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论坛编者按；最近黑龙江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碑，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开拓团”的真相，本坛特转载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中的有关部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包括“开拓团”在内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华北农村的殖民主义掠夺，是“极端贪婪、疯狂、野蛮和惨无人道”的。这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也是对为侵略者树碑立传的汉奸行径的一种鞭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建立了汉奸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随即进攻和蚕食华北，假手汉奸政权实际控制了冀东和察北地区，开始和加速了对这些地区农业和农村的殖民主义掠夺。
日本对东北、华北农村的掠夺，不是普通的殖民主义强盗行径，而是有其明确和长远目标，周密方针、计划和具体措施。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把东北、华北作为日本国内的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供给地。国内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还要把它充当侵略和占领全中国乃至亚洲、全世界的后方基地，并解决日本国内和朝鲜的人口过剩问题，从而使得这种殖民主义掠夺极端贪婪、疯狂、野蛮和惨无人道。
（一）对东北农业和农村的摧残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业、农村的掠夺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就开始了。“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使这种掠夺永久和“合法”化，日本于1932年炮制成立了伪“满洲国”，同年9月签订《日满议定书》，规定凡是日本要求获得的“特殊权利”和重大掠夺事项，都由伪“满”签字授予，提供“法律依据”。
为了对东北农业、农村进行全面掠夺，将东北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日本国民经济轨道，确定了“日满经济体制”，实行日“满”经济一元化和日本工业化、“满洲”原料化的经济分工。同时将华北作为日“满”商品输出地和过剩资本投资地，作为“日满经济体制”内部膨胀的“消化器”。[1]为了推行“日满经济体制”，日伪于1935年签订《日满经济协定》，在长春设立“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规定日“满”两“国”政府在处理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监督日“满”合办的公司业务时，必须咨询该委员会的意见[2]，实即伪“满洲国”在处理上述事项时，必须听命于日本主子。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掠夺都能够得心应手。
1．移民圈地与土地掠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即通过“韩民移满，日民移韩”的方式，向东北实行间接移民[3]，认为只有推行“农业移民”，才能直接掠夺到自己“所缺乏的物资”和“所需要的资源”。[4]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速移遣韩民的同时，开始向东北直接移民。日本拓务省一直设有拓殖训练机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又设立第一、第二两个拓殖所，训练学生并移赴东北垦殖。到1932年，东北已有日本移民26万余人。同年，日本拓务省及“满洲移民研究会”拟订了向“新满洲”移民的《殖民计划大纲》，公布《拓殖法》，并同伪满洲国合组“日满移民会社”，负责募集移民，准备和分配耕地，处理移民垦殖问题。自此，大批有组织的日本“开拓团”陆续进驻各地。为了提高移民的“自卫”能力，减轻对移民的保护负担，日本开始移遣受过严格训练的在乡军人。[5]日本政府还规定在5年内，每年移殖数万户在乡军人家族，在东三省各地组织日人独自的村落，并发给枪械弹药，一旦有事，即将全体移民编为军队。1933年6月，日本陆军省开始训练移民团，武装全部移民。
