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1804次  |  更新时间：2017-09-22 10:21:55

第二节　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

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

　　鸦片战争是英国侵略者为了保护鸦片贸易、扩大商品输出而采取的武力手段，战争结果所订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842）以及其后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和善后条款等，也必然是按照英国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的要求制定的。侵略者勒索了赔款银2,100万元，割占了香港作为军事和商业基地，取得了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自由通商贸易以及中国关税则要与英国“秉公议定”等特权，为进一步入取得了有利的条件。

　　接着，美国和法国也乘机要挟清政府缔结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44），取得了与英国侵略者同样的特权。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等也都援例在1843年至1847年间与中国订约，取得了一些通商贸易的特权。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这五十多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战争接二连三，又迫使清政府同它们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和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以及中俄间的《伊梨条约》（1881），中英间的《藏印条款》（1893），《滇缅界商务条款》（1894）等。通过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

　　下面我们把自鸦片战争至甲战争前歹资本主义列强攫取的经济特权分三个方面作些分析。其有关政治和其他特权则从略。各项特权，最初大都是规定在双边条约中，但因列强获有片面“最惠国待遇”，故给予一国的特权，实际上各资本主义列强都能享受，我们不再一一说明。[1]

　　1、在沿海和内地通商口岸贸易权

　　1842年《南京条约》开辟了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作为外国人自由贸易的商埠。在以后的不平等条约中，又继续增辟通商口岸，到1894年止，共有35处，分布在18个省份，如表2—6。

表2—6：依据不平等条约开辟的通商口岸（1843—1894年）

口岸名	所在省份		开放年月	所依据的不平等条约
广州	广东		1843年7月27日	中英南京条约
厦门	福建		1843年11月1日	同上
上海	江苏		1843年11月17日	同上
宁波	浙江		1844年1月1日	同上
福州	福建		1844年7月3日	同上
伊梨	新疆		1852年4月4日	中俄伊梨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塔尔巴哈台（今塔城）	新疆		1843年4月4日	同上
潮州（汕头）	广东		1860年1月1日	中美天津条约
天津	直隶		1861年1月20日	中英北京续增条约等
牛庄（营口）	奉天		1861年4月3日	中英天津条约
喀什噶尔（今疏勒县）	新疆		1861年4月5日	中俄北京续增条约
镇江	江苏		1861年5月10日	中英天津条约
库伦	蒙古		1861年7月11日	中俄北京续增条约
汉口	湖北		1862年1月1日	中英天津条约
九江	江西		1862年1月	同上
登州（芝罘）	山东		1843年11月1日	同上
淡水	台湾		1862年7月28日	中法天津条约
台湾（打狗、台湾）	台湾		1863年10月1日	中英天津条约
琼州	广东		1876年4月1日	同上
宜昌	湖北		1877年4月1日	中英烟台条约
芜湖	安徽		同上	同上
温州	浙江		同上	同上
北海	广东		1877年4月2日	同上
肃州（嘉峪关）	甘肃	1881年4月		中俄改订伊梨条约
吐鲁番	新疆	同上		同上
乌里雅苏台	蒙古	同上		同上
哈密	新疆	同上		同上
乌鲁木齐	新疆	同上		同上
古城	新疆	同上		同上
拱北	广东	1877年4月2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及会议专约
九龙	广东	1887年4月		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定期
龙州	广西	1889年6月1日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
蒙自	云南	1889年8月24日		同上
重庆	四川	1891年3月20日		中英烟台条约
亚东	西藏	1894年5月1日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

　　说明：“所依据的不平等条约”仅列最先提出的条约，以后其他国家因片面最惠国待遇而取得同样特权的条约从略。所有省分指当时所在省份。

　　口岸通商原是国际贸易的常例。但上面这些通商口岸，并不是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的需要，而是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它们称之为“条约口岸”（Treaty port），动辄援引条约干涉中国主权。外国人不仅在通商口岸有自由贸易权，《南京条约》还规定英人可携眷在五口居住，五口通商的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并规定英人可在五口租赁房屋子地基，遂成为后来列强强设租界的张本。下面将叙及的沿海贸易权，也是通商口岸条约中的“别口售买”规定衍生的。这些口岸不仅在沿海，还分布在东北、新疆、蒙古、西藏、云南等边塞，真是门户洞开。又沿长江深入中国腹地，直到四川。此外，还规定有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地作外国轮船寄泊所，等于是变相口岸。

　　外国人在通商口岸所取得的特权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以至军事上的。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已有规定、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又加扩充的领事裁判权。依照这些规定，外侨与中国人之间、外侨与其他外籍人之间的民刑事案件，均由外国领事官审诉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2]余如《五口通商章程》规定的外国商船可自由雇用引水，破坏了中国引水权；《望厦条约》规定的自由雇用各种人员和工匠，涉及国内雇佣权，都不只是经济性质。

　　不平等条约即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设立栈房、礼拜堂等，侵略者乃得寸进尺，强迫清政府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在上海通商不久，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尔福（G.Balfour）即向上海道宫慕久提出要在上海开辟租界。1845年11月双方订立了《上海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并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路）以南、东到黄浦江、西到界路（今河南路）的地区约830亩为英国租用的范围，而当时在上海的英美商人和领事一共不到30人，184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了阿利国（R.Alcock）又与上海道麟桂商定扩充租界范围西至泥城浜（今西藏路）、北至苏州河边，占地2,820亩，较初开辟时增加了两倍多。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也相继援例在上海勒索了租界。1848年、1863年、1893年美国先后勒索了苏州河以北地7,856亩作为美租界。1863年9月，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占地达一万多亩。1870年起又不断越界筑路，范围又不断扩大，法国在1849年与上海道划定北门外地区约五六千亩为法租界，1861年又扩充了34亩。

