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 珉，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史。
盛邦跃，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史。
1932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成立，这个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农业科研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工作和成就，促进了近代中国农业技术改进。
一、组织设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
作为一个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中农所承担着组织与规划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任务，其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业技术发展。
（一）倡行全国性农业科技交流
中农所倡行全国性的农业科技交流，其影响甚为深远。
1934年，中农所鉴于改良棉业之重要，与中华棉产改进会自1月22日起共同举行棉业讨论会4天，到会代表11省，108人。讨论会详细研讨育种、推广、品评、调查及病虫害问题，这次会议促进了各省棉业科技的交流。[1]
1934年，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由中农所负责筹备，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共同协作，于11月17日- 19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等研究机构人员，以及广东、广西、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山东、江苏等10省农业机关代表，共计83人。[2]这次会议加深了全国各农业研究机构、各省农业机关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事业，可以视作中国作物改良研究迈向新阶段的起点。
1934年6月，中农所呈请实业部召开7省治蝗会议，组织协调治蝗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河北、湖南、河南等7省农政主管厅代表，还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农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实业部、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的官员，共27人。会议提出了22项议案，包括制定各省县治蝗办法大纲，设立中央治蝗委员会，落实治蝗经费，颁布治蝗法规，制定治蝗奖惩办法，驻防军警协助治蝗，设立豫、皖、鲁、冀、苏、湘、鄂等省昆虫局，设立7省蝗虫防虫联合会等，会议还确立了全国蝗患报告制度。[3]此次会议不仅对治蝗之技术改进、经费之筹措等作出了切实的决议，而且对组织全国力量治蝗起到了促进作用。
1936年3月20日至28日，中农所召开第一届全国治虫讲习会。讲习会聚集了各省农业行政及技术人员共84人，讨论治螟行政上应采取的步骤与方针。讲习会还对与会人员传授了治虫技术，例如，稻虫防治、棉虫防治、飞蝗防治、蔬菜害虫防治、杀虫药剂及器械的应用、仓库害虫防治等。这次会议促进了全国治虫技术的交流。
（二）领导规划全国农业改进
中农所与国家农业机关及各省有关农业机构、院校和人民团体、以及农户有广泛的联系，彼此之间采用多种形式的协作，共同解决各种农业生产问题，促进全国农业改进。在这其中，中农所起着领头人的作用。
1．参与部委属专业机构工作，领导规划全国农业改进
1935年11月，实业部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掌理全国稻麦改进事宜，中农所与全国稻麦改进所密切联络，两所合并办公，共同组织计划全国稻麦改进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该所奉令撤销，所有业务，交由中农所接受，中农所全面负责全国稻麦改进。
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为改良全国棉花起见，在南京设置中央棉产改进所，领导各省从事棉花科研与推广工作。所址建在中农所内，以孙恩麈为所长，冯泽芳兼任副所长和植棉系主任，吴福祯为棉虫技师，邓叔群为棉病技师，两所合作主管全国性棉花科研业务。在此期间，设计制定了《全国原棉设施纲要》、并组织和在有关方面的协作下实施，致使1936年全国棉产实现自给，年产皮棉85万吨，创全国历史最高纪录。[4]l938年2月，该所奉令撤销，所有业务，交由中农所接受，中农所接管棉花改进事业。
1947年1月，农林部为统筹全国棉花试验、示范、推广加工等业务，设置中央棉产改进所机构，命名为农林部棉产改进处，领导组织全国棉产改进。中农所棉作系系主任胡竟良兼任该处副处长，植物病虫害系技正傅胜发和欧世璜分别兼任棉虫股和棉病股股长，棉作系和植物病虫害系的部分科技人员在双方兼职，参与全国棉产改进领导组织工作。[5]
