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简文《说命》续辨（上）
本文第二、三、四节已完成对简文《说命》“惟口起戎”四句的真伪考辨，此项研究可以认定该文属后世赝作，也可以认定存在一位（或几位）具备一定古文献功底、但见识和能力并不高明的当代张霸。在本文的这一节和下一节（第六、七节），以简文《说命》上篇和中篇为例，简要说明（除简文“惟口起戎”四句之外的）其他一些作伪破绽，包括整理者对作伪破绽所作遮掩回护（在学理方面）的合理性问题。为便于读者对照，下面将简文《说命》的上篇和中篇作完整引录。
清华简文《说命上》：惟殷王赐说于天，庸为失仲使人。王命厥百工像，以货徇求说于邑人。惟弼人得说于傅岩，厥卑绷弓，绅关辟矢。说方筑城，縢降庸力。厥说之状，鹃肩如椎。王乃讯说曰：“帝抑尔以畀余，抑非？”说乃曰：“惟帝以余畀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王曰：“亶然。”天乃命说伐失仲。失仲是生子，生二牡豕。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失仲违卜，乃杀一豕。说于围伐失仲，一豕乃旋保以逝。乃践，邑人皆从。一豕随仲之自行，是为赦俘之戎。其惟说邑，在北海之州，是惟圜土。说来，自从事于殷，王用命说为公。[35]
清华简文《说命中》：说来自傅岩，在殷。武丁朝于门，入在宗。王原比厥梦，曰：“汝来惟帝命。”说曰：“允若时。”武丁曰：“来格汝说，听戒朕言，渐之于乃心。若金，用惟汝作砺。古我先王灭夏，夑强，捷蠢邦，惟庶相之力胜，用孚自迩。敬之哉！启乃心，日沃朕心。若药，如不瞑眩，越疾罔瘳。朕畜汝，惟乃腹，非乃身。若天旱，汝作淫雨；若津水，汝作舟。汝惟兹说，底之于乃心。且天出不祥，不徂远，在厥落，汝克宣视四方，乃俯视地。心毁惟备。敬之哉，用惟多德。且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衣载病，惟干戈生（眚）厥身。若诋（抵）不视，用伤，吉不吉。余告汝若时，志之于乃心。”[36]
当代张霸伪造（仿真）简文《说命》的基本思路：（1）按照《书序》，伪造的简文也要有三篇。（2）简文内容要有别于传世本。李先生所谓“全然不同”。（3）要将先秦文献的相关引文纳入其中。（4）简文的篇幅要与传世本相差不多。为实现“全然不同”，简文《说命》（除先秦文献的相关引文）需要重写。在重写的过程中，为凑足相应篇幅，此人主要采用两个办法：一是搜集先秦文献有关傅说的传说类内容，二是自行编造一些叙事内容和人物对话。
前面提到，这位当代张霸对“惟口起戎”四句的拼合改写，缘于孙诒让一个依据极不充分的笼统判断。此人被误导而选择此举，是这位平庸之辈无法承担的能力挑战。其结果便是简文四句的文理不通、自相矛盾、破绽丛生。此人伪造上中下三篇《说命》，是一个更加不自量的选择。在其自行编造的内容中，结构混乱，文意浅陋，作伪破绽随处可见。下面具体讨论。
简文：“惟殷王赐说于天，庸为失仲使人。”整理者认为第一句是被动句式：“句云武丁受天之赐，与《书·禹贡》‘禹锡玄圭’同例。”[37]有必要指出，传统注释中存在两个相反见解，一是禹锡，二是禹被锡。再者，“殷王赐说于天”与“禹锡玄圭”的语句形式存在不同。故整理者最好换一个存在于《尚书》之中、句式相同、没有争议的例证。以此证明：A赐B于C＝C赐B于A。
在较早期先秦文献中，使用被动句式比较少见，且一般用在叙事过程之中。在文章开篇第一句采用逻辑倒置的被动句式，既大胆突兀，且有些荒唐。整理者认为，简文第二句（庸为失仲使人）“此言傅说为失仲庸役之人”。[38]独立看，此句“庸”为赘语。与上一句联系起来看，两句之间缺少叙事逻辑的中间环节。这是前言不搭后语。
简文：“王命厥百工像，以货徇求说于邑人。惟弼人得说于傅岩，厥俾绷弓，绅关辟矢。说方筑城，縢降庸力。厥说之状，鹃肩如椎。”上文讲述殷王武丁找到傅说的过程。其中包含一些作伪者为拼凑篇幅而演义杜撰的拙劣语句。比如“厥卑绷弓，绅关辟矢”。整理者训“厥”为“将”；读“卑”为“俾”；据《说文》训“绷”为“束也”；[39]据《左传》杜注，训“关”为“引弓”之义；并以改字为训的途径，猜测“辟矢”疑即《周礼》中“八矢”的“庳矢”。[40]
整理者在此只是注释字词而不及语句。但在如此训诂之后，这两句似乎还是读不通。“縢降”二字无解。整理者读“降”为“躬”。[41]整理者似乎有必要给出一个“厥卑绷弓，绅关辟矢”的句解和至少一个改“降”为“躬”的同时期书证。与此同时，整理者还有必要针对上述简文进行“双向思考”。是出土文献的行文艰深，还是当代张霸的言语浅陋。
关于圣贤人物的形貌特征，在战国以降诸子著述中出现一些添油加醋的演义成分。例如《晏子春秋》（卷一）中的“汤质晰而长”，“伊尹黑而短”；又如《文子·自然》中的“神农形悴，尧瘦瞿，舜黧黑，禹胼胝”。在《荀子·非相》中，更多的圣贤人物变得奇形怪状：“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简文“厥说之状，鹃肩如椎”由此而来。
下述简文是武丁与傅说的对话：“王乃讯说曰：‘帝抑尔以畀余，抑非？’说乃曰：‘惟帝以余畀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王曰：‘亶然。’”武丁问话中的“抑非”是赘语。这段对话是武丁与傅说核对梦中情景，类似地下组织“接头”时的“对暗号”。“接头”成功的前提是两个人做了同一个梦。前文只是提到逻辑颠倒的“殷王赐说于天”，参阅后文“天”应指“帝”。这也是作伪者为拼凑篇幅而演义杜撰的成分。其行文不清不楚，理解文义（核对梦中情景）只能依靠猜谜语。
再有，简文所述梦中情景（帝以余畀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也多少有些荒唐。《尚书·舜典》：“禹拜稽首”，《孔传》：“稽首，首至地”；《周礼·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郑注》：“稽首，拜头至地也”。在傅说和武丁所做同一个梦中，上帝将傅说交给武丁（帝以余畀尔），武丁左手握着傅说的衣袖（尔左执朕袂），右边单手支撑拜头至地（尔右稽首）。这个动作难度较高，很容易失去重心。搞不好要扯掉傅说的袖子。除非人在梦中处于失重状态。此乃吊诡。
简文“天乃命说伐失仲”中的“天”指殷王武丁。是武丁在两人见面对上“暗号”之后，授命傅说征伐失仲。前文“天”指“帝”，此处又改指武丁。这是违背正常叙事规则的一称二指。下面的简文应是讲述武丁派遣傅说征伐失仲的缘由：“失仲是生子，生二牡豕。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失仲违卜，乃杀一豕。”
依据简文，失仲是武丁授命傅说征伐的对象，其身份应是一个不听命于中央政权且有恶行的方国诸侯。《周礼·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但简文所述武丁派傅说征伐失仲的原因，却是一件荒诞离奇之事：失仲生儿子，生出两只公猪（失仲是生子，生二牡豕）。失仲为此欲杀其子，并以占卜方式决断其事（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占卜的结果是：“勿杀是吉”。但他没有遵从占卜的结果（失仲违卜），还是杀了一只猪（乃杀一豕）。
整理者认为“‘牡豕’形容其子（指失仲之子）生性顽劣”，并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载内容加以说明。[42]具体是叔向母亲对一件上古之事的追述：“乐正后夔……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颣无期，谓之封豕。”在叔向之母的追述中，对“谓之封豕”的比喻性称谓作出明确说明。此种内容并不违背合理、正常的叙事规则。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将失仲的两个儿子直接称为公猪（牡豕）。这是违背正常叙事规则的荒唐行文。清华简《尹至》中的“宠二玉”亦属此类。
