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政治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谈起中国人的精神，首先会想到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尤其是后书中描述的“窝里斗”、“不能团结”、“酱缸文化”等国人的劣根性，会让人升起一种痛恨和无赖之感。不过，相对于书中所描绘的中国人的形象，现实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则更让人感到忧虑。
可能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的中国人都在“向钱看”，甚至是为了“向钱看”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比如，官员们在谋取私利，贪腐渎职现象愈来愈烈，甚至出现了明末大儒刘宗周所描绘的现象:“及至朝廷颁一令，则一令即为渔猎之媒；地方有一事，则一事即为科敛之籍。”（《条列风纪之要疏》），商人们为了追求利润大肆售卖劣质、有毒产品，这几年地沟油、毒奶粉等食品安全问题屡屡出现，百姓甚至到了不知道什么产品能放心食用的境地，只能转而购买洋货。作为最应富有理想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在忙于做项目、申请课题经费，为了拿学历、评职称不惜抄袭他人作品，能静下心安于学术的已经很少见了。
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辩”在今天已经被弃之敝屐，代之而起的是市场经济的“理性人”观念，从西学理论上来讲，“理性人”的人人为己可以构建一个我为人人的“理性社会”。不过，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理性社会”并没有出现，反而形成了一个为牟利而不顾道德、不折手段的无序社会。我们来回顾一下孟子的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现在中国就面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局面。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已经看不到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坚持了，即把“道”放在第一位，为了“求道”、坚持“道”，可以不在乎自身收入与物质条件的贫瘠，可以安贫乐道。传统儒家提出“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这在现代许多人的眼中可能显得迂腐，但正是这迂腐中有一份坚持，而现代人的圆滑中却少了这一份坚持，以至于陷入无底线的道德空虚中。
“为道”精神的丢失也体现为当今社会的精神空虚和信仰缺失。传统儒家的“为道”精神是一个即学问即道德即宗教的综合价值观，也就是说，“道”即可以作为一种学问去追求，朱熹认为“道即理”，作为理的道是可以在生活中随处体认的；道也是一种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在儒家体现为仁义礼智，而仁道和天道是相通的；道也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追求，这种对道的追求可以激发人宗教徒的狂热，即所谓“道之所在，义不容辞”“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而今天的社会，伴随着儒家“为道”精神的丢失的是信仰的缺失，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不知道该追求些什么、坚持什么，只能迷失在物质的欲望之中。
鉴于目前的道德和信仰现状，中国需要重新唤起儒家的“为道”精神。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转型期，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买房、孩子上学、看病、丧葬都具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提倡“为道”精神并不是要求全体的中国人都不去努力赚钱，而是要在赚钱、牟利的同时保留一个“道”的底线，要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底线伦理。
重新唤起儒家的“为道”精神，对于形成一个合理的国人道德心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人的精神，它的内容不应仅仅是“向钱看”，还应该有对“道”的尊重，即对价值观念的尊重和默守，如果缺失了这一部分，那么“向钱看”必然陷入道德真空中。另外，“向钱看”和“为道”应该是国人心理结构中的两极，只有在“向钱看”和“为道”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张力，国人的精神结构才能良性发展。
重新唤醒儒家的“为道”精神，也是要求出现一批“以道为任”的人，这类人对于一个国家具有重要作用。今天，我们的社会缺少这样一群“为道”的人，一个群体的缺失背后反映的都是一种精神和价值观的缺失，如果现在社会中重新出现一批以道为己任的人，那么这群人在引领和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那些孜孜以道为己任的人无一不是民族的脊梁。比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隐”，他们肩负起了各自时代民族精神传承的重任，通过自身的求道经历，树立了不朽的民族人格典范，激励了各自的时代及无数后人。当代中国正需要这种人和这种精神。
原刊《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