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擅雅情，千秋名序费猜评——这里说的是东晋名士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短文不过324字，却引发历代学人持续千年的热议。“《文选》未录此序，自宋逮清，臆测纷纭。”（钱钟书语）近百年来，更是洪波鼓荡，沸沸扬扬，卷进来许多学术名家，包括海外学者。叩其原因，自与《兰亭集序》为名篇、《昭明文选》（又称《文选》）为名著、作者编者为名家直接相关。争辩的议题，林林总总，书法方面不算，单论文章，概言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本序何以未能进入《昭明文选》；作者与庄子思想的分野。
一
《文选》编者在先秦至梁武帝普通七年近八百年间浩如烟海的各类诗文中，择优拔萃，最后选定129人的752篇作品，尽管不无遗珠之憾，但迄未获致鱼目混珠之讥，殊为不易。如所周知，衡文选篇尽管总有公认的统一标准，例如《文选》即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悬鹄，但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纯客观的量化手段，终难摆脱主观感受即所谓“选家眼光”的影响。从前有“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有朱衣暗点头”“千古文章中试官”之说，选家所扮演的正是所谓“朱衣”角色。
有鉴于此，研索《兰亭集序》落选原因，我们首先想到了主其事者昭明太子萧统。《梁书》本传载，太子博学嗜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壮思泉流，清章云委。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本传还记述：“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招引名僧，谈论不绝”。这使我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判定落选原因所援引的几则史料——
晁迥《随因记述》：“吾观《文选》中但有王元长《曲水诗序》，而羲之《序》不收。昭明深于内学，以羲之不达大观之理，故不收之。”“内学”这里指佛学，从太子崇信佛宝、法宝、僧宝即所谓“三宝”可知。乔松年《萝藦亭札记》：“六朝谈名理，以老庄为宗，贵于齐死生，忘得丧。王逸少《兰亭序》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有惜时悲逝之意，故《文选》弃而不选。”宋人韩驹也说：“王右军清真为江左第一，意其为人必能一死生，齐物我，不以世故撄其胸中。然其作《兰亭序》，感事兴怀，有足悲者，萧统不取，有以也。”
唐人耿湋诗中有“内学销多累”之句；而“世故撄其胸中”“有足悲者”等等，既是“多累”的表现，又属“多累”的成因。《兰亭集序》刚写到“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便笔锋一转，次第呈现“感慨系之矣”“岂不痛哉”，最后落脚于“悲夫”。这自然入不了耽于内学的主编的法眼。现代学者王瑶先生认为，《兰亭集序》之“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羲之对于“死”的悲观，故不为笃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贵。而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的诗，讲得就更直白了：“逸少临文总是愁，暮春写得似清秋。少年太子无伤感，却把奇文一笔勾！”
二
《文选》选文，着眼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那么，《兰亭集序》的文学品位、艺术水准又如何呢？总体上看，绝大多数论者还是认可的。特别是从文体、风格方面，肯定其美学价值。认为真率萧闲，随意挥洒，一扫虚浮雕琢之弊；清婉有致，于苍凉感叹中显现风情逸趣；运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交织、抒情叙事议论结合的结构形式，以清新简朴的语言直抒胸臆，不失为一篇优秀短文。也有部分论者，在总体认可的同时，指出其修辞、用语方面的瑕疵，如“俯仰”等词语重复，后半部分论理不够明晰。还有的觉得，“天朗气清”用于春日不确，但金圣叹不以为然：“三春却是暮秋天，逸少临文写现前。上巳若还如印板，至今何不永和年。”个别论者对此文持否定态度。日本学者福本雅一指斥“理论上充满着矛盾和暧昧”，“文字重复错乱”；国内学者施蛰存先生认为，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字，七拼八凑，语无伦次。
当然，若就能否入选来讲，东晋与南朝人士对于诗序文学水平的看法应起主导作用。当代学者宋战利指出，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综观现有史料，东晋南北朝人士的著述，包括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等，均未曾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宋文紧接着提出一个观点：“可能是其书名太盛，遮掩了文学光芒。南北朝思想家颜之推有言：‘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颜氏家训》）”