针对简文所述失仲的占卜内容（卜辞），李学勤先生指出：“‘我其杀之’和‘我其已，勿杀’是对卜的，结果以‘勿杀’为吉，这种卜辞格式与殷墟甲骨卜辞全然相同。特别是用‘其已’一词，在殷墟卜辞多见，值得注意。”[43]李先生似乎有必要换一个角度加以思考：在殷墟卜辞中，命辞的正反对贞的确比较多见。但正是由于多见，作伪者实现此种“全然相同”的仿真效果易如反掌。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1）为杀子而占卜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礼乐制度和宗教观念），商代卜辞中是否存在类似内容。（2）如果失仲所生两只公猪的确“生性顽劣”，那么在文献所述三代政治道德观念中，失仲的杀子行为是铲除祸害的义举。这样的义举不可以构成武丁征讨失仲的原因。按这里是在简文《说命》的语境下讨论其内容，至于是否存在武丁征失仲的历史事件乃至是否存在失仲其人以及那两只公猪（牡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下述简文是傅说受命征伐失仲的过程：“说于围伐失仲，一豕乃旋保以逝。乃践，邑人皆从。一豕随仲之自行，是为赦俘之戎。”在上文中，“乃践，邑人皆从”叙事不清不楚，“之自”是赘语。简文所述傅说征伐失仲的结果是：一只猪乃不战而退（一豕乃旋保以逝），一只猪随失仲逃走（一豕随仲之自行）。“一豕”不战而退是对失仲的背叛，“一豕”随其逃走是对失仲的追随。“一豕”加“一豕”乃是“二豕”。整理者有必要注意：简文前面说到失仲“乃杀一豕”。那么“二豕”减“一豕”怎么还是二？
简文：“其惟说邑，在北海之州，是惟圜土。说来，自从事于殷，王用命说为公。”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墨子·尚贤下》：“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这是墨子对武丁、傅说之事的概述，其中存在晚些时候的传说类内容。比如“衣褐带索”是罪人之服，“圜土”是囚禁罪犯的场所（早期的监狱）。
《周礼·司圜》：“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如果商代已有“圜土”，其中的囚徒不太可能出来筑城。筑城是国人的劳役（庸）。《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因此，傅说决不可能身在“圜土”之内而“庸筑于傅岩之城”。此种传说类内容存在于诸子著述中属正常现象，将其纳入《尚书·说命》内容则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末倒置。依据简文叙事，是殷王武丁找到傅说，而非傅说“自从事于殷”。
简文《说命中》开篇第一段内容：“说来自傅岩，在殷。武丁朝于门，入在宗。王原比厥梦，曰：‘汝来惟帝命。’说曰：‘允若时。’”在简文《说命上》，武丁已然找到傅说，二人不仅见过面、不仅在见面时（通过核实梦中情景）对上“暗号”，而且傅说已接受武丁之命出征失仲并得胜归来。但在简文《说命中》的开篇，在武丁与傅说的对话内容（王原比厥梦，曰：汝来惟帝命。说曰：允若时）中，似乎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二人于是再次“接头”，再次“比厥梦”。这是当代张霸行文序事的颠三倒四，前后乖舛。如此一篇拙劣文章，希望李先生对此细加考量。
七、简文《说命》续辨（下）
在先秦文献的引文方面，简文《说命》存在三个主要问题：（1）“惟口起戎”四句的拼合改写问题。（2）作伪者对《国语》相关内容的拆分和重组。（3）缺少多条先秦引文。本文第二、三、四节已完成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这一节讨论后两个问题。
东汉马融对今文《泰誓》（汉武帝时纳入今文《尚书》并立于学官）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其理由有二，一是今文《泰誓》行文“浅露”，二是多条先秦文献的《泰誓》引文不在其中。（详见《尚书·泰誓》孔颖达《疏》引马融《书序》）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考察方向：先秦文献的《泰誓》引文应在其原文中有所体现，如果“所引《泰誓》而不在（今文）《泰誓》者甚多”，也就有理由对其真实性作出否定。
在古文献真伪的甄别环节，既要避免因深文周纳而诬真为伪，也不能因疏忽迟钝而认假作真。因此，需要有一些更加客观合理的甄别标准。前面提到，对甄别对象的文本质量和文章质量加以评估，应是判别文献真伪的有效途径。甄别对象的文章质量越高，其伪造难度也就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排除是后人伪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
例如，依据本文上一节的讨论，简文《说命》的文章质量非常低劣。作为参照标准，传世本《尚书》有其特定的法度、格调：叙事简要，结构得体，论理明晰，词语典雅；无论是今古文共有的篇章还是古文独有（今文无）的篇章，篇篇都是堂堂正正的道德文章。我们可以将简文《说命》与传世本《尚书》进行对比，其文章质量的低劣程度与《尚书》中任何一篇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可以将简文《说命》与传世本同名篇章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二者在文章质量方面的天壤之别：前者漏洞百出，后者无可挑剔。由此即可认定：后者更可能为真，前者必是赝品。
如果是作伪，将散见于先秦文献的多条（长短不一、内容互异的）《尚书》引文纳入伪作之中，还要做到前后贯通、不留痕迹、不影响文章质量，这是一个难度太高、不可能实现的效果。例如，简文《咸有一德》只纳入两条引文（准确说是一条半）。其中一条被略加改写置于篇首，作伪痕迹便昭然若揭。黄怀信先生和房德邻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出同一个问题：篇首这句话（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与后文通篇“没有关系”（详见本文下一节）。
在古文献真伪的甄别环节，如果将引文情况与文章质量联系起来，对甄别对象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这是一个更加有效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甄别途径。简文《说命》共纳入两条来自先秦文献的相关内容，一条是对《礼记》引文A和《墨子》引文B的拼合改写（详见本文第二三四节），另一条来自《国语》白公子张对楚灵王的劝谏内容。具体如下。
《国语·楚语上》：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
针对《国语·楚语上》内容中“未明引《说命》篇名”，李学勤先生指出：“……其间有‘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所引标出‘《书》曰’，足以证明《楚语》此段的来源。竹简本正有与《楚语》相当的语句，可相对勘。”[44]《国语》上文是对武丁、傅说之事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部分内容是对《尚书·说命》原文的引用。
具体说，《国语》上文至少有四段话是对《尚书·说命》原文比较直接的引用。其一，群臣（卿士）对武丁“不言”的谏语：“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其二，武丁“作书”对群臣的回答：“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其三，武丁将傅说“升以为公”并令其“朝夕规谏”的命辞内容：“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其四，也是武丁向傅说提出的要求：“必交修余，无余弃也。”
