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水利技术科学的意义上，近代水利——尤其是民国水利是对传统水利的一场变革；在文化观念形态的意义上，清末民初商品经济水利的崛起，是对中国宗法、封建地主农业经济范畴的传统水利的一次挑战。
商品生产的水利，是在宗法地主经济的衰落、瓦解过程中产生的，诚然，传统水利的发展，一度也局地和客观起到促进商品经济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发展商品经济，结果也产生不了商品化的水利，不过在鸦片战争后，在清末民初，商品经济形态的水利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水利不同的是，结合商品经济之水利，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它开发水资源的资金积累与由来，不单纯依靠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拨款，而是可能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金融组织，来自于国际资本，当然也来自于社会化的国家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农业水利投向，一反2000多年来货币资本投向购置地产的传统，它不是基于不动产的积累，而是在动产的发展中，在流通中促进农业水利的发展、形成商品水利的。因而，它不一定是依赖于宗法地主农业经济的国家体制去控制的公共事业。清末民初的水利，除泾惠渠之外，其规模都可能没有历史治河、运河漕运那么宏伟浩大，但它们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渐渐从传统农业松动，而与近代工业、商业日渐紧密。商品生产的水利反映了一种近代型的生产方式，它瓦解着旧中国的宗法关系，变动着阶级关系，在劳动、生产、交换中，促进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商品生产尽可能地多开发资源、雇佣劳力、积累货币，它必然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去使用机械……；同时，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水利，必然地与几千年巍峨辉煌而又老态龙钟的传统水利，反目而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久已萌动，备受压抑的商品经济的水利得以崛起。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之一的水利实业发展，较大程度地冲击了附庸于自然经济的封建国家水利概念，民办、商办水利一度得以局部展开。在投资形式与组织形式上，南北方出现一些备具区域性持征的形成。水利建设一度出现过货真价实的“公司热”，成为商品化水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水利开发与国际资本、国际组织亦发生联系。正是在这一变革中，水政亦出现了近代的形式的，立足于流域、区域性开发，变动了传统的以治河、漕运、营田为纲的体制。
相应的，近代水利科学的文化观念勃发，尤以表现为近代形式的水利规划思想、近代水利教育、科研和学术组织的出现，水利组织、管理意识上近代民主观念的萌生，近代先进法制观念的引进，对国际开放、技术引进，传统水利的经验趋向向近代的实证科学的转化。当然，在这些变化中，殖民意识和殖民性质的水利也力图渗入，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大家熟知列宁讲的一段话：“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过去人们不屑于研究清末民初的变革，以至贬低其变革意义，也波及经济、科技领域。其实，民国水利历史的真正活动家和代表人物，有近代水利铺路者张謇，有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是近代水利的伟大先驱和奠基人李仪祉，以及一大批共同奠定了近现代水利文化观念与科学基础的老前辈。我们衡量清末民初水利人物历史活动实际意义的标准，应当在于他们的活动与理念，是否提供了超越两千年传统水利的东西，而不在于他们的活动是否带有旧的社会印迹。匡亚明给《中华民国经济史》写序时，指出：现今形势与40年前大不一样，当时是革命战争年代，在宣传鼓动中运用一些政治口号和激烈言辞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功罪在于理。现在回过头来研究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这是科学，科学的使命是对真理的探索……经得起时间和经验的考验”。
这个原则应该也完全适用于水利历史的研究。
本文从清末民初发展的水利公司及另一些商品化水利类型角度，来回顾近现代水利对传统水利的这一挑战。
