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陈冲知道自己的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但她不知道外公自杀前的所思所想。
央视主持人阿丘心中一个巨石般的家族隐私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不是叛徒？他们是被谁抓走杀掉的？
收藏家马未都一搭眼就能辨别古瓷真伪，但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当年何以离家参军，自己的母系家族来自何方，为什么扎根北京。
历史学家易中天熟读中国数千年历史，却不了解易氏家族七十多年前的悲剧——1939年9月23日，易家数百人一天内死于非命，年龄最大的七十一岁，最小的只有一岁。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易中天的祖上又是如何逃过一劫的？
他们是电视节目《客从何处来》的嘉宾。2013年4月11日，《客从何处来》试映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团队给这些嘉宾们鞠了个躬。“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面对真实的历史？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把面对历史的真实情感和思考贡献出来？在今天这可能仍然是个问题。”制片人李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敢不敢面对历史，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没想到，没想到
央视综合频道《客从何处来》的制作团队，来自当年《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后来创办过央视的《社会记录》和《24小时》，多年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替名人“寻根问祖”的节目，早有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开播的名牌节目《你以为你是谁》，节目模式被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采用。每期节目，由一位名人探访自己的亲戚、各地档案馆、祖居、医院甚至火葬场，从先人的各种记录中追寻家族的历史。
这种节目方式并不适合直接转制——英美教会系统的个人档案保存完整，每个人的出生、结婚、死亡都有案可查；中国官方档案、私人家谱则由于近代的战乱大量遗失。
2013年4月，节目主编郑波带领一班编导，一边接洽名人、明星，另一边寻找国内外各种历史学家。“直接把节目规则告诉嘉宾，你同意，你提供家族联系人，我们去查。去哪、找谁、拍什么，完全不能告诉你；拍完之后能不能用，会尊重嘉宾的意见。”郑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嘉宾本人有寻根问祖的动力，这是首要条件。这还不够，他的家属还得愿意。嘉宾及其亲属都愿意了，他们还必须有足够丰厚的家族故事。
“他们的制片人开拍之前已经透彻了解嘉宾家族的历史，可以掌控寻根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只能边寻找边拍，规避档案资料缺失的短处，加大纪实纪录片的使用。”李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符合条件的嘉宾寥寥无几。李伦和郑波找到老同事阿丘，本希望他贡献点智慧，没想到聊出了一个离奇的家族故事。
阿丘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跟着父母随军漂泊，从汕头到贵阳，从贵阳到桂林，最后在南宁落脚。阿丘从小和父母很少交流，长大成人后回南宁看望父母，往往是一家人在沉默中吃顿饭，饭后阿丘告辞住进宾馆。每次回家，他都有一段时间怅然若失。
阿丘知道自己有个姨妈在马来西亚，但身为政法干部的母亲一直不提这段历史，也坚决不允许阿丘对外提及自家的侨属身份，为此甚至连高考加分都放弃了。成年后阿丘通过亲戚之口隐约听说，自己的外公是“叛徒”，1950年在马来西亚和外婆一起被抓走，“一刀一刀割死了”。外公背叛了谁，被谁抓走杀掉，阿丘一概不知，也不敢跟母亲打听。
阿丘愿意参与节目，但还是不敢直接和父母说。栏目组越过阿丘直接到南宁拜访阿丘的父母。“没想到阿丘的父亲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老头儿，阿丘的母亲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拒绝交流。两位老人同意了。”