在上述四段内容中，只有一段（第三段）被纳入简文。其余三段均被“漏掉”。这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作伪破绽。不仅如此，对勘《国语》与简文《说命中》相关内容，可以看到，这一段内容在纳入简文时被作伪者拆得七零八落。原本是一（若金，用汝作砺）、二（若津水，用汝作舟）、三（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四（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五（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的语序，变成一四三二五。在一四三二五之间，又被作伪者加入一些自行编造的拙劣语句。此外，作伪者还在二和五之间加进了经过拼合改写的“惟口起戎”四句。
针对简文语序的颠三倒四，李学勤先生的说明是：“看简文，知道白公子张是将《说命》做了概述，没有完全依照原文的次第。……《楚语上》只是把这几句串在一起了。”[45]李先生没有提到与改变语序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问题：简文在《国语》此段内容的语句之间加进了一些与其语义不相吻合的拙劣语句。比如“朕畜汝，惟乃腹，非乃身。”直译过来：我养你，是你肚子，不是你身体。再比如“天出不祥，不徂远，在厥落”、“心毁惟备”、“吉不吉”等等。请李学勤先生考虑：这样一些不知所云、明显属于“假古董”的拙劣语句是否可以被认定为《说命》的“原文”。
《国语》内容：“（武丁）使（傅说）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传世本《说命上》的相关内容：“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对勘上文可知，《国语》与传世本《说命》相关内容大同小异。《国语》“朝夕规谏”是对传世本《说命》“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的简述。二者的表述内容并无矛盾，但后者更加准确、完整。这是引文与原文之间的正常关系。下面对此作些具体分析。从表述形式上说，武丁向傅说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朝夕纳诲（规谏），以辅台德”，二是“启乃心，沃朕心”。
从表述内容上看，武丁向傅说提出的两个要求实际上是同一个要求的递进式表述。前者是外在的表述：从早到晚（朝夕）都要规劝（规谏）、教诲（纳诲）我，以此纠正我的失德、过错（以辅台德）；后者是内在的表述：敞开你的心（启乃心），浇灌我的心（沃朕心）。进一步说，后者是武丁要求傅说在规诲自己时不要有任何顾忌（敞开你的心），也是武丁在表白他多么需要得到傅说的规诲（浇灌我的心）。这是贤明之君对圣哲之臣的要求。其真诚恳切，跃然纸上。
在武丁的两个要求之后，各有一组比喻性内容（排比）。在“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之后的第一组比喻是三个语句单元：“若金，用汝作砺（《孔传》：铁须砺以成利器）；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孔传》：渡大水待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孔传》：霖，三日雨。霖以救旱）。”武丁使用这三个比喻，意在强调傅说的规诲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在“启乃心，沃朕心”后的第二组比喻是两个语句单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孔传》：如服药，必暝眩极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孔疏》：言药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孔传》：跣必视地，足乃无害。言欲使为己视听）。”前者是武丁以比喻性内容要求傅说：劝谏要直言不讳，不要顾忌为君者的感受；只有臣的“猛药”才能治愈君的“疾患”。后者是武丁将傅说的规诲比喻为自己的视觉：如果光脚走路而不看地（若跣弗视地），脚就会受伤（厥足用伤）。
由此不难看出，在武丁的两个要求与其后的两组比喻之间彼此呼应。从修辞角度看，两个要求具有递进关系，两组比喻是以排比形式对两个要求的强调和阐述，其间存在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请李先生考虑，这样的内容是否可以被拆开。作伪者一定要拆分这段内容的动机不难理解：此人很清楚，这段内容精致典雅，其自编语句与之相差甚远，如果让其完整存在于赝作之中，就会呈现西施嫫母的鲜明反差。此人所作一番手脚的结果就是简文《说命中》的现有情况：一段好文章支离破碎，若干拙劣语句（还包括简文“惟口起戎”四句）夹杂其间。整理者有必要在引文与“原文”之间细加对勘，以此发现问题。
在引文方面，简文《说命》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缺少多条先秦引文。李学勤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礼记·缁衣》引用的另一段《说命》佚文，以及同书《文王世子》、《学记》引用的几条《说命》语句，则不见于简文。”[46]共有七条先秦文献的《说命》引文不在简文《说命》中：（1）《礼记·文王世子》（并见于《礼记·学记》）：“念终始典于学。”（2）《礼记·学记》：“学学半。”（3）《礼记·学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4）《礼记·缁衣》：“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此外还有前面提到《国语·楚语上》被“漏掉”的三段内容。
前面提到，将散见于先秦文献的多条（长短不一、内容互异的）《尚书》引文纳入伪作之中，还要做到前后贯通、不留痕迹、不影响文章质量，这是一个难度太高、不可能实现的效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伪者只好将七条先秦文献的《说命》引文全部“漏掉”。这又是一个十分明显并且非常重要的作伪证据。李学勤先生对此曲为回护：“这大概是传本不同的缘故。”[47]那么，《尚书》在先秦时期有几个传本，什么样的“传本不同”可以导致一次性“漏掉”先秦文献中七条《说命》引文。一项学术研究的重要结论，似乎不可以借助“大概”性质的判断（毫无依据）。
在《〈说命〉考信》[48]一文中，黄怀信先生针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对传世本《说命》的“证伪”进行分析，其结论是：“无一能够成立”；后文枚举十余条证据，证明传世本《说命》“当为先秦真书”。这里有必要提到，被简文《说命》“漏掉”的七条先秦文献《说命》引文，悉数存在于传世本《说命》中。其内容在传世本中大多更完整或更准确。这些引文在逻辑严密、文采斐然的传世本《说命》中各得其所、天衣无缝。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言自明。
传世本《说命》结构严整。其开篇交待缘起简明扼要，其主体部分是武丁与傅说的对话，包括武丁任命傅说（爰立作相）的命辞（命之曰），其主要内容是君臣之间的相互要求、告诫。在二人言语之间，明君之义，贤臣之责，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部分内容睿智典雅，体大精深。可以说，即便是今天国家的主持政务者，细读其内容，仍可受益良多：“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刘知几将汉代盛极一时的《公羊传》与“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的古文《尚书》进行对比：“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史通·杂识》）他对古文《尚书》的史书价值和道德文章给予毫无保留的高度赞誉：“《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史通·鉴识》）传世本《说命》是古文《尚书》的代表性篇章，其内容与行文俱佳。刘勰所谓“义固为经，文亦师矣”。（《文心雕龙·才略》）