二
研究清末民初水利，离不开认识张謇，虽然人们有时过于苛责他在改良、立宪中的不足，以及与袁世凯的个人关系。张謇正处于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始一个新时代的转折关头，从思想观念的转变来看，张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改革人物。
张謇曾是清末民初政治风云中显露头角的人。他曾经随清军东征入朝，他上“朝鲜六策”书，甲午战败后决心倒李；在马关条约后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口号；后参加东南互保活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曾代撰清帝退位诏书。由于他的改良政治理想未能成功，遂转向实业。
1909年张謇对其友人刘厚生述及创办黄海盐垦的由来，颇能体现这种观念的转变。他曾动员两江总督端方办理垦务，被拒绝。他认为：“实在说，这种垦务，只要政府仿照范公堤的办法，筑成江苏省内黄海之滨的一个长堤，沿海人民，自有陆续报垦升科的人。不到20年，至少可以增加二、三百万亩的棉田”。但是从清末官场的腐败，他认识到“你能希望现在政府来办吗”？！从而他依靠自己招股承办，借助于工商业资本，集银23.5万两，1901年始创通海垦牧公司，经几年试验、经营，他决心在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5县垦荒治水，并言“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张謇来自旧营垒，从劝官创业到自己决心来办，其观念的转变是极其深沉的。张原本钦佩宋儒程朱阐发的“民吾同胞，物吾同身”，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使百姓有饭吃，本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政府，绝无希望”。斯言出自前清状元之口，难能可贵。这也披露了转变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那时，知识分子有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幻想，有可能从官本文化传统心理中跳出来；他们就有可能努力去具有独立人格、科学思想去从事水利。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水利的一代人。他们的奋斗和遭遇，已与封建时代治水的官宦人物不尽相同，水利科技试图从封建王朝政治经世的领域独立出来。
张謇出现的反传统水利意念，在辛亥革命后公开地表达出来。1911年11月，他致函江宁将军铁良，云“既历戊戍、庚子之变，缙绅戮辱，忠直诛夷……海内人士，怨叹雷动。謇窃以为非改革政体，不足以系人心而回天命”。在12月，他犒劳金陵民军时欢呼：“政果共和，实业无不兴者”，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通过10年经营，发展盐垦12万亩。他曾自豪地说：“中国之有垦牧公司，创举也”。盐滩垦牧，首要的是水利工程，他仿效范仲淹和低地国家筑堤捍海，“堤自堤之，渠自渠之，……须垦且牧而自为沟洫町场，无不创也”。这种公司办的盐垦，从根本上是违背曾、李盐政的，也不同于范仲淹的苏北海塘、不同于圩田垦务。它集聚了治水的资产，1911~1925年，获纯利84万两，从而对苏沪水利盐垦起到率先作用。到20年代初，苏沪盐垦已有公司40余处，“泰半发起于民国六、七年之际”，分布在南通、盐城、凇沪地区，资本或即数万，多则200万。
与此同时，张謇引入资本主义的法制观念，提出：“治其地其人之人，必具有如何之资格然后当其可？曰：是在知法律”。他认为几千年来，“人人在专制政体之下”，地方办事出入于法；而今“不明法政，无以成立自治之机关；不讲民法，无以组织自治之团体……种种方面之法律，一若为公司之集合体也”。进而，提出“治地治人”观念，告戒各堤办事人：“佃人于堤办事人，犹手足之于头目也……不可用专制手段，使佃者离而他人有长短也”。这种冀望将传统的平等观念糅合于近代民主的意向，不能不是水利管理中的一种进步思想。他将教育与实业并举，在乞求清廷无效之后，转而自办师范学校，培养治淮人才；1915年创设河海学校（即今河海大学的前身），为中国水利做了专门人才的组织准备。
尽管张謇的垦牧水利与导淮努力失败了，而且他与旧阵营有多端牵缠，但不会泯灭他的水利观念转变的历史意义的。
三
在商品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的南方。一些企图以商品意识来组合的水利公司，试图取代传统的地方政权的官办水利。
如洞庭湖垸田，在开始，清廷官方是百般阻挠私营水利农业的。1879年，湖南酉阳药商王乐山，在汉寿县购地围垦，“私筑堤垸”，发展到当地举其任团总，设修堤议事公所，终遭官方嫉恨，以至逮捕“永远监禁，听其自毙”。不过到了1898年，汉寿商会与当地士绅民办水利公司，集股本万两，购抽水机建站，专利10年，得到官方批准，并指出凡此农商之家，“自购吸水机器应用，不得一摄禁阻”。龙阳商会水利公司遂得成立，其《集股章程》指出：“西人之富，由于商可济农，中国之贫由于商只病农。农商不通，即国家贫富强弱之关键”。俨然已是一个商品水利的宣言！