1947年1月，农林部建立菸产改进处，负责全国菸产改进事业，该处工作由中农所有关人员兼任。
2．参与规划全国与各省农业技术改进工作
山东产烟甚富，但因缺乏技术，烟草品种退化庞杂，病虫害加剧，种植薰烤不得良法，使烟农陷于困窘之境。1935年，中农所总技师沈宗翰应山东省建设厅厅长之邀，帮助山东拟定烟叶生产改良计划。沈宗翰前往胶东产烟各县，对烟农、烟商及烟厂详加调查，在此基础上，拟定了鲁省烟草改良计划。其拟定的烟草改良计划，被省政府会议完全通过，由省建设厅执行实施。
抗战期间，中农所西迁，斟酌后方各省农业区域及非常时期之需要，拟订各省改进计划并协助各省尽力实施。中农所副所长沈宗瀚，在抗战期间，’致力于战时粮棉生产和粮食管理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他为保证抗战期间棉粮增产和供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计划和建议，为战争时期棉粮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6]
1937年，中农所赵连芳到达四川，在成都任中农所技术主任兼四川省农业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统筹全省农业改进事宜。赵连芳制订了四川省农业改进工作方针及具体实施计划，成效显著。[7] 1940年3月，中农所俞启葆以棉花督导的身份被派驻陕西农业改进所。他到陕西后，先后考察了陇东、陕南、鄂北、豫西南棉区，提出了许多发展棉花生产、提高皮棉产量的建议，对促进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8]11943年春，中国行政院应美国政府邀请，特派邹秉文等10人，其中包括中农所沈宗瀚副所长，稻作系主任赵连芳，为我国代表赴美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召开的世界粮食与农业会议。会后，沈宗瀚、赵连芳奉命在美国考察农业。赵连芳结合会议心得写成《世界粮食与农业会议与中国农业建设》一文，对中国战后农业建设的途径、资源利用与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均有明澈的剖析与论述。[9]沈宗瀚开始酝酿中美农业技术合作问题，此后他参与筹建和负责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促进了中美农业技术合作。[10]
（三）协助各省调整农业机关促成集中组织
抗日战争期间，鉴于华北及沿海诸省被日军占领，农业资源损失甚多，而西南各省农业远不及沿海，中央政府决定尽力发展西南及西北各省农业，充实长期抗日之力量。该所迁渝后，工作重点随之转向后方各省。
1938年，中农所受经济部令，以人力经费支持两南各省，协助各省农业生产机关调整。
1．协助筹设贵州省农业改进所
长期以来，贵州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30年代，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比较落后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77事变后，贵州省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1337年底，为了增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省政府与中央农林部、中农所往复磋商，商讨整合黔省农林机关事宜。1938年3月，省政府决定将原有农林机关合并改组，由贵州省建设厅与中农所共同筹建贵州省农业改进所，以负责统筹改进全省农业事宜。是年3月中旬，黔省成立筹设处，假建设厅办公，邀中农所麦作杂粮系主任沈宗瀚，及驻黔工作人员仇元，马鸣琴等人为筹备委员，三月底，筹备就绪，1938年4月1日，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正式成立。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良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改进工作，对贵州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协助筹设四川省农业改进所
国民政府迁川后，四川成为抗战的后方重地。省政府为改进农林管理方法，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设立统一全省的农业机构。在中农所的协助下，1938年9月1日，将川省原设之九个农事机关，一律归并，成立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聘中农所稻作组主任赵连芳为所长，统筹办理全川的农林改进事业。
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成为抗战时期发展最快，组织规模最为强大的农业技术机关，在所长赵连芳领导下，建立健全了各专业实验室、陈列室、原种场、制种场、苗圃等，同时增办血清厂、骨粉厂、药剂厂等，成为川省农业改进的中枢。[11]
3．协助参与广西省农业机构建设