除上述移民外，还有教团移民、渔业移民和铁路沿线移民等。教团移民方面，1934年募集国内天理教民移殖东北；渔业移民有“渔业移民团”，并计划在东北北部建设“家族移民村”。第一次募集渔民500户，移殖同江、锦江等沿江地区，1935年春节开江后，即以机器大规模捕取江鱼，贩行东北全境。还准备在松花江、混同江、黑龙江交汇区筹建一家大型江鱼罐头公司，产品销往世界各地；铁路移民主要移往日本新建的吉敦、敦图、拉宾、锦承各路沿线。为此在日本国内特设“铁路附属地移民指导部”，预计15年内向这些地区移住20万个家族。[6]
到1936年7月，东北的日本移民共达717795人。但日本政府嫌移民速度太慢，于1936年设立“满洲拓殖股份公司”，制定了20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计划。移民分为甲、乙两种：甲种移民由政府直接派遣；乙种移民由民间进行。共分4期，人数逐期递增：首期10万户，二期20万户，三期30万户，四期40万户。首期于1937年开始，预定当年移民1．2万户。
为了统制和加速朝鲜移民，日本于1936年设立了“鲜满拓殖股份公司”和“满鲜拓殖股份有限公司”。前者是投资公司，后者是事业公司。“鲜满”资本2000万元，其中1500万元是“满鲜”的总资本。加速朝鲜移民的目的不仅是解决朝鲜农村过剩人口问题，将移民作为朝鲜的“安全阀”，而且要将每年流往日本的十几万朝鲜人转往东北，解除由此而加重的日本社会负担。[7]到1936年6月，东北共有朝鲜移民857701人。日本和朝鲜移民合计1575496人。[8]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移民的重要目的，是直接霸占和掠夺土地。它们已经在军事、行政和经济上占领了整个东北，但还不满足，还要把农田和土地从中国农民和居民的手中一亩一亩、一分一分地掠走，交给日本公司、移民家庭所有和无偿使用。日本在移民到达之前，即在该地设立“拓殖办事处”，以伪县长为“处长”，伪县参事官（日本人）为“副处长”，疯狂圈占和准备土地、房舍。掠夺的手段，从“商租”、低价勒买、强行没收到毁契霸占、抵偿债务、驱赶、屠杀原地居民和大面积圈占，无所不有。
为了土地掠夺有组织、有步骤和堂而皇之地进行，日伪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法规和计划，采取了一系列严密而残暴的措施。伪满政府先后设立“土地局”和“地籍整理局”，对全东北1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71万平方公里田野、3000万宗民地进行了所谓“整理”。通过“整理”，剥夺农民地权。又以处理旧有官、公地为名，将所谓清皇室残留地、吉林旗地、驿站地、官仓地、奉天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以及“国有荒地”、“国有林”等，全部“清理”出来，以供日本移民使用。1932、1933年，先后颁布了《外人租用土地章程》和《商租权登记法》，前者规定“外国人（即日本人）在东北可获得永久承租权”；后者规定日本人在东北农工商需用土地，得以自由“商租”，租期30年，而且期满后得延长。实际上也是永租权。1932年，日伪共同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专职从事东北土地掠夺。[9]东北土地的管理，各县原设有土地局，1934年，日本关东军认为，土地局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必须废弃，另组织“强有力之土地统制机关”，专责执行土地政策和全满土地的测量和民有土地的清丈。[10]因东北在开垦过程中，土地登记均有浮多，于是日本侵略者令伪满民政部土木司重行测量清丈，清得的土地，悉数没收充公，以供日本、朝鲜移民使用。清丈前，由伪满民政部派员赴各县进行土地调查，从1934年9月1日起，实行不动产登记，限令年内报齐，并包藏祸心地规定了业主除自行填报不动产的种类、亩数、座数、四至及自拟价格外，还须注明三年内的产量以及各年天灾状况，房屋则注明建筑年代及渗漏状况。
不动产登记甫毕，日伪即于1935年2月开征“不动产价值税”，报价高者多纳税，报价低廉者则由日伪按报价收购，以供“拓殖”之用。同时，日本拓务省与伪满政府合资设立“土地保有会社”，资金2000万元：满铁、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劝业会社提供现金1000万元，伪满政府以指定土地为资金1000万元，这些土地即来自清丈所得。[11]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现在又变成了“购买”农民剩下土地的资本。
掠夺手段方面，“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采用“商租”（实即强租）手段掠夺土地。“九一八事变”后，除继续“商租”外[12]，更多的是采用低价强买、暴力夺取和大面积圈占。如1933年，日寇第十军团在黑龙江阿城县强买土地14500町步（合14500公顷）；1934年廉价收买了虎林县农民的全部土地；同年四五月间，日本组织第三次武装移民团和天理教武装移民团，又将黑龙江依兰等肥沃区7县作为移垦区，强制收买各县土地320万亩。[13]1935年2月，伪满开征“不动产价值税”后，许多报价低廉的土地均被日本侵略者按报价“收买”；1937年，日本人在黑龙江汤原县“收购”土地42万垧（合420万亩）；另外，日本为铁路“自卫”队，在辽宁阜新县强购土地488垧（合4880亩），以供25户武装移民使用[14]，辽宁安东农民，也被迫低价将土地卖给日本侵略者。[15]
