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时期，危难时局与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浇灭昆明史家的科研热情，他们以昆明报刊为平台，纷纷撰文对历史、历史学、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历史发展动力及历史研究法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予以探讨与争鸣。这种努力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同时，致用风气的兴起亦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篇章。更为重要的是，以服务抗战时局为宗旨的治学范式，一定程度上为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智力支持。
【关 键 词】昆明史家群体；抗战时期；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研究法
【作者简介】宋烨（1975-），硕士，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妇女史研究。
抗战期间，民族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局、国民党严密控制意识形态的高压政治环境及艰苦的科研条件并没有阻断中国史学的发展步伐，困难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促生了昆明报刊史学的一度繁荣，学界对此问题已有所关注①。尽管此时昆明报刊史学最明显的旨趣在于通过普及历史知识来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爱国热情去服务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但也有学者对历史学的理论问题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凸显了心系学术发展的博大胸怀。
一、史学理论：基本概念界定及史学功能阐发
严格意义来讲，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不同但又关联紧密的概念。由于思维习惯的影响，关于历史与史学的认识至今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仍存有混淆。而抗战时期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凸显了他们追求真知的史学意识。从史学理论层面而言，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历史与历史学概念厘定。
对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及深入了解是一个学科获得重大进展的前提条件。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姚从吾对历史、历史学的概念予以了初步界定：
所谓历史，就性质说，含有以下几个意思。甲、事实。简单说，指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乙、历史书。就是“事实的记载”。指一件事情发生经过的述说或叙述。丙、历史学。（一）研究一种事实（人类的事变）发生的原因与发生的各种关系的学问。（二）研究怎样使“事实的记载”与客观的事实，彼此符合。第一是历史史观或历史的解释，第二是历史的方法论。[1]
姚从吾大致把历史的概念详列为历史事实、历史书籍以及历史学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乃研究历史之学问。今天看来，这种认识大致可被认为合理，但深究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除了史事、史书与史学外，还有大量历史遗留应被纳入史家研究的视界。例如古代文物、古代的生态环境、疆域变迁等。另外，史书与史学能否截然分开尚有待商榷，等等。即便如此，在当时的特定时局下，姚从吾的上述努力对史学本身发展而言可谓推益甚多。
关于史学的概念，当时昆明史家有着较大分歧。姚从吾把历史学的概念归纳为历史观与方法论。钱穆则认为，史学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有着特定的规范。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一定要与当时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在《国史引论》中对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的异同进行了说明。他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2]
尽管姚从吾、钱穆的上述认识有所抵牾，但他们还是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基本区分了历史与历史学两个概念；二是触及了历史学的精义，即在于探究历史规律，给人民提供创造新生活的指针。这种认识，有别于当时西方史学界较为流行的一些错误认识，如美威尔的“历史就是许多无次序的单个事实的记载”、卫邦德的“历史这一门科学是在说明再不重复的过去许多事实”、哲学家郎星的“历史不过是研究过去遗物而已”以及布洛克的“研究历史是比较可以训练我们私德和公德的”等。[3]昆明史家所阐发的史学贵能“鉴古而知今”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某些认识不谋而合。如吴玉章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时论周刊》上刊文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自己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一门科学，它是要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科学。”[4]尽管上述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还有一些差别，但把史学界定为服务当下社会的科学的认识，多少触及了史学的本相，是值得肯定的。
（二）史学性质与史学功能的阐发。
姚从吾采用多维视角阐发了史学的性质与功能。如说：
