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精英阶层也经历了重组过程。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社会变迁，集中表现为士绅的转型、市场网络的重组、新式教育的发展、地方政治派系的形成与社会文化传统的更新。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围绕地方精英与社会权势转移，这些演变趋势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绅商主导社会变革
晚清时期，中国的军事制度发生了变化。团练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军事化的形成，使南昌社会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围绕着团练的组建，南昌的士绅阶层和家族组织进行了全面整合，达到了维护地方利益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一些士绅和家族借助军功这一权力资源，成功地由地方权力体系的边缘进踞到中心。大量通过军功和捐纳步入士绅阶层的群体的出现，导致士绅的构成由单一向多元转变。
同光时期，中央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此背景下，南昌社会也开始了战后地方秩序的重建工作。由于地方政府职能的不断削弱，无论是在社会秩序，还是在文化秩序方面，地方政府都退居到幕后，新兴士绅阶层成为重建的主导力量。不论是诸如刘于浔、吴坤修这样的高级士绅，还是通过军功或捐纳进入地方权力体系的低级士绅，他们都将此作为巩固甚至扩大自身所得权力的最佳时机。为此，他们对慈善事业、教育体系和神庙祭祀系统等地方事务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俨然成为儒家文化和道德秩序的维护者，迅速完成了由来源于军事化的权力向文化权力的转变，为自身控制广大基层社会编织了一个庞大的权力网络，达到了维持和增强自身在地方权力格局中优势地位的目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新兴士绅阶层在重建地方秩序的过程中，并未重新创造一套文化体系，而是遵循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价值体系，故而他们不仅对地方社会原有的文化传统有着极大的认同，且加以充分利用，这就导致南昌的传统文化资源得到延续和强化。正因为这些地方文化传统与士绅阶层、家族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它们方能在随后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得以更新。
晚清南昌地区不仅“卷入”到地方军事化的浪潮，且其在国内外市场体系中的位置亦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以广州为对外贸易据点的一口通商时代，由于江西地处南北交通枢纽，故其在国内外市场网络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此时流经江西的商品大多为过境贸易，因而尽管在江西境内形成了吴城—樟树—赣州这一商业贸易通道，但南昌则处于这一商业网络的边缘地带。九江开埠后，以九江—南昌为主干的市场网络，逐渐取代由吴城—樟树—赣州商业路线组成的传统过境贸易体系，南昌进入长江中下游沿岸城市以及上海的市场网络中，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也更趋密切。随着南昌成为区域市场的中心，越来越多省内外的商人进入南昌市场中，导致南昌的商人和商业组织的地域性和行业性更为多元。在此过程中，许多有着科名之人转向商业领域，加之大量的商人通过捐输等途径进入士绅阶层，商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进而互为一体。
至清末时期，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各种鼓励和保护商人的制度不断出现，南昌的商业及其组织开始转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商人和商会等新式社团。而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又为绅商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舞台，商人与商会组织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之一。他们既创办新式学校，又参与谘议局等现代政治机构的筹建，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士绅成为政治中坚
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废除了科举制度，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与此同时，清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这一时期，江西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设立了一批新的行政机构，地方社会也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南昌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转型与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从清末至民国初期，南昌士绅积极创办新式学校，逐渐成为地方教育行政的主导力量。由于士绅阶层竞相追求新学历和从事新式教育，造就了大批以新学为依归的新型士绅，导致了士绅构成的转型，尤其是形成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然而，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还是传统科名的拥有者，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并无根本区别。民国初期，南昌士绅既拥有传统的社会文化资源，又获得新学这一新型文化资本；既控制各种地方事务，又介入各级地方行政，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
民国初期的议会制度，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政治舞台。由于议会脱胎于清末的谘议局，因而既吸纳了留学生之类的新士绅，又包容了清官僚之类的旧士绅，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治派系之争。此后，随着现代政党的发展，议员们先后分化为国民党与进步党、合群社与谠言社，使政治派系之争日益形式化。这一时期的南昌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也都卷入了议会党派之争，这说明议会之争实际上导源于地方权益之争。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南浔铁路之争，集中反映了南昌地方政治派系的演变趋势。
民国中后期，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南昌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量以参与政治事务为目的的村落联盟。由于这些联盟不仅吸纳了宗族组织等地方性力量，又与党派、政治团体等外部力量纠结在一起，因此成为地方自治背景下，处理乡村社会中各种事务的核心力量，导致地方政治结构更为复杂和多元，对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族内士绅作用强化
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由家族组织、神庙系统以及慈善组织构成的社会文化传统一度受到冲击，家族组织成为政府着力消解的对象之一。众多族产被用作新式教育的经费，祠堂也成为新式学堂、自治所等各种现代政治机构的办公场所。尽管政权的现代化对南昌的家族组织产生了冲击，但并未导致家族组织的消失。在族内士绅、商人等精英的运作下，家族组织通过加强宗族建设、扩大族际联盟等形式，将传统因素与现代资源有机结合，其原先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强势地位不仅未被削弱，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此外，在地方自治制度下，经过地方士绅的运作，慈善组织成为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而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神庙系统，将吸收外部资源与发展内部动员相结合，成为各种社会力量认同的权力象征，从而达到了更新的目的。
概言之，清末民初，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士绅阶层通过创办慈善事业、重建神庙祭祀系统，继续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维护以传统礼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各种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转化，从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9日第2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