还有暴力强占和大面积圈占。“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寇就开始在沈阳、富顺、辽阳和海城等地，分文不给，暴力圈占土地。[16]1933年10月，日本向黑龙江武装移民，圈占佳木斯附近200公里的生熟耕地，作为移民垦殖区。[17]1934年勘定和圈占辽宁浑河、太子河两岸土地100万亩，作为朝鲜移民区。[18]同年10月，强占黑龙江穆棱县民田2万垧（合20万亩），并强“借华人房屋，供日本移民居住”。[19]辽宁旅大地区，到1935年，被日本掠夺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36.1％，被掠夺的荒地山林占78％。[20]按照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移民需占地1000万町步（约合1000万公顷），伪满政府准备提供的土地更达2650万公顷。当时全东北耕地面积约为1500–1600万公顷，加上1300–1400万公顷的可耕荒地，共计3000多万公顷，这就是说，东北绝大部分耕地和荒地都将落人日本帝国主义手中。
为了整村成片地掠夺农民耕地和日本移民集中居住，1933年后，日伪又在各地强力推行“归村并屯”政策，将分散居住的农民强迫迁至指定的“集团部落”。原村限期拆除，逾期烧毁。腾出的土地全部没收，改为“开拓地”，分给日本“开拓团”移民，或者充当军用。如吉林舒兰，1935—1941年迁入日本“开拓团”13个，计1597户、5594人，强占60个自然屯、16.5万亩耕地。1933年后，勃利等县还在县公所内设立“开拓科”，专职掠夺耕地和粮食，供给日本“开拓团”。同时封锁山林、河川，断绝农民的渔业、副业生路，将其慢性消灭。未及迁移的农民，则作为日本移民的“附庸”，充当其佃户、长工和苦力。[21]
这类移民用地，不论是圈占还是购买，实际上都是无偿占有。据统计，伪满政府和日本满拓会社为移民准备的2000多万公顷耕地中，46％未支付地价。即使付价，也微乎其微。当时所定的标准是，民有熟地每公顷80元，“荒地”8元[22]，“国有地”4元，还不到时价的1／10。实际支付的价格还要低。如黑龙江饶河为熟地每亩2—5元，“生荒”0.3元，有的还不够领取地价的往返旅费。[23]据统计，满拓会社从其前身满鲜拓殖会社继承的235万余公顷土地，价款为2470余万元，每亩只有7角钱。即使如此，所付地价也不是现金，而是不能流通和兑现的“储蓄券”。[24]
无论是“商租”、收购、圈占，也无论是荒地、熟地，官地或民地，都是强制夺占。否则以“通匪罪”处死。在武装移民和圈占过程中，更是动用飞机、大炮、机枪，整村整村地驱赶和屠杀原地居民。1934年3月，日本侵略者在向依兰土龙山地区武装移民时，出动部队千余人，轰炸机10余架以及大炮、机关枪，对无处撤离的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把土龙山附近17个村庄轰为平地，轰毙农民5000余人[25]，在整个依兰县，日本武装移民团在掠夺民田过程中，共屠杀农民2万余人，被迫迁离而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26]在某些移民区，被允许留下的中国农民则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受其残酷奴役和压榨。据统计，日本移民和满洲拓殖会社雇用或租给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共14万余公顷。[27]
2．农产统制、搜刮与人力、物力征发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武装占领、土地掠夺以及其他种种倒行逆施，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导致东北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和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原料，以支持战争和供给日本国内需要，推行了所谓“农业开发”和农产统制政策，逐步把东北纳入直接为侵略战争和日本国内经济服务的轨道。
1933年制定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在其“农业开发”项下确定东北的发展目标是实现进口农产品的自给，增加一般农产品的输出。为此特别奖励日本短缺的棉花、小麦以及烟、麻、果树等的种植，棉花要求年产量达到1.5亿斤（合1.79亿市斤），小麦2000万石。对大豆、高粱、谷子、玉米等普通农作物的种植和品种改良，进行鼓励和指导。
