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 ——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1594次  |  更新时间：2017-09-22 10:22:17

　　内容提要：民间商业账簿对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巨大，深入对账簿的研究可扩大对经济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以北京档案馆馆藏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五金商铺及其联号账簿为中心，主要在账簿作用与真实性，账簿分类、记账方法与账务处理，账簿史料价值（股份合伙与人力股制度、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等方面展开，以期在袁为鹏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账簿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

　　关键词：万和成；五金商铺；账簿；近代北京；冀州商帮

　　传统中国政府以商业为末业，贱商轻商的习俗在中国长期沿袭难改，即使到民国后重商风气大开之际，对于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业活动方面的资料人们却常感珍稀散见，流传至今的资料无非就是一些开业歇业统计，而关于商铺日常经营管理及变迁的微观记载则尤为稀少。并且仅有的相关商铺资料极为琐碎、庞杂，直接的数据史料更为少见。正因为如此，研究的薄弱点和空白点才比较多，才更显示出其学术价值。因此，详实可靠的经济数据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分析长期滞后，主要原因也是数据资料的不足。一些官方文书虽留有某些数据，但由于被怀疑可能受到“人为地加工或者歪曲”，其真实性还有待探讨，并且有关民间经济社会生活的数据则尤为缺乏。[①]这样，现存的民间商业账簿史料则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价值巨大的数据资源。不过，受史料的限制，海内外学界迄今有关中国商业账簿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尚不多见。学者袁为鹏、马德斌的《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及彭凯翔的《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3期上相继发表后，笔者感触颇深，对商业账簿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向前跨进一大步，稍早阮明道、范金民、刘秋根、汪崇筼等学者也有相关成果问世[②]。然而，由于上述成果所涉账簿史料的地域、数量限制，成果分布极不均衡，有关北京商铺账簿研究方面更是几为空白。本文拟衔接以上同仁的思路，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进行研究，以深化商业账簿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的认识。

一、商业账簿之重要性及其真实性

　　何谓商业账簿？据1936年出版由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载，乃“商人备置之账簿，所以记载日常交易及关于财产出入之各种事项者也。商业账簿为商业上之主要凭证，在法律上自账簿终结之日起，应留存十年。”[③]这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商业账簿较为全面的概括。这表明，商铺账簿对某个商铺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如遇纠纷，则尤其如此，因据北京“商惯习法，普通均以账簿为证。”[④]并且账簿设立之初衷，“原所以记载一店之营业活动，会计报告之编制，原所以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之财政状况，及营业成绩。具对内对外之作用，”[⑤]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业的进步及国家对商业的重视。账簿对一个商铺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就曾有学者指出“北京有不少的老铺店虽然经理更换多次，仍然保存已往的老账，不把他们当废纸出售。”由于“许多铺店看借用账目是一件无礼的要求，就连东家要看账目也必须先得经理的许可，”[⑥]所以一般店内人员更不易看到，这就使账簿带有某种神秘性。账簿的这种重要性与神秘性主要源于其对商铺管理及商铺本身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⑦]：其一，通过各类账簿的设置与记录，对商铺合理地使用资金、指导与改善商铺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二，账簿制度利于保守商铺商业秘密，加强店员的岗位责任感，培养店员对商铺的忠诚度。其三，有些账簿对店内全体人员具有某种约束与激励作用。合伙契约中对经理或掌柜的要求及东掌、伙友共同遵守的纪律等也被硬性地载入万金账内，违反者按规处罚，甚至被开除出店；当然，对商铺有功者，其功绩亦被载入其中，并且是永久性保留。此外，万金账的约束作用不只针对店员，对股东也起作用。其四，账簿有时成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主要依据，具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作用。最后，账簿作为商铺正当经营的证据，还具有保护商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作用。

　　如此多的作用决定了商铺账簿作为百姓日常工作生活所实际使用而无意中存留下来的重要史料的真实性，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民间商业活动中更为全面、系统的经济信息。[⑧]现存于北京档案馆的北京五金商铺的账本即体现了这种信息优势，主要有万和成、万庆成、万庆和、万庆泰、万丰泰、三益泰、万丰顺、万丰德、万丰永、天津益和公司、益泰号、广聚兴、协升号、福和恒馨记等，约1480多册，成账时间大致是1859—1956年，这当中又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的账簿类别最全，共1200多册。那么这些档案是否真实可靠呢？笔者认为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的账本档案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理由如下：

