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后，是武昌桂子山桂花开得正烈的时节。这座山并不高，但由于有一拨热血师友，加上大学四年的点点滴滴，如影随形，让人时不时牵肠挂肚。
时下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物质有多贫乏，以至于穿的是高中语文老师和叔叔的二手衣服。我清晰地记得一个细节，某个傍晚，我身着明显不那么合身的旧大衣，路过旧书图书馆时，背后有女生在窃窃私语：“这得多老气横秋啊！”
我毫不以为意，更没有回头，她们哪里想到，身上衣服的来历与本尊的辛酸。
好在，胸中的书卷，可以冲淡这一切。
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独断，其实是冲着师爷章开沅先生。自幼喜欢文史的我，对这位“非著名大学的著名大学校长”（海外友人给章先生的雅号）仰慕已久，所以当我在垫江一中操场第一眼看到华师当年的招生简章上老爷子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识。
入学前一夜，我因早到尚未分宿舍，所以寄宿九九级师兄处。当时案头正好放着苏晋师兄已被翻得起翘的藏书《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兴奋莫名，通宵读完。入学后第一次新生习作选拔，在拉杂追忆中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时，也将那一晚的阅读偶遇写了进去，幸运地力拔头筹。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有着独特的传统，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所开创的文史传统，可谓根深叶茂。经常耳闻目染，更加坚定了自己学史的志向。
那时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放眼读书，寻找一切可以找书的途径，对于所谓的评优与学分反而不那么在意。
二十年前，新书的更新频率并不太高，外借部能够得到的新书相当有限，加上囊中羞涩，眼馋的新书也不见得能入手；如今满坑满谷合法非法的电子书，也很难获取。纸质书还是最好的阅读介质，借书是得到好书的最佳途径。
借书的范围很广，上至基地班指导老师刘伟教授，下至本科师兄师姐，可谓读百家书。如果记得不错，第一本书是当时四川老乡董三仁师兄借我的尼采传。然后就开始在九八级丁勇、熊志军、黎吉标（海南人，写诗，人称阿标）、余晖、王准诸位师兄那里不断借书读。由于我比较爱惜书，书借来尽量包好书皮，尽量最快时间读完，所以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其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岳麓书社的海外名家名作，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哈耶克作品系列，都是这样一饱眼福的。《万历十五年》那个开篇的镜头，让我对着窗外的古老樟树，不由得怀想万端，历史书还可以这么写！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让我印象至深，师徒之间坦诚的交流，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学术氛围，让人格外向往。其中，林先生谈到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时，由于沉醉于名著的细节手心直冒汗，我则因读到这段叙述而手心直冒汗。读书之动人与沁人，有如此之深切著明也。
现在同为出版人的魏东师兄，当时对于文学很感兴趣，我从他那里借到不少文学作品。记得一个夏日午后，从他书架上借到一本陈染的《私人生活》，在树荫下一气读完，那种文字的明快与生动，让人大叫过瘾。王晓明老师《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刚出新版，魏师兄一到手就让我先睹为快。记得内文用的是很白的纸张，读起来很爽气，王老师文字的劲道，也格外让人享受。我之所以对文学与文学史也颇感兴趣，跟老魏的藏书与推荐有莫大关系。
触角不断延伸，从研究生班的彭剑师兄、申晓勇师兄那里，我借来了王庆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滨下武志先生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施坚雅的小薄册《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就是这样读到的。后来编辑王庆成先生的书稿，还跟老爷子提到这层缘分。
因为知道彭剑颇有文名，于是约他聊聊。那个下午谈了什么已经不太记得，倒是从他那里知道要多去淘书，既可以节省银子，又能找到不少好书。于是华师南门的旧书摊、武汉理工大学西门的旧书店、武大附近的集成旧书社、阅马场附近的旧书店群，乃至徐东百货附近的旧书市集、湖北大学对面巷子里的旧书店，都成了我寻宝的好去处。长期的熏染，也让我对文史哲新书旧籍至少从书皮子而言比同龄人有更丰富的认知。