　　上海租界的形成，标志着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一个新的侵略方式的出现。他们制造一切机会。把租界制度推向更多的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等地也相继在侵略者的勒索下划出了租界。在租界内，一切行政、司法、治安、财政等都由外国侵略者管辖，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在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中甚至规定“以各口租界作为兑收洋货厘金之外，”还要求未划定租界的各个口岸都应当划定租界。租界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列强变相的殖民地。

　　原来，开放通商口岸只是准许外商在该口岸经商，至于沿海各口岸之间的贸易不在开放之列。《南京条约》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并未允许外商转口贩运和进入内地。而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则规定，美国民人准赴五口居住贸易，“其五口之船只，装卸货物，互相往来，具听其便”。以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具体规定外国商船可在通商口岸之间自由转口，并不重征关税。1861年，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制定的《沿海贸易法》列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在一口纳税后，即可在沿海各口自由出入。1863年的《中丹条约》更进一步规定：丹麦商民在沿海各口“转运土货，均准出口，先纳整税，后进他口，再纳半税”。这样，列强不仅获得洋货的沿海贸易权，并扩大到土货贸易权；它们在通商口岸也不仅是从事对华贸易，而日益着重经营在华贸易了。

　　内河贸易，深入腹地，更是中国主权范围，并涉及国防和治安，自应对外商加以限制。1843年的《虎门条约》第六款规定，英人“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其意甚明。然而，这时即有英人“改装易服，潜至内地”，经查出“押令折回”之事[3]。内地是中国最广大的市场，列强决不肯放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天津条约》即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国船只俱可通商”。该条约又规定：“英国民人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对英人“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其后，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并于1896年颁布《华洋轮船驶赴中国内港章程》，规定“中国内港嗣后均准在口岸注册之华洋各项轮船，任便按照后列章程往来，专作内港贸易。”

　　陆路通商方面，最早是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重申于1881年的《伊犁条约》，取得在蒙古、通州、张家口的贸易权和在新疆天山南北二路至嘉峪关的贸易权。法国也通过一系列条约，取得从法国殖民地安南到我国西南地区的贸易权。英国则根据《藏印条款》、《滇缅商务条款》取得开西藏的亚东为通商点，和从英国殖民地印度、缅甸进入中国西藏、云南的通商贸易权。

　　正象一个美国人所说，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没有指明路线，没有限制准运入内地商货的性质和数量，也没有任何事物防阻一个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或美国人——在上海开舱的时候，卸下一船棉花，或是设若该外国人无所忌惮的话，卸下一船鸦片，或是——，并用一只或一队沙船，或各式小轮船，将这批货载到西藏的边境，或经由运河到天津和北京，或总而言之到任何地方，同时尚途加以兜售”。 [4]

　　2.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

　　海关是国家的大门。关税的税则税率又是一个国家用以限制或鼓励某些进出口商品，以便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利益的手段。一个独立的国家，必然根据本国的利益自主订立关税税则。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侵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我国的海关就变成为国际资本侵略中国而服务了。

　　首先，《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在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所谓“秉公议定”，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拟定、中国人同意这样一种门面手续。在第一次协定税则前，参加协定税则的英国代表罗伯聃（Robert Thom）已经编了一份进出口税则。1843年最后协定的新税则，基本上就是罗伯聃这份税则。根据1844年中美、中法五口贸易章程，这项新税则也适用于美、法等国贸易，以后改订时亦同。因此，它是列强共享的经济特权。

　　1843年的协定税则列举了许多种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其中绝大部分相当于值百抽五；同时，税则还为未列举的进出口货物明文规定了按价值百抽五的征税原则。根据这个税则，一些主要进口货的税率较原来广州海关实征的税率降低了58—79%。新旧税率比较如表2—7。

表2—7：1843年协定关税前后主要进口货物新旧税率水准　　单位：从价百分数（%）

货物	单位	1843年前的旧税率	1843年新税率	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百分数
棉花	担	24.19	5.56	77.02
棉花	担	13.38	5.56	58.45
头等白布	匹	29.93	6.95	76.78
二等白洋布	匹	32.53	6.95	78.64
本色洋布	匹	20.74	5.56	73.19
斜纹布	匹	14.92	5.56	62.73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59页。

　　即使这样低的税率，列强还不满足，它们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机会，借口原订税则内“各货种式，多有价值渐减而税饷定额不改”者，要求重修税则，即1858年新税则。依照这项税则，一些主要进口商品和税率较之1843年税则又有降低。

　　出口税率在1843年协定税则中一般也比过去减低，如生丝约减50%，夏布、冰糖约减65%，土布、黄白糖等约减75%，茯苓、铜器等约减80%。但也有提高者。当时出口货中最主要的茶的税率，

　　定为每担二两半银子，比旧税率约增加25%。绸缎和金银器也比旧税率提高。在1858年重新修订税则时，出口货基本上出按值百抽五的税则办理，不过茶、丝两项主要出口品和总率未变。根据当时税则起草人威妥玛（T.Wade）的说法：“如果对茶出口税也坚持5%的原则，则茶税将降低40—60%。反之，中国将根据同一原则把丝的出口税提高20%……法国人的贸易几乎全限于出口生丝，如果不给以相应的利益，他们是不全接受抬高其唯一贸易品的关税税则的”；“当我们拒绝把我们的茶叶进口税降低于每磅1先令5便士之下的时候，当我们要求中国降低茶叶一般估计为20—90%的内地税至2.5%的时候，而坚持中国要把每磅51/11法寻的茶叶出口税减低到3法寻左右，这是不必要的”。[5]显而易见，税率的增减者是根据外商的利益决定的。