研究历史可以认识以往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真相，从以往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真相，可以进而使我们更明白我们现在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简单说，历史是告诉人现在的由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现在，了解我们的现在……研究历史可以发达人类合群的思想，可以使人知道群体与小己的关系，知道小己（个人）是群体（社会）的一分子。研究历史可以多识前言往事，放大个人的知识，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研究历史可以从前贤，往哲的行事，著述，文学，与美术方面得到鼓舞，因而激发人类的爱国心，和爱种族的思想……研究历史可以使人知道注重经验，利用经验……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世界人类文化演进的大势，民族间优劣的比较，由此使人警惕，使人恐惧，使人兴奋，增进对己族改良与进取的勇气与决心，以期与世界共进。[5]
姚从吾主要从史学的求真、资鉴当下社会及提升国民素质、群体观念、激发爱国热情等层面阐发了史学的功能。
就史学功能，钱穆也表达了大致相同观点，他认为研究历史可以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须之知识。二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值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2]
面临日益严重的时代危机，张敬也指出，“挽救之术，则须明以往之历史，以为昭鉴，识现今之真情，以定轨迹。慕氏（少堂）史略之作，即所以应此项需要也”[6]。此论亦大致与姚、钱二先生观点相同。
从史学史着眼，他们对史学本质与功能的认识已经走出了考证派的藩篱，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尽管今天我们依然很难明断考证与经世学风的优劣，但起码可以这么认为，他们所阐发与张扬的史学服务当下社会的认识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二、历史理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
既然学者主张史学应服务于当下社会，那么，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何，如何拯救这场危局等重大问题便成为摆在当时史家面前的另一重要问题。他们利用自己所学，从历史中去探寻答案，以期获得解救良方。鉴于不同的史学流派的史观差异，他们对历史发展动因的阐释也不尽相同，这在他们的文章中均有所体现。
（一）战国策派的“力”论说。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人为代表，以1940年在昆明创办的半月刊《战国策》为舞台的思想文化流派。1941年底，昆明《战国策》停刊后，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策”专栏，直至1942年底停办。《战国策》办刊主旨在于，“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及‘尚力政治’。‘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开发，与乎‘力’之训服，‘力’之运动”[7]1。在“尚力”哲学的指导下，他们认为当时时局正如中国的战国时代，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增强自身力量。基于此，一切有利于国家力量增强的策略都应倡导。于是，对英雄的崇拜、对强权人物的推崇也显得顺理成章。
从战国策派的几位代表人物来看，他们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在某些重要理论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分歧。譬如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林同济运用“历史形态学”方法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和中国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官僚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雷海宗与陈铨对其却相对温和得多。即便如此，某些观点的分歧也并不能掩盖他们共同的治学旨归，即通过宣传“国家至上”的观点来服务当时的抗战事业。
林同济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他认为，当下抗战时局恰如战国时代，人们应该将自身置于战国时代，仔细体味战国时期文化的精髓，即“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7]2。战国策派另一位代表人陈铨则是历史哲学派的代表，他认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怎样发扬中国民族的潜在精神，怎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8]。这一观点反映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带有典型的“英雄史观”色彩；雷海宗则提出了“中国文化周期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独具两个周期，第一周期为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第二周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至清末。他同时认为中国文化有向第三个文化周期过渡的可能。而抗战中的中国正处于第二周期文化与第三周期文化的交界点，时代的变迁号召一个符合世道潮流的新文化出现等。
战国策派的社会动力论问世后，非议与批判之声不绝于耳，直至今日，指责他们观点荒谬的论点依然存在。