日本和印度的通商条约废除后，原来印度供应的10余万吨棉花受到影响，于是日本决定这部分棉花完全由伪满供给。1933年春天，日本购买棉种，由伪满政府分发各省、县，勒令村民分种，并随棉种发放贷款，秋后用棉花偿还本息。同年9月，日伪共同设立“棉花协会”，制定棉花改良的“十年计划”，决定辽阳、北镇和南满铁路沿线其他14县为棉花栽培区。又在锦州设立试验区，要求10年内，种植面积达到3000万公亩（合445万市亩），产量达到1．5亿斤，面积和产量都增加5倍。1934年春，还从美国购人棉种3万磅，分发上述14县的“棉花合作社”，对领种植棉的农民接济若干春耕资金，本息在秋后偿还。据说东北农民在威胁利诱下，改种棉花的很多。1935年4月，日伪复成立“满洲棉花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日金200万元，对棉农进行统制。[28]
对亚麻、烟草、甜菜和供给日本食料的稻米，都鼓励种植和统制收购。亚麻由三井洋行出资600万元，设立满洲亚麻株式会社，指定北部植麻，南部织布。北部各地设制线工场，并对其附近（一日行程以内）农家贷放种子，俟收买原料时，从麻价中扣除；南部则在沈阳、大连设织布工厂。哈尔滨还有日人设立的小型亚麻公司，制造麻袋、绳索，以供运粮需要。烟草种植则是为了抵制英美烟草公司的出口，由东亚烟草公司竭力扩充，种者也渐多。
制糖原料的甜菜、供给日本食料的稻米，也无不鼓励和强制种植。
在旅大地区，日本还强占中国农民的大片肥地栽种果树。据统计，1936年，在旅大栽果树建果园的日本人达326名，占旅大果农的10％，果园面积（1582町）和产量分别占总数的32.3％和40.1％。[29]
对原来产量大、商品率高的大豆、高梁等农产品则采取严禁出口和限价征购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虽然农业歉收，但粮价日跌。日本侵略者趁此机会，一面由日商在哈尔滨大宗收买特产物，一面在辽宁辽阳、昌图、海城等县限价强购高粱。原价每斗2元多的高粱，日本限定每斗6角的官价强迫农民出售。如存粮不交，即以犯法论罪，因不愿卖粮而被枪毙的人数很多。最后各县所产高粱都被日本侵略者运走。同时日本还假手傀儡政府和汉奸，以提高农产价格和举办平粜、救济民食为名派员赴各地大批收买谷物。[30]为了搜刮粮食，日本侵略者又发放“股票”，所购粮食按市价加倍，用股票收买。所有粮食只付1／10的现金，其余全给股票，美其名曰鼓励农民投资，用以建设环满铁路，名为“人民铁路”。这样，东北粮食被日本侵略者用空头股票尽数收买。[31]次年春天，各地普遍发生米荒，农民不得不以两三倍以上的价格购进粮食，无不损失惨重。[32]
家畜方面，对马和羊也都无不统制和搜刮。因马匹关系军用，各县设“马政局”，调查统计境内的养马户和马匹数，指导马种和饲养方法的改良，预防马疫传染。马分为耕马、骑马，骑马调查尤细，并得遵“马政局”令随时征用。绵羊则特设“日满绵羊协会”，资本200万元，作为繁殖绵羊的直接指导机关。拟以10年为期，谋求绵羊的改良和增殖，以取代原来由澳洲供应的1亿元羊毛的需要。[33]
还有毒品鸦片。日本侵略者为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华人，彻底灭亡中国，在东北和热河极力扩大鸦片种植。当时有报道说，日本侵占东北后，“各种农作产量均见减退，但是有一样增加了，这就是鸦片”。1934年东北（不包括黑龙江）和热河鸦片种植面积为35万亩以上，1936年仅热河一地，烟地即达600万亩以上。[34]日本侵略者规定，鸦片不许私卖和转运，一律由专卖公所收购和专卖。敌伪一面扩大种植，一面广设专卖机关，于伪都长春设总署，沈阳、永吉、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设专署，辽阳、营口、锦县、依兰等12处设分署。此类专卖机关除收税外，主要是收购、贩卖以及制造烟膏、烟具，至于小卖所更是遍布各地乡村。热河则各地鸦片商联合一起，成立“大满公司”，专事收买热河专卖公署管辖区内所产鸦片。专卖公署极力压低鸦片价格，农民往往无力偿还春耕贷款和烟捐亩捐，即使这样明年还得种。日本侵略者规定，今年已报的鸦片种植亩数，明年不得减少，农民走投无路。[35]
日本侵略者在统制、搜刮农产品的同时，又肆无忌惮征发劳力和各种物资。东北、热河等地日本驻军的粮秣都必须由当地农民负担。日伪又强征壮丁、民伕和骡马、车辆运输军需，修筑军用公路。凡是壮年男子，都须征发。农民必须赶着自己的牲口，拉着自己的车，去替日本侵略者运输各种军用物资，而且征用的牲口大都不予归还，农民的劳力、粮食、牲口都被搜刮一空，连伪“满”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各地粮食已被劫殆尽，牲口亦几乎绝迹，各地农民的损失实不胜计”。[36]农民“只能饿着肚子看着他们（指13寇）的马吃着搜罗去的粮食”。[37]日本侵略者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甚至强迫农民将秋禾割尽，完全把东北农民赶上了绝路。[38]