　　应说明的是，实际征收关税时大都是从量（如按担计），1858年以后物价上升，长时期间征收的关税从未达到5%的税率，时常不到3%，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海关税率。

　　协定税则中对于进口货还有许多免税的规定。如1843年税则中规定进口米、麦、五谷免税；1858年税则规定金银、外币、熟肉菜、牛奶、牛油、外国衣服、首饰、化装品、烟草、酒、船用杂物等均免税。70年代开放内陆通商后，又扩大了免税减税范围。如俄国在天山南路通商只纳2.5%的进口税，1881年《伊梨条约》又规定俄商在天山南北路和在蒙古各城贸易均免税。1886—1887年间的中法通商各章程规定法商出入云南的贸易减税3/10或4/10。1893年中英《藏印条约》开西藏亚东为商埠，直到1914年亚东撤关，从未征关税。其中如烟、酒、首饰、化装品等进口各国皆重税，我国独免税。

　　各国保护关税都是进口税重，出口税轻。我国关税适得其反，甚至同商品也是出口税重于进口税。如洋煤进口每吨征银五分；土煤出口每担征银四分，运至他口又纳六分，[6]高于洋煤几20倍。以至需煤口岸不用土煤而进口洋煤。如据天津海关报告，1871—1880年进口洋煤81,500余吨，进口土煤仅5,500余吨。“盖由税则厚薄不一，土煤壅滞难销，遂使厚利为洋商垄断”。[7]

　　中外对比，损失更大。“美收中国入口之米税，每它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麦粉入中国，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分之二十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公纳百分之五。丝绸[输美]美收百分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分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8]

　　除海关关税实行协定税则外，列强还进一步侵犯中国内地税制。当时中国对国内流通的商品课常关税，本不甚合理，外商耿耿于怀。在《南京条约》中即有限制条款，未作具体规定。1858年《天津条约》遂规定洋货进入内进销售或外商从内地收购土贷出口，只须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税。这原是给予外商的特权，但洋货全持华商推销，后来就变成凡持有洋货的商人均可申请子口税单。这就导致了以下的后果。

　　（1）1853年清政府实行厘金制度后，内地流通税加重，且关卡林立，多重征。洋货只纳2.5%子口税，概不重征，税负相对甚轻，这就使得洋货在内地市场的价格与在通商口岸相差无几；而国货一经转运则价格骤增，不能与之竞争。以进口本色棉布为例，其内地岸和内的的价格情况如表2—8。这种地区差价对于洋布打进在口市场、排挤土布鞋，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表2—8：1868年进口本色市布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市场价格对比　　计价单位：匹

口岸名	在通商口岸的价格（包括进口税8分）	内 地 市 场				内地市场的价格
		名 称		与口岸距离
牛庄	2.20两		宽城子		209英里	2.30两
天津	2.13-2.20两		山西太谷县		500英里	2.50-2.70两
烟台	2.20-2.50两		章邱县		330英里	2.24-2.54两
汉口	2.20-2.34两		湖南湘潭		293英里	2.35-2.55两
九江	2.30两		南昌府		78英里	2.50两
镇江	2.19-2.24两		淮安府		145英里	2.30-2.35两
上海	2.17-2.20两		苏州		75英里	2.23-2.30两
宁波	4.45-4.55元		杭州		103英里	4.95-5.05元
福州	2.95-3.10元		建宁府		87英里	3.30-3.47元
打狗	3.00元		凤山县		不明	3.00元
厦门	3.20-3.25元		樟州府		24英里	3.49-3.54元
汕头	2.95-3.10元		潮州府		10英里	3.10-3.20元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2册第837页，原据1869年海关报告。

　　（2）由于洋货与土货内地税的差别待遇，商人为了减轻税负，遂将有些土货改作洋货入口。如台湾、广东的蔗糖，原来主销内地，商人就将土糖运往香港，再从香港作为洋货进口。广东西江所产烟草，原销本省北部，现在竟先运香港，再运回本省。[9]这就“悉隐化常税为洋税”，“常税短绌”，引起清官吏的惊惶。[10]并且，常关税是清地方官吏控制的，子口税是由海关洋人控制，化常税为洋税也加强了洋人对清政府财政的干预。同时，由于商品流通路线的变化，增加了香港的贸易，也有利于外国轮船运输业务。

　　（3）华洋商勾结，弊端百出。由于“洋商运货只完整半两税，……于是不肖华商贿买牌照，假托洋商之名。洋商出售保单，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11]洋商出卖子口单成为一项有利的投机生意，如每件棉花税单收费5角，华商尚求之不得。还有些洋商代用护照包送华商无运照的土货；以至华商代洋商用洋船装运鸦片，作为利用洋商税单的报偿。

　　外国侵略者在侵夺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获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

　　鸦片战后初期，各地海关仍系由中国地方官吏管理。1853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趁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军起义占领上海县城的机会，借口“目前海关行政陷入停顿”拒纳关税，并与美国驻华公使相勾结，宣布上海海关实行“领事代征制”，即由英、美驻上海领事代向其本国商人征收、保管税款。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吴健彰签订“海关征税税则”，由三国领事各派一人成立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管理上海海关，而由英人威妥玛总负责。不久，又由英人李泰国（H.N.Lay）接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各口划一办理”，即将上海关办法推行于其他口岸。1859年，英人李泰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陆续在各口岸改组海关，统由上海的总税务司署管辖。1863年，英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总税务司，次年制定《募用外人帮助税务章程》，各地海关的行政权就全部落入外国人手中了。