　　首先，店内万金账等账簿内容与股东私人所藏用于备查的账簿之内容和数据基本相同。例如万和成《万年聚金账》主要记载自民国三年正月初九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而万和成股东金氏之《金宅底账》[⑨]主要记载自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经笔者核对，两个账本时间段重叠的部分即民国三年至1950年的内容与数据是相同的。由于金氏股东私人所藏账本主要是供自己存底并于平时查看所用，是历年账期分红的记录，也是能否分红和是否有权利参与分红的书面证据，所以无须做假，也不能造假，其与万和成《万年聚金账》的内容相符，这恰证明《万年聚金账》的内容也应该是真实的。

　　其次，尽管有的书上讲，过去商铺有两三套账本，纯为应付政府税收查账所用，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在北京档案馆所藏近代商铺的账本内容是不真实的。相反，由于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鞭策，资本家所上交的账本应该是真实的。如果这些商铺有假账的话，也不可能交给人民政府，他们应该早就销毁了，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不易被骗的。而且，如果商铺造假账的话，为了不让政府的查账人员查出漏洞，那么，这个商铺所做的假账也应该是各个账本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起码各类数据增减的比例应该是同步、同比例的。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今天拿到的账本是假账，其中的内容也应该能反映当时商铺发展的基本走势。

　　最后，民国及建国初的一些专家学者特别看重商铺账本对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巨大作用[⑩]。如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们在研究瑞蚨祥时，就特别提到“瑞蚨祥解放前的情况，因为企业的文卷和账册大都丢失，基本上是根据老年职工和资方人员的记忆和口述记录的。有许多问题，还无法去核证。解放后的材料虽然不少，但十分零星，许多重要问题，也多半是根据有关方面口述记录的。在记录之中，也不免有失实之处。”[11]这表明，当时的专家们十分看中账本的历史价值，如果有账本的话，他们不会去用口述史料。当然这些学者并不是要否认口述史料的价值，而是说账簿史料比口述史料更有价值，更能说明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账本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应受到重视，对研究经济史、商业史的人员来说尤其如此。

二、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简介

图1 万和成五金行联号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沿革》档号J86-1-299，1950年。

　　（一）万和成五金行及其联号体系（见图1）

　　万和成，旅京冀州商帮所营，据其《万年账》所含信息，初称铁铺，由杨星桥、金容轩、闻茂斋三家合资开设于咸丰九年（1859），地址在京都崇文门外瓜市大街路东，共成本京九八钱一万吊整，后改五金行，1917年前后和1940年前后是其发展的两个黄金期，建国后参加公私合营与资本主义商业改造，其店名遂被取消[12]。万和成于同治四年（1865）独资开设万庆成，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万和成、万庆成合资开设万庆和。再者，万和成还与他铺合伙投资开设新铺。万和成与三益泰、张恒丰、李德和合伙，于光绪十二年（1886）开设北京万丰泰。万和成又与三益泰、万丰泰、闻姓于光绪十四年（1888）合资开设北京万丰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万丰顺又与江姓合资开设北京万丰德。另外，万和成还与三益泰合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设天津三益泰铁庄；并于1934-1935年间出资五千元，投资于天津亨通贸易公司等。以上是万和成独资或合伙投资开设的商铺情况，这当中又包括各分支联号也组织联号的情形。如万庆成、万庆和二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资开设天津万庆泰。1921年后，万庆泰独资开设天津庆记五金行，后万庆泰、庆记同天津益大铁行三家合资开设天津大兴铁厂。又如，北京万丰泰独资开设天津万丰泰，天津万丰泰以后又开设天津益和公司。又北京万丰泰独资开设张家口万丰永，以后万丰永独资开设西包头益泰铁庄。北京万丰泰还与万庆成合伙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设万丰成铜铺等。可见，总号联着分号，分号又开分号，总号或分号又与他号合伙另开新号，从总体上讲，各商号与万和成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统称联号。