日本“开拓团”、“开拓农场”和其他各类日本移民的土地，以及日本侵略军、日本所掠工矿企业的农场、菜园，也都是征派或“雇用”中国劳工耕种。如1936年，日寇将黑龙江鹤岗县的大部分土地圈给日本“开拓团”，雇用中国人充当长工、季节工和临时工进行耕作。1937年，仅东北、海东两村即雇有中国长工727人。1937年、1942年，日资南岗采煤所、陆镜开发事务所、关东军南大营在鹤岗先后建有“西农园”、“东农园”和关东军等多处菜园，占有菜地近千亩，全部征派中国苦力耕种，产品专供日本人。这些中国雇工、苦力所受奴役、剥削和虐待十分残酷，境况异常悲惨。如上述鹤岗长工，每人必须耕种40亩土地，劳动量和劳动强度已大大超出正常劳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但还不给现金报酬，只允许自种2垧薄地抵充工资。这样，长工实际须种60亩地，相当成年男子耕作面积的2倍以上，而且还不管饭食，不准进屋，夜间只能在不遮风雨的茅草棚栖身。[39]由于过度劳累、冻饿，一个健壮农夫短短两三年间就会被折磨而死。
（二）对华北的农业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并对东北进行疯狂掠夺的同时，加速了向华北的渗透、蚕食和农业掠夺。
日本侵略者认为，占领东北后，虽使日本国内的原料供应问题有所缓和，但尚未完全解决，而且，东北市场已臻饱和，短期内难以扩大。日本原料和市场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进攻和独占华北。华北是日本“最好的新殖民地”。[40]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加紧对华北进行领土蚕食，相继占领察哈尔、冀东，策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迫使中国军队退守到北平郊区；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渗透和掠夺，调整对华北的经济侵略方针，将原有的“中日经济提携”推演为更具体的“开发华北经济”。为此，满铁设立了以专门“开发华北为目的的兴中公司”，独占华北市场，将整个华北经济完全与日“满”经济铸成一体，建立“日、满、华北经济体制”。
1．植棉推广与棉花统制、掠夺
日本对华北农业掠夺的一个重点是棉花。日本的棉纺织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1／4左右，但原料棉花主要靠进口，常年占进口总额的30％以上。日本力图将东北作为其棉花供应基地，但因气候关系，东北大部分地区不适宜植棉，年产量仅70余万担，除供当地消费外，所余无几。因此，日本遂将其目标移至华北。1933年日本占领察北和冀东大片土地后，加速推进在华北的植棉计划。大阪兴业公司专门成立“植棉委员会”，在河北迁安、昌黎等10县设立植棉分会，决定占地30万亩，出资100万元，扩大棉花种植，并向农民提供种子，约定收获后给价收买。日商纺绩同业公会也于同年8月发起成立“山东棉花改良协会”，次年即从朝鲜运去棉种3.5万斤（合4.2万市斤），在张店及其他10余县播种。[41]日本还制定了更庞大的计划，要求华北各省（包括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河南、江苏北部）至1936年，植棉至1200万亩以上，而且限种美棉，以符合大阪各纺织厂的需要。棉花种植期间，请日本专家指导，棉种由日本经纪人散发。从1934年起，津浦、平汉两路沿线农民所接受的此项棉种，不下500万磅。1935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天津日本驻屯军与汉奸政权合作，在统制察冀两省农村的同时，投资2000万元，派遣日籍农村指导员，诱使农民合资植棉。在遵化，日人更唆使大批汉奸，鼓动农民将所有地亩改种棉花。这样，华北一些地区的棉花生产，已被直接控制在日本侵略军手中。日本外务省也直接参与对华北棉花生产的改进和统制，派员在河北丰润等地设立农事试验场，跟“兴中公司”共同负责。外务省还和满铁共同出资，派遣技师分赴各地农村督促生产，向朝鲜总督府借得种子10万斤（合11．9万市斤），在冀、鲁、晋三省试种，每省贷给农户费用3万元，其中山东更是统制和掠夺的重点。外务省特令济南总领事向山东当局交涉，在胶东租进农田，募集农民佃种，培植改良棉种。一些日本资本家还在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地区变相收买田亩，勒令农民植棉。[42]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华北棉业的统制和掠夺也更为变本加厉。1936年8月，日本政府第69次会议，通过对华实施预算400万元案，设立天津、青岛农事试验场改良产业科学试验所，以谋求增进棉花产量，改良品种；同时，拓务省同大阪资本家商洽设立“华北棉花协会”，拟在天津、济南等地设10余所农业试验场，以增加华北棉花产量。紧接着，日本宣布华北棉花五年计划，以“中日合作”的方式，由日本外务省出资600万日金作为开辟农牧场资本，以二成作棉业借款，在冀东敌伪管辖区域内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几万顷土地，为“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通县更派军队强迫农民植棉。[43]
