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现代经济研究中需求导向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藉此有助于探析工业化本源。需求一商业革命一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机制。总需求增长缓慢构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而总需求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近代市场、大规模的贸易扩张以及商业革命的未完成与半途而废。实际上，在近代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总需求增长缓慢和未完成的商业革命是互为表里的。
【关键词】需求；商业革命；工业化；本源；市场；贸易
【作者简介】左峰，男，蒙古族，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经济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山东威海264209）。
【原文出处】《前沿》（呼和浩特），2011．23．140～14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项目“技术进步与近代中国工业化”（07JA790010）阶段性成果。
一、近现代经济研究中需求导向思潮的变迁
生产导向或者说供给导向是古典经济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则是其奉行的教条。其后的一百多年间这种导向始终占据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地位，直到1890年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在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内，需求和供给被做了平行处理，二者分别构成其核心内容——价值论的两翼，这表明研究的重心开始从生产偏向需求。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彻底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凯恩斯定律完全颠覆了萨伊定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渐趋发展，从此确立了需求决定论的主导地位。此后经济学中的需求导向思潮延续不绝。二战以后，无论是新古典综合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史学，都沿袭并推动了需求导向思潮的进一步深入。西方经济史学界兴起的“贸易根源说”，又称“贸易推进说”或“商业化模式”则鲜明地表示西方世界的兴起关键在于贸易推进与市场扩展。奇波拉可以称得上坚持需求导向的典范。他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对中世纪以来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都是从总需求开始。需求导向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视野，而且标志着经济研究中对经济增长本源的探析愈加深入。
二、总需求增长缓慢是近代中国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
总需求是近代中国工业化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下面对1887年至1936年间近代中国的总需求情况予以考察。因为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本考察期内，尽管消费需求的比重由1887年的95．5％下降到1936年的90.2％，[1]338但消费需求始终占总需求的绝大比重。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以消费需求代表总需求是可行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自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消费需求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名义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887年的43．98亿元，增加为1936年的322．13亿元，49年间增加6．3倍，年均增加值为5．6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4．1％。若以1933年可比价格计算，1936年比1887年增加147．86亿元，49年中增加1．1倍，年平均递增。[2]24近代中国人均国民消费需求额也呈现出逐步上升态势，名义人均国民消费额，1887年为11．65亿元，1936年增加到63．0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5％。若以1933年可比价格计算，1936年比1887年增加57％，年均递增0．92％。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民消费总额和人均消费额都呈上升趋势，但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种上升并非是直线运动，而是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在1887—1917年的30年期间，几乎没有增长，人均国民消费需求反而年平均减少0．16元，年增长率为-0．5％。1917—1936年的19年中，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均每年递增7．76亿元，年增长率将近4％，人均消费需求年均增加1．30元，年均增长3．2％。[3]329二是总需求增长缓慢，属于低水平上升。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额为30元有余，至20世纪10年代略降至30元，而到20年代也不过45元，到了30年代，1931—1936年间人均消费额略升至54元。[2]25如果再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增长之缓慢就显得更加明显。前面分析指出，中国1887—1936年间人均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均递增0．92％（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而同期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挪威（1865—1930）为0．9％，日本（1889—1938）为1．5％。[3]338从整体上看，该时期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增长率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处于中下水平。
