为广大读者心目中的文化圣地。她在出版物上的出现频率之多，可能只有《人民日报》上“金台西路2号”这几个字可以相比。现在作为商务印书馆总馆办公地，各分机构编辑出版物依然写着“王府井大街36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王府井大街36号”这个地址应该都会持续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上。
文化殿堂的建构是有分量的作品与知名的作（译）者所垒成的。如果打开两家机构的书目，就会发现古今中外一流的学者、作者、译者占据着最大份量，换言之，几乎所有的一流学者大师都为此奉献了最精彩的著译、名家名译。
今天、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也可预见的是，学术界、文化界有自信和成就的人，无不希望能跻身这两个文化殿堂，出版自己的代表作为盼、为期。是啊，作为学者、文化人，谁又不愿和大师比肩共舞呢？
在我曾经所接触的作者中，无论是取得多么高的成就和影响力的名人，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在这两家机构出版都怀着谦卑和诚恳之心，甚至担忧，一旦雀屏中选，则无不颔首称庆，心中释然。我亲历过的王利器先生大部分著作，顾廷龙先生、徐梵澄先生、钱钟书先生手稿，李学勤先生作品，厉以宁先生诗词集，台湾严灵峰先生作品，无不如此。
这座辉煌的学术殿堂，数十年来，推出的出版物受到一代又一代的的读书人乐求、赞誉。严谨的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学生的培养中，最突出并强调的就是“中华版”“商务版”，这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共识与标准。在出版繁荣的今天，两家机构的出版物很少受到物议。文化的力量和学术尊严，在“王府井大街36号”得以彰显、弘扬、光大。完全可以说“王府井大街36号”承续了历史，接续着未来，最终铸就出人们心目中最高大、最庄严、最敞亮的学术殿堂，因为那是这个时代无数精英共筑的丰碑。
“王府井大街36号”作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学术出版的最高标准，自然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向往和自豪的地方。当人们有机会走入这个大楼，或者收到来自“王府井大街36号”的信函，甚至一册心仪的书，都会产生一种独有的快乐和满足，乃至无以言衷的自豪感。
“王府井大街36号”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从业者最令人称道的文化与学术的乐园。自七十年代以来，这里堪称是中国学术界来往最为密切和出版界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
为提供文化精品的作嫁衣者是这两大机构中几代编辑及出版人，就我所见所知，我们的这些编辑师友绝大部分都是学有专长，甚至为行业内出类拨萃的学者，从事产品生产的人，也都是精通业务或从业数十年的专家。
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
在这两大机构中，为学术界、文化界众所周知的人物数以百计，在《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大事记》（2017）和《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中都可以检索到其名。如果你有兴趣翻看，一定会十分惊讶，诸多名震中外的学者，曾在这栋大楼内工作、奋斗过。当然也会发现，在数以百计的名单中，全国各地、全社会文化行业乃至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是从这里走出。
专业的训练与发展平台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我深感在这两者之间均有最多的受益。开始受恩于导师杨明照先生的培养而奠定我专业所长，而工作第一步迈入中华书局这个大平台，更是人生的第一次飞跃。
我与“王府井大街36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大学读书时代，研究生阶段因为专业方向是古籍整理，所读的绝大部分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每天离不开手的《辞源》（当时正在陆续分册出版），这些书上都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
1987年7月底，二十四岁的我有幸受到中华书局副总编陈金生先生的邀请，从成都来到北京，登上了中华书局这个大舞台。记得报到之前，我已经将物品发送到“王府井大街36号”，记得电报挂号是6454。入职中华书局，我被分到陈金生先生分管的哲学编辑室，开启了我生活与工作的第一个文化里程。中华书局十年的经历，给我滋养、培育，尽管那段时期正处于古籍出版之低谷，但我所获得的经验和人脉是常人无法比拟的，而且许多经历都是“王府井大街36号”独有的。
首先是接触到中华书局几代编辑，名家人才众多，而且几乎个个都是专家，如近代史权威李侃先生，古史专家赵守俨先生，文学史大家周振甫先生、傅璇琮先生、程毅中先生，古文字学专家赵诚先生，中外研究史专家谢方先生等，以及北大文献专业文革前三届、改革开放后三届多半在中华，这批人才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具体工作结合，加上敬业精神，所形成的学术文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和我们这些晚辈均以同事相称，不像学校有师承门徒辈分，互相帮助，对我而言，获益无法形容。
其次是中华书局有一个不为外人知、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楼上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也很丰富。对面又有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相距不远。举例来说，我一个人就可以使用两套道藏（一套精装，一套线装），一套放家，一套放办公室，作为编辑加工《云笈七籤》等工作而用。我到局的时候，主管这个图书馆的先是后来成为专家的老干部、福建人方南生先生（出版有点校本《酉阳杂俎》），之后是北大图书馆专业毕业的南丽华女士、梁静波女士。一次，方南生先生想让我看元版的《通鑑纪事本末》，结果掌管之人未上班，就没看成，之后也没有再续前缘。
