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化肥作为西方农学的主要标志物，20世纪初进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江南以及沿海省份的施用量逐渐增加，但始终处于试验及推广阶段，未能在农业生产中普遍应用。有机肥（农家肥）是中国的传统肥料，近代江南的肥料施用始终以有机肥为主体，农学家还借助西方实验科学手段研究有机肥积制及施用问题，化肥传入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有限。外来的化肥与本土的有机肥各有优劣，化肥的销售、施用与推广，以及化肥与有机肥的配合使用等问题，引发相关农学家及管理者的关注、争论和试验研究，并逐步改变了江南地区传统的肥料观念和施肥方式，人们总结出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一套施肥经验。近代江南地区化肥与有机肥的应用、推广和研究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方农学交汇的艰难过程和历史特点，对当今倡导化肥的合理使用和有机肥的回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化肥，有机肥，农家肥，近代农业，江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S-0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2）01-0055-10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近代以来江南地区有机肥料的积制、施用技术及其生态意义研究》（项目编号：CXZZ11-065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太湖地区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项目编号：苏教政社2010—3号）
【作者简介】过慈明（1977— ），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讲师，主要从事农业史及世界史研究；
惠富平（1963— ），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史及生态环境史研究。
On the Application Changes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Organic Fertilizers in Southeast China in Modern Times
GUO Ci-ming1、2,HUI Fu-ping1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5;
2.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Chaohu College, Chaohu238000 ）
Abstract: Chemical fertilizer as the main marker of Western agricultur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its applica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south and thecoastal provinces, but was still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promotion stage and couldn’t be widely used in theagricultural prnduction. Organic fertilizer（manure）is China’s traditional fertilizer. In modern times, organicfertilizer was still the main fertilizer used in south-eastern China. Moreover, agronomists began to study the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by means of Western experimental science. As a result,chemical fertilizer had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eign fertilizer and domesticorganic fertilizer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sales,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chemical fertilizer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with organic fertilizer had triggered the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argument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from agronomists and agricultural managers,which gradually changed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fertilizer and fertilization methods in South-East China. Aset of experiences has been summarized, that was, mainly using the