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政法机关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公生明，廉生威。’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近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持续推进，一批害群之马被严肃查办，此时重温“公生明，廉生威”这则典故具有现实意义。
“公生明，廉生威”出自明代开始流行的一则官箴，其全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大意是说，下属敬畏我，不是因为我的严厉而是因为我的清廉；百姓敬服我，不是因为我的才能而是因为我的公正。为政清廉，下属就不敢对我轻慢；处事公正，百姓就不敢对我欺瞒。只有公正才能产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有清廉才能产生让人敬服的威望。
这则官箴广为人知，得益于其被刻石立于西安碑林。这方刻石镌立于清朝道光初年，但据官箴后所附跋语，其源头要追溯到明朝官员年富。年富（1395—1464），字大有，南直隶怀远县人。明代以科举取士，会试时在正式录取名额以外，往往另取若干名列为副榜，可以直接出任教官之类的低级官职，也可以进入国子监读书，以待下次会试。年富于永乐年间中会式副榜，被任命为山东德平县训导，当时他不过20出头，但已“严重如老儒”，毫无浮躁轻狂之气。此后历任给事中、参政、布政使、巡抚、尚书等职，官位不断迁升，但秉性始终不改，《明史》赞其“遇事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廉正强直，始终不渝”。
“公生明，廉生威”最早是明英宗天顺初年年富担任山东巡抚时，“刊行以儆于有位者”。它虽然由年富最早刊行，但其内容却并非年富首创。其中前四句出自明代著名理学家曹端（1376—1434）。曹端是河南渑池人，他也是考中会试副榜，被任命为山西霍州学正。时人视学正为“冷官”，但他认为教学相长，既可“温故”，又可“知新”，欣然就任。他担任此职长达16年，“诸生服从其教，即一州之人者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请教为政之本，他回答说：“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曹端虽称“古人有言”，但此前并未发现有类似表述，当是曹端用自己之话语，概述前人之思想。年富所刊官箴，基本沿袭了曹端之语，只是在后面加上“公生明，廉生威”两句，使其意思更加完整醒豁。
明代中叶以降，“公生明，廉生威”成为赞扬或勉励地方官员之习语。如弘治年间，桑悦称颂本县县令“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治”。然而，当时真正能够将这两字付诸实践的官员少之又少。官员们嘴里含着一个“廉”字，实际行为却是“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将官职变成个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明朝灭亡之际，崇祯皇帝叹息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至于“公”字，贪官当然无不“因公假私”，清官虽然不要钱，却又常有“偏生暗”之弊。晚清小说家刘鹗说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此虽戏谑之言，但也道出一些实情。
“公生明，廉生威”在古代难以落地生根的原因，是当时只把“公”和“廉”当作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机制。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严密的决策约束机制和监督防范机制，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并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才能真正把“公生明，廉生威”落到实处，让暗箱操作和贪污腐败无处藏身。
（作者：高寿仙，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