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称「南洋」）是清末民初，国人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所产生的民族企业，它的创办人是简照南、简玉阶兄弟[1]，简照南是日籍华侨，于1905年在香港创业，资本为港币10万元[2]，后来经转折，终在1911年转亏为营，而且更在眾多民族企業中脱颖而出，长期与跨国性的大企业─英美烟草公司（下称「英美」）抗衡，「英美」曾三次计划收购「南洋」，尽管得到创办人简照南的首肯，但遭到简家其它成员以爱国的理由反对，最后也没能成功。
「南洋」在二十世纪初年艰苦经营，干出一番事业，而且更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及支持孙中山革命而闻名于世。[3]虽然如此，「南洋」亦曾经在五四运动前后受到简照南为日籍华侨的背景影响，而被对手借助民族反日情绪攻撃，大肆渲染简氏的身分，[4]令企业的生意一落千丈，但是「南洋」很快从低潮中复苏，「南洋」依靠民初国人的民族情绪，支持国货的历史背景下成长，同时亦成为「南洋」的最大优势。[5]但是，「南洋」自1925年「五三惨案」引起的排外运动高峰后，民族主义企业的策略再也打不响，加上1923年简照南去世后，企业管理不善以及外围因素的转变，公司开始由盛转衰，直到30年代后期，公司更被宋子文为首的官僚集团入主，打破一直以来由家族经济的模式，简家成员被排出权力核心，自始「南洋」就一厥不振。[6]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南洋」的失利是主要是因为英美烟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打击，以及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有直接的关系。但据笔者研究，除了外在因素外，内在因素更是公司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现归纳如下：第一；公司过度扩充。第二；有利因素相对被消化。第三；管理不善。「南洋」既作为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的佼佼者，而研究公司的由盛转衰之原因，实有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族企业面对的困难与局限。现根据档案文献，分析如下：
一、业务过度扩充
「南洋」在20年代开始，随着盈利增加，已经积极扩充业务，而投资项目可分为两大类，第一；是与烟草业务相关的横向及纵向扩张，当中包括收购收烟站，投资中美烟草以取得美国烟草，又有投资印刷公司、广告公司一类。第二；是投资烟草业务以外的项目，包括银行、保险以及地产等。若把这些投资略加分析，即发现过度扩充是公司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第一类而言，公司的固定资产和生产工具的增长趋势如下：
表1：1921-28固定资产和生产工具的增长趋势（上海银元）
| 年份 | 固定金额（千元） | 资 产
遂年增加 % |
其中：机器及附
金 额 (千元) |
属品(包括工场工具)
遂年增加 % |
| 1920年 | 4,226 | ─ | 589 | ─ |
| 1921年 | 6,532 | +54.6 | 1,276 | +116.6 |
| 1922年 | 8,157 | +24.9 | 1,732 | +35.7 |
| 1923年 | 8,511 | +4.3 | 1,790 | +3.3 |
| 1924年 | 8,461 | -0.6 | 1,935 | +8.1 |
| 1925年 | 8,799 | +4.0 | 1,949 | +0.7 |
| 1926年 | 10,496 | +19.3 | 2,798 | +43.6 |
| 1927年 | 12,070 | +15.0 | 2,815 | +0.6 |
| 1928年 | 13,293 | +10.1 | 3,949 | +40.3 |
资料来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下称《史料》），页145。
不斷增加投資对于实力相对弱小的「南洋」而言，造成具大的财政压力以及影响公司的盈利。下表可清楚反映在扩充的同时，盈利的相对收缩。
表2. 1920-1936年「南洋」盈利率（上海银元）
| 年份 | 盈亏总额（金额） | 指数（1920=100） |
| 1920年 | 4,858 | 100.00 |
| 1921年 | 4,042 | 83.00 |
| 1923年 | 4,085 | 84.90 |
| 1924年 | 480 | 9.88 |
| 1925年 | 1,220 | 25.11 |
| 1926年 | 2,301 | 47.37 |
| 1927年 | 287 | 5.91 |
| 1928年 | -2,247 | -46,25 |
| 1929年 | -3,202 | -65.91 |
| 1930年 | -303 | -6.30 |
| 1931年 | 762 | 15.69 |
| 1932年 | 1,055 | 21.72 |
| 1933年 | 1,360 | 28.00 |
| 1934年 | 1,205 | 24.08 |
| 1935年 | 601 | 12.37 |
| 1936年 | 302 | 6.22 |
资料来源：《史料》，页151。
根本上引《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的记载，1920年至1922年公司主要有三项投资，（1）是1920年上海总厂扩充，增建第四工场。（2）同年，增建香港厂第五工场。（3）分别续设立山东坊子、河南许昌、安徽刘府等地的收烟厂和宝兴锡纸厂。这时年盈利率为26.97-32.39%。1925年至1926年在香港、汉口、上海建厂，更重要是1926年增加「中美烟叶公司」的投资，当时的年利率是8.13至15.34%。1928年至1930年间，有6项原先投资的碰目停工，反映出之前投资失利，当时的年盈利率为-21.35至-2.04%。
