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恰似滚滚向前的大河，挟裹历史的洪流，朝向未来而去。回眸一瞥，大河之畔的河南大学，已是一百一十年风华。
1912年的9月，见证着千年科举制度的终结，亲历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启，在古都开封、河南贡院，一所新式学校破土而出，于旧址立新校，兴新学求富强，它就是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12年，既是新旧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新旧思想的交汇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既是中国教育因时而变的标杆，也是融入世界的起点。她植根中原沃土，融通南北学术，裁规创制、革故鼎新，历百年风雨，成就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之学风。
“生生而不已，化化而无穷。故如薪火之传，不知其尽也。”在河大校庆日（9月25日）来临之际，让我们“顾后”以“瞻前”，“溯源”以“追本”，回眸一百一十年来“薪尽火传，不知其尽”的河大人文传统。
一、学以强国的立校宗旨
河大学人学风，源自生生不息的中国士人优良传统。从古代社会的“士人”到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河大学人完美承继了前者的精神气质。兴起斯文、担当天下，举德问学、一以贯之。这群被视为“百无一用”的书生，这群“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学究们，每每在民族存续的关键时刻，将自己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紧相连。包容开放的学术精神与执拗保守的家国情怀，合而为一，代代赓续。一百一十年前的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千余年的帝制被推翻，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终结。在内忧外患、国弊民穷之际，第一任校长林伯襄先生提出“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的理念，自建校之初便将兴教强国与开启民智融为一体。在此之后的一代代河大学人，以匹夫担大任的魂魄，义不容辞地将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压在自己肩上。
1918年6月，两位深受新文化运动浸润的青年人，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便一同返豫，参与到筹办“河南的《新青年》”——《心声》杂志的工作中。《心声》杂志之宗旨：第一为破旧：“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第二为立新：“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第三为民族寻路：“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心声》观点新锐，字字铿锵，激发了青年学子灵魂深处的精神力量。这两位青年人，一位是曾担任河南大学文科主任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另一位则是先后出任河南大学文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长的嵇文甫先生。
《心声》有许多重要撰稿人，其中一位是书生徐旭生先生，他在五四洪流中曾被推为教师代表登台演说，力争国权。这位在烛光下阅读典籍，在无人戈壁滩上考察古代遗址，以自己的灵魂丈量民族土地的深沉与厚重，用自己艰难的行走大写了求知与爱国的统一。
为师者传，为徒者承，师徒相授，薪火乃相传。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布，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向法西斯发出的第一个宣战书，而宣言的执笔者，就是河大学子赵毅敏。
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以字为刃，是国难面前河南大学学者的“义”与“器”。1937年9月，素有“新史学宗师”之誉的范文澜先生，与嵇文甫、姚雪垠等创办以“抗日”为宗旨的《风雨》周刊。与此同时，一位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北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河北束鹿前线写下《寄语故园》一诗：“四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与看九州坦荡同。”他就是后来的著名学者邓拓先生。年仅25岁的河大学生邓拓曾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这，正是对学术亦救国理念的生动阐释。
当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华北，豫北豫东相继沦陷后，河南大学千余名师生被迫颠沛流离，辗转迁徙，流亡办学。1939年学校迁至嵩县、潭头镇。在潭头，由嵇文甫教授作词，陈梓北教授作曲，写出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河南大学校歌》：“多难兴邦，国仇莫忘！”面对黄河两岸的满目疮痍，河大学子作曲家马可触景生情创作歌曲《守黄河》，成为吹响河大学人爱国救亡的号角。时任河大图书馆馆长的李燕亭先生用木箱叠架起来当书架，因陋就简坚持开展借阅工作。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那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在硝烟弥漫中完成。
冯先兰在《新原人》的《自序》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友兰所能做的就是创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为全民族的一致抗战贡献精神力量。
二、河大文科的鼎盛时期
建校初期，中外名校的一批中国学科开拓者与奠基人云集河大，使河大人文学科一时呈现出人才荟萃的局面。北大学派、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及经世学派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河南大学文科自成一系的中西贯通、古今贯通的人文学术传统。