　　万和成作为北京五金业中的老字号，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联号及同业的共同发展。自1923年五金同业公会成立之日起，万和成的经理邸占江即“总董其劳，藉谋团体业务之发展，”[13]并长期担任该业公会会长，同时还担任北京市商会常务委员及商事公断处处长等职。由于万和成实力雄厚、信誉颇佳，又因由冀州商帮所营，所以这不仅造成了五金同业公会中的要员多是冀州人，且多为万和成联号经理担任，而且整个五金业的会员也多为冀州商帮所营商号。

　　上述有关万和成及其联号商铺的信息，除能在《万和成沿革》中获得外，还可在各自的《万金账》账簿中获得，因为此种账簿的首页一般都详载该铺的成立合约，合约内容完备，一般投资、人事、铺址、利润分成等信息基本俱全。如此庞大复杂的总分号体系，如何使其有效而正常地运营，各自间关系如何，利润如何分配等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皆可从其账簿中得到一些信息。因此，有必要将万和成的账簿进行介绍。

　　（二）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介绍

　　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成账时间大致是1859—1956年，共1200多册，是北京档案馆所藏各行业账簿中类别最全、册数最多的，其中万和成总号304册，万庆成233册，万丰泰646册，其他各联号一般在50册以下。

　　1.账簿分类。万和成五金商铺账簿分为流水账、謄清账、备查账、损益账四大类。流水账，是记录全店银钱出入、货物进销金额，按照经济业务的发生顺序依次登记的原始账。流水账下可细分为若干种，如万丰泰五金行有津来货流水、浮记存洋流水、银洋流水、浮记流水、国币流水账[14]等等，名目繁多。謄清账，又称总清账，是具有分类账性质的账簿，是由专人以日流水账为基础分门别类地整理成为分清账，如浮记账、支使账、日用杂项费用开支等各项总清。謄清账由于关涉商铺年终红账编制与盈余分配，所以其较比其他账簿地位重要。备查账，指对与商铺业务相关的各类经营活动进行留底，以备日后查验的买（租）房留底、通信留底等账簿，如万和成民国十三年《租房底账》（档号J86-1-15）。损益账，是记录商铺的各项收入、费用支出、经营盈亏的账簿，并据此进行红利分配。损益账主要有月总、年总、万金账三种。此外，还有一种分号账，指专门记载分支商铺的盈亏、分红、股权变动情况的账目。如万和成五金行的《收众号余利帐》（档号J86-1-10）、《三号来往底帐》（档号J86-1-21）等。

　　万和成五金商铺的账本组织较为完备，账簿种类多至几十种，为更清晰地了解其账目设置情况，兹以万和成与万丰泰五金行为例进行对比介绍（表 1）。

表1 万和成与万丰泰五金行账目设置比较表

分 类		万和成五金行	万丰泰五金行
流水账		日记流水帐 出入流水钱帐	津来货流水 浮记存洋流水 银洋流水 钱流水 浮记流水 国币流水账 铜元流水账
謄清账	货物账	现售货帐	定货账 津来货账 取货账 同业取货账 现售卖货账 堆房存货账 东号存货账 盘货账 盘货底账
	外欠账	历年外欠帐 四城旧外欠帐 四郊各县外欠帐 南城东路外欠帐 内城西路外欠帐 内城东路外欠帐	旧年外欠账 铁厂外欠账 什件外欠账 恒大、神山外欠账 电料、电镀外欠账 首饰外欠账 洋行外欠账 杂记外欠账 零碎外欠账 东路外欠走账 西路外欠走账 城内外欠走账
	支使账	支使账	支使账 支使老账 银洋支出细底账 杂项老账
	来往、川换、杂项、辛金账	来往帐 杂项分类底帐 开销总帐 辛金帐	川换账 银号往来账 油漆房、木厂、栈房、煤厂往来账 同业往来账
损益账	月总、年总、账期总账	聚金帐 盘货聚金帐 货物银钱总老帐	月总账 年总账 聚金账（只一年的）
	万金账	万年帐 万年聚金帐 金宅底帐	万金账（京总号、各分号） 余金老账 得利老账 旧年老账
租房、通信事项等备查账		租房底帐 筑屋落成会计簿 行所事项底册	联号通信账 通信留底 丁宅取租账
分号账		收众号余利帐 三号来往底帐 天津进货底帐 天津万金帐	包头万丰永万金账 津万金老账 张家口万金老账