中农所奉命西迁重庆后，为协助广西办理农业改进事宜，于1938年1月，设立广西工作站。广西工作站各系职员与省农事试验场合并办公。站长马保之兼任广西农事试验场代场长，工作站的林刚、戴弘、黄瑞伦，陆大京、寿标、冯敬棠、黄亮、柳支英、徐天锡等人被聘任为广西省政府技正。1942年6 月，农林部广西推广繁殖站成立，中农所广西工作站复奉命并入该站，仍由马保之任站长。中农所广西工作站、广西农事试验场、广西推广繁殖站、广西大学农学院互相交融，联合工作，开设多项研究试验课题，取得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其中许多研究为广西省开创性研究，开启了广西农业科研的首次辉煌，这些研究，使广西农业有大幅改观。
4．协助参与湖南省农业改进所建设
抗战爆发后，1938年，中农所棉作系主任孙恩麈随所西迁，取道武汉抵达重庆。在重庆，孙恩麐和邹秉文讨论在战时如何保全农业科技力量大计。他们倡导各省农、林、牧、渔等场、站、所，合成一体，以便集中力量发挥综合作用。这个建议得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先生的支持，孙恩麈被聘为第一任湖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中农所湖南工作站白思九等专家30余人参与其工作。
二、示范引领中国农业技术改进
中农所的创立，使中国农业技术改进由单科独类性发展进入了较为系统全面性发展阶段，中农所成为实验农学的领军者，在作物栽培、土壤肥料、园艺蚕桑、病虫防治、畜牧兽医等方面都有所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
（一）农作物育种技术改进
为决定良种的适应性，中农所根据自然条件和区域试验结果，研究制订了全国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和棉花种植的自然区划，这些自然区划的确立，为良种种植和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地促进了稻麦棉生产的改进。
中农所成立后，从国内外征集了丰富的育种材料，十余年共征集国内外品种资源数以万计，在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的征集、整理、分析、利用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在水稻方面，中农所一直注重国内外水陆稻优良品种征集，抗战胜利回宁后，存有国内外重要稻种总计达52546份。[12]这些稻种资源为水稻品种改进打下了良好基础。在麦类方面，截至1948年，总计保存国内外小麦品种2214种，大麦70种，燕麦76种，黑麦22种，各品种性状均加以初步研究分析。中农所也是当时国内棉花种质资源保存最多最完整的机构，到1949年，中农所征集国内外四个栽培种资源共计400余份。中农所得到如此丰富的品种资源，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这对国内以后各个农事机关育种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育种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
中农所将原来注重观察以选种的方法，一变而为应用统计及利用遗传以改良品种的新方法，设计方法精密的试验制度和试验方案，举办品种区域试验，并和各地联合，主持了大规模的由各育种单位参加的联合试验，培育出大量农作物良种并且进行推广，在新品种选育抗病育种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效。
中农所育成“中农4号”、“中农34号”、“中农30号”、“中农玉粒早”、中桂马房籼”、中桂月湖籼、“中黔2号、“中黔28号等一系列水稻良种；育成“中农28号”、“中农166号”、“中农62号”、“中农483号”等杂交小麦良种；选育出德字棉良种、斯字棉良种“泾斯棉”等等。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近代，改良作物品种的工作主要是由中农所完成的。
中农所的工作，改变了我国作物育种界分散、零乱的状况，使我国的作物育种事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些使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二）病虫害防治技术改进
中国近代防治病虫害的研究工作主要由中农所施行，中农所是我国当时防治病虫害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工作使中国近代病虫害研究与防治更趋专门化。
1．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改进
中农所研究推广了温汤浸种简易方法和硫酸铜拌种方法防治麦类黑穗病，仅1941年，在川、滇、黔、陕、甘等麦类黑穗病严重省份用上述方法处理的麦种就有80余万亩。[14]
1944 – 1947年，中农所病虫害系荐任技佐吴友三，首次将秆黑粉菌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成功，这在当时是被国外同行学者均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成就，为新中国成立后，小麦抗锈育种上培育出十多个新品种打下了基础。