　　赫德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达45年之久，一套殖民地式的海关管理制度都是他建立的。赫德本人驻在北京，并充任清政府总理衙门的顾问，干预中国内政和外交，控制中国的财政，俨然以清政府的太上皇自居。他统治下的海关，不仅管理税收，还经办中国的外债，包揽港务、缉私、检疫、气象、航道设施等原属国家主权的业务，制定香港、广州、汕头、福州以至长江内河的轮船章程，兼办邮政乃至某些港口的市政。即在日常的海关业务，在检查、估价、课税时，经常是歧视华商，而让洋商占便宜。走私违法案件，洋商通过领事官交涉了事，对华商则严加追查，以至故意勒索。据理力争878年烟台海关的商务报告称：“这种被认为中国人用外轮走私的案件，每年达三千件以上，其中有800—900件由洋税务司任意课以罚款。每年没收与罚款所得，约有4,000英镑分给下级官吏。……对于所有这些被认为走私的案件，洋税务司署的雇员既是告发人，又是审判人，又是课取罚款的得利人”。

　　3、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

　　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沿海和内河的通商贸易权，也就是取得这些口岸的航行权。并于1844年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取得“自雇引水”的特权。该章程并把原来中国政府征收的船钞（每吨10元以上）对外国船减为每吨银五钱，1858年《天津条约》又减为每吨银4钱，150吨以下的船只都只纳1钱。该章程又规定外国船进港，船主将一切船舶的证件、提单、舱口单等都交各该国领事馆收执，然后由领事通告海关结关，不经中国官署。外国船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中国遂无权过问。

　　原来条约规定，外国船的航行只限于条约规定的口岸，《五口通商章程》并规定“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外国船通过走私、贩毒、掠卖华工、“护航”和贩运土货，实际上渗入所有它们需要进出的港口，取得最大限度的航行自由。

　　外国船走私的情况前已言及。走私和贩运鸦片的船只“任意毫不拘束地在他们所愿去的地方，用他们所愿用的方法支进行贸易”，因为愈是“偏僻的港汊”愈是这种贸易最好的场所。[12]利润极大的掠卖华工贸易，主要是英、法商人用英、法轮船从汕头等小港出口，汕头当时还不是条约口岸。由于海盗猖獗，中国沙船和闽粤船雇用较快速的外国船武装护航，于是华船所到之处，不论是否条约，护航外船也能停泊。又1863年《中丹条约》之后，贩运土货成为外国船的大笔生意，甚至超过了贩运洋货，英国船也就“绝大部分都在非约开口岸地方经营土货贩运。”[13]东北的大豆豆饼一向由中国沙船载运，中英天津条约善后条款中原规定“豆石豆饼在登州牛庄两口者，英国商船不准装载出口”。但外国船起初是私运，继则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1862年向外商开放了豆石贸易。

　　鸦片战争前后，外国来华船只主要是木帆船。蒸汽动力的轮船由于难抗巨风和续船力差，只作辅助运输和短途运输。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又使用在南洋和在中国建造的夹板帆船（Loretta）。50年代以后，轮船渐兴，先是木壳轮船，继有钢甲船；首先用于香港广州地区短程运输，继用于沿海和内河；到1875年才完全代替木帆船用于远洋航行。这时轮船迭经改进，其优越性显见。1872年招商局成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轮船，沿海和内河轮船航运全部由外商经营。这以后，中国轮船占到一定比重，但沿海和长江航运仍以外国船占绝对优势。至于远洋航运，更全部为外国船只。据海关报告，各口岸进出口的中外船只的比较见表2—9和表2—10。据表，英国船常占吨位的一半以上，美国船早期亦占30%左右，而中国的船最多一年即1877年只占33.2%。由于外国船据有种种特权，一些中国商人拥有夹板船或轮船者亦委托外国洋行经营，或挂外国旗和雇外国人为船长，表中亦列入外国船，不过为数甚微。

表2—9：各口岸往来中外轮船木船比较（1865—1895年）

	中国船				外国船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只	%	吨	%	只	%	吨	%
1865	574	3.5	39,548	0.6	16,054	96.5	7,096,753	99.4
1870	469	3.3	29,939	0.4	13,640	96.7	6,877,889	99.6
1875	2,411	14.2	871,439	8.8	14,583	85.8	8,996,202	91.2
1880	7,124	31.0	4,828,499	30.4	15,846	69.0	11,045,853	69.6
1885	4,345	18.5	2,243,534	12.4	19,095	81.5	15,824,643	87.6
1890	10,603	34.1	6,334,956	25.5	20,530	65.9	18,541,503	74.5
1895	13,014	35.0	5,220,121	17.6	24,118	65.0	24,516,957	82.4

　　资料来源：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983年版第324—325页

表2—10：各口岸往来外国轮船木船吨位（1865—1895年）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其他
1865	3,467,980	2,645,906	94,687	517,192	——	370,988
1870	3,125,590	3,004,746	79,824	370,607	——	297,122
1875	5,167,435	2,777,367	165,551	561,577	96,553	227,719
1880	9,606,156	287,369	150,207	632,044	167,902	202,175
1885	11,842,255	2,261,750	73,355	1,217,685	211,585	218,013
1890	16,087,895	82,946	239,700	1,343,964	505,181	281,817
1895	20,525,798	86,427	341,345	2,442,185	121,691	999,511