　　资料来源：北京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万丰泰五金行》档号J88-1。

　　上表显示，万和成与万丰泰五金行的账目设置大体相同，都包括损益账，流水账，货物账、外欠账、支使账，来往、川换、杂项、辛金账、分号账等分类謄清账，租房、通信、事项等留底账等。由于万丰泰既是万和成的分号，同时又是天津万丰泰、张家口万丰泰、包头万丰永的总号，所以万丰泰的账目设置有的年份比万和成还要细、全、严密。就拿外欠账来说，万丰泰就有旧年外欠账、铁厂外欠账、什件外欠账、恒大、神山外欠账、电料、电镀外欠账、首饰外欠账、洋行外欠账、杂记外欠账、零碎外欠账、东路外欠走账、西路外欠走账、城内外欠走账等12种。如此细致的账目设置是其他行业所不多见的，这不仅表明该业账簿间筑起了纵横交错的账簿网络，且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信息，对京津商业史、社会史的研究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记账方法。从各账簿看，万和成及其各联号对账目书写的要求皆比较严格和规范，注重数码记录的准确性、正确性，并使其具有防伪的效果。汉字数码（一、二、三……）, 由于笔画简单,易被伪篡涂改，所以多数五金商铺的账本上的数字都采用会计体数码（壹、贰、叁、肆、伍、陆等）。这些数码本身笔画比较复杂, 大大增加了涂改账本的难度，如“ 1234.56两”一般写作“壹仟贰佰叁拾肆两伍钱陆分”。同时，这些商铺账本还多使用草码记账（〇、〡、〢、〣、ㄨ、〥、〦、〧、〨、〩，分别对应0、1、2、3、4、5、6、7、8、9）与省略字记账，这样书写简便快捷，由于比较紧凑，也不宜涂改；并且这种写法属于账房专用，业外人员不易识别，一定程度上利于保守商业数据的秘密。

　　万和成的记账方法多沿用中国传统民间会计的记账法，到民国时期在记账习惯方面已有某些统一规定，一般以现金为记账主体，以“入（或：存、收）”、“出（或：欠、付）”为记账模式，如万和成五金行民国十八年《出入流水钱账》即采用此记账法，按日来计，上栏记“入”，下栏记“出”，例如1929年10月29日“（上）入卖钱五十六千八百文，入兑换钱九十五千二百文；（下）出杂项钱七十四千文；除使现存钱七十八千文。”[15]这样，在账本中规范使用入、出记账符号，既方便查账，又能随时知悉每日的盈亏情况，有利于商铺管理人员对商铺经营业务情况的了解与预测。

　　在记账时因账本内容不同，五金商铺也灵活使用一些标志性的戳记，便于商铺管理人员与记账人员有针对性的对账务进行查对，从而起到督促员工谨慎工作及唤起员工责任感的作用。例如，凡由原始簿转记于謄清簿之账项，其已经转记者，则盖“过”字之戳；经查对无误，则盖“覆”字，或“对”字之戳。这被郭道扬先生称为“转记戳记”与“复核、查对戳记”。“转记戳记”表示过账结束；“覆”字戳记，表示账目复核无误，以此明示账目的正确性和复核工作的完成；“对”字戳记，则表示查对账目无误，以此明示账目查对工作完成。[16]在五金行账本中还出现一种与“对”字意义相同的“兑”字戳记，如万和成五金行《历年外欠帐》的每一笔“收”洋数据上盖一“兑”字，[17]也表示核对无误之意。这种做法，既能促使账房人员少出错误或故意造假账情况的发生，以保账目之真实，又能以此博得东家的信任，因为这些账目是以后编造红账的原始依据，也是能否正确实现分红的依据。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戳记，如主要在一些《外欠账》上运用的表示上下两栏收付之数相等时所盖“销”字或“对销”字戳，“清” 、“结”字戳记等。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万和成作为新兴行业商铺，其账簿亦多沿袭京城其他传统行业商铺的账本格式与记账方法，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有所改变，远落后于其在天津的联号，这对于理解京城商人普遍存在的账簿革新意识的保守与欠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总之，对各铺账簿多种记账符号与戳记的整理与研究，既可使我们明晰当时商铺对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与对商业秘密保护等管理方面的信息，又可为我们深入了解账簿史料的价值与真实性奠定基础。