1923年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成归国，首选中州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即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校评议会成员和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是河南大学哲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三合一”的办学构想，认为像样的大学应该有像样的本科、研究部和编辑部。在他的主持下，文史、哲学和英文三个系科得到很快发展。此时的河南大学延揽学术名家，先后引进郭绍虞、董作宾、李燕亭等人任教河南大学。郭绍虞是中国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董作宾是我国现代甲骨学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燕亭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及奠基人之一。这些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术大家，以守正创新引领河大，乃至中国学术的前沿。
殷墟的发现，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开端，“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1928年，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就是由董作宾与恩师张嘉谋挥出了第一锹。同时，董作宾作为殷墟科学发掘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推荐河大学子四次参与殷墟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事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同期，李大钊先生的同学、好友李燕亭自北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归国后应冯友兰力邀就任河大图书馆主任兼理学院化学教授。他引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吉尔曼的论述，“大学图书馆就是大学的心脏，若心脏微弱，各部都要受累，若心脏强壮，各部都能兴奋”，强调图书馆建设在学校建设中的中坚地位。他执掌河南大学图书馆二十余年，奠定了图书馆总分馆管理模式。他与杨昭愆合译美国人弗得尔著《图书馆员的训练》，将当时先进的办馆理念带到国内。1945年10月，时为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博士，访问河南大学图书馆，对馆藏全套《道藏》倍感兴奋，并称赞河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富。
此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一众新秀翘楚也集中任教河南大学，如刘盼遂、罗根泽、刘节、姜亮夫、高亨、朱芳圃等均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生。一生淡泊质朴，痴于藏书，有“活字典”之称的刘盼遂先生在任河大教授期间，兼任了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等方志。刘先生一个“朴”字，做人朴厚、朴直，朴实无华、淡泊名利，做学问淳朴、朴质，实事求是、博大深邃。经刘盼遂先生介绍，罗根泽也赴河大任教。罗先生在河大讲授“诸子概论”“中国文学史”课程，并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乐府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等论著。
在刘、罗两位之后，又有一批清华新秀先后入职河大，拥有“史家风骨士子魂”的刘节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刘节主张求真、自信，坚持“考据学是求真之学”，与同人争论学术；又充满士人风范，以礼待人，“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1931年夏，经由刘节介绍，朱芳圃执教河南大学文学院。朱芳圃先生“情志淡如僧，惟资一灯青”，一生以古文字、古史研究为使命。目光睿智，气度清冷的他对待学生却亲切和蔼，先后为河大学生开设了文字学、训诂学课程，并参与殷墟考古挖掘，撰著《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率先提出了“甲骨学”这一学术概念。他开设的甲骨学课程，内容新颖，旁征博引，对石璋如、尹达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殷墟从第四次发掘时，有许多河南大学的学生参与进来，尹达作为其中一员，通过大量的考古实践和不断的学习，首次纠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错误，被考古界誉为“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中国考古学泰斗的石璋如，被誉为殷墟发掘的“活档案”，同李济、胡厚宣等人并称“考古十兄弟”。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执教河南大学后，对学术精耕细作，治学实事求是，不妄空谈，在河大期间著有《庄子今笺》《墨子新笺》《古今通假会典》等。姜亮夫较高亨晚一年任教河大，他宏远的研究视野，广阔的研究范围，被李学勤先生赞誉为“宽无涯涘”。
冯友兰之后的文学院，又有李廉方、萧一山、张邃青、嵇文甫等担任院长。李廉方积极改革大学教学制度，在文科各系试行“大学研究室实施计划”，支持学生社团组织并出版会刊，先后开设了现代教育、课程论、教学法、实验学校设计等课程。这一时期文学院教授名师云集、实力雄厚。