清末洞庭湖垸田的民围、私围，发展到160处，民初进而在此基础上和瓦解的官围垸区上发展了一些水利公司。[3]在两广，也出现一些农垦公司。1912年，全国已创办的大型垦殖公司，有171家，大多在一些官僚、地主、资本家包揽官荒的基础上投资兴办，虽然大多具有浓郁的旧封建主义色彩，但毕竞已属于农业资本主义的范畴。
明清时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但农田排灌依靠人力水车，随着沪、锡、宁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机电排灌首次叩击了传统水利的大门。1906年，常州博利公司创办机械戽水，包戽农田，武进厚生机器厂，造内燃机与水泵，1920年成立的万盛铁工厂、1927年成立的平民工艺厂，从事戽水机生产。一时机械包戽与修造生意十分热火。1924年戚墅堰电厂开创伊始，“即着力于乡村营业”，在中国最早实行电力排灌。几年中，灌溉面积迅猛发展，1924年试行2000亩，1930年发展到近5万亩。[4]江阴、苏州电厂也先后开办电力排灌，各有数万亩的规模．在民族工商业的电厂与农户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商品水利机构，不论叫代理处，还是水利社。还是戽水公司，都反映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正在久负盛名的太湖之滨崛起。初生的民族工业，问津于农，务实于水了。农田水利的需求，也反过来大大地刺激了30年代沪宁水泵制造、修配业的发，年产近千台。[5]
芜湖旧有著名的万春圩，历代多为官圩、卫屯，到1903年重新开垦时，已经允许民间组织垦务公司。发给垦照作为永租。泾县胡朴安筹资组织垦务，去沪购耕田机，两年即垦田2万。1914年该圩区各垦务公司要求改永租为民业，财政部发照，转为公司恒产。全圩8万亩农田，由地方官僚控制了大部的36家公司占了6.8万亩。
清末民初，官民金融渐具近代形式，一些地方水利与金融资本开始结合。到30年代，前期公司热之后存在发展下来的水利经营实体，走向与金融信贷、官僚资本及地方水政相结合，乃至被控制的道路，这一点在南方又更加明显，如珠江流域的桂、黔、滇三省：广西在1931年成立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集组织信贷与工程业务于一身，在1941—1946年间，发展万亩以上的大灌区8万多亩，1947年转变成水利林垦公司，发展灌区10万亩。贵州省也在1938年成立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这种半行政半业务的机构，以组织信贷、兴工与经营，但在1946年改为水利局，成了纯业务行政机构．云南省也在1939年组建农贷会，设立工程组织实施了一批水利工程。同时，本来即是公司化组织的一些水电厂，也得到了改建和扩建。湖南省的塘堰水利，1942年由农业银行贷款326万元，省水利基金下贷40万元1943、1944年，农行贷329万元，i945、1946年，此贷款由于通贷膨胀高达5亿元。发展到30、40年代，不少水利工程在南方由一系列企业化的承包公司与金融信贷结合进行。这种形式自然有着抗日战争的战时背景，官僚体制也力图控制民族资本，不过通过金融信贷渠道将水利经营实体与国家组织结合，比起单纯由中央财政拨款兴役，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水利事业正向经营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
这一形式在抗日战争中，也从南方带到西北。如1941年成立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也是一个与国家银行合资，受政府委托，从事水利，兼办林牧的经营实体，推动了该省水利建设。到40年代，大后方西南、西北的水利公司，大部分以早期的民族工商业兴办为主，转变为受官僚贷本控制为主的经营体，而且与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愈益密切。
四
在一般误认为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乃至塞北)，一度掀起商品化水利建设热潮。北方在明清发展起来的一些经营地主，似未能在早已衰落了的传统水利地区(如鲁豫)，有明显的作为。但零零星星有了一些官商兼办水利，如中原腹地的禹县，1902年官督商办开煤矿，为运输煤碳到周口镇，曾购入挖沙船，疏浚颍河并改建桥梁。