　　3．账务处理。账簿种类杂多，如何进行系统而高效地账务处理，对商铺管理账簿与商铺经营至关重要。其中账簿结账方法与账薄报告的作用较为突出。万和成的账务处理程序大致是：以流水账为基础，将每天由商铺进出的现金、商品及赊销欠款、对外借款等经营业务，皆按次序记入流水账中；接着又将流水账里各种原始数据逐笔往分类账内摘抄；结算一般是一年分端午、中秋、年终三节进行，年终还要进行总结账，计算盈亏；最后是将上述结果写在红纸上，即写“红账”。例如，万和成1929年10月29日－1930年7月31日的《出入流水钱账》（档号J86-1-17）记载每日的收支流水，每天晚上结算当天存多少钱，这是最原始、最详细的账目；然后将流水账的各账目登入各分类账，合成如卷23《杂项分类底账》（档号J86-1-23）、卷26《南城东路外欠账》（档号J86-1-26）等分类总账；每到年终或春节时作总，再计算当年盈亏，写出红账，如卷19《盘货聚金账》（档号J86-1-19）。写红账一般于每年的阴历正月初四至初十之间进行，三年账期时算总账计算盈亏，并据此进行红利分配，最后将结果抄入卷6《万年聚金账》（档号J86-1-6），如1929年部分，即由红账抄存。[18]

　　总之，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从总体上看是较为完备的，这在账簿分类、记账方法及账务处理等方面可得到充分印证。账簿的完备不仅为账簿所蕴含的经济及其他方面信息的丰富与可靠性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利用这些账簿有了底气与信心。

三、账簿之史料价值

　　万和成五金商铺账簿包括了除普通日常用品商铺（如食品、粮油、服装鞋帽等）的价格或银钱比价等信息之外的其他诸多信息，如合伙、合股与人力股（身股）制度，学徒制度，货物购销方式、方法与策略，联号经营模式，资本积累与运行方式，利润、利润率与利润分配，厚成[19]的提取与积累，职工薪金、生活与消费水平，房租、税捐，京津间购销网络与联号间关系，当然也包括品种繁多的五金商品物价、银钱比价等。限于篇幅，下面我们从商铺管理、经营及职工生活等角度，选取有典型代表性的股份合伙与人力股制度、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三个方面来管窥账簿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史料价值。

　　（一）股份合伙与人力股（身股）制度

　　所谓股份合伙制，是合伙制的高级形态，即指东家各出资若干折成若干股，伙友人力折成股份若干，共同经营或聘请经理人经营管理店务的合伙制度。[20]五金商铺股份合伙情况主要在万金账、万年账或万年老账等账簿中有详细记载，主要体现在这类账簿首页所载的合伙合同、合约中，最早是1859年的，最晚是1953年的，如万和成五金行股份合伙合同，摘如下：

　　立领本合同人闻茂斋，协同尹晏庆、孙福长，领到杨星桥、金容轩原出，闻茂斋自代，共成本京九八钱一万吊整。同心议定，在京都崇文门外瓜市大街路东开设万和成铁铺生理，言明二年清算账，得利按八股均分。计开：杨星桥原本京钱四千吊整，作为二股。金容轩本京钱四千吊整，作为二股。闻茂斋自带本京钱二千吊整，并人力作为二股。尹晏庆人力作为一股，孙福长人力作为一股。闻茂斋、尹晏庆、孙福长三人经理铺事，每人按年预提得利京九八钱一百吊整。东伙均按四年后提用得利，支八存二，各存余厚，概不准长支短借。各遵铺规，如有不遵者，不论东伙将原立合同撤回，辞帖存柜，永不准甘与铺事。裕后有凭，立此存照。

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立[21]

　　合同中已明确指出经理人是谁，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明确分离，并规定经理人预支钱数、分红后存柜护本、护身及相关铺址、原始投资、账期、人力股、铺规等情况，内容较完备。如果我们对所有商铺合约进行整理，则不仅会对商铺地理分布、原投资本、经营权、利润分配等情况有基本的了解，且对股份合伙情况也会有基本了解，至于深入了解股份合伙情况，还有待对账簿的其他内容进行细致整理与研究之后方可达到。可惜的是，这些合约对退股、后续入股等相关情形未做规定，并且这些店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实行过现代公司制。

　　以上合约只涉及了人力股制度的部分信息，如要深入研究此制度，就应对万金账、月总账、年总账、支使账、分号账等进行详细研读。兹将万丰成五金行1922—1938年间人力股份的变动情况列表于下（表 2）：