为改进人工治蝗，中农所应用氟矽酸钠麸皮毒饵毒杀蝗虫，效果良好，曾在河南和安徽北部广泛使用。1946年，中农所邱式邦，研究出采用六六六毒饵治蝗的方法，并首创了六六六粉剂治蝗的技术。[15]为中国治蝗工作开拓了新的途径。在战前和战时，中农所曾先后与农推会，以及与江苏、浙江、湖南和四川各省当局协作，通过采卵块、烧毁稻桩、烟茎水进行稻螟防治，总计防治稻田面积达400万亩以上，估计水稻增产在2亿公斤以上；战后，中农所1947年以合成有机杀虫剂进行稻螟防治试验，用666 可湿性DDT和硫酸烟精，能杀死初孵幼虫80%以上，[16]从而有效地防治了稻螟。中农所朱凤美设计出一种分离小麦线虫瘿粒的木质机具一线虫汰除器，它能有效的汰除虫瘿。应用该工具，每人每天工作能处理小麦种子约10-15市担。[17]线虫汰除器被大面积推广应用，有效地控制了小麦线虫病的流行。据中农所调查，粮仓害虫计有81种，导致粮食损失约在2. 5%—77. 5%之间。中农所试验了一些粮仓害虫防治方法，其中用氢化苦在仓库内熏蒸，对防治粮仓害虫具有良好的结果。[18]
2．农药械研制与开发
20世纪初，我国开始仿效西方，用药剂治虫，但所用药剂大都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不能在农村大面积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年代后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科研工作者开始研制国产治虫药剂和药械，取得了重要成就。在这其中，中农所是主要贡献者。
砒酸铅和砒酸钙是防治棉虫等害虫常用农药，1934年开始，中农所应用国产红砒，创制砒酸钙，所研制出的中农砒酸钙药效比进口商品杀虫效力更高，而成本只是进口的一半。碳酸铜、硫酸铜等铜式化合物是防治麦类和棉花病害的主要药剂，抗战以前，主要依赖于进口，抗战时，为防治需要，中农所制造出碳酸铜、硫酸铜用于生产，在西南、西北各省应用。中国的棉花受蚜虫危害严重，以往防治多用烟草水及石油乳剂。但石油依赖进口，故石油乳剂价格昂贵。中农所试制出棉油乳剂，取给方便，费用亦低，深受农民欢迎。1938年，中农所病虫害系孙云沛应用川产无患子（俗称菩提子）及皂荚为调制原料，改良棉油乳剂。制成无患子乳剂，无患子乳剂制造方法简单，药效更好。[19]中农所还进行植物性杀虫剂研究，研制出除虫菊溶剂、烟草、苦树、雷公藤，和鱼藤等植物性杀虫剂，在防治农作物和蔬菜虫害方面效果良好。为了防治病虫需要，中农所设计制造多种方便型喷雾器、喷粉器和其他的农药喷洒工具，有效地提高了病虫害防治效率。
我国30年代初才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农业害虫科学研究和防治的开展，到40年代末结束，短短20年时间，取得了不少成绩，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中农所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中农所将我国农业害虫的防治，推向传统防治与科学防治相结合的新阶段，为以后的科学防治病虫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土壤肥料技术改进
中农所土壤肥料系成立后，进行地力测定、各种肥肥料及其应用方法的研究，在各地推广指导化肥。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中农所是国内土壤肥料改进方面的主要力量。其主要贡献如下：
1931年以前，中国对化肥的研究多侧重于施肥方法、化验商品肥料有效成份等方面。在化学肥料使用的种类、数量、配比等缺乏了解。为了合理施肥和合理利用各种不同的土壤，中农所土壤肥料系成立后，进行土壤肥力测定，开展土壤分类研究，历时10年，取得了重要成绩。自1935年起，中农所除在南京本场外，先后在苏、浙、皖、赣、湘、鄂、豫、鲁、冀、陕、晋、川、滇、黔、粤、桂、闽等17省171 处进行田间试验，研究某种作物在某种土壤上对肥料要素的反应，所用供试作物有水稻、小麦、棉花、玉米、油菜、甘蔗、白菜、烟叶、甘薯、马铃薯、小米、大麦、花生、蚕豆、荞麦、桑苗等16种，其中以前5 种的实验为最多，分布地点也最广。实验获有结果的共计达677次，表明一般耕地约有80%缺氮，40%缺磷，15%缺钾，各种作物对三要素的需要程度也各异。[20]这次地力测定工作，概略出当时我国耕地实际需要肥料的状况，为化学肥料科学使用奠定了基础。中农所进行品种与肥料相关实验，在各地以各种作物的不同品种，举行肥料实验，考察品种与肥料的相关程度，为肥料使用和推广提供指导；战时在广西、陕西、四川连续举行各种绿肥比较试验，以确定各区域应推广绿肥种类及确定其适当应用方法。战后，中农所协助善后总署分配化肥并指导施用方法，在苏、浙、皖、赣、湘、鄂、冀等省举行小麦、水稻、棉花化肥示范，[21]使化肥逐渐深入中国内地。
总之，中农所作为一个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承担着当时全面振兴中国农业科研和中国农业技术改进的重任。它对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筹谋和设计，对地方农业机构的组织和指导，在实验农学上的杰出成就等等，上述工作及成就，为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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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