于是，在镜头前，阿丘和母亲有了次史无前例的交流，他终于开口发问：外公外婆被杀当晚是什么情景？
阿丘母亲缓缓讲述，那时她才五六岁，父母带着自己和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生活在马来西亚一个叫吉利留的地方，整天种菜割胶。1950年7、8月份，一天夜晚她正上厕所，一群士兵闯进家，回家时她只看到桌上摆着饭菜和煤油灯，父母一去不返。
“抓他们的士兵是谁？外公是不是叛徒？”阿丘问。母亲不再搭茬。
编导谢琳给阿丘的姨妈打了几次电话，老太太每次接了就挂，以为是骗子。“节目规定嘉宾在提供完已知家族历史的信息后，不能再向家属打听任何信息，只能让我们调查，以便拍摄他听到新鲜的内容之后的第一反应。”谢琳说。
一次阿丘的表哥在家顺手接过电话，谢琳终于讲清了事情原委，并发去一份采访提纲。一个多星期后他们收到一封长信，让谢琳记忆深刻，也一直为之感动。信中说：“那段历史对我的表弟和我的家庭都非常敏感。但是，如果这是通往真相的唯一的路，我愿意继续。”
剧组开始筹划去马来西亚。出发之前，剧组聘请的历史学者已经把阿丘母系家族的历史翻了个底掉。“阿丘母系家族在广东罗定，当地博物馆馆长走访两三个月，替我们调查阿丘家的家谱。他外公去马来西亚讨生活，外公父亲借钱从广西给外公找了个媳妇，托人送到马来西亚。娶亲这笔钱，外公从南洋分几次邮寄回来，但夫妻两个再未还乡。”郑波说。
阿丘外公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则需要马来西亚的历史专家调查研究。“那边华人历史研究是个微妙问题，有的专家直接告诉我们，恕我不能再帮忙了，甚至我们到了马来西亚都不见我们。”郑波说，“最权威的南洋华人史研究专家陈剑在最后关头也拒绝采访。”
在马来西亚，郑波、谢琳和阿丘的表哥一起翻报纸、看档案、走访专家，找到了吉利留。那里仍然是橡胶园，但已经没有房子了。当年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防范游击队，把散居在橡胶园里的华人强行聚拢，关进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美其名曰“新村”。阿丘外公家的房子极有可能在那个时期被毁了。阿丘和表哥站在前辈生活过的土地上，涕泗横流。
马未都的父亲年轻时和另外38个人一起参军。在解放战争中打过孟良崮、打过上海，当年从军的39个人，37个阵亡，一个伤残，就剩下马未都父亲一个全乎人。 （马未都供图）
“1944年， 海上漂来一个大铁疙瘩”
节目组把马未都带到他母亲祖上修的堤坝遗址，他只叹了口气，站在堤坝上什么都没说。编导朱凌卿有点着急；“他没有大喜大悲。给他看我们发现的马家家谱时，马先生很惊讶，但也就是说一句：连这都找到了？到后来告诉他母亲家族是怎么失败的，他也只是说，国之不幸，民之不幸。然后又加了一句：说白了就是民之不幸。他没有任何戏剧化的表情流露。”
父亲去世前，马未都很想问一个问题，但此时打听往事简直就是提醒死亡到来。这个问题是：1944年父亲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教师不做，与另外38个年轻人一起参军？此后父亲打过孟良崮，打过上海，当年从军的39个人，37个阵亡，一个伤残，只剩下父亲一个全乎人，此后仕途平顺，解放后在空军总医院当政委。但父亲为什么终生觉得对不起爷爷？
父亲从军，马未都的猜测是逃婚离家——爷爷一直在老家给父亲留了一间房子，谁也不让住。编导朱凌卿找到的原因则是一枚水雷。
马未都的父亲生长在山东荣成镆铘岛，家族世代捕鱼为生。到马未都的爷爷这一代有了些积蓄，每天背着年幼的父亲出岛读书。18岁那年，马未都的父亲当上了小学教师。
“1944年，海上漂来一个大铁疙瘩，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一个铁匠看中这块好铁，拿锤子一砸，一声巨响血肉飞溅，一下死了七十多口人，半个村子都没了，其中包括马未都父亲的三弟。”朱凌卿说。这件事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存在于岛上老年人记忆之中。
朱凌卿找人去日本防务厅档案馆查资料，分析出最大的可能，是1943年日本在济州岛附近布置的6000颗水雷中，可能有一颗随着洋流漂到了镆铘岛。
马未都对父系家族略知一二，母系崔家历史则一无所知。他从小知道北京西城的一个大院是母亲家，去了还得磕头行老礼。马家作为军人，与崔家保持着一种时代造就的距离。
朱凌卿调查之后告诉马未都，母亲的家族曾是山东利津的大盐商。1855年黄河改道，刚好从崔家盐场中间穿过，即便如此，崔家仍然和黄河斗了40年，可见其财雄势大。
在这40年里，崔家修了一道45万土方的大坝。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一个多月之后，黄河再次袭来，大坝决堤，崔家就此衰落。