苏轼对诸葛孔明《岀师表》深为赞赏，认为其堪比古文《尚书》的《伊训》、《说命》：“至《岀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说者所能至也。”（《东坡全集·乐全先生文集叙》）由此可见传世本《说命》在苏轼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代张霸伪造简文《说命》之举殊不自量。李先生似乎有必要在这个背景之下考察问题。
八、简文《咸有一德》真伪考辨（上）
目前有三种针对清华简《咸有一德》的代表性见解。一是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的见解：清华简《咸有一德》是真实可信的先秦《尚书》，其内容与传世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由此证明：后者“系后世伪作”。[49]二是黄怀信先生的相反见解：“还不能证明简书《尹诰》（即《咸有一德》）就是《缁衣》所引之《尹诰》，更不能证明简书《尹诰》就是真《咸有一德》。”[50]三是房德邻先生的见解：清华简《尹诰》（即简文《咸有一德》）是一篇伪作。[51]
简文原无篇题。下面是李学勤先生拟定简文篇题和确定其性质的主要论证：“‘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这一句，郭店、上博简作‘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清华简《尹诰》这乃是首句，作‘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说明简文即是《尹诰》。”[52]李先生选择传统疑古“定谳”为其整理研究的大前提，据此无视传世本《太甲》相关内容（详见后文）。
笔者注意到，在黄怀信先生的文章（《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和房德邻先生的文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尹诰〉是一篇伪作》）中，其举证范围均不涉及上博简相关内容。笔者赞同这样的治学态度。在上博简自身的真伪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认定之前，尚不具有文献对勘的证据资格。[53]本文这一节主要讨论简文《咸有一德》前两句中存在的问题。
简文《咸有一德》第一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传世本《咸有一德》作“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礼记·缁衣》孔子（子曰）引《尹吉（诰）》作“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郭店简《缁衣》引《尹诰》作：“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按郭店简《缁衣》原考释将“尹躬”读为“伊尹”。[54]以此种方式连改两个字，甚为不妥。裘锡圭先生认为不必如此，只改一字：改“躬”为“允”。[55]本文前面已经讨论过文献注释者的随意改字问题。因此，黄怀信先生的见解（一字不改）更加合理，作“尹躬”[56]。
简文第一句与传世本《咸有一德》只有“既”与“躬”一字之差。《礼记·缁衣》及郭店简《缁衣》的引文均作“躬”。在传世本《咸有一德》中，“尹躬”是伊尹自称。故二《缁衣》所引“躬”是正字。简文第一句非伊尹所言，故改“躬”为“既”。改动之后，“既”是赘文。整理者（李学勤先生）训“既”为“已”。[57]黄怀信先生注意到，在李学勤先生训“既”为“已”之后，“尹已及汤”仍“似不成辞”。[58]这是简文第一句在文字方面的小问题。
大问题在文章主旨和文理方面。黄怀信先生指出（在文理方面）：“（简文）第一句与第二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乃至全文没有关系，缺乏逻辑联系。”（同上注）房德邻先生指出（在文章主旨方面）：依据简文首句以及《书序》和《礼记·缁衣》两条引文，《咸有一德》的主题应是“伊尹论咸有一德”。但在简文中，尤其是在成汤与伊尹“君臣之间的一问一答”中，“连个‘德’字都未提到”；其主旨与“咸有一德”相反，是“反德，讲权谋”，是“以利诱民”。房德邻先生据此指出，简文此种内容与传世本《尚书》大异其趣：“要知道，中国儒家视《尚书》为‘万世法者’，岂能容它！”[59]
简文《咸有一德》第二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礼记·缁衣》孔子（子曰）引《尹吉》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后文统称：《缁》引文三句）。传世本《太甲》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二者（传世本《太甲》与《缁》引文三句）之间只有“天”与“先”一字之差。郑玄《礼记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这种情况仍属引文与原文的正常关系。
黄怀信先生指出：在传世本《太甲》篇中，《缁》引文三句与其前后文构成一段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文字”。故“郑玄作《尹诰》当是误书”。[60]但是在简文第二句与《缁》引文三句之间，则有多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简文没有《缁》引文三句（17字）的后两句（8字）。这不是引文与原文的正常关系。房德邻先生指出：在简文第二句与《缁》引文三句之间存在多处不同，由此构成一个十分明显的作伪破绽。[61]
针对简文缺少8个字（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的问题，李学勤先生指出：《缁》引文三句的后两句“或许是后来阑入”。[62]廖名春先生在回应房先生举证的文章中持类似见解：“……8字不见于清华简《尹诰》篇（即简文《咸有一德》），颇为难解。笔者怀疑此8字……因错简混入《尹诰》篇引文……之后。”[63]李先生“或许是后来阑入”的理由是：此8字“注疏都讲不通”。[64]
廖先生“错简混入”的理由是“《礼记·缁衣》篇确实存在错简的现象”。其主要申论如下：“如两种楚简本皆无《礼记·缁衣》本首章。郑玄《礼记注》就发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后皆作“子曰”。’显然，《礼记·缁衣》本首章‘子言之’章当从别篇窜入，故称呼与其它二十三章有异。而篇名为《缁衣》，‘好贤如缁衣’章自应居篇首，此为古书通例。”[65]
先来考察李先生“后来阑入”的理由（注疏都讲不通）。对照《太甲》原文和《缁》引文三句，这17字语义明朗，且两处注释均比较合理、分明。在《孔传》（周，忠信也。言身先见夏君臣用忠信有终）与《郑注》（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之间并无实质性矛盾。《郑注》中一个失误由《孔疏》加以订正（此语中“先”非指“伊尹之先祖”）。因此，李先生“注疏都讲不通”不成立。
再来考察廖先生“错简混入”的理由（《礼记·缁衣》篇确实存在错简的现象）。首先，廖先生文章中“郑玄《礼记注》就发现”之后的内容并不在（汉代）郑玄《礼记注》中，实际上出自（唐代）陸徳明的《礼记音义》。此属张冠李戴。其次，陸徳明在此只是指出一个现象，未作任何评论。《孔疏》对此的说明是：“以篇首宜异故也。”因此上述内容并不支持廖先生“显然”的结论。