中日两国工业化几乎同时起步，历史背景、起始条件相近，更具有可比性。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启动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国民消费需求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885—1940年的55年间，名义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885年的6．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202．9亿日元，55年间增加了30多倍，年均增加值为3．57亿日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45％。若以1934—1936年可比价格计算，1940年比1885年增加了101．05亿日元，55年中增加了3．07倍，年均增加值1．84亿日元，年均递增率2．59％。[4]41无论是消费需求总额还是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大大高于近代中国。从长期趋势图上看，日本国民消费需求曲线起点值较大且斜率较中国更陡一些，说明近代日本消费需求是在起点较高的基础上保持了快速、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态势。就在同期，中日两国工业化差距拉开，这种吻合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总之，由于消费需求从而总需求增长缓慢，所以给中国近代工业化提供的动力就不足够强大，形成了近代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
三、需求一商业革命一工业革命的内在关联分析
消费需求水平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是国民收入总水平低使然，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经济实证分析资料中也得到了验证。按照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143．43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57．98亿元，50年间增长了80％，年均增长率为1．21％。人均国民收入从1887年的38元增加到1936年的50．51元，增加了33％，年均增长率为0．6％。[4]56但是，国民收入并不是影响总需求的唯一的因素。总需求与市场、与社会生活的商业化、与商业革命进而和工业革命也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收入一需求一市场一需求一收入一需求”是一个循环互动的链条，需求是这个链条的一个环节。它受制于收入，也增加着收入；它受制于市场，也创造着新的市场。同样，市场也创造着需求。如此，市场、贸易、商业、需求、工业就耦合成为一个有机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演绎着工业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需求是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本源和前提。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也说，1550—1700年荷兰和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5]4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工业化走过了这样一条路径：商业革命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刺激了对商品的需求，带动了工业的发展。正如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所言“贸易和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的进步”，“出口贸易刺激着已有的工业；进口则引起新工业的产生”；“在那些最能表明十八世纪英国商业的增长怎样影响工业发展的事实中，要以那些工厂群在其邻近成长起来的某些商业中心的增长为最有意义了”。[6]67-80比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通过殖民贸易输入了印度的棉纺织品，由于穿着舒适且易于洗涤，大受消费者青睐，从而刺激了国内生产。这时，传统工业生产显然难以满足需求，于是诱发了机器的使用。所以，棉纺织业首先发生了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不仅如此，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还产生了制度变迁。《共产党宣言》则说得更加精辟：“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7]273
在近代中国，由需求引发的商业活动曾经充当过工业化发展的跳板。19世纪70年代，国门为坚船利炮所破，外国工业品通过洋行和买办建立的商业网逐步打开了在中国的市场，自然经济真正开始分解。从而一方面为近代工业开辟了商品市场，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小生产者破产，为近代工业创造了劳动力市场。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表现。首先，西方商人投资于那些为贸易服务的工业，1842年至1895年间建立了包括造船厂、缫丝厂、炼油厂以及其他进出口加工企业在内的100多家企业。结果，商业客观上起到了从西方向中国进行技术转移的媒介作用。其次，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资本来源严重依赖于商业，工业化要求商业资本能够转化为产业资本，在这点上，旧的商业社会支持了年轻的工业部门。许多商人经商致富后都将大量商业资本投入到了中国工业化的开创性企业。中国第一家轮船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煤矿；第一家大型机器制造厂：永昌机器厂；第一家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莫不得益于此。还需要注意的是，所有中国杰出的工业经理都是商人出身（如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于是通过运作商业企业而获得的资本、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都可以复制到工业企业中，这恰恰也是中国工业化亟需的。因此，“如果没有一场商业革命，它便无从起步”。[8]390当然，商业发展大大加速了货物流通，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灵活性，优化整合了金融资源，对于工业化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总需求增长缓慢和未完成的商业革命互为表里
中国和西方商业发展存在着一个显著差别，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自然的、自发的发展，[8]390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载体，在整个中世纪及其向近代化经济过渡期间，商业始终保持着“牵头”的地位和作用。从商业资本主义在12世纪发展的气势和相对速度来看，拿它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拟，并无夸张之处。[9]46西欧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并完成转型的前提是，西欧的城邦制度以及城邦与商业竞争促进了殖民主义的海外市场扩张，形成了一个“市场渗透”阶段，最终催生了工业革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其实是市场需求扩大及其引发的政治经济的产物。如果说，在西方需求快速增长、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发生互为表里，那么，在近代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总需求增长缓慢和未完成的商业革命也是互为表里的。
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重要表现是总需求增长缓慢，而总需求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近代市场、大规模的贸易扩张以及商业革命的未完成与半途而废。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商品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不起决定性作用。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出现了传统市场与近代市场并存的二元格局。但是，近代市场狭小，决定了它能为近代工业化提供的市场空间极为有限。这也说明“近代化产业的发展，是受市场需求制约的”。[10]1