“那场大水，我们研究发现看似天灾，实际上是国难。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接受失败的结果，一心筹钱抗日，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打仗上去，因此拒绝一切修理堤坝的建议。整条黄河不修堤坝，崔家一道45万立方米的大坝又有何用？”朱凌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奋斗40年，盐场终于陷落，崔家在山东的家就败了。后来崔家有位子弟公派日本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兴做了县长。崔家人纷纷投奔，马未都母系的先人也就来到了北京。
“我们找到1940年代崔家的一份报案记录：丢失地毯一块。地毯丢了也报案，显然已经衰落了。”朱凌卿说。
“说实话还是有点怕”
做完节目后，阿丘过年时带着全家又去了一趟马来西亚，一起去了吉利留。小时候过年，阿丘见邻居家人来人往，自己家冷冷清清，羡慕得要死。“现在我们过年有地方去了，我也算是有亲人的人了。”阿丘说，“我终于知道我从哪里来。不管祖上多悲惨我得知道，否则就只能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但他仍然紧张：“大历史已经把我们家塑造成这样了。我不担心收视率，担心的是，节目播出后带给父母的是安慰还是焦躁？”
《客从何处来》的主创人员则无一例外，全都变得“魔魔怔怔”，开始探听自己的家事。
郑波就解开了一个谜团。他外公是天津工艺美院的创始人之一，“文革”期间挨批离家出走，在石家庄上吊自杀。“我妈，两个姨两个舅，包括我姥姥，全家对此讳莫如深。做了这节目之后，我把关于姥爷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我能想象到的真相是，姥爷遭受迫害时在家得不到一点温暖和支持。”郑波说，另一个待解的谜团是，爷爷和曾祖父为何从不来往？
谢琳也是天津人。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爷爷年轻时做过什么，只知道老人家是活地图，天津大小街道怎么走随口就能说出来，分毫不差。“这次过年回家一问，原来我爷爷年轻时是送报纸的，后来开过报摊。爷爷的老家是山东宁津，整个家族只有他一个人来到天津，为什么离开山东不知道，怎么在天津扎根不知道。有机会我真想带我父亲回趟宁津。”谢琳说。
朱凌卿的调查结果让自己愕然——外公的父亲解放前是合肥的青帮头子、警察局长，是个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的人物。
“奇怪的是我外公特别红，正得一塌糊涂，我基本没见他笑过。有那样的父亲，不但能活下来，还当局长，那得多红啊！做了这个节目，我跟舅舅喝酒，把他灌醉了才知道，我妈找我父亲是我外公定的，原因就一个，我父亲当时是民兵连连长。”
除了知道了长辈的故事，朱凌卿似乎也明白了自己——外公的父亲走黑道，外公就拼命走红道；外公一生循规蹈矩，到他这一代就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可能是每一代都觉得上一代那样有点不对，自己就非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编导葛西厢说，陈冲对家族史最好奇的，不是外公和爷爷的学术建树、历史地位，而是奶奶为什么比爷爷大四岁，这在那个年代很不平常。外公在美国，外婆把孩子放在家里一人去美国和外公团聚，这是为什么？
陈冲的好奇勾起了葛西厢同样的好奇——据邻居说，父母结婚一年后，一个外地口音的女人挑一副担子，筐里装一个孩子来找父亲。父亲给了女人三块五毛钱和五个鸡蛋，女人走了。“这事我还没敢打听。”葛西厢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残酷，只是你没去了解他们。小时候你会觉得长辈幼稚、窝囊，觉得某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你渐渐能理解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高明。”
李伦思考的是，新闻孤证不能得出结论，做历史如何避免孤证立论？
“我知道爷爷曾是‘历史反革命’，被劳教过。我看他日记里说自己给前线筹款送粮，回来时人们送锦旗，我觉得爷爷挺棒。我爸爸说，也许日记里就写自己得意的一面？我想，也可能啊。”李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原载《南方周末》2014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