廖先生不妨对照阅读《礼记》中《缁衣》的前一篇（《表记》）。与《缁衣》情况相同，《表记》也是对孔子语录的辑录（共计53条），并且也是将“子言之”和“子曰”并用，每一节“发端起义……故称‘子言之’”（《孔疏》引皇氏云）。《表记》古注分九节，其中八节起首用“子言之”。因此，传世本《缁衣》首章“子言之”乃是发端起义，绝非“从别篇窜入”。
换一个角度进行甄别：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关于“后来阑入”、“错简混入”的判断属于窜改经文、削足适履。《礼记·缁衣》“慎溺章”[66]由两部分构成，前面部分是孔子（子曰）对慎言、慎行主题的论述，后面部分是孔子引《尚书》中四段内容来呼应其论述。《缁》引文三句是其中之一。与“慎溺章”另外三段《尚书》引文的情况相同，《缁》引文三句是对孔子论述慎言、慎行主题的贴切、合理的呼应。
元代学者陈澔据此指出：“凡四引《书》，皆明不可不慎之意。”（《礼记集说》卷九）上述相反证据的逻辑指向是：古文《尚书》很可能不伪。如果采用同一个前提（可能真，也可能伪）对简文《咸有一德》和传世本古文《尚书》进行对等甄别，李学勤先生就会失去无视传世本《太甲》相关内容的依据。这也是清华简整理者必须借助“定谳”展开研究的原因（否则寸步难行）。
如果按照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的判断：“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是“后来阑入”、“混入”，则被“腰斩”之后剩下的“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半句话。这是删改传世文献（令其不成文义）的强经就我。在两千余年的经学史中，亦属十分罕见。希望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考虑：此种研究方法，是否已在古代文献学的学理底线之外。
如上所述，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对简文《咸有一德》第二句（缺少8个字）作伪破绽所作辩解无一成立。不仅如此，在李、廖二位先生对简文作伪破绽的遮掩回护之中，还存在一些超出学理底线之外的谬误。在李学勤、廖名春二位先生如此勉强的遮掩回护过程中，似乎早就应该有所警觉。
九、简文《咸有一德》真伪考辨（下）
本文这一节（在黄怀信先生和房德邻先生的工作基础上）对简文《咸有一德》通篇内容作具体分析。下面是简文《咸有一德》全文：“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67]黄怀信先生的文章从对简文的解读、分析和文献对勘入手，并对阎若璩关于传世本《咸有一德》的晚出举证进行逐条甄别：“其证据皆不能成立”。[68]黄先生对简文《咸有一德》的内容分析甚为精到（详见后文）。
下面是传世本《咸有一德》全文：“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 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 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在对简文《咸有一德》的初步整理完成之后，整理者有必要（在将简文《咸有一德》与传世本同名篇章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回答如下问题：（1）简文的文本质量：在隶定字体和训释字义环节有可能发生歧义的概率（还原其本义的可靠程度）。（2）简文的文章质量。（3）简文的文章属性（真伪）。（4）简文的史料价值。李学勤先生似乎有必要更加慎重考虑这些问题。
为便于读者的对照比较，前面引述了简文和传世本《咸有一德》的全文。在黄怀信先生针对简文《咸有一德》的分析结论（共六条）中，第一条针对字义和语义方面的问题：（1）简文首句中的“既”是赘文（详见上节），或衍“及”字；（2）在简文“夏自绝其有民”中，“自绝”其民不经见，且民不可以曰“绝”；（3）对照前后文，“亦惟厥众”属赘语（即多余的话）；（4）简文“今惟民远邦归志”中的“民”是赘文，黄先生认为“‘民’字当涉上文衍”；（5）简文“舍之吉言”文理不通。[69]
在不抱任何偏见的情况下考察问题，这里存在两个可供选择的评判结论：其一，上述讹误、赘文以及文理不通是存在于一篇劣质战国简文中的文本质量和文章质量方面的问题。其二，是存在于当代张霸拟古语句中的拙文陋语。如果简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多、不严重，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但是，如果实际情况与之相反（问题很多且很严重），则须另当别论。
黄怀信先生六条分析结论的后五条，都是针对简文《咸有一德》通篇内容的考察结果。第二条：简文“第一句与第二句……乃至全文没有关系，缺乏逻辑联系。”[70]房德邻先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同一个问题：依据简文第一句以及《书序》和《礼记·缁衣》两条引文的内容，《咸有一德》的主题应是“伊尹论咸有一德”。但是，在简文《咸有一德》内容中，尤其是在“君臣（成汤与伊尹）之间的一问一答”中，伊尹的议论主旨却与“咸有一德”相反，是“反德，讲权谋”。[71]这是当代张霸拟古文章的又一个要害问题。
黄先生分析结论的第三条是针对简文下述内容：“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黄先生指出：成汤“不可能不知夏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因此“伊尹……曰”中的“今后”所指绝非成汤。黄先生进而认为“今后”所指“以史当是太甲”。[72]按黄先生前一个判断（“今后”绝非成汤）的依据充分，十分精到，后一个判断只是可能。
房德邻先生指出：在简文“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之后，伊尹所“曰”一段内容是“伊尹反思……夏桀败亡的教训”。此种（反思或思考）内容有违《尚书》文例：“史家叙述文是不能写人物所思所想的。”[73]黄先生分析结论的第四条：（在“伊尹……曰”之后）复有“挚告汤曰”，说明本不是同一篇文字（前言不搭后语）。其分析结论第五条：“汤曰”为问话，与上文“挚告汤曰”没有关系，说明与上文又非一事。其第六条：“挚曰”是答汤之问，为对话。[74]按对话形式有违《尚书》诰文体例。
在对简文《咸有一德》内容所作分析中，黄先生准确指出其中的三处文义断裂（前言不搭后语）：（1）简文第一句与第二句乃至全文没有关系（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2）在简文“伊尹……曰”的所述内容中，“今后”所指绝非成汤。因此，“挚告汤曰”所述内容与上文“今后”云云没有关系。（3）“挚告汤曰”与后文“汤曰”又是前言不搭后语。
再有，简文《咸有一德》“汤曰”与“挚曰”的一问一答属“对话”。对话不是诰文体例。下面是黄怀信先生对简文《咸有一德》进行分析之后的整体结论：“此篇当是隐抄伊尹事语而成，非专文，亦非诰体，不能是真正的《尹诰》（即《咸有一德》）。”[75]
有必要提到廖名春先生针对（由房德邻先生提出）“反德，讲权谋”问题的遮掩回护：“……伊尹反思夏桀失民而亡国的教训提出了与民同利的治国方案，这正是对‘一德’内涵的印证。而商汤‘乃致众于亳中邑’，马上接受并将其付诸实施，更是伊尹君臣‘咸有一德’，皆有与民同利之德的表现。所以读懂了简文，就不能说下文伊尹所论与篇首‘咸有一德’说无涉。”[76]
这里的关键内容在简文《咸有一德》中成汤与伊尹的一问一答之间。“汤曰：‘呜呼！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按本文前面已经提到黄怀信先生的见解：简文“舍之吉言”文理不通。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一问一答的内容。成汤向伊尹提出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为民众作些什么（吾何作于民），才能实现“让我的民众不违背我说的话（俾我众勿违朕言）”。