organic fertilizer, supplemented bychemical fertilizer. The changes in the application, extension and study of Chemical and organic fertilizer inSouth-eastern regions reflect the difficulties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section process of Westand China agriculture and have certain referential values for today’ s advocacy of rational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s and reusing organic fertilizer.
Key words: chemical fertilizers, organic fertilizers, manure, agriculture in modern times, south-east China
肥料可分为有机肥和化肥两大类，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肥料使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化肥作为西方农学的重要标志物，大约于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并首先在江南以及沿海省份使用和推广。中国传统肥料是农家肥，亦即当今所谓的有机肥。源自西方的化肥与本土世代沿用的有机肥（农家肥）各有优劣。从科研教育层面看，普及化肥知识，推广化肥应用，并指导农民将化肥和有机肥配合使用，逐步改变传统的肥料观念和施肥方式，是当时农学界非常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从农业生产实际来看，近代江南地区的化肥应用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始终以传统有机肥为主体，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70年代。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化肥施用已变得十分普遍，传统有机肥则受到冷落，不合理施肥带来的土壤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过度依赖化肥的弊端，并注意发掘中国传统有机肥利用的经验，以便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保护土壤生态和农业环境。上世纪以来中国有机肥和化肥施用的消长，显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本文立足化肥与有机肥应用的现实问题，探讨近代江南地区肥料研究、推广和应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中西农学交汇的艰难过程和历史特点，倡导化肥的合理使用和有机肥的回归。
一、近代江南地区化肥的销售与使用
我国传统农家肥属于天然肥料，这些天然肥料均来自有机物。与化学肥料相比，天然肥料对应的作物产量是很低的。[1]19世纪中后期，当中国人依然在按照祖辈们流传下来的方式进行农田施肥的时候，化学肥料已在欧洲得以发明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那里的农业产量。1904年，化肥因利益驱动进入中国。洋商把化肥统称为“肥田粉”，实乃硫酸铔（硫酸铵的旧译，化学式为（NH4）S04，一种氮肥）。从理论上讲，化肥能在中国推广，将为中国在短时间内提高农业生产率提供极好的机会。从化肥传人后的施用情况看，增产效果比较显著，“硫酸铵，这种化肥对大多数中国农作物都十分有效”。[2]然而，化肥在近代中国的推销和应用并不容易。化肥传人初期，大多民众对之闻所未闻，很少有人购买，即使江南及沿海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不例外。直至1911年，海关报告在洋货进口杂货类名单中始出现“各种肥田料”字样，且当年进口只有761519担，价值592261两。[3]
20世纪20年代人工合成氨的发展，使硫酸铔的产量大大增加，各国不遗余力地在华竞销硫酸铔，其它化肥的对华出口和销售也相应有所增加。上海1924年进口氮肥13568担，价值91440两，1926年为137077担，价值721288两；硝肥进口1924年为4702担，1926年又增加到12274担。[4]上述进口人造肥料数量虽然包括转口在内，可是按当时外地还较少使用人造肥料的实际情况推测，其中本地使用的当占较大比重。从当时的资料来看，进口化肥主要有硫酸铔、过磷酸钙、硫酸钾、氯化钾、智利硝石、硝酸铵，以及少数复合肥料，其中以硫酸铔为最多。化肥输出国以英、德、法、比、日、美国、荷兰、瑞典、加拿大等最为常见，各种化肥牌号达100多种，其中英国卜内门和德国爱礼司洋行的销售量最大。
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打开市场，扭转化肥在中国销售不畅的局面，洋商竭尽所能，采用各种措施进行推销：（一）广告宣传。如上海爱礼司洋行刊登于《中华农学会丛刊》的广告宣称，狮马牌和合肥田粉之特点：此项化学肥料德国最新发明，三要素俱全，与市上一般肥田粉大不相同。成分：百分中含有氮气16．5％，磷酸16．5％，钾20％。性质：此项化学肥料不含有毒质，不伤人畜，施用日久不坏土壤。效力：此项化学肥料适宜于各种土壤，各种作物，用以壅田，生育完美，收获增多。用法：用法简单，干撒或化水灌溉皆可，视土壤及作物种类而别。保证：本品每批出产皆经名化学师化验鉴定，并于每包装置上刊明成分，保证不讹[5]此广告无疑对渴望增加收成的中国农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二）免费试用。洋商还向农民无偿赠送小量肥田粉以供试用，“如蒙索样试验，非常欢迎”[6]。（三）现场参观。