第三，和作者的联系，来稿的处理以及各路神仙的往来，让人感到完全是进入一个神仙世界。如王世襄先生，一不留神就骑着自行车来了，有时还带着骑伴——故宫的朱家溍先生。办公室坐一会就走，也没什么事。北大哲学系的楼宇烈先生，因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辑》连续做，他会定期来取校样。《读书》杂志的赵丽雅（扬之水）女士是个书痴，凡中华出的书籍必读，让我们内部七折代购（我离开后她又找到了新的代购方）。只有陈鼓应先生来时比较特别，有车、有司机帮着搬书。
此外，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同批入职的有十五人，均是从各地高校来的不同专业人才，也是中华首次大批从非北大文献录用（只录了北大一人），和同一楼的商务年轻编辑群体也相处甚欢，加上前几批从北大文献专业分来的二十多位，共同工作生活，所以大家无论是生活、工作都其乐融融。
在这个舞台上，我虽然没有机会表演，但却作为一个编辑，十年间，编发了《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两大系列其中的一些古籍经典之作，包括《管子集校》《颜氏家训集解》《墨子校注》《盐铁论校注》《抱朴子外编校笺》，策划启动了《道教典籍选刊》，还编辑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古佚书辑本目录》《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老子臆解》《孝经译注》。不过，我最多的工作是审读来稿，受部门主任梁运华先生器重，承担哲学室几乎所有来稿审读，之后写成审读意见。十年间，至少写了数十份，每一份至少千字以上，应该还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这项工作在梁运华先生严格要求下，每一种书稿都要下功夫，因为，几乎每一部书稿都是作者一生的心血，但我们又必须按中华书局的要求与标准，提出完全可信的意见。如我退过潘雨庭的著作，还有些作者的作品有价值而不完整，如李永晟先生点校的《云笈七籖》。正是这些工作的推动，我在十年间，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作者。
我在这个文化学术乐园，得益于宽松的管理环节，十年的历练，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文化营养，包括学术、见识、工作经验，得以成长。此事唯有感恩，感念终生。
1997年底，中华书局从“王府井大街36号”搬到太平桥西里。尽管新的领导班子全体人员专门与我交流，但我受时代的影响和个人原因，给班子留下一份长达万字的发展策划方案，选择离职，时年三十四岁，正是王云五执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年龄。从此，我开始在体制外从事出版工作至今，已三十三年了。
1998年，我离职中华书局，加盟社会力量投资的大型文化出版工程——《传世藏书》，因为也是古籍出版，我首先曾力促与中华书局的合作，因各种原因未果，但诸多的老专家、老编辑都积极支持参与，如王文锦、陈金生、许逸民、梁运华诸先生都是《传世藏书》点校者。我的老领导，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是总主编之一，也是对我参与新事业的最大支持。
大约在1999年，当时年青的编辑室主任常绍民兄同我讲，古籍出版这块一直没有恢复，可以合作从《传世藏书》选择出单种，并冠以商务印书馆原有品牌《国学基本丛书》推出。这自然是好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十分支持，迅速签约合作，又拔选出专门的办公室两间。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我又以一种“身份”回到了“王府井大街36号”。
2002年，我开始筹划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刚刚萌发此议，商务印书馆常绍民兄热切相邀，与商务一起完成大业。我们马上就找杨总谈合作此事。杨总当机立断，《四库全书》出版是商务前辈没有做完的事，做完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实现，我这一任就可以做到两件事：一是把《新华字典》发行量超过《圣经》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出版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四库全书》。杨总还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曾是中华书局的人，不要有顾虑和我们合作而没有给中华书局，大家都是一个楼的朋友。这个苦事、难事让我们一起做吧！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照
2004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会议
经过两年的筹备，2004年，在得到国家有关批复后，我们合作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在办公大楼配设项目办公室（专门挑选108室），安排专门班子合作，“王府井大街36号”又成为我行走的落脚点。2005年年底，首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问世，商务印书馆为此在大楼二层最好的位置，用近百平米的空间，设“文津厅”，专门展示这一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内布置有“二厅一室一斋”，另一厅是“新华厅”，以“新华字典”冠名，主要用于馆务重要会议。面积与“文津厅”大小相近，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完成首次工作会就在这个厅召开。“一室”为馆史陈列室，是利用一处不可作办公场地的过道空间，“一斋”则为菊生斋，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字菊生）而设。
“文津厅”内空间高大，气势恢宏的一墙排开36组专制的红木书柜。这些书柜都是由时任副总经理的江远先生专心请人设计、督办的，每组书柜上都雕刻着“文津阁四库全书”与“商务印书馆”，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领导人气概。每组书柜庋藏着“十二合一”与“四合一二个版”全套及《清史资料汇编》等。其他三面墙，悬挂着名家题辞书法。东墙主位是任继愈先生所题“文津阁四库全书”墨宝，书柜对面是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兄，台湾知名学者龚鹏程兄的题辞。自“文津厅”设立以来，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贵宾接待厅，凡领导视察、贵宾来访，都是首站。关心、支持《四库全书》的重要朋友来访，我也是一一陪同参观，十多年了，我每次走入“文津厅”，都有一种释然与快慰之感。