在成汤向伊尹（按这里专指在简文《咸有一德》中的“成汤”和“伊尹”）寻求建议的提问中，“吾何作于民”是手段，使天下之民都“勿违朕言”则是成汤所要实现的目标。伊尹的建议是：成汤应当赏赐民众（后其赉之）。也就是说，简文中伊尹的所献策谋是以赏赐为手段去实现成汤所要实现的目标（使天下之民都“勿违朕言”）。请廖先生考虑：这个策谋是否可以被说成是“与民同利的治国方案”。
在《尚书》等较早期先秦文献中，有关“德”的论述可谓连篇累牍。在夏商周三代政权鼎盛期的主流政治观念中，“德”是为政者应有的身心修养，是内在的品格与操守，其内涵是智慧和仁义。但是，在简文《咸有一德》中，在成汤与伊尹的一问一答之间，成汤的目标（使天下之民都“勿违朕言”）不仅与“德”无关，而且十分愚蠢、荒唐；伊尹的所献策谋同样与“德”无关，属于外在的取舍之谋、捭阖之术。
请廖先生考虑：这一问一答与“一德”何涉。在一代开国明君及其贤相之间，是否有可能发生如此这般一问一答。房德邻先生认为：“这是一对狂人在说疯话……这应该能反映出简文作者是一个贪婪之徒。”[77]廖先生还可以对照阅读《战国策·齐策四》中的《齐人有冯谖者章》，思考一下，在简文中伊尹对成汤的建议（后其赉之）与《战国策》中冯谖为孟尝君的“市义”有何不同，冯谖“狡兔三窟”之计是否可以被说成“与民同利的治国方案”。
这里有必要提到，在传世本《咸有一德》中还包含另外一条先秦文献中的引文。《吕氏春秋·谕大》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传世本《咸有一德》作“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对勘上文不难看出，在语义方面，后者更加准确、得体。在传世本《咸有一德》中，这段话与其前后文彼此贯通，在论说的主旨和逻辑方面相互吻合。这是引文与原文的正常关系。也是传世本《咸有一德》真实可信的一个重要证据。
本文前面已将简文和传世本《说命》的文章质量进行了对比。采用同等严格的尺度进行甄别，简文《咸有一德》仍然是破绽百出，传世本同名篇章同样是无可挑剔。黄怀信先生对传世本内容的“训义”结论：（1）“（传世本《咸有一德》）是纯粹的伊尹诰新君，而且前有背景、后为诰语，与《尚书》诸诰相似，完全可以别名为《尹诰》。”（2）传世本的标题（《咸有一德》）与其内容完全吻合：“‘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一句，既是尹所言商之所以受天命、革夏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全篇之核心，其与上文‘陈德’、‘庸德’、‘眷求一德’，下文‘天佑于一德’、‘惟民归于一德’、‘终始惟一’、‘协于克一’等紧相呼应，逻辑严密，必是原创。”[78]
综上所述，简文《咸有一德》既无《尚书》道德文章为万世师表的堂皇气象，亦无战国文章兴论立说、纵横短长的畅达机敏，乃是一篇行文拖沓、语义重复、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的狗屁文章。其文章质量与简文《说命》是同出一手的“孪生”关系。都属于房德邻先生所说的“瞎古文”。[79]简文《咸有一德》篇幅甚短，只有四支简，112字。这是当代张霸此篇赝作与汉代“百两篇”之间的共有特征：“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十、结语：竹简真伪，兹事体大
本文开篇提到，清华简质疑者（姜广辉先生、房德邻先生、丁进先生等）的基本思路是：由于清华简非考古发掘所得，其来路有两种可能，盗墓所得，今人伪造。若是前者，可以放心研究。若是后者，若将伪简当作先秦文献展开研究，就会给中国学术造成极严重的恶性影响。故有必要尽快查明其真伪。姜广辉先生强调，对清华简《保训》的质疑并不是他的“私见”[80]。对于学术界有可能将伪简当作真文献进行研究及其恶果，姜先生指出：这是“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所深以为忧的”。[81]
这里有必要说明，在古文《尚书》真伪问题上，笔者与房德邻先生和姜广辉先生的学术见解有所不同，他们认同阎若璩的结论，笔者则认为古文《尚书》很可能不伪。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在清华简一些篇章的真伪问题上，笔者与房先生和姜先生的学术见解则基本相同。可以说，房先生和姜先生的相关论证，是推动笔者对清华简真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
本节标题（竹简真伪，兹事体大）引自姜广辉先生针对清华简《保训》真伪的一篇举证、质疑文章。[82]姜先生此语意在强调清华简的真伪是值得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完全赞同这一主张。姜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对‘清华简’的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对此，有必要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作些具体讨论。
在房德邻先生、姜广辉先生和黄怀信先生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正面考察清华简《咸有一德》和《说命》的真伪问题，并考察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的相关研究及其结论（在学理方面）是否成立。本文的考察结论：（1）在清华简《咸有一德》和《说命》的内容中，作伪破绽十分明显，其文章质量非常低劣，可以被确认是今人的赝作。（2）在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对漏洞百出的简文所作整理、研究中，存在许多不应有的失察、失误。
两千余枚清华简属“黑市交易”的同一单“货物”。作为“抽查”的“样本”，如果清华简《咸有一德》、《说命》乃至《保训》可以被确认为今人赝作，那么全部清华简就很可能都是“假货”。这一判断的依据很简单：如果在同一批“货物”中真伪掺杂，那么二者在材质、墨色、字体、笔迹等方面的差别很容易被买家所察觉。对于卖家来说，如果他手里确有“真货”，与其选择高成本、高风险的真伪掺杂，不如直接采用提高单价的途径解决问题。上述判断同样适用于上博简等另外几单“大宗交易”。
如果全部清华简都是假货，那么中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十分惨痛的悲剧。大笔（来自纳税人的）国家研究经费正在资助着一个以假当真的学术“创新”，大量学者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热度甚高的研究“热潮”，改字为训等“过度阐释”的猜谜语活动风风火火，数百篇相关学术论文占据了几年来许多学术报刊、网站的显要位置，坚实稳健的基础研究路径正在被干扰阻塞，科学研究的学理底线（严谨、审慎、客观、求真）荡然无存，当代张霸似是而非的拟古演义正在以整理者为媒介“污染”传世文献，乃至有学者认为可以用其“改写历史”。在学术之外，还有清华简整理者借助媒体所作耸人听闻（诸如“空前发现”、“震撼性发现”、“改写历史”等等）的造势宣传。
如果上述判断（全部清华简就都是假货）为真，那么是否以及何时能够结束此事就成为对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结束此事的起点是对清华简的真伪鉴定。在鉴定完成之前，似乎不可以将其用为史料进行研究。如果清华简从外部特征到书写内容均为“高仿”，如果其内容中没有太多的“硬伤和疑点”，研究者可以从容不迫细加甄别。