英国卜内门公司曾在上海愚园路设肥田粉农事试验场，在某些田中施用化肥，鼓励农民前去参观。桑树、蔬菜施用了氮肥，叶片茂盛肥大，给人以良好的印象。[7]对于讲究眼见为实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化肥推销办法也很有用。由于肥料商的宣传、促销以及化肥肥效迅速、增产效果明显、施用方便等原因，1925后中国化肥施用数量显著增加（见表1），化肥种类也逐渐增多，“其推行最久而极负盛名者，厥惟硫酸铔、智利消石、过磷酸钙、加里盐等”。[8]从化肥使用的地区来看，以沿海沿江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省份居多。其中广东农民应用化学肥料，约占全国消费额的49％，福建占22％，浙江、江苏、安徽合计占19％；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江西合计占9％。[9]从期刊报纸上刊登的化肥广告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化肥分销点多在上海、广州、厦门、青岛、天津等等沿海城市。由于化肥使用量的日益增加，南方少数地区逐渐形成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的局面。有报告说，浙江省的化肥施用甚至有超过天然肥料之势：“惟人造肥料，则与豆饼、胶泥、及粪肥等天然肥料兼收并用。近以化学肥料，商行利用广告宣传之故，人造肥料且有凌驾天然肥料之势焉……而以硫酸钮销售为最畅，设非银价跌落，用途必更普遍也。”[10]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化肥销售和使用的状况。
二三十年代化肥之所以在江南以及沿海地区施用较多，固然与洋商的大力宣传和推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化肥本身的特点（肥效迅速，容积小且清洁干净，搬运、施用简便，节省劳动力），适应了当地经济作物种植发展的需求。相关资料显示，农产商品率程度越高的农家其购买的化肥越多。以出售商品粮为主的松江4村（见表2）为例，商品肥料的支出占其总支出的9％，而化学肥料购人费用就超过商品肥料总费用的一半多。没有农产出售（蚕茧除外）的无锡3村农家其购买商品肥料的费用仅占支出的1．1％。就是说，江南乡村农产商品化程度高低与化肥使用量多少有密切关系，农产商品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对化肥的需求，这种需求直接刺激了化肥进口的增加。1925年硫酸铔的进口量只有20000吨，1930年增加到185000吨，5年的时间里其用量增加了9倍。[11]
表2 松江4村商品肥料购买量及支出[12]
另外，当时江南等地化肥使用量的增加，还与国内有机肥的涨价有关。20世纪以前，豆类在出口贸易中微不足道。从1901到1926豆类等出口增加了10倍。[13]这导致国内豆饼减少，豆饼肥价格上涨。“菜籽饼出口，由去年57100担增至今年185800担”，[14]菜籽饼出口增加，也使国内菜籽饼肥价格上扬。加上当时中国连年内战和自然灾害频发，致使有机肥源减少，价格上升。“豆饼（肥料用），十五年前每担一元四角者，现增至二元五角；粪草，由一担一角，增为一角五分”。[15]这些比较利益因素也迫使不少农民弃饼肥而去购买化肥。
然而，化肥的购买毕竟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对于饱受天灾、战乱和盘剥之苦而日益贫困的江南农民来说，在田地中施用化肥往往很难实现，稻作生产尤其如此。有人在抗战前于江南农村推广双季稻栽培，发现采用这一稻种的95％以上都是佃农。他们所承种的水田，土质瘠瘦。负责农业推广的人员便劝告他们施用化肥，并教授他们科学的施肥方法。农民说：“这几年来年头越弄越不对了，我们种田的人，一年到头都在交租、借债、还债的圈子里翻筋斗，不要说没有一个钱可以储蓄起来，而且债台愈筑愈高！我们种田，只有尽我们的力量，多花一点力气，要我们多花本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16]这实在是当时化肥以及其它农业技术推广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无力购买化肥，江南农民只能像先辈们那样靠自己的劳力去努力收集人畜粪尿，种植紫云英等绿肥，罱取河泥等，作为肥田之物。一般只有那些农事试验场、地主富农以及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才有购买化肥的资本。尽管如前所述，1925后江南地区化肥的使用总量有了较大增长，但若平均到每亩农田还不到1市斤，而同时期荷兰每亩农田化肥的施用量达到35市斤。[17]可见近代江南地区的化肥进口和销售有增长之势，但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去购买和使用，化肥对区域农业生产的贡献有限。
二、近代江南地区化肥的推广与试验研究
20世纪初期，现代肥料科技伴随着西方文化传人中国，政府和民间经常将推广肥料新法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相比有机肥而言，化肥优缺点都比较明显。优点是肥效明确，施用适当的话，增产效果显著；缺点主要是养分单一、浓度高，使用不当则可造成土壤酸化板结、作物减产等不良后果。如何结合中国农业实际，尽量消除化肥施用推广的消极因素，发挥其增产作用，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农业科研、教育机构都把化肥试验研究和推广作为其主要工作任务，江南地区曾是化肥试验和推广的重要基地。
（一）化肥推广的阻力与应对措施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数对化肥使用持肯定态度，认为化学肥料本身乃科学之产物，倡导根据中国农业实际研究和推广化肥。有人发表文章说，人造肥料和天然肥料比较起来，各有特长，要看到两者相得益彰之功效，提倡中国传统肥料和化学肥料的配合施用。“吾国因农民盲从滥施，和商人作弊的结果，受害匪浅。……农民使用肥田粉后，究竟是利还是害，这要看他应用的方法怎样。用得好，可得相当的利益，用得不好，就吃大亏”。[18]还有人指出，农田施肥“自应仍以天然肥料为主，而以人造肥料为辅，相土占物，各应所宜”。[19]