1935年至1938年，在萧一山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国文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文史学系，开古今贯通的研学之径。此间他创办《经世半月刊》，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进行文史融合的探索，并积极宣传抗战，抨击卖国求荣。1936年经他提议，延聘范文澜为文学院教授，并委托他主编《经世半月刊》。萧一山在文章里经常谈到“经世”的问题。在他看来，史学研究不只是名物训诂考释，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总结出一套“明道救世”的理论体系。他的工作是河南大学人文语义学研究的滥觞。在其后，爱书成癖的张邃青教授兼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1943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他工资除维持俭朴生活外都用来购买图书。家中有3间书屋，藏书万卷。鉴于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将他编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张邃青在河南大学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担任过河大文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他先后开设中州文化史、河南史地研究等课程，开中原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民俗等研究之先河。
此时的河大学人兼具南北、融通文史。考据和义理同在，思想和学术齐飞。既有立足本土的家国情怀，又有放眼世界的开放胸怀；既有研究视域的广度——文史哲分科的打通，又有研究时段的长度——文史哲的长时段的贯通。北大学派、清华国学研究院、经世学派兼容并蓄，各有所长，堪称河大文科的鼎盛时期。
三、代代赓续的人文学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大学经历了学科拆分、院系拆分，但文史学科未有根本调整，是少有的保持至今的院系。在以冯友兰、李廉方、萧一山、张邃青、嵇文甫等为代表第一代学术传统的滋养下，第二代学者钱天起、李嘉言等，第三代学者任访秋、刘思谦、刘增杰等，代代赓续着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学术报国的人文传统。
1959年10月13日，河南大学（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56、57、58、59四个年级共1240多名学生，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工地参加社会劳动实践。恰好周恩来总理视察工地，他端详着一位中年教师胸前的红校徽，边握手边问：“你是开封师范学院的？ 你做什么工作？”“我是系主任，是带学生来锻炼的。”这位既能参加劳动，又能专注学问的教授就是当时的系主任钱天起（式芬），他一生从事语言学、文字学等领域研究。钱先生曾与语言学家刘复（半农）先生讨论《何典》里方言的问题，得到后者的称赞。
其时，河大的办公楼里，常见一位一手拿着书，一手端个茶碗的先生，他就是“手不释卷”的李嘉言教授。他师从国学大师刘盼遂、陈寅恪、杨树达诸先生，毕业后，留任闻一多先生的助教，后又随闻一多、朱自清等在西南联大从事教学与研究，深得一多先生倚重，1951年11月被聘为河南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60年代初，先生接受中华书局委托，同本校高文教授等组织“全唐诗校订组”，制定出《整理全唐诗工作规划》，开始了对《全唐诗》的全面整理研究工作，到1964年已编出《全唐诗首句索引》《全唐诗重出作品综合索引》，使《全唐诗》的考订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赵纪彬教授60年代初将以前的论文、散文整理编辑成《困知录》上、下两册，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发表了《仁礼解放》《“物”字论证》等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其专著《〈论语〉新探》毛泽东主席阅后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三代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任访秋先生。1940年，任访秋应恩师嵇文甫邀请，任教河南大学文学院，从此，在河南大学扎下了根，辛勤耕耘一甲子，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主任。在河南大学60年期间，任先生的学术生涯有两次黄金发展期。在豫西抗战的炮火硝烟中，任访秋先生秉承“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的治学理念，在颇不宁静的书桌旁笃求宁静，他不仅与同事一起延续河南大学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融会贯通的学术传统，而且孜孜矻矻、克坚排难，开拓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结束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迎来了新的辉煌，这一时期，任先生沉潜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先后完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稿》等知名著作。改革开放后，是任先生治学的第二个黄金期，在此期间，任先生出版《中国新文学渊源》《鲁迅散论》《袁中郎研究》等著作，《中国近代文学史》更是填补了我国近代文学研究著述的空白。
此时的学者大多文史兼治。胡思庸教授1946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后因酷爱文史转到文学院历史系就读。他才华横溢，深受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嵇文甫先生赏识，遂留校任教，担任嵇先生学术助手，协助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今《史学月刊》前身）。后又曾担任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赵纪彬先生学术助手。胡思庸先生学术造诣深厚，治史严谨缜密，态度谦虚谨慎。他常谈的有两句话，一是“文不虚发”，研究要有真知灼见；另一句话是“有所不为”，意思是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要尽量摒弃对名利地位的追逐，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新史学通讯》的早期撰稿人郭人民先生，于1945年考入河南大学史地系，1949年毕业留校任教。1951年嵇文甫先生创办《新史学通讯》，当时干戈甫定，创业艰难，每篇论文，稿酬仅为两盒香烟。自1951年至1957年间，郭人民先生先后为《新史学通讯》撰写近三十篇论文。除此以外，郭先生在文献古籍整理方面贡献显著，为《战国策》作注、系年，为后世学者研究起了重要的导航作用。郭人民先生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国史学家传》《中国古代文学家传》《简明宋史》等图书。郭先生曾说：“河大历史系有优良的传统，决不能从我们这里断线，我们一定要培养出学生来继承历史系的事业。”就在病故的前一天晚上，郭先生还给历史系的教师、研究生上课，讲解《先秦哲学史资料选辑》，辛勤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有学识广博、誉满中外的高文先生。他早年从事汉碑研究。汉代碑刻是我国史学、经学、文学、文字学及书学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而高先生在《斯文》杂志上连续发表数十篇注释汉碑的文章，并著有《汉碑集释》。后组织“全唐诗校订组”，主编的《全唐诗简编》《唐文选》更是唐代文苑中并蒂盛开的两朵奇葩。