　　资料来源：同表2—9

二、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期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商品侵略的加深，中国的对外贸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即1840年至1858年，习称为五口通商时期；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即1859年至1894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殖民地化的时期。

　　鸦片战争前，海路对外通商限于广州一口。《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后，对外贸易就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上海地处中国沿海的中心，又是长江的出口，水陆交通便利，经水运可达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又邻近丝茶产区。1844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即积极经营，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据点。1843年，在广州的怡和、宝顺、仁记、义记等洋行即随同英领事巴尔福（G.Balfour）迁来上海。至1852年，上海已有洋行41家，其中21家为英商，8家为英国资本的印度商（帕西商）。

　　1844年开埠时，有44艘外国商船开到上海，1855折已增为437艘，超过广州。就贸易额说，到1852年，上海的对英进出口数值已与广州持平，此后日益超过广州。其情况如表2—11和表2—12。

表2—11：广州和上海到埠外国船只（1844—1863年）

年份	船只数		吨数
	广州	上海	广州	上海
1844	306	44	142,099	8,584
1849	331	133	142,357	52,547
1855		437		157,191
1863	867	3,400	300,500	964,309

　　资料来源：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979年版表25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57年版第1卷第401页。

表2—12：广州和上海对英进出口贸易总值　　单位：千美元

年份	广州	上海	年份	广州	上海
1844	33,400	4,800	1851	23,200	16,000
1845	38,400	11,100	1852	16,400	16,000
1846	25,200	10,200	1853	10,500	17,200
1847	25,300	11,000	1854	9,300	12,800
1848	15,100	7,500	1855	6,500	23,300
1849	19,300	10,900	1856	17,300	31,900
1850	16,700	11,900

　　资料来源：《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上海、广州之外，厦门亦系1844年开埠，对外贸易略有发展，到1855年对英进出口值约达180万元。福州则开埠九年并无洋商经营贸易，其后因太平军占上海一带，始有茶叶在福州出口。宁波早就是贸易港口，开埠后进出口值约50—60万元，但随即衰落；因迩近上海，被上海代替。不过这是指合法贸易，至于洋商偷运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走私，则福州、厦门者是他们的重要基地。

　　五口通商时期尚无统一的对外贸易统计。不过，当时中英贸易占总额70%以上，从英国的对华贸易记录中可见其梗概。表2—13是这一时期中英直接贸易数值。

表2—13：五口通商时期中英直接贸易值（1840—1859年）　　单位：镑

年份	英货输入总值	华货输出总值
1840	524,198
1841	862,570
1842	969,381
1843	1,456,180
1844	2,305,617
1845	2,394,827
1846	1,791,439
1847	1,503,969
1848	1,445,959
1849	1,537,109
1850	1,574,145	5,849,025
1851	2,161,268	7,971,491
1852	2,503,599	7,712,771
1853	1,749,597	8,255,615
1854	1,000,716	10,588,126
1855	1,277,944	10,664,315
1856	2,216,123	10,652,195
1857	2,449,982
1858	2,876,447
1859	4,457,573

　　原注：上表数字，系指中英直接贸易而言，英国方面系将印度及其他英国各属地除外，中国方面系将香港并入计算。未列数字者缺资料。

　　资料来源：1840—1859年输入总值扎自英国会档案（B.P.P.China,Vol.40,Trad Ssaaion,1802—1888,P.781），1850—1856年输出总值扎自班思德著《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1931年版第65页。

　　从表2—13可以看出，在中英直接贸易中，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不包括鸦片）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贸易的前景抱了超乎实际的奢望。英国负责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H.Pottinger）回到伦敦后向国会宣布：他已为英国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给一省的衣料的”。①于是英国商人将大量商品运进中国，1842年为96.9万磅，1843年增加了55%，1844年又增加58%，1945年还维持上年水平。这样盲目运入的大量商品完全超过当时市场的需要，以致滞销亏损。从1846年起，英国输华商品就迅速下降，直到1850年一直维持在150万磅的水平。这数字比鸦片战争初是大大增加了，但英国侵略者却感到大失所望。1852年，英国驻广州的代办密切尔（W.H.Mitchell）的报告说：“经过和这么大一个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象是一个奇怪的结局。”[14]

　　其实，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这种结局并不奇怪。中国是个资源丰富、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在当时，生产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欧，生产力仍保有相当的水平，四亿人民的消费需要可以自足，生活的消费习惯也与西方迥异。当时英国输华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棉布和棉纱即占总值50－80％。当时中国人尚习用坚实耐穿的土布，农村织布户还习用土纱。外国人也承认：“中国人不独是棉、麻、丝各种纺织品的伟大制造家，而且还是各种原料的生产者，这些纺织品产量庞大，足以供给消费者的需要”。[15]至于呢绒等毛织品，在中国并无市场。还有人运来刀叉、钢琴等，售价还抵不上运费。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人向中国大量走私运进鸦片，也就妨碍了他们正常商品的贸易。这问题下面再详谈。

　　与此相反，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品却有大量的需求，特别是茶和丝两项，输英数量逐年增加。这时期输英的丝和茶估计如表2—14。

表2—14：运销英国丝茶数量估计（1845—1859年）　　单位：平均每年磅

	丝	茶
1845—1849	1,820,000	52,000,000
1850—1854	2,860,000	67,000,000
1855—1859	4,410,000	74,000,000

　　资料来源：萨吉物著：《中英贸易与外交》第132页，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册，第515页。

