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拜年拜到初五六，有鱼就没肉。”这是上海地区的讲法，北方社会的生活或许要艰困些，流传的是“拜年拜到初五六，又没饽饽又没肉”。如今人们生活富足了，鱼肉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家常便饭。我家但凡有点好吃的，母亲就要问孙子是否会来。“好吃的”标准很宽泛，飞鸽走鸡、粗鱼笨肉等皆在其列。前天我终于忍不住戏言：“杜甫‘一饭不忘君’，您是‘一饭不忘孙’啊。”说罢也就付之一笑，但笑过之后还是让我陷入思考。“一饭不忘孙”的说法虽然有点搞笑，但这一行为本身既是自然的，也是有情的；“一饭不忘君”就有点做作、虚伪。继而再想，谁说杜甫“一饭不忘君”呢？ 杜甫自己吗？ 没有。同时代的友人吗？ 没有。杜家后代吗？ 还是没有。我的印象中，最早说这话的人是苏轼。但是，他有依据吗？
杜诗中写到君王膳食的，记忆中只有一句，出自《病橘》，把前后几句一起引录如下：“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谂罪有司。”从字面上的意思看，这是说因为寇盗作乱，凡遇天灾人祸皇帝要素服减膳聊表自责，此时这棵橘树病了实在也是天意（无须进贡），但我担心因此而罪及相关的官员（潜台词是：因为罪及官员，官员就会进而害及百姓）。所以紧接着后面的四句是：“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以安史之乱前涪州向皇宫献荔枝以满足杨贵妃嗜欲，劳民伤财、马死人乏之事为比。这首诗虽然写在杜甫流落成都之时，但主旨是对君王的讽谏，所以黄生说此诗是“讽时君不能减膳也……当宁闻之，能不心动”（《杜诗说》卷二），与“一饭不忘君”的意思可谓牛头不对马嘴。
也许东坡看到过什么秘籍，这也说不准，他曾举出若干“子美逸诗”，说是“得之于管城人家叶子册中，题云《杜员外诗集》”，逸诗以外的“其余诸篇，语多不同”（《题跋·记子美逸诗》）。唐代日本僧人圆仁曾经将《杜员外集》二卷带回日本，北宋王洙编辑杜诗，奠定了杜甫传世作品的规模，他利用的诸本首列“古本二卷”，很可能就是《杜员外集》，和圆仁、苏轼所见相同。总之，无论是王洙编本，还是苏轼举出的“逸诗”，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影子。那么，苏轼凭什么在元丰六年（1083）黄州贬所写的《王定国诗集叙》中说杜甫“一饭不忘君”呢？ 这话影响太大，还是引录几句吧：“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在宋代名气太大，所以有人曾假托其名撰写《东坡杜诗事实》（一名《东坡杜诗故事》）和《杜陵句解》流传于世，这些伪书尚且风行，何况确切无疑出自东坡说的话，仿佛亲眼所见一般，将杜甫作为天下第一伟大诗人的原因归结为“一饭未尝忘君”，也就成为后来的一句套话，不管杜甫是否真的如此。杜甫忠君爱国是事实，但他“忠”的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如果遇到庸君、昏君、暴君，他定会展现批判的锋芒，这样的作品大家也不该忘记。当然，这也因为大唐是真正的盛世从而少忌讳、能容纳之故（参见洪迈《容斋续笔》卷三“唐诗无讳避”条）。说他“一饭不忘君”简直夸张到变形，若坐实理解，只能见出一个愚昧、荒唐的形象，这是对杜甫的歪曲。即便将苏轼的话看作一种修辞，但据以放大形容的原貌失真，也违反了“立其诚”的原则。杜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双向度的“遇合”，所谓“古时君臣合……进退固其宜”（《述古三首》之一），因为“以道事君”，其理想状态就是“君臣重修德”（《伤春五首》之五）、“君臣当共济”（《诸葛庙》），臣对君的关系是“可则进，否则奉身以退”（郭知达注语）。所以，杜甫对待唐玄宗、肃宗、代宗的态度不是始终如一的。大家也许很熟悉他“致君尧舜上”的句子，而对后来的“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致君时已晚”（《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等句就不甚留意。东坡对杜甫形象的建构，是单向度的、一成不变的，哪怕“流落饥寒，终身不用”，他也还是死心塌地地忠君、爱君、恋君，无视其出于爱国爱民的忠义感愤之心，对时局忧患、对时君批评的作品。其评论之误不在夸大，而在失实。令人叹息的是，这个变了形的杜甫在文学史上因苏轼的评论成为固定的样子，就是忍着饥寒捧起饭碗便想到君王没饭吃而忧心垂泪的样子。所以夏敬观批评说：“苏子瞻以三百篇止乎礼义为不足，而推子美诗止乎忠者以序王定国诗，可谓开恶文之例。”（《唐诗说·说杜甫》）真是一语中的。
要我说，苏轼这句话是杜撰的。杜撰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想象力丰富，而是别有其目的。东坡宦海浮沉，屡遭打击。在一人专制的社会中，皇帝是最高权威，只要还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即便受到贬谪，也不至于脑袋搬家。所以东坡在贬所写这些话，也只是在委婉地向神宗表忠心。按照图像学的理论，你所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一切注意都以不注意为背景。杜甫是否“一饭不忘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坡通过对杜甫的“注意”传达至少是显露了其自身的“忠君”“爱君”也“不忘君”，事实上他如愿收到了期待的效果。东坡熙宁九年（1076）中秋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在元丰七年传唱至京都，宋神宗问外面流行什么小词，内侍将它抄录进呈，神宗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并且“量移汝州”（《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使其处境得以改善。就连死后宋高宗追赠的谥号中，也还有个“忠”字哩。
其实，苏轼作文杜撰事实，算得上一种惯用。当年东坡的科举文《刑赏忠厚之至论》，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试官皆不知其出处，欧阳修还不耻下问，东坡笑曰：“想当然尔。”（《侯鲭录》卷七）有的书里记载，东坡的“想当然”是援用孔融调笑曹操之例。不管怎样，这是他的为文机杼之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还追踪其渊源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并举其《刑赏忠厚之至论》《武王论》《范增论》等文作“以无为有”之例，最后引用叶适的话为结论：“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乙编卷三“东坡文”）这样看来，东坡在行文之际把杜甫说成“一饭未尝忘君”，乃“想当然尔”的故伎重演，恐怕不足为奇。就连他标榜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也恐怕未必是由衷之言。不然，他何必对杜诗“挑刺”（参见其《题跋·记子美陋句》），又何必对杜甫极尽揶揄呢（参见其诗《续丽人行》）？他在与阿弟苏辙说“私房话”时，就变成了“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辙《和陶渊明诗引》引）。所以，东坡讲杜甫“一饭不忘君”乃别有用心，实在是不可据以为实的，我们可不要因此误解冤枉了杜甫。（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