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本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谚语，全句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出自《孟子·公孙丑上》首章。此章生动展现了雄辩滔滔、议论风生的孟子语体，从中可知孟子所处社会时代背景，尤其是其提出仁政王道主张的历史语境。
公孙丑是孟子的重要弟子，与另一弟子万章同为《孟子》的撰写者。在《孟子·公孙丑上》首章开篇，他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倘若老师能在齐国主政，可否复现管仲和晏子的事功？”孟子很不客气地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外之意是，儒者志在仁政王道，“无道桓文之事”，管晏不过霸者之佐，我怎会去效仿那得君极专、宰国极久而功烈极微的管仲呢？
公孙丑或许想起了孔子对管仲褒贬参半、臧否兼行的评价，即认为管仲虽“私德”有亏（器量不大、奢靡之风、僭越非礼），却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人也！”）、好端端的政治家（“如其仁，如其仁！”），毕竟，孔子曾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于是公孙丑再度发问：“管仲、晏子把齐国发展成强国，难道真不值得效仿吗？”孟子闻之，只是淡淡回了七个字：“以齐王，由反手也”（“以齐国的资质，实现王道政治是易如反掌的”）。可是这么一来，公孙丑的困惑反而更大了（“弟子之惑滋甚”），干脆祭出孔子盛称的周文王事迹：“照您这么讲，以西伯姬昌立德之盛、享寿之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天下王道，莫非也不值得当世儒者推崇吗？”
作为回应，孟子剖析了文王-殷纣之际的“时”与“势”，大意是讲：尽管文王积德、殷纣败德，但在彼时情势之下，“量变”尚不足以引发“质变”。这种论说方式与《左传·宣公三年》楚子（庄王）“问鼎中原”的记载若合符契，大可以说“‘殷’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正是在此关节，孟子抛出前引齐国古谚，指出政治德慧和现实形势缺一不可，先进农具和天赋农时兼具方成，在当时战国时势下，像齐这样的万乘之国力行仁政将事半功倍，产生沛然莫之能御的伟力。
孟子具有“知人论世”的卓识。这种卓识，集中呈现为对“时”和“势”的重视。他讴歌金声玉振集大成的孔子，称其为可速而速、可久而久、可处而处、可仕而仕的“圣之时者”；他择取“势”这一先秦兵家津津乐道、并被法家与“法”“术”并举为三大核心主张的术语，善于从显在之“形”辨潜在之“势”，不仅为王道政治绘制路线图，而且开出时间表，以求在时势成熟的情况下，实现孔子所言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他的整全思维与审慎品格，展现了宏大的气象格局。
明代思想家李贽指出：“国势民情，如视之掌，故敢卑言管、晏。岂如今之大头巾、假道学，漫然大言而已！”今人杨照则点明“战国思想的通病”是“各有所偏”，而孟子不赞成、不相信那种找到一条简单法则便一劳永逸的偷懒论理，标举出儒家以及儒家所承袭的西周王官学最核心的价值，亦即“一套联系各种人间情感、多元分辨处理人际关系的完整价值，试图照顾到人的多层次需求，而不是将多元多层次的人的存在事实化约为几个抽象的原理”。
在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中，实现理想政治局面，“德慧”与“时势”一个都不能少。百年党史，蕴藏着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宝贵资源，其中的若干重大抉择和关键时刻反复证明：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这正是《孟子》该篇所言的“解民倒悬”和“事半功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应树立大历史观，广明德慧，深察时势，顺势而为，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作者：孔新峰，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