这又引申出一个可供研判的新的猜想：本序之未能入选，也可能是被遗漏了。颜氏说的“自蔽”，属于人才学范畴，这种自己遮蔽自己的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从前有“诗文名盛书名掩”的说法，比如陆机，《晋书》本传说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其实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所作《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反过来，书名遮蔽文名，也时有发生。《颜氏家训》还谈到：“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作为文以书传的《兰亭集序》，遭致漏选，不无可能。这里附缀一笔：颜文“子云”应是“子显”之误，二人为昆仲。
三
论者一向都是把《兰亭集序》中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视为对庄子的批判；而羲之《杂帖》中的漆园“诞谩如不言也”的讥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样就引出一个话题：素以萧散旷放见称的逸少，即便不是庄子之徒，起码也不至于挥戈相向，那他这样做，其故若何？
且看史料记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他说：“吾素自无廊庙志。”后来虽为江州刺史、会稽内史、右将军，恐亦非其所愿；去世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辞不受”。（《晋书》）
《世说新语》另有一条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综观史籍，前二与后一所载，判若两人。“坦腹东床”、多次辞官不就、“素自无廊庙志”者，竟发表一通萦心时政、经世致用的高论。
应该说，羲之乃艺术大家，而非成熟的思想家。其人生观杂糅儒、道、玄学多种质素,进与退，仕与隐，政治与艺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集于一身。作为艺术家，他的人生态度有倾向庄子的一面；而作为官员，则体现为黄老用世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相结合的玄学，属于儒学人格的玄学化。汤用彤先生说过：“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从道家体系看，王羲之中晚年所接受的更多是黄老一派的思想。
钱钟书先生指出：“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许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韩驹病其未能旷怀忘忧，尚浅乎言之矣。”
四
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使我养成“读史通心”的习惯。所谓“通心”，就是设身处地，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勘核，“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钱钟书语）。在我看来，鉴于羲之人生观之驳杂、丛脞，前述诋斥庄子种种，除了思想信仰的分歧，也可能与其人生际遇、现实感受有直接关联。
羲之身当乱世，命途多舛，又遭逢“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之变局。六岁那年，其父作战失败，不知所终，在“母兄鞠育”中长大；贤惠的嫂子待他极好，竟不幸病死，使他痛彻心肝；自己又体弱多病，中年丧子，特别是姨母辞世，他更是悲恸难抑。这在反映其日常生活的《杂帖》中得到充分展示，诸如：“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有学者检索《全晋文》，发现他的《杂帖》中，“忧”字凡106次见，“痛”“哀”“伤”字分别出现58次、35次、30次，“叹”“恨”“慨”字分别出现51次、30次、21次。在饱受痛苦熬煎与精神刺激的情况下，适值丝竹觞咏、百感中来之际，对“一死生”“齐彭殇”之言展示抵触意识、反感心态，应是情势使然，未必完全基于思想信仰。
肖鹰教授在《〈兰亭序〉与庄子生命观》一文中指出，王羲之既好“服食养性”，并且崇奉张道陵的天师道，又对庄子哲学怀抱着特别的信仰。羲之初任会稽内史，名僧支道林意欲与之结识，在遭到拒绝后，通过讲解《庄子·逍遥游》，获得了羲之的青睐，“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肖文中还谈到，传世的《兰亭集》中，载有王羲之诗作两首，均以庄子哲学立意，足见其服膺庄子的思想取向。
与此直接相关，肖鹰先生截断众流，独抒创见，断言：“一死生”“齐彭殇”绝非庄子之论，而是后世晋代清谈家对庄子哲学的虚化偏议。“一死生”，首见西晋郭象《庄子注》；而“齐彭殇”则是《兰亭序》中首提，当是对魏晋清谈家的言论转述。在庄子的话语体系中，从无“一死生”之说，只有“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二者不能简单划一。庄子说的是，有生必有死和生死循环相续，即《德充符》中的“以死生为一条”，《知北游》中的“死生为徒”。“死生一体”，是指生命在世界运动的时间序列中的连续性和循环性。在庄子哲学中，死生不仅不是同一的，相反，人生的真谛就是要免于社会与自然的刑害，而“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肖文指出，庄子的生命观是顺应自然中的任性率真；王羲之感怀伤世，痛惜无常的生命，而发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真率之言，正是庄子“喜怒通四时”的生命精神之“真”的通达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