直接统制华北棉花的组织机构也愈益繁多和庞大。除上述各组织外，日本设在天津的“华北农工业研究所”也研究改良棉种，并设有信用组合、贩卖组合等会社；日本纺织业组织的“华北棉花协会”，主要目的也是统制棉产，日本拓务省设有“东亚棉花绵羊协会”，目的是开发棉产，改良羊毛，统制华北棉花、羊毛事业；1936年9月，还以中日“合办”的名义，成立“棉业公司”，由“兴中公司”给予技术援助，“兴中公司”还准备用日满棉花协会、山东棉花改良协会，合组“东亚棉花协会”。日本外务省则建议出资日金1000万元，在天津设立大型棉花堆栈公司，作为统制棉花购买的中心[44]，以期将华北棉花一网打尽。
2．农田、劳力掠夺和财税、军事征发
为了推广和扩大棉花种植，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手段掠夺农田。如“兴中公司”在天津迤东军粮城地方收购土地四五万亩，作为植棉区，试种美棉，并在天津建筑棉花仓库，向河北各县收购棉花；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通过汉奸冒用中国人的名义，在天津偷买土地，开设“华北农场试验所”，并设场植棉。[45]又有日本人以5000万元在天津组织“大众农业公司”，并在军粮城北塘附近租妥农田3万亩。据说天津、塘沽一带沿海河两岸膏腴之地，以及天津市内地皮多被日本人买走。唐山、大沽、秦皇岛、玉田、遵化等处，都经常有日本人收买农田。有人说，日本在华北实际上已获得土地商租、购买和租赁的自由权。“冀东的农民从此不但是牛马般的佃奴，而且也要做亡国惨痛下的异族佃奴了”。[46]
劳力掠夺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一方面驱赶在东北谋生的关内劳工，禁止关内农民进入东北；另一方面，又在华北地区采用种种欺骗和威逼利诱的手段，招募劳工出关。从1933年起，大批日本浪人和汉奸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保护下，分头在北方各省招工和拉夫。仅1934年，被招募的劳工就有38.8万人。[47]在天津日租界和塘沽、威海、青岛、烟台四地都有日人招募劳工的活动。天津日租界的“三共公司”，即专事经营代雇劳工及运送事宜。1934年天津招募的修路劳工达16万人，1937年春天，天津登记出关的劳工达16．6万余人。塘沽出口劳工最多时，每天总在千人以上。1937年，日本还派遣多名汉奸到河南灾区收买农民出关做工。劳工出关，照例由日本大东公司售给所谓“人国证”。由于出关劳工众多，“人国证”价格猛涨，由1936年的3角钱涨到次年的1元钱。[48]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严禁内地劳工出关，而要另行招募，是害怕自动出关的劳工在关外有熟人和其他社会关系，不能像浪人、汉奸招募的劳工那样任意处置。招募时，浪人、汉奸以各种花言巧语和优惠待遇许诺，一出关，这些劳工立即变成了孤立无援、与世隔绝和任人宰割的一群。“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工资接近零，伙食是一天三顿量少质次的稀粥或臭高梁米饭，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条件恶劣，直到死亡前没有一天休息，动作稍慢，监工、工头和日本兵的木棒、皮鞭、枪托立即上身，甚至当“共产党”枪毙。晚上随地而卧，四周围以电网防其逃脱。他们只能日夜带着半饥半饱的肚子劳动着，一直到死。于是另一批新的劳工再从山东、河北、河南等省招募输送过来。如果是机密工程，为了防止泄密，工程完毕，即随地活埋，或投海淹毙，又或终身充当苦役，永远不能回家乡。[49]
在汉奸政权统治下的冀东和察北，劳力和粮秣、牲畜、车辆征用也十分猖獗。据1937年的统计，冀东22县除田赋等正税外，共有苛捐杂税423种，其中汉奸政权新增的73种，加重征量的249种，只有91种（占21.5％）是承袭未变。[50]在察北，汉奸政权更是家家户户抽抓男丁。青壮年编为地主保安队或正规军，老弱者驱使筑路、挖壕沟和运送粮秣。农家车辆大半征作军用，所有牛羊和马匹全部登记纳税，并禁止售卖。粮草一律禁止外运，除直接征派外，全部低价强制收购，所产池盐也全部归伪满洲国财政部专卖。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捐税，农民的田亩捐负担比从前加重了2.5倍以上。田亩苛捐外，又强制种植鸦片，其面积按地亩5：5的比例确定，即必须将一半的耕地用来种植鸦片。每亩缴烟捐5元，必须在播种前交纳，而且不能不种，否则依法治罪。[51]结果，所有农民均被洗劫一空，又不能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
注释：
[1] 方秋苇：《在日本独占压迫下的华北》，《新中华》1934年6月第2卷第11期，第31—32页。
[2] 《东方杂志》1935年8月第32卷第16号，第84页。
