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外出开会少了，读书时间多了。我几次线下参会，也多与图书出版有关，譬如参加商务印书馆年度好书评比，参加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外向型图书出版资助项目评审，还参与了不同机构的出版资助、图书评奖的会议，接触到很多新书。如果说有什么印象，首先是“三多”：一是全集多，如商务印书馆的《伏尔泰全集》《普列汉诺夫全集》，黄山书社的“安徽古籍丛书”，所收多是个人全集。各地出版社还策划了不少今人文集，蔚为壮观。二是丛书多，有的是专题丛书，有的是地方丛书。从历史经验看，那些零散的著作，往往都是通过丛书才得以保存，如《昭代丛书》《丛书集成》等就收录了若干种名不见经传的著述，即便像方玉润《诗经原始》这样的名著，也是因为收入《云南丛书》才保存下来，逐渐为世人所知。三是集成著作多，主要体现在对历代经典的解读越来越深细，譬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嵇康集详校详注》（张亚新校注）。作者充分吸收鲁迅、戴明扬的研究成果，广泛搜集佚文，结合嵇康身世，对作品进行了详尽校注，并附有集评。这是迄今为止《嵇康集》最好的整理本。
当然，“三多”也带来一些问题，个别全集，其实不全，且编排不当。有的丛书没有很好地体现编纂意图，给人堆积在一起的感觉。经典集成工作，不仅要满足于一般的校点，还要体现时代特色。在图书资源日益丰富、学术视野愈加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历代文献。
除“三多”外，普及读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创始于1958年，成为了古典文学界知名品牌。新版《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宋词选》（刘乃昌、朱德才选注），分别配有24幅诗意图和20幅词意图，图文并茂，令人赏心悦目。另外，凤凰出版社修订的《古诗今选》（程千帆、沈祖棻注评），装帧典雅大气，让人爱不释手。
这一年，我个人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二是学术史研究。王子今教授主编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是本年度秦汉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后人心目中，汉唐盛世，叫人艳羡，而秦代，作为封建社会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留下的多是“暴秦”的负面印象。但不可否认，秦代在政治格局、经济活动、文化措施等方面，都有着创造性贡献，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三十多年前，王子今教授的硕士论文《论秦汉陆路运输》，开启了秦汉交通史的研究。丛书中的《秦交通史》是子今教授近四十年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套丛书还涉及到秦代的政治、经济、地理、法律、祭祀、农业、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内容，如《秦都邑宫苑研究》（徐卫民、刘幼臻著）、《秦礼仪研究》（马志亮著）、《秦法律文化新探》（闫晓君著）、《秦思想与政治研究》（臧知非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孙闻博著）、《秦政治文化研究》（雷依群著）、《秦战争史》（赵国华、叶秋菊著）、《秦农业史新编》（樊志民、李伊波编著）、《秦官吏法研究》（周海锋著）、《秦祭祀研究》（史党社著）、《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疆域变迁史稿》（梁万斌著）、《秦文字研究》（周晓陆、罗志英、李巍、何薇著）等，详略去取，各有裁制，多为专门之学。这些著作的整合，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秦代社会画卷。丛书的最后一部是《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论著索引》（田静编），清点了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家底，为学界提供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方以智是绕不开的重要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他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康熙十年（1671）。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这一年，方以智三十三岁。他在《纪难》诗题下说：“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诗的首句无比悲痛：“我生何不辰，天地遂崩裂。”天崩地裂，这几乎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共同感受。此前，他和他的家族在党争中备受煎熬，此后则陷入了深深的亡国之痛中。《方以智全书》以大量的纪实性诗文，记载了作者在明末参与复社活动的经历以及明亡后奔走抗清的壮举。方以智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涉猎极为广泛。譬如《通雅》五十五卷，主要以解释经传字义为主，“函雅故，通古今”，故曰《通雅》。前三卷为总论，《音义杂论》《读书类略提语》《杂学考究类略》《藏书删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等七种为“通”，通观大义。这种安排类似于《朱子语类》，卷首为读书法，由大处着眼，通古今之变。其余五十二卷为“雅”，从传统小学说起，分为二十四门，论古字的形音义，论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制度、伦理、礼仪、刑法、艺术、服饰、称谓、姓名、器用、宫室、饮食、风俗、算数、植物、动物、金石、医药等，辨证以经史为本，旁及诸子百家、志书小说等，涉及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绝大多数文化内容。《通雅》与《尔雅》大不相同，略近于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实际上是一部博物学著作。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方以智在明清学风转变和学术方法革新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洵为的论。
方以智的著作，除《东西均》《通雅》等有过整理外，绝大多数著作尚以抄本形式在世间留存，有的抄本如《浮山后集》很可能就是海内孤本。整理方以智的著作，其实是非常繁难的。黄德宽、诸伟奇等先生知难而上，主持编纂《方以智全书》，收录了现存方以智的几乎全部著述，多达三十五种，三百余万字，交由黄山书社出版，极大地满足了读书界的愿望。
《古本戏曲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第十集的出版是今年的重要成果。《丛刊》的发起者郑振铎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代文学巨匠，也是我国最早关注到戏曲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重要性的学者之一。1953年，在筹划文学研究所工作时，郑先生就把《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列入到首选的科研规划中，并亲力亲为投入整理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古本戏曲丛刊》前四集的出版工作。1958年，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丛刊》编纂工作一度搁置下来。后来，由齐燕铭和吴晓铃等先生牵头，又组成新的编委会，在1964年出版了第九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又出版了第五集。此后，这项工作又停滞下来。2012年，程毅中先生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这项工作又重新启动。之后的几年间，陆续出版了六、七、八集，今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终于隆重推出了第十集。就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编纂时间长达六十八年的《丛刊》终于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丛刊》共收入元、明、清传奇、杂剧等1193种，装成1398册，汇为141函，是当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