　　中国输英商品总值在鸦片战争前1827—1839年平均每年为427万镑，鸦片战争后1842—1846年平均为532万镑，50年代后逐步增长（表2—13），到1856年为1,065万镑，1864年更达1,650万镑。其发展趋势是稳步上升，而不象英国输华商品那样螺旋式上升。

　　在整个这段中英贸易中，就上述合法商品来说，中国者是出超，而且超数字相当大，40年代平均每年出超350万镑，50年代由出超400余万镑增至900余万镑，竟超过进口额四倍。这只是中英直接贸易，不过即使加上英领印度、澳洲、海峡殖民地等对华贸易，中国仍是出超。

　　五口通商时期，中美间贸易额仅次于中英，居第二位，但就绝对值说，不足中英贸易的四分之一。这期间中美贸易数值如表2—15。

表2—15：五口通商时期中美贸易值（1842—1860年）　　单位：美元

年份	自华输美			自美输华
	免税品	应税品	合 计	本国货	外国货	合 计
1842				737,509	706,888	1,444,397
1845	5,782,295	1,503,619	7,285,914	2,079,341	196,654	2,275,995
1850	4,586,489	2,006,973	6,593,462	1,485,961	119,265	1,605,217
1855	6,881,494	4,167,232	11,048,726	1,533,057	186,372	1,719,429
1860	9,867,946	3,698,641	13,566,587	7,170,784	1,735,334	8,906,118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册，第652、654页，原据E.Griffin Clippers and Consuls。

　　表见这时期中美贸易亦非直线上升，40年代末一度下降。第一节中曾指出，由于美国工业还落后，美商主要是经营贩运贸易，运外国货输华，换取中国的茶、丝（见表2—4）。到鸦片战争时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表2—15可见1842年美国输华总值中，美国货已略超过外国货，但起伏很大。美国输华商品亦以棉织品为主，1860年值389.7万美元，占当年美国本国货输华总值的54%，占美国对所有国家棉织品输出总值的1/3。美国已成为英国争夺棉织品市场的对手。其次，是向中国输出白银和银币，1960年达154.5万美元，其中90%是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币。中国输美货物中，茶叶常占总值的60—80%，其次为丝、丝织品、红糖等。

　　法国在五口贸易时期主要是收取中国的生丝，当时里昂是世界最大的丝市场。法国输华货物则不过是棉毛织品和杂品。中法贸易并无多大起色，进出口总值到1860年亦只100万镑，不到美国的5%。其丝的贸易也渐为英国所夺，英、法对华的丝贸易比较如表2—16。

表2—16：英、法自中国运出之丝（1845—1860年）　　单位：包

	英国自中国运出	法国自上海运出
1844—45	10,727	6,500
1848—49	?	18,000
1850—51	22,143	?
1852—53	?	28,000
1853—54	61,984	58,500
1856—57	74,215	90,000
1857—58	60,736	66,500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册第661、662页，原据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文。

　　在这时期，中俄贸易有相当重要地位，就贸易额说，不下于美国。不过中俄是陆路贸易，主要在恰克图成交，不属五口通商范围。俄国输华货品，主要是毛织品，以及棉织品、皮毛等。中国输俄，则90%以上是茶，尤其是砖茶，为俄国人所必需。俄国人并将中国茶转贩到西亚以至欧洲一些国家，获得甚丰。附带克图的中俄贸易无确切统计，从50年代俄商报关数值看，1852年俄国输华制品为614.6万卢布，约合119万镑，1854年88.1万镑，1857年90.3万镑，1858年85.8万镑。因系易货贸易，中国输俄货值大体相当，但因俄商收罗茶甚力，常有超过，至1858年俄国已需向中国输入金银和硬币。此外，俄国人在新疆亦有少量易货交易，主要是以羊只和中国交换布匹。

　　从上述情况看，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中国好象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实际并非如此。以上是专就合法贸易而言，如果加上鸦片走私和其他因素，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外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既是为了推销商品，又是为了保护利益最大的鸦片贸易。西方的工业品，主要是棉毛织品，这时在中国还没有多大市场，鸦片作为毒品，却有很大的侵入力量。当时经营鸦片的主要是英、美的一些大洋行，形成一个势力集团（见表2—17）。英属印度政府，每年从鸦片输华中所获纯收益达100余万磅。而更重要的是，英国以及美国所需中国的茶和丝，年达一千数百万银元，都要靠鸦片贸易所获现金来偿付，并支持纺织资本集团向海外扩张市场。因而，英国以及美国所有与东方贸易有关的资本集团和他们的政府，无不热衷于肮脏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后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16]

表2—17：鸦片走私主要洋行及其所有船只（1823—1860年）

洋行名称	船舶数	总吨数	开始用自有船只走私年份
颠地洋行（Dent）	14	3,048	1831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13	2,144	1833
旗昌洋行（Russell）	8	2,047	1836
考瓦斯吉（R.Cowasjee）	6	1,515	1831
马凯（Donald C. Mackey）	5	866	1839
弗巴斯（Capt. H. Phbus）	2	572	1936
鲁斯唐姆吉（H. Rustomjee）	2	481	1840
克利夫顿（Capt. W. Clifton）	2	416	1828
太平洋行（Gilman & Co.）	2	410	1842
格兰特（A. Grant）	2	318	1838
其他40家洋行各有一只船	40	8,717
船舶产权人不明	3	318
合 计	99	20,852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册第436页，原据B.Lubbock The Opium Clippers。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未敢在《南京条约》中提出禁止鸦片进口，但该条约亦未明提取消过去的禁令，所以，鸦片贸易仍属非法的，海关也不予报关。实际上，鸦片走私范围，远大于五口通商，“沿着整个海岸线……吴淞、福州、舟山、厦门、宁波、刘公岛、锦州及广州，都是烟船所爱之抛锚地。1848年报纸上列举35个‘水面炮台’（武装鸦片趸船），12个在上海，3个在广州，上海成为最重要的烟埠” [17]。这时期从印度输华的鸦片如表2—18。按同一资料，鸦片战争前1837—1839年平均每年输华数为29,903箱，战争中一度减少，《南京条约》签订后立即超过3万箱，以后迅速增长，50年代达6—7万箱。印度政府的纯收入也由战前的100万镑增为400—500万镑。鸦片战争前20年，输进中国的鸦片，包括土耳其烟土，共约34.4万箱；鸦片战争后20年，单印度烟土，即输入94.9万箱。鸦片流毒之甚，实为惊人。