这一时期对化肥应用和推广，更有不少反对的声音。20世纪30年代国人反对施用化肥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学者在各种报刊、杂志刊登文章，发表“一致抵制舶来肥料”“抵制化学肥料”等言论，要求政府取缔化肥销售，呼吁民众拒绝化肥。有人说化肥使用的坏处一是每年大量进口化肥而致使金钱流失，“漏卮甚巨”；二是大量农民因缺乏合理施用化肥的知识而造成作物减产和土壤变坏。
然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前者针对的实际上是“舶来”，而不是化学肥料本身。“我们对于化学肥料的使用，在有利无弊的范围内，不独不必反对，而且应去提倡，假若某种化学肥料是自己制造的”，[20]“作物对于无机的人造化学肥料，实在也是很需要的。好在农矿部最近已有设立人造化学肥料厂的计划”，可以看出其动因是要实现化肥生产的本土化。后者则是化肥销售和推广过程中，因化肥使用者缺乏相关知识而难免出现的问题。就化肥推广的受体而言，中国农民绝大多数不具备现代农业科学知识，不懂什么是肥料三要素，对任何化肥都一概称之为肥田粉或肥田料，购买时往往仅辨其颜色和颗粒大小。针对这一点，二三十年代，江浙等地农技人员曾采取各种途径向农民宣传化肥知识，指导化肥施用。但毕竟当时科学知识尚不普及，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有限，加之化肥宣传力度不够，印发的化肥施用说明书又深奥难懂等原因，化肥施用中难免出现失误。据说当时农户因不正确施用化肥而对作物和土壤造成危害的情况时有发生，“至于施用后土壤变酸变硬而瞠目视之者比比皆然”。[21]此外，当时的化肥产品毕竟还不很成熟，施用时容易暴露出弊端；一些销售商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还有意在化肥中掺杂一些炭屑、石膏、石灰等杂质，使得化肥效果大打折扣，不少农户深受其害。
面对化肥与有机肥施用所形成的碰撞与交汇，中央和江浙地方农业科教机构在区域土壤调查和土壤肥力试验测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肥料的合理施用提供了依据。各地政府和相关农业部门则继续加强化肥知识的宣传推广，注意对进口化肥成分的检验，规范化肥销售手段。1928年江苏曾委托中央大学化验化肥，后来省农矿厅设置化验所，自行化验化肥。[22]1930年，化肥管理办法渐趋周密，上海农产物检查所印发检验肥料布告三百张分贴江浙两省，开始检查肥料。该单位还以江浙两省为人手区域，告知农民要购买贴有检验合格字样的肥料，并对违背条约的商人课以重罚。[23]另一方面，开始建立自己的化肥制造厂，这样既可以减少化肥进口，避免资金大量流失，还可以降低化肥价格，促进化肥销售与推广。1931年南京永利公司首制硫酸铵，后来广东、云南等省均建立了化肥制造厂。1936年国民党政府对民族企业家范旭东、侯德榜等给予贷款，并准许发行公司债，在江苏六合建硫酸钮厂，江苏农民率先使用了国产化肥。抗战爆发后，化肥供应短缺，江南地区无化肥可施，农民只得像以前一样继续使用传统有机肥。[24]
（二）化肥施用的试验研究
前已述及，中央和江浙地方农业科教机构曾开展了大量肥料试验研究工作。就是说，虽然近代江南地区实际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的一直是传统有机肥，化肥施用有限并在推广过程中饱受争议，但它作为一种新型肥料，始终在科研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从化肥试验推广的进展来看，20世纪20代，各农业科教单位侧重于肥料成分化验及其有效性的试验研究，30年代，地力测定和化肥施用的田间试验研究形成一定规模，出现不少对合理施肥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中央农业试验所有土壤肥料系，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全面开展的土壤肥力调查的基础上，对人造肥料在中国的使用推广进行试验研究。为探求各种土壤中氮、磷、钾三要素的富缺情形和各种作物对三要素的需要程度，自1935年1月起至1943年的八年时间里，中农所土壤肥料系与相关地方农事机关合作，对江苏等14个省68个试验点的土壤进行了“地力测定”，得出各地土壤中氮素养分最为缺乏，长江上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许多地方缺乏磷素养分，钾素在各区土壤中均不甚缺乏的结论。[25]江南地区长期以来种植的作物以水稻、油菜、桑叶等为主，这些作物对氮的需求最大，土壤氮最为缺乏，磷次之，钾又次之。[26]
南方各地农事试验机构也开展了不少土壤肥料试验研究工作。1925年—1933年江浙各农事试验场进行了水稻对氮、磷、钾三要素需求的研究，主张施用氮、磷、钾混合肥。谢申1927年在《农声》杂志上发表《水稻需要氮磷钾三元素的研究》，认为水稻体中的成分、水稻产量、稻米品质等与肥料三要素有很大关系。根据1925的试验结果，早稻施用三要素的亩产稻谷321．4公斤，不施的亩产为194．4公斤。晚稻施化肥的亩产221公斤，不施的为128公斤。
1933年—1935年，江浙各农事试验场进行了田间稻作施肥试验，结果证明肥料组合不同，增产效果显著不同。凡施用有机肥又加施硫酸铔的试验处理，全部增产，而且有的增产可达到80％。施用有机肥后，每公顷若加用硫酸钮145．6公斤，便能增产稻谷456．3公斤，硫酸铔用量和增收谷量为1：3．13。但是稻作施加磷肥的效果不明显，据试验结果来看，获显著增产的只占20％。稻田加施钾肥的，则多为减产。[27]吴江稻作试验场报告显示：稻田除施用通常有机肥料外，加施过磷酸石灰，收量显著增加。单用无机质肥料小麦收量逐年减少，若加用厩肥等有机肥，收量与年俱增。[28]这种情况实际上与江浙地区的土壤性状、肥力有密切关系。另外，上述试验研究还揭示出化肥短期增产效果明显，而有机肥有利于改善土壤性状，保持土壤肥力，有机肥和化肥配合施用可扬长避短。