但是，实际情况与之相反。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在清华简《咸有一德》和《说命》内容中，作伪破绽十分明显，其文章质量非常低劣，可以被确认是今人的赝作。也就是说，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构成尽快结束此事的充分依据。如果听任品质如此低劣的赝作被继续当作真文献、真历史加以研究，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尊严（智慧、能力和学风）正在蒙受我们承担不起的羞辱。
这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承担不起的羞辱。智慧，是支撑一个大国、一个伟大民族尊严的根基。利益可以失而复得，智慧方面的羞辱则是很难修复的尊严。故兹事体大。在这个意义上，此事不可拖延，每一天的拖延都会令我们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那么，怎样才能尽快结束此事，谁来结束此事。有能力结束此事的主体，包括直接当事者和间接当事者。直接当事者是否有所作为，则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结束此事的动机，也就是此事的结局可以导致当事者的利害得失。
第一个直接当事者是此事的始作俑者，也就是伪造清华简《咸有一德》和《说命》的当代张霸。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他或他们有能力结束此事：通过匿名方式提供伪简炮制环节的确凿证据。他或他们毕竟还是有些学问，在已经赚到钱的情况下，在自身安全可以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做出一件顾大局、识大体的事情。作为当代的中国文化人，他或他们不应该完全等同于精明的无赖。此事希望渺茫，但似乎有必要提到。
第二个直接当事者是清华简的整理者。这是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李学勤先生是主持者。李先生有可能作出两个相反选择。一是调动全部资源继续将此事做大，李先生此前一直在这样做（不久前已经做到了联合国）。二是主动结束此事。本文已充分展示李先生在清华简研究中的失察、失误。其目的是以此推动李先生作出第二个选择。这是笔者非常诚挚的愿望：在学术范畴内解决问题。李先生如果作出第二个选择，仍然可以得到学界的敬重。从利害得失的角度看，如果是被动结束此事，李先生因此蒙受的损失会更大。
第三个直接当事者是清华大学校方。也就是清华大学现任的管理者。清华校方也有可能作出两个相反的选择。一是维持原状不作为，二是主动结束此事。从利害得失的角度看，如果是校外因素导致清华校方被动结束此事，清华大学的学术声誉将一落千丈。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大学排名榜上，清华大学的排名将会受到极大影响。这是清华校方承担不起的损失和责任。因此，有必要迅速查明真相，解决问题。
此事的间接当事者，可以被区分为彼此略有重合的三类：一是中国学术界相关学科的从业者，二是中国知识界，三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纳税人）。我们正在蒙受羞辱，我们是否有能力挽回尊严。
兹事体大，立此存照。
注释：
[①]下面是对相关著述的不完整枚举。姜广辉：《〈保训〉十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保训〉疑伪新证五则》，《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丁进：《清华简〈保训〉献疑》，《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李存山：《试评清华简〈保训〉篇中的“阴阳”》，《中国哲学史》2010 年第 3 期。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房德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尹诰〉是一篇伪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方网站，2011 年3 月10 日。尚华伟：《关于“清华简”的几个疑问》，《文汇报》 2009年6月28日。
[②]房德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尹诰〉是一篇伪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方网站，2011 年3 月10 日。
[③]张岩：《古文〈尚书〉真伪与病态学术》，《孔子学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④]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
[⑤]房德邻：《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⑥]张岩：《古文〈尚书〉真伪与病态学术》附录：《简要甄别清华简〈尹诰〉的证据资格》，《孔子学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⑦]宗禾：《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发布》，《新清华》（清华大学校刊）2013年3月1日。
[⑧]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⑨]何兰芳（采访姜广辉）：《竞购竹简隐忧多》，《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
[⑩]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15页，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11]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1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二七，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1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二八，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1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二七，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15]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16] 下面是对相关著述的不完整枚举。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第124～129期，1970年10月～1971年3月。王保德：《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卷第8期～27卷第3期，1978年1～8月。郭沂：《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论纲》，《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吕绍纲：《〈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院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王世舜：《略论〈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刘建国：《古文尚书伪书辨正》，见《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郑杰文：《〈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6。丁鼎：《伪古文尚书案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第年2期。