表2：北京万丰成五金行1922—1938年间人力股份变动情况（单位：分）

年份	王玉庄	刘庄成	马子和	张广俊	贺书森	郭德俊	郭起信	孟继炳	齐明身	冯长豹	王纯淼
1922	1.2 *	0.4	0
1924	1.2	1	0.6	0	0
1926	1.2	1	0.6	0.4	0.4
1928	1.2	1	0.8	0.6	0.6
1930	1.5	1.2	0.8	0.6	0.6
1932	1.5	1.2 **	0.9	0.8	0.8
1934	1.5	0	0.9	0.8 ***	0.8	0 ****	0	0	0	0	0
1936	1.5		0.9	0	0.8	0.4	0.4	0.4	0.4	0.4	0.4
1938	1.5		1		0.9	0.5	0.5	0.5	0.5	0.5	0.5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万庆成五金行》，档号J85-1-209，万丰成《万金老账》。（说明：万丰成五金店的档案被错放在了万庆成五金行的档案里。为便于查阅，还以原档案名和档号标注。）

　　注：*王玉庄于光绪十七年（1891）获得人力股0.8分，光绪二十（1894）、二十三年（1897）分别续人力股2厘，即分别达到1分、1.2分。

　　**刘庄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获得人力股0.4分。1932年刘庄成账下出号，将身股一分二厘完全退出，找出厚成银二百一十六两整，永断葛籐，无干柜事，立有退字一张存照。下账天赐余利按九股批分。

　　***张广俊自辞。

　　***现放浮股，郭德俊、郭起信、孟继炳、齐明身、冯长豹、王纯淼各身力股4厘。

　　据万丰成账簿与上表所示信息，16年间万丰成各职工人力股份的增减、新开、退出情形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各职工人力股的份额一般都有增加，只是增减幅度不同。其二，从总体上看，人力股份的增幅有下降之势。其三，职工人力股的新入、退出变化情形逐步增大。当然，各铺账簿所含人力股之信息远非这些，如果将各账簿有关信息按时间序列进行详细整理，再结合万金账中的合约、股份变更合同等文字资料，并能与山西票号的人力股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将既能更深入地在此领域取得进展，又能拓展对账簿这种社会经济史资料价值的认识。

　　（二）京津联号经营管理模式

　　通信留底账簿是万和成及其联号所设立的较为特殊的用文字记录的往来信函抄件留底，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商铺购销方式、方法、策略等信息，尤其是京津联号间的商业信件往来更为频繁，其所含信息也更为丰富。下以1935年10—12月北京万丰泰五金行与天津联号通信频率情况为例进行说明（表 3）。

表3：1935年10—12月北京万丰泰与天津万丰泰通信情况统计表（一）

日期	京号收津号信（第 ×××号）	京号发往津号信（第 ×××号）
10月1日	132、133	101
10月5日	134	102
10月6日	135	103
10月9日	136、137	104
10月12日	138、139	105
10月14日	140、141	106
10月17日	142、143、144	107
10月19日	145、146	108
10月21日	147	109
10月26日	148、149	110
11月5日	150、151	111
11月8日	152、153	112
11月10日	154、155	113
11月14日	156、157	114
11月16日	158	115
11月17日	159	116
11月20日	160、161	117
11月26日	162	118
12月4日	163、164	119
12月7日	165	120
12月10日	166	121
12月16日	167、168、169	122
12月18日	未收到信	123
12月20日	170、171	124
12月23日	172	125
12月26日	173、174	126
12月28日	175	127
合计（封）	44	27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万丰泰五金行》档号J88-1-63，《通信留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上表显示，京号自10-12月共给津号发信27封，而津号给京号则共发信44封。京号一般每2-4天给津号发信一封，多是在接到津号来信后再给予回复。另外，在本月末与下月初这一时段内，京号给津号发信间隔一般长于其他时间，上表中10月末至11月初、11月末至12月初的发信间隔分别是10天与9天。估计是当时业内有月末或月初结算当月货款的习惯，业务较忙，所以互发信较少。经笔者统计，10-12月三个月平均，京号发津号每月平均9封信，平均不到三天半发信一封；而津号发京号每月平均不到15封信，平均两天多发信一封。这说明天津联号给北京总号写信非常频繁，这一方面表明总号、联号间业务的繁忙，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号对总号的负责，能够及时向北京总号提供天津最新五金行市、货源、订货、货款收付及其他相关业务情况，这为北京总号对五金市场预测的正确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其实，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环境下，互通信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联号间建立起了信息传递与反馈系统。