表2—18：印度输华鸦片和印度政府纯收益（1840—1860年）

年份	输华鸦片箱数	印度政府纯收益（磅）
1840—41	17,839 1/2	874,277
1841—42	25,225	1,018,766
1842—43	31,236	1,576,581
1843—44	30,011	2,024,826
1844—45	32,859 1/2	2,181,288
1845—46	*	2,803,350
1846—47	38,057 3/4	2,886,202
1847—48	*	1,663,384
1848—49	49,262 1/4	2,845,763
1849—50	47,509	3,530,281
1850—51	48,030	2,750,348
1851—52	56,089 1/2	3,139,246
1852—53	56,412 1/2	3,717,932
1853—54	60,054 1/2	3,359,020
1854—55	69,910 1/4	3,333,602
1855—56	63,427	3,961,977
1856—57	66,305 1/2	3,860,389
1857—58	68,003 1/2	5,918,375
1858—59	74,707	5,346,391
1859—60	54,863	5,161,778

　　* 没有输出箱数记录，因有两种税率，不能从收益中算出。

　　资料来源：B.P.P.Papers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1842—56,P.46，

　　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册第440页。

　　鸦片走私猖狂，大大改变了我国国际收支面貌。原来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对英、美的商品贸易都属出超，加上鸦片贸易以后，就多年变为入超了。据英国驻货领事1847年的报告，当时中国国际贸易中，对英贸易有1,000万元的出超，对美贸易有600万元的出超，但加上以运进鸦片为主的对印度的贸易，中国就有1,000万元的贸易逆差了。其估计如下：[18]

　　英国对华输出品　　　　　　　　　　　　　1,000万元
　　英国自华输入品　　　　　　　　　　　　　2,000万元
　　　（1）中国对英贸易出超　　　　　　　　 1,000万元

　　美国对华输出品　　　　　　　　　　　　　　300万元
　　美国自华输入品　　　　　　　　　　　　　　900万元
　　　（2）中国对美贸易出超　　　　　　　　　 600万元

　　英属印度对华输出的鸦片　　　　　　　　　2,300万元
　　英属印度对华输出的棉花　　　　　　　　　　500万元
　　　共　计　　　　　　　　　　　　　　　　2,800万元
　　自华输入的生丝及其他土产　　　　　　　　　200万元
　　　（3）中国对印度贸易入超　　　　　　　 2,600万元

　　中国每年需以白银支付的贸易逆差：
（3）-（1）-（2）=　　　　　　　　　 1,000万元

　　又张仲礼曾对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作过估算.根据他的估算和其他材料,1843—1858年中国对外贸易中共有六年表现出超，九年表现入超，一年持平，净入超额达5,275海关两，合8,218万元。[19]

　　鸦片之外，其他商品的走私也很猖獗。海关和缉查都是掌握在洋人之手，走私也多是有势力的洋行。据厦门英领事雷顿（T.H.Layton）称：1846年厦门走私货物约为全年贸易额的13%。广州英领事巴夏礼（H.S.Parkes）称：1853年广州走私偷漏的税款达法定税收的1/3至1/2（走私、隐报多为高税商品）。上海更是走私和偷漏的大码头。1861年海关总税务司有份“机密”报告，列举1853年以来上海英商逃漏关税一些事例，所述都是怡和、宝顺、仁记等当时最大的洋行，走私货物从一般商品直到金银、武器。[20]

　　鸦片走私，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以鸦片每箱值600元计，在 1842—1846年间，每年流往印度的白银近2,000万元，1847—1853年间达3,300万元，惟1853年以后，英国输华货值骤降，而对中国茶和丝的需求大增，加以欧美一些国家陆续采用黄金作本位币，将白银兑出，故中国也变白银外流为银元内流。1854—1856年英国输进中国（不包括香港）的白银平均每年达500余万盎斯，美国这时也有大量银元输华。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对外贸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取了一系列新的特权，它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在1859—1863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约合11.3万海关两。1864年海关开始有全国性进出口统计，1864—1869年平均每年为11.5万海关两，数值增长有限，是由于这期间进出口价格剧烈下降所致。70年代前期增为13.7万海关两，80年代前期增为14.9万海关两，90年代前期增为26.9万海关两，其中进口值的增长又远大于出口。1864年至甲午战争前1894年的进出口统计如表2—19。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的善后条约规定对“洋药”即鸦片“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同年的《天津条约》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

表2—19：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进出口值（1864—1894年）　　单位：1,000关两