[1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二六，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1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二七，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1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二八，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20]廖名春：《清华简〈傅说之命中〉新读》，孔子2000网站，2013年1月5日。
[21]廖名春：《清华简〈傅说之命中〉新读》，孔子2000网站，2013年1月5日。
[22]廖名春：《清华简〈傅说之命中〉新读》，孔子2000网站，2013年1月5日。
[23]廖名春：《清华简〈傅说之命中〉新读》，孔子2000网站，2013年1月5日。
[24]俞平伯：《读诗札记·谷风故训浅释》见《俞平伯论古诗词》，第53～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5]姜广辉：《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
[26]姜广辉：《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
[2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7页注一九，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28]姜广辉：《〈保训〉十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
[29]王连龙：《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25日。
[30]姜广辉：《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
[31]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32]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33]廖名春：《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
[34]姜广辉：《〈保训〉十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保训〉疑伪新证五则》，《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丁进：《清华简〈保训〉献疑》，《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李存山：《试评清华简〈保训〉篇中的“阴阳”》，《中国哲学史》2010 年第 3 期。
[3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1页，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3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1页，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3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2页注一，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3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2页注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3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3页注六，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4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3页注七，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4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3页注九，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4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3页注一六，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43]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4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第121页，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2。
[45]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46]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47]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48]黄怀信：《〈说命〉考信》，《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第55～63页。原载《先秦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2期。
[4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32页，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廖名春先生的相同见解可以参阅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 年第 6 期。
[50]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咸有一德〉》，《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9卷第6期。
[51]房德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尹诰〉是一篇伪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方网站，2011 年3 月10 日。
[52]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53]参阅刘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