根据多年的土壤肥力调查和化肥施用实验研究结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对化肥施用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并提出了“三为主”施肥方针：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化肥中以硫酸氨为主，其它化肥为辅；作物施肥中以水稻为主。这样的认识基本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和农业实际，江南地区也不例外。
三、近代江南地区有机肥施用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有机肥料一般都是利用动植物残体、动物排泄物等，在当地生产条件下积制而成的肥料，所以又称农家肥。中国是世界上施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机肥料种类繁多，并积累了丰富的肥料积制和施用经验。中国农业历数千年而能保持产量稳定、地力不衰，与其以土壤改良和培肥为核心的农田施肥有直接关系。20世纪初，化肥进入中国并开始在沿海地区推广，但直至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化肥使用量依然有限，人们使用的肥料主要还是农家肥，江南地区也不例外。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江南地区维持了有机肥积制和施用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
其一，肥料种类以传统有机肥为主并有新增。明清时期河泥、饼肥、绿肥、粪肥、草木灰等已是江南农家常用的肥料，秸秆、陈墙土、淘米水等也无不是农家的肥田之物。近代以来这些肥料依然很常见，并出现一些新的肥料种类。据东南大学对江苏农业的调查显示，20世纪20年代苏南各县使用的肥料主要有猪粪、人粪、草灰、河泥、豆饼等。[29]杭州地区1902至1911年海关报告称“常用肥料，有种三叶草生长在稻田，犁地时翻下，水草和河泥，还有菜籽饼和豆饼被广泛使用。”[30]由于未曾提及到化肥的字样，可以推断当时杭州地区化肥施用极少。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化肥销售有所增加，但有机肥仍是主体：“农民所施用的肥料，有粪肥、化肥，品种五花八门，系当地产的仅有明矾、绿矾、石膏和石灰都是矿物的，但施用相当少；主要是厩肥（汁）又称液体肥料、豆饼、菜籽饼、稻草灰、河泥和厩肥也”。[31]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上海川沙县志中记载了当时农家使用的肥料种类：粪、牛粪、猪粪灰、羊粪灰、鸡粪灰、草河泥、堆肥、河泥堆、苜蓿头、豌豆箕、蚕蛹、腐蟹、豆饼、菜籽饼。[32]
19世纪中期以来，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江南人口变动剧烈，其它地区的肥料利用经验相继传人江南地区。加之20世纪20年代以后化肥的配合使用，当地的肥料种类更为丰富。苜蓿过去一直在江北地区种植，近代则成为江南的绿肥；浙东等沿海滨湖农民习惯用鱼蟹残体作为肥料，宁波等地喜用红萍造肥，近代这些制肥经验逐渐在江南传播开来；石灰等矿物肥料过去多见于两湖地区，近代江南也开始施用了。化肥属舶来品，虽然购买和施用者很少，但它改变了当地人传统的肥料观念和施肥方式，其意义非同小可。
其二，饼肥和绿肥的普遍使用。近代江南地区肥料使用的变化，以豆饼、菜籽饼和绿肥这样的有机肥在生产中的普遍施用最有特色，有研究者曾将清代至近代江南地区商品性豆饼的广泛使用描绘成一场“肥料革命”。[33]在江南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明代晚期，饼肥被用作基肥并开始在肥料中渐露头角。清代江南地区豆饼等饼肥施用更加普遍，但已开始作为追肥使用。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指出在以牛粪为基肥时应将豆饼或者豆渣作为一种追肥。现代科学研究证实沈氏的建议很好：牛粪中的主要成分是缺乏氮元素的纤维，尤其是它分解得特别慢以至于延迟了肥效的发挥。因此，含有足够氮元素的豆饼和豆渣是对于牛粪肥缺点的必要补充。[34]19世纪初期，姜皋《浦泖农咨》建议江南农民将豆饼作为追肥，用于弥补牛粪和河泥等慢效基肥的不足。
近代以来，由于农家肥缺乏以及化肥使用尚不普遍，江南民众往往购买豆饼作为肥料，明清时期的饼肥施用方法也被延续下来了。19世纪末期《松江府续志》引用了姜皋《浦泖农咨》关于“三通”施肥的文字：首先用绿肥，接下来是猪粪肥，最后是豆饼肥。不过，这样一种看似完善的“三通膏壅”技术却不一定很普及。“三通膏壅惟富农有之。若贫农荒秋糊口尚艰，奚暇买草子撒田为来年膏壅计。又无力养猪，只赊豆饼壅田。其壅力暂而土易坚，故其收成每歉。”[35]就是说，只有富裕农民才有能力采用“三通”施肥方法，而贫困农民则既买不起草籽种植绿肥，又无力养猪积肥，只能赊豆饼来肥田。贫苦农民用不起其它粪肥，但要赊豆饼来肥田，可见当时人们对豆饼的依赖程度较高。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大面积种植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 L．，又名红花草，豆科草本植物），作为稻田绿肥和家畜饲料。近代江南地区对绿肥更加重视，《农林新报》和《中华农学会报》常可见到提倡绿肥种植的文字，宣传最多的是种植成本较低的紫云英和野豌豆。在当时饼肥价昂，粪肥短缺的情况下，增加绿肥种植无疑是扩大肥源、增进土壤肥力的较好选择，可缓解江南稻作生产以及商品性农业发展对粪肥的需求。近代江南田野中大片紫云英既为土壤提供了有机质和氮素，也曾是很诱人的农业生态景观。
其三，有机肥积制和施用方法有所进步。中国古代在有机肥积制方面有不少发明创造，近代以来依然保持了有机肥料积制的传统，这在江南地区表现很明显。清代吴人奚诚《耕心农话》（1852年）记载了窖粪法，“人粪虽肥而性热，多用害稼，暴粪尤酷。故于秋冬农隙时，深掘大坑，先投树叶、乱草、糠秕等，用火煨过，乘热倒下粪秽垃圾，令其蒸透，方以河泥封面，谓之窖粪。”[36]据说这样处理能使农作物“加倍起发”，实际上是通过加热密封，促进粪肥腐熟和养分释放，增加速效性成分。