翻阅当年日记，陈寅恪的作品集，剑桥隋唐史、晚清史与民国史，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莫理循的两大册《清末民初政情内幕》，都是这样到手的。更奇妙的是，我曾经多次揣想，能够拥有一册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因为很久没有再版，实在无处寻觅。没想到，有一天雨后的傍晚，我穿着雨靴去南门书店逛逛，在书架上赫然有一册《新陈代谢》，书角稍微磨损，老板索价五元，兴奋莫名，赶紧掏钱走人，一路上心里都在砰砰乱跳。读钱穆回忆录，他当年也梦想得到章学诚遗书，没想到在北平旧书店也一偿宿愿，我相当能理解他的激动，淘书的乐趣与奇妙，岂足为外人道哉！
大二的生活中，因借书结缘，身边从此多了一个人，一直相伴至今。穷学生的节目，除了经常约着上自习，就是一起压马路与逛书店。有一次，汉阳某校重组了几个大专、中专，将原来的旧书都抛售一空，我得知消息后，跟某人一起去买了很多，斜阳西下时，满载而归。她后面每次谈起，都说，那次让我见识了你真是个书痴。
不仅仅是盯着师兄，也盯着师弟，当时小同乡吕昕有不少藏书，我也随时借来读。章开沅先生的《章开沅学术论著选》是他的藏书，我仔细读过几遍，还跟老爷子的《辛亥前后史事论丛》正续编、《实斋笔记》合读，算是对他的学术理路有了真切的了解。
偶尔跟已经学有所成的吕昕谈起，都觉得那时的天真烂漫，对书和阅读的痴迷，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除了桂子山，当时我也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看书，尤其是他们的特藏部。不少港台名家逯耀东、郭廷以、王汎森的代表作，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比如王汎森老师的名作《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深奥的学术史研究却能以如此灵动的笔触写来，让人有读故事的愉悦，再想想当年作者才比作为读者的我大六七岁而已，兴奋的同时，又感到望尘莫及。从珞珈山下来，樱花落英缤纷，心中除了邂逅名作的快意之外，涌动的竟然还有些许的惆怅。
老师们知道我好书，所以也时常鼓励我。跟刘伟老师每次见面或课后，我都像跟屁虫一样跟她从最西头的一号楼走到最东头的她家楼下，每次都是我喋喋不休，她静静听着，毫不以为忤。刘老师常称许我有历史感，甚至还把她和周光庆老师的珍藏借给我。
辅导员吴宁老师刚从武大硕士毕业，听说我读书的故事，有次主动说，我要是买书，可以找她报销，因为刚入职，学校给了她一笔购书费用。当时心里热乎乎的。不敢多报，在八一路三联书店二楼的折扣书店买了一些，找她报了一次。这些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珍藏。最近我出了第一本小书，专门找到她的联系方式，呈上了一册，她早已淡忘了这些细节，甚至都不太记得我了。不过十九年前的感动，对于我，却已足够。
那时候的阅读，不仅仅是自我的陶醉，还有跟师兄师姐们的碰撞。李勤合师兄主持的春秋读书会，本来是研究生们的场域，却允许我这个大二小弟弟主持几场。当然也包括马敏老师的研究生课，一波师兄都不太爱发言，我则就自己的读书心得，不自量力地侃侃而谈，马老师经常用熟悉的乡音鼓励有加。
书的“流通”甚至会跨省。当时同学朱哲的高中好友周月峰兄在浙大历史系就读，我们时常写信交流。我在旧书店淘得不多见的罗志田老师《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一书，曾邮寄给他阅读，他读完再挂号寄给我，随信谈了不少读后见解。没想到，他后来师从罗老师，博士毕业又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服务多年。这一伏笔，如今想起，觉得格外有趣。
阅读之外，写作也成了必修课，读书札记，短篇论文，人物评论，长论文，当时没有电脑，都是用标有“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誊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槁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所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魂。我不知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期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正是读书人的乐处。赵宋文化为近代史家所艳称，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候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大家已经不淘旧书，要么是大家已经不太读书，否则即使是买二手文史教科书时，顺带也会发现。
我当然希望，我这一揣测是杞人忧天，但是联系到所闻读书风气的日渐坏掉，读书无用的谬论泛起，却又觉得格外沉重。
在一切讲求有用与量化的潮流中，读书当然不能套现。
不过，穷困潦倒莫若当年的我，似乎也可以通过读书来变化气质，进而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桂子山颇不乏贫寒子弟就读，读书不见得改变命运，却有可能滋润心性，让人多一些诗书宽大之气，甚至有天下士的襟抱，氤氲成一种风景。
世风所趋，大学与读书人反而应当逆风而行，这是大学的使命，更是读书人的职分。虽有小小困厄，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