	出口净值	进口净值	总值	出(+)入(-)超
1864	48,655	46,210	94,865	+2,445
1865	54,103	55,715	109,818	-1,612
1866	50,596	67,174	117,770	-16,578
1867	52,158	62,459	114,617	-10,301
1868	61,826	63,282	125,108	-1,456
1869	60,139	67,109	127,248	-6,970
1870	55,295	63,693	118,988	-8,398
1871	66,853	70,103	136,956	-3,250
1872	75,288	67,317	142,605	+7,971
1873	69,451	66,637	136,088	+2,814
1874	66,713	64,361	131,074	+2,352
1875	68,913	67,803	136,716	+1,110
1876	80,851	70,270	151,121	+10,581
1877	67,445	73,234	140,679	-5,789
1878	67,172	70,804	139,976	-3,632
1879	72,281	82,227	154,508	-9,946
1880	77,884	79,293	157,177	-1,409
1881	71,453	91,911	163,364	-20,458
1882	67,337	77,715	145,052	-10,378
1883	70,198	73,568	143,766	-3,370
1884	67,148	72,761	139,909	-5,613
1885	65,006	88,200	153,206	-23,194
1886	77,207	87,479	164,686	-10,272
1887	85,860	102,264	188,124	-16,404
1888	92,401	124,783	217,184	-32,382
1889	96,948	110,884	207,832	-13,936
1890	87,144	127,093	214,237	-39,949
1891	100,948	134,004	234,952	-33,056
1892	102,584	135,101	237,685	-32,517
1893	116,632	151,363	267,995	-34,731
1894	128,105	162,103	290,203	-33,998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84年中文版第334—335页

　　这样，毒品就当作合法商品，纳入合法贸易了。因此，表2—19数值已包括鸦片在内。但实际上鸦片走私并未停止，尤其是1885年统一鸦片内地税以前。据1909年国际禁烟委员会估计，1887年以前走私运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有2万担，这以后每年约5千担。[21]惟6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种植的鸦片日益增多，抵制了进口鸦片。1861—1894年合法贸易进口的鸦片数量如表2—20。据表，这34年间共输进鸦片253万担，合230万箱（每箱1.1担计）。

表2—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输入鸦片数量（1861—1894年）　　单位：担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1861	67,500	1878	72,424
1862	84,700	1879	83,051
1863	69,800	1880	71,654
1864	84,500	1881	79,074
1865	86,500	1882	65,709.6
1866	81,350	1883	67,405.14
1867	86,530	1884	67,181.21
1868	69,537	1885	66,645.13
1869	86,065	1886	67,787.73
1870	95,045	1887	74,349.98
1871	89,744	1888	82,401.55
1872	61,193	1889	76,040.59
1873	65,797	1890	76,636.03
1874	69,844	1891	77,226.86
1875	62,949	1892	70,928.95
1876	69,851	1893	67,912.24
1877	70,179	1894	63,051.24

　　资料来源：李康华等：《中国对贸易史简论》1981年版第487—488页，原据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改编。1865—1871年包括中国帆船自香港运入约计数，其余各年为洋船输入各口岸数。

　　这一时期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尽是量的增长，而且发生一系列变化，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市场和对外贸易模式，都在这时基本形成了。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考察。（1）这时期进出口额的增长有多种原因，而其集中表现是洋货从口岸到内地市场的形成。五口通商时期，贸易实际是在上海、广州二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天津、烟台、牛庄、汉口等口，贸易发展都很快。天津成为华北贸易的枢纽，1894年进出口值增至1,120余万海关两，成为第三大港。同年和牛庄的进出口值增至240万海关两。两口岸都是出口大于进口。汉口成为内地贸易的中转站，1894年洋货净进口值达1,098万海关两，表明商品侵略已深入腹地。

　　最能说明商品内侵的是利用2.5%低税率的子口的贸易。1874—1894年间子口贸易额由1,084万两增至2,183万海关两。下面是几个口岸海关的报告。[22]

　　〔福州〕“子口单的签发，乃是这些洋货以及各种棉货的内地贸易得以增长的原因。……1869年领有子口单运往内地的洋标布只有2,820匹，去年达到97,324匹，可见这种税单的作用很大。有一个时期，请领子口单的只有三种货品，现在已经增加至34种。其中可举苏木、海带、海参及鱼介产品为例，去年请领子口税单共3,149张，比前一年发出的超过了1,670张”。（Trade Reports,1871—72年，福州。）

　　〔宁波〕1870年领有子口单运往内地的洋布共有281,187匹，占进口洋布半数以上。几个主要销地如下：浙西衢州府33,454匹，广信府25,429匹，绍兴22，312匹，玉山县20,517匹，金华府18,208匹，温州府16,346匹，杭州15,491匹。(Trade Reports，1870年，宁波)。

　　〔镇江〕“若非子口单的有力帮助，此处的进口会非常微小，因为苛重的内地厘金不久就要阻止或大大限制洋货的运往内地。布匹被运往最遥远的地方，而且数量很大，尤其是运往河南各大城市和商业中心，距离此地约有400或500英里。这些城市的洋货几乎完全由此地发出。”（Commercial Reports,1 887年，镇江。）

　　〔芜湖〕“口岸发展的最好的标记之一，就是在子口税制度下对内地贸易的增长。……这些子口税单全部系由中国人请领，约占本埠洋货进口价值的38%，但不包括鸦片在内。”（Commercial Reports,1885年，芜湖。）

　　〔九江〕“根据《天津条约》，洋货完纳子口半税然后运入内地的制度，正一年比一年推广了”。除洋布、毛织品外，领子口单的还有糖、铅、玻璃、化学染料、伞、玻璃杯、煤油、缝针等。“所有这些货物的生意将大为增加。洋烛与煤油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