观察上表，我们会发现当公司大肆扩充的同时，盈利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反呈收缩的表现，企业衰退的局面是在1927年国府实施临时把烟统、印花税税增加至50%[7]，，国府的新措施确实不利于「南洋」等民族企业，而倾斜于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8]，但相比于1923年简照南过世后企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国府的政策不过是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而非企业衰败主要的因素。
当然，我们会发现1926年的盈利有很大的进展，可是这是反映了1925年「五卅事件」后，在爱国主义运动下，得到短期性的益处，从1910年代到五四运动国货运动的经验，不难发现爱国主义情绪只会短期刺激销量，「英美」又会很快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有为数不少的新竞争者在爱国主义运动的机遇加入市场，变相分摊了「南洋」的优势。这方面，在简照南主持下的年代已了相当的经验，可是在简玉阶执掌后，仍然在「五卅事件」后，增加大量的固定资产，待爱国主义潮过后，不少工厂相继倒闭，承受了过度扩充的恶果。[9]
这些数据说明了「南洋」在官僚资本集团入侵以前，自已未能有效地提升公司盈利，以致最后因生意不景，到了1937年才会到遭宋子文乘虚而入，彻底把「南洋」控制在官僚集团之内。[10]
另一方面，公司第二类投资是过度扩充的表现，且又是公司转衰的致命伤之一。「南洋」在1920年地产投资占公司资本总额18.4%到1927年已达44.5%，到1937年一直维持40%以上。公司对于其它事业的投资，确实带来一些非经常性收益，但反而令到烟草事业的盈利倒退，加上如前述「南洋」的投资末能有效提升竞争力和减低成本。
关于企业扩张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派到现代管理学家都有不同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当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他提出了人所共知的观点，其认为应以制度因素来分析企业的扩充，也只有在制度创新带动下的技术创新，才是企业的扩充的火车头。从「南洋」的发展史来看，我们找不到有何制度创新的条件。简照南于1923年离世而导致内部管理问题蕞生，而在企业的灵魂人物离世之际，「南洋」还以进取的策略大幅增加投资，无疑是以倍数的比例增加其投资风险。由此可见，1924年后企业盲目扩充，是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
再者，「南洋」的扩充并非只集中在从纵向合并（Vertical Integration）或横向合并（Horizontal Integration），投资的目的也不是确保供应或利用规模经济，而是积极地走向多元化，投资在银行、保险等与本身业务无关的领域上，又在未取得稳定收入前，就买入大量土地，增加长期的固定成本，不利企业健康发展。这都反映了企业领导层未能订定明确的企业策略，在此可窥见其由盛转衰的端倪。
二、相对优势被市场消化
「南洋」成功的最大优势是民族主义因素，承着民国初年的国货运动，加上公司管理层的努力，「南洋」成为足以与「英美」抗衡的民族企业。但是，到20年代后期，公司盈利滑落，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对优势被消化有关。
第一，主要竞争对手改变市场策略，「南洋」末能有效应付。外资的龙头企业–「英美烟草公司」，经历了十多年与「南洋」竞争后，深知「南洋」的优势是民族情绪，「英美」为了抵消这些种不利因素，遂力图改变公司形象，把公司所生产的部份品牌的外国色彩淡化。当中如建立了最具规模的分公司「永泰和烟公司」，「永和泰」还包销了畅销的「红锡包」，「永泰和」的兴起，大大加强了「英美」的市场优势。相反，「南洋」未能作出有力的反应，因而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此可是为「南洋」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同类企业的兴起。20年代有不少有以民族主义为口号的公司兴起，当中如「福昌烟公司」等，其于上海等地有很大的发展。[11]关于此处，已有学者作深入研究，在此不详细讨论。值得注意，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南洋」同类型竞争者，而「南洋」又未能在市场定位上下点功夫，以致削弱了其相对优势。
大名鼎鼎的管理学大师，哈佛大学的米高波特教授（Michael Porter, 1980）提出了著名的商业策略模式（generic business strategies）[12]，他认为商业策略主要有三：1. 成本主导（cost leadership） 2. 独特性（differentiation） 3. 针对性（focus），首先企业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以减低其成本，同时要为品牌设定与众不同的特性，并且要针对目标客源，加以巩固并拓展。「南洋」本身的独特性是民族企业，目标客源是民族主义者[13]，理应在1925-1937年间民族主义日盛的环境下有更大的优势才是，何以会被经过重新包装，淡化外资背景的对手有机可乘？原因很可能是与企业定位不清，宣传策略不明等因素有关，以致未能令突出自身品牌的特点，或区分与竞争者的差异有关；还是一直以来，我们把民族经济主义对企业的影响力高估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三、内部管理不善