这一时期有机肥的施用技术更加讲究。清末《松江府志》曾说吴松地区的水稻每季都要施用三次肥料：“上农用肥三遍，头遍用红花草、紫云英等绿肥，二遍用农家肥，三遍用豆饼，还用河泥等”。[37]后来《松江府续志》对这种施肥方式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肥田者俗谓膏壅，上农用三通。头通红花草（紫云英）也，于稻将成熟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子撒于稻肋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衍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谚云：种田种到老，不要忘记草。然非上等高田，不能上草，（撒草后，遇雨，田中放水，则草子漂去；冬春雨雪，田有积水，草亦消萎）草子亦亩须四五升。二通膏壅多用猪践，先以稻草灰铺匀于猪圈内，令猪践踏搅和而成者，每亩须用十担。三通用豆饼，（出关东者为大饼，个重六七十斛，从浒关来为襄饼，个重二十四斛，用大鑤刨下，敲碎撒于田内），亩须四十五斛”。[38]这是基肥与追肥结合，迟效肥与速效肥结合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水稻施肥体系，是对传统“三宜”施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其四，开始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改进传统有机肥。传统有机肥可就地取材，变废为宝，不仅肥效持久，还能改良和培肥土壤，但也有营养浓度低、肥效缓慢等缺点。20世纪30年代，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土壤肥料学教授刘和与其助教经过六七年的苦心研究，发明了一种活化有机肥料的新方法。当时活化的有机肥料，包括榨油厂的副产物如豆饼、菜子饼、花生饼、芝麻饼、桐子饼，及皮革厂之废物如皮渣、毛发等。过去这类肥料的使用比较麻烦，要先将其浸于水中，待腐烂至出臭气时才可以肥田，氮素的损失在所难免。否则效力迟缓，且不利于作物生长。刘和教授以简便的化学及物理手段，破坏有机肥料的脂肪质，使其易于氨化，从而提高了水溶氨百分率，肥效比未活化者高出40％以上。[39]但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人们对这种制肥方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情况不很明确。1936年，中山大学农学院彭家元和助教陈禹平分离得一种可分解纤维质的细菌，它可促进农家肥腐熟，使用效果颇佳，于是制菌种向农民推广，后世称为元平菌腐熟法。实际上，当时利用现代科技研究传统有机肥的事例还有不少，它反映出西方农学的传人，促使人们去开发和利用本土肥料，更好地发挥有机肥的长处，应对化肥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总之，传统有机肥一直在近代江南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机肥的积制和施用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化肥传人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发挥本土肥料的作用，农学家开始利用现代科技方法改进传统有机肥，有机肥研究成为中国近代肥料科学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当代化肥与有机肥施用的历史思考
近代中国，中西文化激烈交汇，传统有机肥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而化肥则在科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化肥施用的试验研究和推广取得不少成果。当时在大量实地调查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人们结合中国农业的实际，提出了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施肥方针。只是近代中国化肥使用的区域主要局限于江南以及沿海经济较为发达、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一直未能普遍应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化肥逐渐大行其道，在教育、科研以及农业生产中均占了上风，传统有机肥则在很多地方有被遗忘和抛弃之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肥料应用呈现出三个较明显的时间段：50—60年代以推广有机肥为主；70年代实施有机肥与化肥并重；80年代后以推广化肥为主，有机肥用量日益递减。进入21世纪，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中国化肥的生产量和施用量都已跃居世界第一，化肥占中国肥料施用量90％以上。化肥的大量施用使得中国农业生产率显著提升，作物亩产量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以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这一点来说，化肥功不可没。但大量施用化肥，也对土壤生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让人不无忧虑。
