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题目为《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强调“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出自清末谭嗣同写的《报贝元徵书》。贝元徵即贝允昕，元徵为其字，贝允昕与谭嗣同既是湖南浏阳同乡，亦为志趣相投的好友，曾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谭嗣同在信中提到：“夫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序相宜，匪用其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川上逝者之叹，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在文章中从《周易》谈起，反对受封建统治阶级拥护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用一“新”字，来说明从“天”到“人”的世间万物，自古以来都以权达变，用创新来适应变化，以创新来引领发展，由此表达自己坚定不移求新求变、追求进步的观点。
求新蕴含着生机与兴旺。“新”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取木也”，意为砍掉树上之旧枝，才可于断处发新芽。“新”与“初”意思相似，均为会意字，即如章太炎所说“衣之始裁谓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通过“革”卦、“鼎”卦，把对新的阐释从自然变化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易传》解《周易》，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即“革故鼎新”的出处，之所以用“鼎”来连接“故”与“新”，因“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北宋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解释得更为清晰明了：“鼎之为用，所以革物也，变腥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水火不可同处也，能使相合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意指“鼎”因其“革物”方可“取新”。吐故纳新本就是一体两面，两者不断更迭，亦不断转换。清代“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就用七绝“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生动描绘了这种新故交替中推陈出新的意蕴。
求新蕴含着积极与向上。谭嗣同在信中提到“汤以日新为三省”，说的是《礼纪·大学》中记载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在盆上镌刻下这三句铭词，用“日新”这一双关语，提醒自己日日反省、不断革新。《礼纪·大学》随后又言“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凡是品德高尚的人无不追求“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其意即把“自新”这一求新的实践过程上升为人们向上向善的共同终极价值追求。“日新”自此为国人所重视及推崇，孙中山先生甚至自号“日新”，经粤语英语往复转译，即为大家熟知的“逸仙”。但“日新”何其难，非常人所能及，其中不仅需要鲜明的革新态度，更需要坚定的革新意志，正如孔子在《易传·系辞传上》中所言“日新之谓盛德”，坚定不移求新，日复一日革新，本身是崇高之品德。
求新蕴含着改革与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敢于改革、富于创新是进步发展的不竭动力。《诗经·大雅·文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周文王姬昌始终秉持“维新”之志，克服父丧、子亡、身囚等重重困境，积毕生之心血，率领西北“旧邦”迅速崛起，为周朝奠定800年之基业。追溯到商朝又何尝不是如此，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到“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圣人不效法古代、不囿于现状，即是表达了变法与革新的重要性。韩非子也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这种求变创新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根植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传承中。晚清李鸿章亦引用《易传·系辞传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反对因循守旧，力证四面楚歌、江河日下的晚清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变革创新。
放眼世界各国，经济强国无一不是创新强国，凡是创新动力澎湃的国家，发展活力就会持续激发，现代化高潮就会快速兴起。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创新能力强不强，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能不能赶上时代步伐、民族复兴伟业能不能如期实现。当前，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交织的复杂局面，必须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把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下好这步“先手棋”，才可抢占先机、赢得优势、决胜未来。
（作者：韩燕丽，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基地研究员、山东省政德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