从历史哲学着眼，战国策派的历史动因论毫无疑问属于唯心哲学范畴，具有明显的消极性，但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他们思想深处依然饱含着浓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的主旨是希望通过此举来唤起国民意识，为抗战建国服务。在抗战的艰苦年代，战国策派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学范式，促使中国历史学从叙述型转向整体型与分析型，建立了人文主义史学新模式，尽管他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但这种心系国家命运，极力服务抗战任务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肯定与赞扬的。
（二）钱穆的民族文化论。
对于战国策派的“力”论，钱穆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对民族文化的敬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因。如在叙述国民对历史必具的四个信念时说：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的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可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近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之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9]
钱穆的论述，很清晰地表达出了民族文化是挽救危难时局之良药的观点。因为民族文化能够培养国民对祖国之爱，这样方能激发爱国热情，抗战大业才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方能得以延续。否则，中华民族就有亡国灭种之危险。正如他所说：“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则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2]
正是抱着这种民族文化史观，他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对那些推崇西方文化的学派进行激烈的批驳。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2]不难看出，钱穆坚信，本民族文化上的协调以及健康发展是民族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
此外，鲁默生提出了“民族性”是决定社会进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论点。鲁默生认为，血统、语言、宗教、国土、历史及民族意识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上述因素的综合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内因。[10]总体而言，鲁默生的上述认识在某些层面与钱穆的论点是契合的，当属于民族文化论的范畴，但他从血统、国土等因素着眼的做法，却表现了努力创新的意识。
从当时史学发展大势而言，上述社会发展动力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都没有论及社会发展动力的最根本因素，即经济因素、阶级关系等。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已经凸显了其优越性，而昆明史家却鲜有关注，这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的不足，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同时表现出的以学术来服务当下社会的治学旨趣，毫无疑问带有明显的积极性，考虑到当时的实际环境，这种以抗战为导向的历史认识论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历史研究法：史学走向高端与大众化的努力
历史研究法的科学与精当是史学深入发展的前提与表现。因此，对历史研究法的关注是史学发展各过程的重要内容。即便在危机四伏的抗战时期，史学界同样表现出史观派与史料派的理论争鸣。正如学者所言，“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进步实在很可观。大部分的学者都已经脱离了旧传统，运用以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搜寻新史料，整理旧史料，以近代的眼光到古籍中去梳耙久被遗忘的许多重要问题”[11]。昆明报刊史学当然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
（一）历史比较法。
孙毓棠指出：“现代的史学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我们首先得承认世界上不仅中国一国是文化古国，中国以外当有很多的民族与国家存在，这些民族与国家在不同的发展中，其何以迟，何以速，何以前进，何以停滞，何以落伍？何以有些一度兴隆而灭亡了，有些衰朽归为‘弱小’，有些进而为列强，以及如何才能迎头赶上作为列强中之一强？这些问题恐怕非用客观审慎的比较方法是无法回答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成就，也同样需要比较。”[12]孙毓棠所论极是，唯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发现问题之异同，进而探究问题的真谛与本质。比较研究法已成为我们当下史学研究者所依仗的重要方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此处指出了两种比较的方法：一是横向比较，即中国与外国之比；二是纵向比较，即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比较。
（二）多学科研究方法。
当时已有学者认识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王庸指出，“国人之研究中国古史者，苟能善用现代民族学上之发明与材料，当有不少明通之创获可得。是不仅研国史者之一新路，亦研究中国民族学者所当注意也。盖学术分科，本非天然。以专家自鸣而不知博涉，行见其所专者亦闭塞而不通耳。近今研究国史者，其所以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一面固因新材料之发现，一面亦多得诸西方学术之启示；而古代史之有赖于民族学的解释者尤多。”[13]此处，王庸并非单纯指陈民族学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亦意在表明，“博涉”是突破学术分科所引发弊端的有效途径，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通”的境界，这种认识确具卓见。