「南洋」公司最大的致命伤是管理不善，其实末能摆脱传统的管理方法，其中任用亲属掌握要职，其中简照南的长子简日华末经详细的研究，就被美国商人利诱，一下子就签了一张二千万的合约，由美国运烟草来华，结果与公司市场策略末能协调，几乎把公司拖垮。[14]此完全反映了家族企业的特性，主事者往往是靠血缘关系，而非能力，他们往往不能胜任要职，此有机会导致公司出现严重的灾难，简日华事件便是一大例证。
此外，企业内部贪污风气相当严重，如1926年总巡简英甫事件。[15]1928年江、浙、皖三省营业处处长事件。[16]1934年港公司督理陈廉伯事件。[17]此等事件，均反映出当时公司的管理不善，贪污成风。虽然包括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在内的社会学家指出，在经济（或企业）发展的初期，贪污文化不能完全避免[18]，好像早期的外商任用中国人当买办，往往会把他们的贪污行为视为正常的交易成本，只要不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即贪污而不腐败，往往受到母公司的默许。但是，企业不可能让贪污现象无限扩大，否则便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前途，甚至会带来重大的管治危机。
「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是中国商业文化的一大特点，外国企业来华也不得不加以利用[19]，若善用之，刚事半功倍，若不则令到公司利益受损。南洋的管理层争权不断，亲属又利用公司资源投放在高成本的项目，乱打关系，借机取利，可谓损人利已。[20]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又擅自动用公司的资金借予朋友（10万马来亚元），最后成了一笔值157000元的呆坏帐，令公司承受不必要的损失[21]。一次又一次的贪渎事件，大多数事件是由简家亲属所引发，冲突性质大抵是属于破坏性冲突（destructive conflicts），对企业组织造成不良影响，而他们的势力遍布公司，加上与整个管理层关系密切，更使公司不能进行彻底的改革，最后公司盈利随之下降。在种种不利因素下，企业由盛转衰亦理所当然不过。
总结
一直以来，史学界都把「南洋」的失败归纳于「英美」借助帝国主义入侵而失败，或认为是1930年代日本入侵造成的致命打击，有人归咎于国府统治下，官僚资本侵吞民利所致。但是，企业组织行为、领导阶层，往往可把形势改变，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可以勉强维持。然而，「南洋」本身已存在一些致命的因素，导致公司由盛转衰，外在因素不过是加速了企业的衰竭而非主要原因。「南洋」的成败反映了当时以实业救国的民族企业的典型情况，当中涉及到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等等。
简氏家族他们也把1920年代企业由盛转衰的原因归国1.各省税收增加。2. 货币贬值。3.美国进口烟草损耗严重。[22]无可否认，上述的理由都能够成立，谁也不能否定，但我认为不能夸大外在因素对企业的单向式的影响，我们更要观察企业的管治质素，事事把民族企业的失败归咎于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未免过于片面。若然假设上述原因不曾存在，那么「南洋」就的发展就会一帆风顺吗？根据本文的分析，答案是否定的，自从被喻为具有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式的企业家精神 ─ 简照南过世后[23]，「南洋」的管理质素和企业文化，即使在经济繁盛期，能否在市场上站稳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亦未可知也。
注释：
[1] 简照南，1870年生，广东南海人，１７岁时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经商，后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简玉阶系简照南的弟弟，比哥哥小５岁，１８９３年随兄去日本学习经商，经过几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所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2] 1905年兄弟二人筹集资金，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香港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但3年后即亏本歇业。在困难面前，兄弟二人并没有退缩。在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公司在拍卖整理后，于1909年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继续营业。兄弟二人分任总、副经理。改组后的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居绝大多数股份，其中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占47％，另一兄弟简孔昭占47％。（《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3] 「一九○九年至一九一○年间，孙中山为发动起义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款，筹备起义经费，并派陈炯明到香港募款。当时“南洋”刚刚第二次复办，业务尚未开展，资金并不宽裕。但简照南毫不犹豫拿出一笔巨款（数目不详），让其族伯简昌达前往陈炯明在香港的住处，亲手交与陈炯明。」见罗一星：〈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收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十二册，页896-904。