　　联号间通信频率情况只是让我们研究联号经营管理模式的正常运行找到了切入点，至于其具体运行情况、特点、作用等，还应具体地研读这些通信留底账簿，如果能对各个时期各联号间通信内容按时间序列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如最新五金行市、货源、订货、货款收付及其他相关业务情况等，则会对联号模式有更深入地了解，笔者正在做这一努力。

　　（三）职工生活与消费水平

　　根据万和成的万金账与薪金账、支使账等我们还可探讨有人力股的职工的收支情况，进而探讨其生活与消费水平。据账簿信息，五金商铺有人力股店员的分红数额较为可观，又配以应支制度满足日常消费，那么他们的收入与日常支出的大致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仅以万和成店员吕文杰为例来考察。吕文杰于1926年开始有人力股2厘，在万和成五金行内所占人力股最少。1935年吕文杰分红1120两白银，支出1118.15两，[22]那么，吕文杰从店内支取这么多钱是如何花费的呢（表 4）？

表4：1935年2月—1936年1月万和成店员吕文杰支出明细

日 期	支洋（元）	占支洋总数的％	用途
1935年2月25日	6	1.34	砚科借5元，捎家1元
2月27日	1	0.22	帽子、袜子等
3月7日	2	0.45	振煜礼
3月8日	200	44.53	还邸掌柜
3月20日	2.5	0.56	绸裤料一件
3月23日	1	0.22	成衣手工
3月30日	10	2.23	还裕兴成
4月1日	3	0.67	砚科用2元，□子1元
4月4日	0.6	0.13	大米30斤
4月10日	1.2	0.27	金宅幛子
4月12日	5	1.11	颐和园2元，单裤手工等3
4月12日	0.9	0.20	照相
4月21日	1.1	0.24	买袜子
4月24日	2	0.45	王云甫、张云鹤幛子
5月6日	10	2.23	买布捎家
5月6日	30	6.68	乔借
5月22日	5	1.11	请李用4，惠迁用1元
5月28日	0.9	0.20	陈慧卿幛子
5月30日	10	2.23	还裕兴成
6月3日	6	1.34	砚科借
6月3日	0.8	0.18	张二朋份子
6月4日	1.5	0.33	鞋钱
6月14日	4	0.89	请张礼用
7月2日	1	0.22	三益太（泰）幛子
7月4日	5	1.11	还恒茂
7月7日	1	0.22	邸宅幛子
7月8日	5	1.11	买布捎家
8月28日	1	0.22	手工钱
9月13日	1.9	0.42	鞋钱
9月18日	0.3	0.07	王善臣幛子
9月23日	1.2	0.27	纪森礼
9月23日	0.8	0.18	纪森礼
9月24日	6	1.34	高伯安礼1，还裕兴成5
9月25日	5	1.11	请听戏
9月30日	3	0.67	做棉被
10月2日	0.3	0.07	王晋英幛子
10月4日	1.6	0.36	刘逊斋公议
10月9日	1	0.22	桑掌柜幛子
11月4日	13.7	3.05	裕兴成做棉袍二件
11月7日	12	2.67	买布捎家
11月16日	8.3	1.85	谦用7元，茂亭礼1.3
11月20日	1	0.22	老杨手工
11月26日	5	1.11	□用
11月30日	5	1.11	王宅听戏代
12月3日	3	0.67	请李恩远
12月25日	50	11.13	还从仁
1936年1月3日	5	1.11	席票4，假帽1
1月9日	1	0.22	乔宅份子
1月19日	3	0.67	砚科借
1月19日	1.5	0.33	做大褂
1月22日	2	0.45	付兴隆斋
一年支洋总数	449.1	100.00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39，《辛金账》，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上表包含信息十分丰富，大致情况是吕文杰平时需钱时除在铺内支取外，还向同事借钱，到年底时要还清债务，实在还不清的就要等到春节过后用分红所得再为偿还；他除向同事借钱用外，有时还借给其他同事钱，这借入、借出款共占支出总数的74％强；其他支出花费共占总支出的不到26％，包括交际费、衣帽鞋被等基本生活用品费、捎家及其他几部分；吕文杰交际费用（请人吃饭、看戏，还是送礼、随幛子钱、份子钱）较高，日常穿戴费用（共33.2元，比捎家的钱还多，只11月初做棉袍两件就花去大洋13.7元，可见吕的穿戴应该是不错的）要高于捎家支出费用，用于养家的费用偏低，养家可能不是其挣钱的主要原因。如果将这些信息与无人力股店员的收支情况，或与其他行业店员、人员的收支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则会对北京商人的生活及消费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当然，除此之外，账簿还包含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史信息，限于篇幅，笔者对此将另文详述。