到20世纪末，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重用轻养，造成普遍的土壤肥力下降。据调查，华北平原土壤有机质已降到1％左右，全氮含量不到0．1％，东北三江平原，土壤有机质含量从10％—11．5％下降到3％—5％。[40]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江南地区农田能量产投比明显下降。还有，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并不能被植物吸收，而是大部分留在土壤里，转化为可溶性盐，成为地下和河流的污染源，造成农、畜、水产品的严重污染，影响了江南农产品的出口创汇。[41]近年来，中国农村的肥料使用问题依然相当严重。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户对土地的劳动力投人大大减少，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被普遍采用，而农家有机肥的积制和施用方式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被遗忘和抛弃。与化肥相比，农家肥积制施用费时费力，且短期增产效果不明显。在经济利益面前，任何关于施用有机肥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些年农村秸秆焚烧屡禁不止，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42]
针对因大量施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壤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很多国家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替代农业”模式。尽管替代农业的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业、超工业农业等，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调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作用，提倡施用堆肥、厩肥、豆科绿肥等有机肥，排斥现代农业科技中的人工合成产品，主张少用或不用化肥。[43]与此相关，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有机肥在农业上的运用。中国强调增施堆肥、厩肥等有机肥，努力扩大绿肥的种植面积，商品有机肥的发展也颇有成绩。美国采取增施厩肥等有机肥，种植苜蓿、三叶草等作物恢复地力；实行少耕与免耕法，减少土壤结构破坏和土壤污染，防止水土流失。日本提出增施有机肥的措施，要求稻田秸秆全部还田，茶园和果园树行间都施用有机物残体，使地表腐殖质覆盖度保持2～3厘米。
当代替代农业强调崇尚自然和循环，意欲纠正常规农业只强调产量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不足，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无疑与中国传统农业中的施肥理念是相契合的。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传统农业时代中国人把一切能充作肥料的东西都放到土壤里去，使其参与物质的再循环和资源的再利用，化无用为有用，保持地力常新壮。近代农业化学奠基人李比希（Justus yon Liebi9，1803—1873）曾将中国能长久保持土壤肥力的奇迹，归结于其无与伦比的用地养地制度：“就是从土壤取走的而植物养分，又以农产品残余部分的形式，全部归还土壤。”[44]德国农学家瓦格纳（W.Wagner）根据他自己的亲身见闻说：“在中国人口稠密和千百年来耕种的地带，一直到现在未呈现土地疲敝的现象，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农民细心施肥这一点。”[45]民国时期的白得斐博士也说：“中国农田大部因利用人粪、河塘淤泥、潮涨沙积，及其他各种植物之腐殖肥料以养培壅，故其土肥终古不衰。”[46]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农业现代化的进度也有差异，采取何种施肥方式深受各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影响。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施或少施化肥，往往无法达到增产增收目的，这与其目前仍面临着粮食乃至全部农产品短缺的现实形成尖锐的矛盾。而且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并没有抛弃化肥，实行的仍是化肥为主，化肥与有机肥的配合施用。因此，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跨越这一历史的难题，真正做到合理使用化肥，并实现有机肥的完全回归。
近代江南等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肥料应用方面历经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舶来，科学与经验的冲撞，并最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汇。对于传统的精华——有机肥能继承发扬之；对于“舶来”的科技——化肥能慎重对待、取精去粗，坦然利用之。虽然过程艰难而曲折，但其中可值得回味之处甚多。纵观近代江南地区有机肥与化肥施用变化的历史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因大量使用化肥而产生的各种生态问题，再联系以往关于化肥和有机肥的各种争论，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施肥方针的深远意义，实际上它也应该成为今天需要倡导和追求的施肥理念。
注释：
[1] 周鸣铮：《土壤肥力学概论》，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2]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1922—1931海关十年报告之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72—273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北京：京华出版社，第43页。