清末开发河套地商水利的王同春，是河套商品化水利的杰出代表．光绪年间渠灌水利高潮中，灌田发展至万余顷，绝大多数为地商所开。地商水利是塞北形式的商品水利典型。它采取集资、承租包地、投资开荒开渠、雇工经营与转租，进行农业水利的资本主义活动。王同春与清廷垦务的矛盾，实质上是萌芽态的农业资本主义与传统的封建主义治水农业的冲突．从统计分析的资料看，军阀主持的河套官办水利，多以失败而告终，而地商与灌地户的渠灌事业，仍有进取。1917~1927年，这类灌溉占地二干余顷。1929年后，在阎锡山的地方自治中，私办水利并未泯灭，浇地仍有二干顷之多，占河套漕区丈青总面积的20％左右。[6]此外，滦河上游的多伦，早在1911年也有华兴垦牧公司投资20万“或作牧地，可供耕种”。
山西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清中叶后，晋商多有巨富。商业资本积聚，较早出现金融资本。乾隆朝出现帐局，道光朝创办票号，金融资本为工商业和财政服务。1906年，仅清政府通过山西票号的汇、兑款巳达2.2千万两，最早的升昌票号，有14个分号，收汇达1.6千万两，1912年日升昌在全国存款达2.5千万两，放款3.1千万两。[7]正是山西这种早已形成的金融环境与传统，孕育着清末民初的商品经济水利。1907年雁北朔县成立六合水利股份有限公司，其后，陆续由农商、官商、豪绅、军阀合资合股兴办公司，有的又与阎锡山控制的山系银行有金融关系。这些公司，相继出现在1907年到1924年，性质有农商合办、官吏、士绅与农商合办，也有官吏与士绅合办的，资本千余两到数十万两不等。[8]
这些公司的筹组过程中，最活跃的是一批留学归国或外出上新式学堂的知识青年，同盟会、国民党革命者，及一些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地方士绅、商人。晋北三渠的创始人刘懋尝，就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是这一批先进人士，应乎时代潮流，利用山西商品经济金融环境，利用在社会上的关系，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水利股份公司的发展。这是既不同于古代河东的国家办水利，又不同于明清小农经济的农户水利的新形式。公司采用了商品社会的集资、核算、董事会民主管理和扩大再生产的办法，采用一些近代工程技术与机械，为晋北乃至山西近代水利之开端。
后来，阎锡山及一批官僚、政客控制了民办水利，处于萌芽状态的商品化水利发生了转向；这说明了国民革命的先天不足。不过阎氏的水利政策，依然属于官僚资本范畴。1917年的《兴办水利简窜》明确了民初水利事业的方向：民办官助，以民间为主体，筹贷兴利，民力不济难于兴作，由政府贷款。广济公司就贷有山西银行2万元； 1938年财政厅借款1.3万元给清源县，省行借贷广裕公司大洋5万。山西金融界与农业、水利关系密切。1935年统计发放农贷款4887万元，垦业银行放款60.32万元，特别是以发展河套水利为目的的绥西垦业银号，1937年的资本为200万元，这一资本直接地支持了包西会议后河套垦务水利的发展。[9] 所以在山西省商品水利的发展中，金融资本活动的色彩十分浓厚。省政府提倡、组织的打井队、机械提水，也是一支商品化的专业队伍。1926年，临汾、新绛、河津所建立的锅驼机提水站，后又成立临襄灌田厂，以工商形式经办提灌事业，到30年，灌溉面积达6千亩，1925年，全省水田面积达550万亩，比清末增加了240万亩。
河套水利在民国年间的发展也与山西有关。晋银自清代中后期流向口外，清末民初从事水利者，不少是晋人。20、30年代的绥远，在阎系军、政操持之下，绥西银号及其后盾山西银行，都是垦业的支柱。包括后来傅作义在河套屯垦的成绩，不能说不与山西的资本主义水利发展的大气候相关。河南豫北地区，1904年有人组织博利公司，试图重修引漳天平渠，但“以财力不继中辍”。1908年，蛰伏安阳的袁世凯倡办天平渠灌田股份有限公司，至1912年，灌田3万余顷。1905年，汲县有人招股成立美贵泉水利开发公司；1930年组创凿井社改造农家浅井，1934年全县已挖井一万眼。1936年，另一些人再组公司设机泵浇旱地。河北宁河境在1920年也创办了天津开源垦业公司，设蒸汽扬水站，开发蓟运河灌溉水利。所以说，黄、海流域，都星星点点出现了一些水利公司。
李仪祉先生开创泾惠乃至关中八惠事业，也是他的商品化水利思想的体现．他认为古代之水利，“是附在田制上设施”，“中国民间水利大抵由地方官吏代为兴设[10]”。近世以来大型水利瓦解废弛，小农遍布，北方半干早地区灌溉，“规模之大，独家不能经营，政府之力弗能普及，非大规模使人民合作举办不可”。而传统的运河“都是为着漕粮，竞无一点工业上的关系”。[11]从而提出合资经营的”农田水利合作”，目的在于水利“作为一种企业以求增加生产”，“可使利益均沾”。为保障这种商品经济的联合，他提出制定法律、水律、合作律。
从而，明确提出水利商品化的定义及其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合作”是一个什么含义？它不是马克思早期说的亚细亚的公田集体劳动，不是耦耕制度的合作劳动，不是秦皇汉武权威下的百万役夫通力兴工。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制与社会主义的大水利。他们心目中的“合作”，是一个有“Co”前缀的合作，首先是“Co-operation”，是“Co-op”（合作社），是“Co-ordination”（平等、调和），是“Copartner”（合伙、职工股东），是“Common”（公共权），是“Commune”（公社），是“Community”（社会），是“Commerce”（贸易、商业），它的最好股份联营形式，自然是“Company”（公司）！