[3] 至1931年，已累计移遣韩民60万人，占垦稻田97万余亩（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版，第70页）信。
[4] 日本学术振兴会：《满洲移民的必要及可能性》，转见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342页。
[5] 1932–1935年间，这种被称为“特别农业移民”的在乡军人，先后移遣4批，共1813人（王检：《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东方杂志》1933年9月第30卷第17号，第48页）。
[6] 王检：《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东方杂志》1933年9月第30卷第17号，第47页。
[7] 李隆：《日本政府东北的移民计划》，《中国农村》1937年7月第3卷第7期，第53—59页。
[8] 《满洲经济年报》，第368页，见《中国农村》1937年7月第3卷第7期，第53页。
[9] 谢劲健：《九一八后日本对华之经济侵略》，《中国经济》1934年5月第2卷第5期，第5页；沈越石：《日军占领下之满洲》，《东方杂志》1934年10月第31卷第20号，第50页。
[10] 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版，第137页。
[11] 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版，第l37—139、141页。
[12] 如1932、1933年伪满《外人租用土地章程》、《商租权登记法》颁布后，日本在沈阳和富顺大量“租借”农民土地；日本原在哈尔滨地区“租借”的土地也得到了承认（参见龚德柏：《由万宝山案至大屠杀华侨》，《时事月报》1931年8月第5卷第2期，专文第81—82页；王检：《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东方杂志》1933年9月第30卷第17号，第46—47页；张载华：《东北农村经济鸟瞰》，《新创造》1932年7月第2卷第1、2期合刊，第153页）。
[13] 《虎林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l43页；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4年第1辑，第235—236页。
[14] 佟冬等主编：《东北经济掠夺》（14），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2—714、718—721页。
[15] 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刊本，第160页。
[16] 王检：《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东方杂志》1933年9月第30卷第]7号，第47页。
[17] 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版，第75页。
[18] 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4年第1辑，第235—236页。
[19] 《银行周报》1934年11月20日第18卷第45期，国内要闻，第4页。
[20] 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343页。
[21] 参见舒兰、虎林、勃川、穆棱、饶河、汤源、鹤岗、甘南、德都、克山、嫩江、木兰、富裕、嘉荫、扎兰屯等县（市）新编县（市）志。
[22] 日本侵略者将农民因躲避日寇而未及时耕种的耕地，全都定为“荒地”（佟冬等主编：《东北经济掠夺》第14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页）。
[23] 《饶河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l992年版，第423—424页；佟冬等主编：《东北经济掠夺》第14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3页。
[24]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l995年版，第562页。
[25] 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印：《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刊本，第158—159页。
[26] 陈正谟：《各省农民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刊本，第80—81页；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4年第1辑，第8章，第235—236页。