钱穆还认为，“历史是一个应该较后研究的学问，我私人意见，最好先治文学，其次治哲学，再次乃治史学。史学贵能体会，经验不老到，无从体会。史学又贵能批判，见解不老到，不能批判。青年先读文学，可使其感情笃厚，想象超卓，再进而治哲学，可使其理智清醒，思索入微，然后进而治史学，乃有根器，可以大成。史学乃人事总结之学，不通文学哲学，如何能通人事，如何遽人事总备之门。所以不通文学哲学而治史学，决不能成为第一第二流的史学家。至多亦是一种末流之史学而已。”[14]钱穆在这里同样表达了“通识”的重要性。虽然学术分科有利于学术之专精，但这种人为割裂，却破坏了学术之间的固有联系，故此，文学、哲学及史学修养与训练是相互维系、相得益彰的。
楚图南也认识到了多学科方法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如在论及西南神话问题时说：“要想对西南民族及其文化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最先得探检，调查，搜集和根据于过去现在的成文的与未成文的史实，各作分科或专题的研究。譬如言语，民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思想等，由初步的分析，比较，以进于统整的认识和理解。又由统整的认识和理解，以进于与四邻文化和民族的交互的影响的研究。”[15]楚氏此处不惟阐发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同时也明确表达了用比较研究法治学的倾向。
（三）历史考证法。
抗战爆发后，尽管经世的学风在史学领域有所凸显，但考证法依然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得到重视。此类学者非常重视史料的校勘、考证及搜集。万斯年特别重视考证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因此对史料的收集与考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在论述碑传的史料价值时说：“个人的传记，虽为个人的专史，但是，因为个人的存在，不论多少轻重，大而至于全民族，全国家，有着影响；小而至于一县一乡，不无关系。所以传记乃为治史的人所重视。碑传的体例，虽重在表扬个人的善行，记述个人的事迹，但其中确有不少并非囿于个人的史实存在。碑传之集，虽在表彰先贤，但有不少史料价值存在其中……其中的有价值的史料，大体可分为五端。而这五端，也便是在吾国所有碑传中，很容易发现的。即是，一，移民的史迹；二，社会制度的记述；三，姓氏的变更；四，文献的著录；五，习俗的记载。”[16]序
楚图南认为：“云南史地上的讹误实是数不胜数，这原因第一，中国的史学家只是硜硜于文字，名词之辨，不能作实地的考证与调查；第二，云南土地辽远，又是蛮烟瘴雨，中土人士，到此不易，所以于这里的史地的研究，只能凭诸传说，或悬想，或揣测。”[15]此处点明，除文本文献外，史学研究还必须重视实地考证与调查的方法。
（四）历史知识社会化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针对当时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即史学与民众脱离及民众历史知识淡薄等，有学者对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
费孝通指出，造成民众历史知识贫乏的主要根源在于“我们的历史不但深锁在象牙塔里，而且又是死板板得引不起普通人的兴趣”。历史学家必须“为了普通人民着想”写下一些“可以看得懂，相当有趣，而又和史实相合的读物”，这样才能满足普通大众的需要，历史的出路是必须打破封锁，早日开放，尽快到民间去。[17]此处费孝通关注到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问题。姚雪垠也对当时史学研究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批评，如说：“这些对着历史发抖的‘历史学’，他们之所以能在此时此地活跃，唯一的法宝是‘曲解历史’和在历史中找趣……不要说他们没有学的历史眼光，简直是毫无‘史识’，尤无‘史德’。（批黎教授）”[18]
通过上述论者观点看出，一种新型的、能勾起民众兴趣的、且与基本历史事实相符合的、史识与史德兼具的史学作品成为时代的需要。
针对上述问题，张荫麟用实践作出了表率。张荫麟用新的撰述手法撰写《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19]一文，在《中央日报》连载，在当时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他在写给张晓峰（其昀）先生的一封信上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20]74由此可见，张荫麟对历史研究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正因为他拥有了科学的史观、精当的方法及足以吸引民众兴趣的语言、撰述手法，才使得这部名著奠定了其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史学巨擘钱穆给这部著作至高的评价，称之为“国人所需之新史学”[21]。无独有偶，数十年后，另一位史学名家余英时同样称誉该书为“不朽的（monumental）”[20]412。
论及至此，我们是否能够得到如下认识：一般而言，举凡受到民众喜欢、专家认可的著述，都必须具备通俗易懂的言语（向高精方向发展的史学研究，提倡专业的语言规范，此类著述除外）、科学精当的方法、生动活泼的体例等特征，当然，著述要想达到这种境界，著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史学素养、为民众着想的意识、用史学服务社会的魄力以及对读者负责的品德等。这也给我们解决当下所面临的历史知识社会化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启发。
注释：
①已有研究成果：田亮《抗战期间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雷、宋烨《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特色》，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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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