[4]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农业》，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128—129页。
[5] 民国十六年《中华农学会丛刊》第五十五期。
[6]民国十六年《中华农学会丛刊》第五十五期。
[7] 参阅：王红谊、章楷、王思明编著：《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8]陈方济：《对于人造肥料推行之管见》，《中华农学会报》第48期，1925年。
[9]曹隆恭：《我国化肥施用与研究简史》，《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
[10] 《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1页。
[11]张乃风：《化学肥料在中国之回顾与前瞻》，《西南实业通讯》，1942年4月30 日。
[12]满铁《松江县》附表十之九，转引自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13]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南农大农业遗产研究室资料室1988年，第188页。
[14]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1922—1931海关十年报告之五），第272—273页。
[15]董时进：《禁米出口之商榷》，《东方杂志》1920年8月17卷15号，第20—21页。
[16]意檀：《农业推广工作的困难》，《中国农村》第3卷第3期，第54页，1937年3月。
[17]曹隆恭：《我国化肥施用与研究简史》，《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
[18] 《肥田粉的应用和防弊》，《农业周报》第39期。
[19] 《浙江建设月刊》第7卷第5期，1933年11月卷首语。
[20] 《危哉，舶来化学肥料之推广》，《农业周报》第13期。
[21]侯翼如：《中国农业界施用肥料之实况与磷肥荒之补救》，《自然界》第3卷，1928年2月第1期，第79页。
[22]何玉书：《江苏省农政会议开幕词》，《江苏农矿公报》1928年第4期。
[23] 《农矿工报》1930年7月3日。
[24]段本洛、单强著：《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9页。
[25]中央农业试验所土壤肥料系：《十年来土壤肥料系工作简报》，《农报》第8卷，第19—24期合刊，1943年8月10日。
[26]中央农业试验所土壤肥料系：《十年来土壤肥料系工作概况》，《农报》第8卷，第19—24期合刊，1943年8月10日。
[27]参阅：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第197—198页。
[28]侯翼如：《中国农业界施用肥料之实况与磷肥荒之补救》，《自然界》1928年第3卷，第80—85页。
[29]参阅殷晓岚：《二十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30] 《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杭州关十年报告1902—191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8页。
[31]《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杭州关十年报告1912—192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4页。
[32]民国二十四年《川沙县志》“肥料”。
[33]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4]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35]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40，上海书店，1991年。
[36]清·奚诚《耕心农话》正集《种法》，光绪五年刻本。
[37]光绪《松江府志》风俗，卷5。
[38]光绪九年（1883）《松江府续志》引姜皋《浦泖农咨》，此处删去了头通有关罱泥壅田的注解。
[39]刘和：《活化肥料及其经济价值》，《中华农学会报》第128期，1934年9月，第34—35页。
[40]夏立江、王宏康：《土壤污染及其防治》，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41]顾焕章：《江南农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24页。
[42]宣杏云、王春法等：《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透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43]张忠根、田万获：《中日韩农业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28—29页。
[44]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45] （德）Wagner著，王建新译：《中国农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240页。
[46]白得斐：《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民国史料丛刊》（496）经济·农业，郑州：大象出版社，第15页。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