[27]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0页。
[28] 杜修昌：《中国农业商品生产之发展条件》，《中华农学会报》1936年11月第154期，第39—40页。
[29] 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349页。
[30] 方声：《九一八以后的东北经济》，《新创造》1932年6月第1卷第5期，第10—11页。
[31] 《银行周报》1934年4月10日第18卷第13期，国内要闻，第5页。
[32] 笑哲：《东北农村经济的今昔》，《东方杂志》1935年11月第32卷第22号，第104—106页。
[33] 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版，第167—168页。
[34] 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5年第2辑第8章，第202页；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第31—32页。
[35] 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5年第2辑第8章，第202页；赵惜梦：《沦陷三年之东北》，第31—32、153—155页。
[36] 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4年第1辑第8章，第230—231页。
[37] 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版，第158页。
[38] 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之暴露》，《中国经济》1933年4月第1卷第1期，第14页。
[39] 《鹤岗市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l990年版，第383页。
[40] 孙怀仁：《华北经济提携一瞥》，《世界知识》第5卷第5期，转见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延安解放社1939年刊本，第51—52页。
[41] 钱亦石：《九一八后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进展》，《申报月刊》1934年9月第3卷第9号，第8页；方秋苇：《华北棉花之前途》，《新中华》1935年11月第3卷第22期，第141—151页。
[42] 钱俊瑞：《谈中日植棉业合作》，《中国农村》1936年4月第2卷第4期，第14—15页；杜修昌：《中国农业商品生产之发展条件》，《中华农学会报》1936年11月第154期，第40页。
[43] 防如：《华北棉植业与棉纺业的透视》，《新中华》1936年11月第4卷第22期，第16页；何东辉：《华北军需资源与中日战争》，转见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延安解放社1939年刊本。
[44] 陈洪进：《走向典型殖民地经济的中国棉业》，《中国农村》1936年11月第2卷第11期，第23—25页。
[45] 《银行周报》1937年6月22日第2]卷第24期，国内要闻，第5页；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延安解放社1939年刊本，第57页。
[46] 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年报》1935年第2辑第5章，第140页。
[47] 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印：《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刊本，第154页。
[48] 《津市“猪仔”公司之罪恶》，《劳动季报》1935年5月第5期，第133页；华超：《华工的出国和出关》，《中国农村》1937年6月第3卷第6期，第3—4页；《民间半月刊》1937年6月第4卷第3期，第18页。
[49] 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见中国农村研究会编印：《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刊本，第154—156页；华超：《华工的出国和出关》，《中国农村》l937年6月第3卷第6期，第3—4页。
[50] 朱平：《冀东伪组织下的苛捐杂税》，《东方杂志》l938年8月第35卷第l5号，第38页。
[51] 任子寿：《傀儡伪组织统治下的商都农民》，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刊本，第132—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