[4] 当时社会有不少文章对「南洋」的日本背景作攻击，该等文章编入《呜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黑幕》﹝广州：广东国货纠正会，民国8年（1919）﹞一书。
[5] 可参看吴玉英：〈民族主义运动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影响〉载于《新亚学报》第17卷，民国83年（1994），页437-458。
[6] 吴广义，范新宇：《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77。
[7]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命古应芬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古应芬认为，卷烟统税尚未普及到北伐军新占领的地区，而且当时的卷烟统税与外国相比较轻。于是参考各省的实际负担，按照统税办法，将税率改为50%……为使章程得以实施，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按照原税率的七折征收，即在实际征收时暂按35%的税率计征。尽管如此，偷漏税的情况仍然存在，卷烟税收入较之以前并没有增加多少。」见新沂市地税局：〈宋子文与卷烟统税〉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网http://www.jsds.gov.cn/
[8]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160-16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887-888。
[9]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中译本–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页160-319。
[10] 1937年宋子文集团借机控制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取得公司半数股权。简玉阶任董事和设计委员，实际处于闲职地位。之后的12年，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11] 陈子谦、平襟亚：〈「英美」烟史话〉载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册·第十七辑，页209。
[12] Porter, Michael,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13] 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兄弟二人抓住时机，致力于推广中国货，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16年在上海设立分厂，每年盈利均高达百万元。1918年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工人万余名。（《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14] 《史料》，页461-462。
[15] 《史料》，页463。
[16] 《史料》，页464。
[17] 《史料》，页465-466。
[18] 孙德华〈贪污腐败之成因分析─ 一个理论与实证的探讨〉，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页19-22。
[19]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0] 《史料》，页4678-493。
[21]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页265。
[22]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页261。
[23]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当“南洋”业务迅猛发展之时，劳累过度的简照南胆疾并发，在上海病逝，时年五十三岁。亲朋友好和侨胞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上海，对这位中国实业界泰斗的过早逝世，表示了深深的痛惜和悼念。」见罗一星：〈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收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二册，页896-904；可参考魏文事：〈创新型企业家简照南〉，《三联竞争力》2007年第64卷 第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