文津阁四库全书
随着文津阁《四库全书》各大版本与专题、单种的陆续推出，产品总量已近三千册。“文津厅”，36组书柜总容量只能放二千册左右（每柜三层，每层放20册），只好外溢。在寸地寸金、办公空间有限“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历任负责人，都将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馆各部门，上下员工都是以最大的关注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品。在“王府井36号”大楼附近，商务有第二办公区（“王府井灯市口100号”），又设专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新品展示区”，环境典雅，布置极其用心。《四库全书》（典藏版）（200册）及许多专题、单种、文创，均展示于此。
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全套三万六千多册推出后，当然无法腾出五百米以上，而且空间要求很高地位置来陈设。最后选择在“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前面，商务印书馆建立了“涵芬楼”，在这个完全对外开放的文化空间，二楼最主要的位置，部分陈列的就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12个（全套120架），让每一个步入“涵芬楼”的人，都可以领略，感受这一再生的文化国宝。
如今，“王府井大街36号”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辐射作用。印有“王府井大街36号”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函，2016年成功地进入故宫，恢复了文渊阁这一中国历史、故宫文化坐标。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话说，我们不仅寻回了失落的历史，更是为五百年以后留文物。
在总经理于殿利的策划与整合下，商务印书馆和福建省海峡两岸博物馆合作，在福州长乐合作存设了全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原函。令人感慨的是，于殿利兄在任内最后的时候，在疫情下成功展出。我们相信，这一地方文化地标不仅拥有了真正的灵魂，而且，通过与古今对话，两岸交流，《四库全书》将发生无法替代的价值。
近二十年间，得馆方支持，除共有的《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外，我们还合作创建了商印文津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诸如，我们一道策划，我负责辑录创始人张元济的诗——《涉园诗录》，用雕版线装方式问世，既是对张元济的礼敬，也成商务印书馆周年纪念的文化珍品。
总之，商务印书馆历任领导都视我为商务印书馆之一员，商务印书馆集体照里有我，我的员工也参加商务工会集体活动。就这样，走到今年，未来也许可期。
希望过往一切，皆成序章，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在书局，近二十年与商务印书馆近似合体。今后，仍会继续不断到“王府井大街36号”访友、说事。再过三年，我就出入其中36载了。
最后，我有一个梦想，“王府井大街36号”如未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博物馆”，或陈设全套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架原函，最好是二者合一，那将是时代的荣光，历史的永恒。
文末附上目录：
“王府井36号”/卢仁龙著
目录
序
前言
一辑：出版追寻
寻找现代出版史上的失踪者——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
文化灯塔——《出版家张元济传》结语
文化圣人的背影——高梦旦往事六章
中华书局百年启示录
中华书局老编辑群谱最录
学术巨匠 出版大家——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题记
一位厚德载物的文化侍者——追忆出版家杨德炎先生
携手同舟三十载——王涛别记
二辑：四库感怀
一个皇帝的诗情与梦想——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文辑录序
一位法国总理与《四库全书》的不解之缘
西儒与使者——欧洲走进乾隆与《四库全书》的故事
生命与精神的驿站——纪晓岚与福建的文化情缘
任继愈先生与《四库全书》
九十年的追寻与梦想——《四库全书》出版纪事
超越梦想 重塑辉煌——写在《四库全书》原大入藏故宫文渊阁之际
三辑：漫笔五篇
钱钟书手稿（中文笔记）编辑出版小记
画坛又谱广陵散——《林纾书画集序》
杨明照先生学术活动漫记
书为晓者传——王利器生平与学术
真读书种子——龚鹏程印象三记
后记
作者简介：
卢仁龙，著名文献与出版专家，长期从事古籍整理、道教、经学、文献研究，享有盛誉。曾于1980年就读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龙学泰斗”杨明照先生，并于1987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至1998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现任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福建工程学院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理事长、北京同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参与民营最大出版文化工程：传世藏书，策划，投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著有经学，道教，出版史论著多种，点校出版古籍数千万字。担任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