李白凤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早年致力于新诗和小说创作，经常和臧克家等一起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定居开封后，则逐渐转向古文字、金石研究，遍临《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大器，《令簋》《召卣》等小器亦无不涉猎，在书法、篆刻艺术上不断精进，为中国书法的延续和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1978年起，河南大学文科专业的教材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发起，全国十院校合作编写的《文章学概论》以一般文章（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新的学科体系。历史系朱绍侯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外语系刘炳善教授主编的《英国文学简史》，地理系全石琳副教授主编的《综合自然地理》，教育系凌培炎教授主编的《心理学讲义》，政教系马佩教授主编的《辩证逻辑纲要》和《普通逻辑》，吴祖谋教授主编的《法学概论》，出版后均被教育部审定为大学通用教材。这些教材均一版再版，如《中国古代史》《普通逻辑》《法学概论》等发行量已逾百万册。
四、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学术理念
“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110年来，扎根人文沃土，萃聚专家之学，河大学人始终自觉肩负着光大学术、弘扬文化的历史责任。冯友兰、范文澜、嵇文甫、蒙文通、郭绍虞、马非百、董作宾、萧一山、姚从吾、朱芳圃、孙作云、胡思庸等一大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在此躬身执教，培养出韩儒林、白寿彝、尹达、石璋如等享誉中外的学者。河南大学悠久的历史底蕴，贯通中西、融汇文史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奠定了河南大学百年的优良学术传统。
回顾近代以来，在以西方为参照的“科学”布局下，中国学科体系有了从“经学”到“科学”的嬗变。近代以来推行学制改革，强调“分科立学”，特别是20世纪初的学制改革，正式把中国原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转向包括理、工、农、医、文、法、商在内的“七科之学”。之后，学科门类一直处于变动拓展之中，国内外都是如此。百余年来，学科设置越来越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这自有其合理性，便于研究者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层面的局部性问题展开更为精细、更为深入的研究。但过细的学科划分，切断了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整体联系，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致使专家学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体性研究的能力，不能在整体的联系中发现规律、解决问题。
反观百年河大文史兼通、古今不隔的学术理念，却是贯通学科边界的重要思路。它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边界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为依托，摒弃人为的学科边界、自制的学科壁垒，避免在辽阔的学术天空面前“坐井观天”。因此，为传承百年人文会通的学术传统，打破近代以来文史哲分科的学科局限，尤其是在“新文科”的时代背景下，2017年，河南大学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积极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的会通之路。
一方面，高研院重拾冯友兰先生的研究院、编辑部合而为一的治学思路，创办《人文》集刊。集刊倡导博古通今的真学问，培育明体达用的新文风。在治学方法上不求一律，既不菲薄考据，也不惮乎义理，而是考据和义理并重、文史哲融通。所谓自创新解，必当言之有据而不哗众取宠，以此展示中国人文学界的原生思想、原创理论与原创观点。
另一方面，以人文语义学探索学科交叉之路。学科融合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融通，思想交流、文化沟通、文明对话都需要以通用概念与关键词为基础。为此，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尝试构建以人文语义学为核心的交叉学科，以人文学科领域内的通用关键词、核心概念、重要术语为研究对象，通过阐释同一学科内核心概念的演生、不同学科间共有概念的内涵关联、中外概念互动中的转义，探讨语义创生与思想启蒙、文明对话、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外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守成与传承远比超越或曰创新难得多。回眸过去，审视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范文澜、董作宾、任访秋等一代名家的河大历程，尽管不乏“春华”与“秋实”的底气，但我们更难以忘记其中的“筚路”与“蓝缕”。借用《历史的天空》那句歌词便是：“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揆诸当下，我们渴望从平台、学科、期刊三方面，打通文史分科后的现代文科壁垒，推动学科交叉。瞻望未来，我们期待重塑河大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学术传统，实现跨学科、跨语境、跨语言、跨文化的古今贯通、中西贯通，让河南大学110年来的人文传统“薪尽火传，不知其尽”。
（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