　　综上，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的商业账簿中蕴含的社会经济史料价值是非常丰富与宝贵的，通过这些账簿让我们看到了在其他史料中所罕见的北京当时的社会经济信息的细节，这不仅利于对旅京冀州商帮研究的深入，也利于通过冀州商帮这一媒介来透视近代京津社会经济发展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当然，这都离不开对馆藏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这一珍贵史料的更深入研究，如利用京津联号各铺流水账来研究各时期京津当地及京津之间的银、钱、洋的兑换比价，利用流水账、万金账、分号账来研究万和成及其联号的资本积累与运行方式、利润率与利润分配等，利用租房留底账簿可研究房租、税捐等情况，利用川换账簿则可研究京津同业或非同业商号间的经济往来关系等问题，笔者已经或正在进行探讨。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深入对账簿的整理与研究，充分利用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并结合其它史料，相互印证，去伪存真，近代北京商业史、会计史、社会史等领域课题将会得到巨大的开拓。

注释：

*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青年课题，课题编号：201104035）“近代冀州商帮与京津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一些与账簿有关的疑难问题已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史专家郭道扬教授请教，有些与账本相关的用词与表述亦参考了郭道扬先生的《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此外，关于北京的称谓，在清朝和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与“京师”互通，1928年后的国民政府时期一度改称“北平”，日伪时期又称北京，为行文便，除引文外，本文按习惯相沿一般统称北京。本文北京地域范围仅指现今二环以内的城区部分。冀州商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县，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的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等县。北京五金商铺多由冀州商帮经营。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①]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阮明道：《吴氏经商账簿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范金民：《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刘秋根：《明代徽商合伙制店铺融资形态分析———以万历程氏染店帐本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刘秋根：《明清徽商工商业铺店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账簿的表面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汪崇筼：《清代徽商布茶经营数据分析各一例》，《学术界》（增刊）2008年。

[③]舒新城等主编：《辞海》（据1936年版缩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2页。

[④]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12，《行所事项底册》，民国八年。

[⑤]于怀仁：《改进旧式商店簿记捷径》，《商友季刊》1940年第2期。

[⑥]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第2页。

[⑦] 参见卢忠民：《民国北京五金商铺账簿研究》（未刊稿）。

[⑧]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6，《万年聚金账》，中华民国三年。

[⑩]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以上学者曾利用商铺账簿进行过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研究。

[11]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北京瑞蚨祥》，三联书店1959年版，序言第2页。

[12]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086-001-00001，《万年账》，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13]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8页。

[14]北京市档案馆：《万丰泰五金行》档号J88-1。　

[15] 北京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17，《出入流水钱账》，中华民国十八年。

[16]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17]北京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086-001-00005，《民国三年历年外欠帐》，中华民国三年。

[18]北京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17、J86-1-23、J86-1-26、86-1-19、J86-1-6。

[19]厚成，是商铺经过一定时期经营后，随着业务扩大对运营资本的需求，特别是为了防御风险，东掌为巩固资源起见，在年终或账期结账时，将应收（外欠）账款及现存资产（主要包括存货、现款、存款、铺底、修盖房用款、财神股、投在分号的原本护本等）予以一定折扣，以达到实际资产额超过账面资产额的隐藏利润之目的。

[20]可参考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

[21]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086-001-00001，《万年账》，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22]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万年聚金账》档号J86-1-6，中华民国三年甲寅新正月。注：原账簿中吕文杰的收支以元计，笔者已按当时1元＝0.7两的比率将“元”换算成了“两”。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06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