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无论是增速还是占国民收入比重以及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都是有限的。一是增长速度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不快。1867—1931年64年间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5％，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7％。[3]296而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末约65年时间里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6．8％，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5．8％。[11]3二是对外贸易占国民收入比重不高。1929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第二个周期的高点，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为319700．21万元。即便是这样，笔者估算当年贸易总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3．9％左右。三是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低下。当时的国际联盟给出的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见表1。
16—18世纪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甚至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由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抑商政策压制和商业资本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等原因，使得这场商业革命没有能够向纵深拓展，成为一场没有完成的革命，为工业革命铺平道路已是奢谈。进入19世纪后，旧式商业日渐式微，新式商业逐渐兴起壮大。“港脚”贸易飞速发展，代理商行渐渐显著，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物——通讯交通工具推波助澜，一场新的商业革命不断发展，并且维持着强大的势头进入80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商业影响下产生的民族商业资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介入产业资本运作。
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一场灾难出乎意料地降临了。1883年金融危机爆发，缺乏制度保障的中国商业革命在受到市场投机重创后夭折了，本土工业化亦惨受钳制，其消极影响特别严重。因为它发生在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将新生的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扼杀于萌芽状态的作用，而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在1883年以前一直有不断成长的机会”，“存在着发展成为成熟的工业化的可能性”。[8]389仅以上海为例，金融灾难给许多对开办近代企业怀有兴趣的商人以近乎致命的打击。例如，钱庄主胡光墉曾经在1882年初上书总督左宗棠，表示愿意独立出资建设长江沿线电报。1883年受危机牵连破产以后，中国再也不能筹集到他所拥有的据称约1000万两的巨资，用于此项工业建设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也因此备受挫折，前文提到的商人出身的中国近代企业先驱们也都未能幸免。郑观应受危机拖累亏损，致使1883年即将投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长期陷于停顿，而唐景星和徐润则因此劫难离开轮船招商局。颇有意味的是，长江沿线电报项目后来由盛宣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电报总局承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和轮船招商局也于1884年由盛宣怀接手，实行官督商办。这与前期已由商人承办而呈现出的民营化体制倾向相比，似乎带有一定的逆向操作性质和“体制复归”色彩，这是否也是一种倒退呢？但无论如何，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确是被无情阻滞了，这是事实。从那以后，具有现代意识的雄心勃勃的投资者不得不一切重新开始。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不只是放慢了速度，而是失去了一次发展良机。“1885年，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上海黄浦江沿岸空关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夭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才呱呱坠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1883年的金融危机使以后几年工业企业资金的筹集更加困难。清朝末年，清政府全部税收仅占中国国民纯收入的2．4％，支持近代企业的财政来源极为有限。因此，大规模的合股公司应运而生，但是1883年的危机使这些合股企业在中国倡导者（他们一度渴望加以领导）和中国投资者（他们确有资金投入）心目中信誉扫地。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至迟到1882年底，总的经济扩张，连同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初期成功，曾引起公众对中国近代企业的热情。但是，到1883年底，股票价的猛跌，许多新设立的合股公司，包括一些虚设字号，损失惨重。[8]373-3741889年，李鸿章派人到天津为漠河金矿招股，响应者寥寥无几。[12]138当初那种“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13]的局面已难以再现了。徐润、唐廷枢离开招商局后，一些与他们有联系的股东也相继退股。这无疑阻碍了社会资金向资本主义产业的流动。1883年的金融倒账风潮至少表明，缺少一个强大稳固的商业基础，工业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总需求、商业发展与革命、工业化看着是非常复杂的扭结，实际上存在着清晰的主线：互为表里。鉴往事，知来者。近年来，国家扩大内需，努力把流通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行业，政策意图非常明显：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如此看来，上述分析无疑证明了政策选择与导向的正确性，而总需求快速增长，流通高度发达，工业化卓有成效且形成良性互动则是我们共同的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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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