泾惠渠的再造兴办，就是一种商品水利的实验。1334年竣工后，灌溉面积达7570顷，漕灌事业第一次在传统的郑国渠旧地大规模地商品化了。水利化促进了商品生产。据李赋林当时对灌区的调查，由于棉价高于麦价(7比1)，农民“率多尽量扩充棉田面积”，从而对灌溉需求提高，扩大植棉多在利于灌溉的“一等农田”。灌区棉花产量达20—40kg／亩，非灌区仅30kg／亩，小麦单产也因之增加了一倍多。水利刺激了商品农业，“棉农多雇用女工或童工从事采收”，“经营花行业务者，多系乡村士绅、官员，雇佣大批买办，携款赴乡随时收购——棉衣亦有运棉花赴花行销售者”。[12]
李先生曾说：“以水利收入，先立一经济基础，使渭北成一整个的经济区域”，以灌田注册、浇水收入设泾惠银行，“银行基金日厚，则以之为各种有利民生之建设事业，如开发水利、举办纺织、榨油、面粉等厂……”[13]。1927年李先生就提出设立口子头水力纺织厂，渭北水泥厂，为引泾工程大计。后省水利局制定灌区水力工业办法，先后申请的有5、6家，不过因管理不善，李赋林调查时只剩下泾阳水力轧花厂。比起唐代郑白渠上私家水碓屡兴屡禁来，近代水利的商品水能开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水利商品化促使了阶级变动与价格变革。李赋林调查灌区内以自耕农最普遍，佃农“太半于三五年”，即“一跃为自耕农……”。解放后调查，灌区形成前后，富农地主占地从20％扩大到40％，贫农从50％减少到占地5％，增加了军阀政客、商占土地，各为20％和15％[14]。地价发生了变动，1929~1936年，水田涨了3.5倍，沿河低水地涨了0.75倍，城镇涨了14倍，普通灌溉地涨了39倍!早地涨了24倍!”反映出商品水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导致价格变革，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出现集中的趋势。在漕区规划之韧，李先生巳料及到这一点，他认为无论植棉还是种麦，灌区出息每年可达1000万以上，每亩地价可增30元。
北方商品化水利的出现，充分体现了清末民初在传统水利的典型地区发生的重大转变。
附注：
[1]《张謇存稿-通海垦牧公司说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3]《湖南省水利志》 湖南省水电厅
[4]《太湖盐垦事业概况》，载《东方杂志》21卷11号
[5]《太湖流域水利季刊》，第3卷第1期
[6]陈耳东，《河套灌区水利简史》，水电出版社，1988年
[7]黄鉴辉，《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载《清史研究》第4期
[8]张荷，《试论当代山西的水利股份公司》，山西水利史学术会议论文，1989年
[9] 《阎锡山和山西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0]《农田水利之合作》，载《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水电出版社，1989年
[11]《我国的水利问题》，同上
[12]李赋林，《泾惠渠的农村》（油印稿），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存
[13]《泾惠渠管理管见》，载《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
[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后记：
1990年，我已经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科研所工作，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合办河流泥沙研讨班。适逢水利史研究会拟召开民国水利史研讨会，遂临时收集清末民初资料，草撰文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学界文化热和商品经济热的关键时分，特别在1990年，官府和市井的“公司热”盛极一时；我在研究古代水利与经济关系时，曾经考虑过传统水利予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抑制的问题，觉得不妨扫描一下民初商品经济型水利的崛起，试图了解一下传统水利的转型，于是收罗种种，草成此文。这次会议在陕西三原召开，会名改叫“中国近代水利史学术讨论会”。
本文稿为提交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近代水利学术会论文，辑于《中国近代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