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在激发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热情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导致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本文分别从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的发展、还原论理论对世界认识的琐碎化和对自然价值的否认三个方面分析了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所蕴涵的非生态导向，并指出改变人们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是走出全球环境危机的前提。
【关 键 词】机械主义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还原论；征服自然
【作者简介】付成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北美西部史、环境史等问题的研究。
1962年，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①卡逊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它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967年，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的文章，指责基督教让世人“以一种不关心自然对象的心情去开发自然”，应该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负责。②也就在这一时期，哈丁的《公有地的悲剧》(1968年)、埃里希的《人口炸弹》(1968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等一系列论著的出版，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以及传统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局限性。③在这一轮的讨伐中，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环境伦理基础上的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被认为是导致现代人与环境紧张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各方的指责和批判。如著名学者卡普拉就认为：笛卡尔和牛顿所创立的世界观和科学模式导致了现代人类文化价值的失衡，并最终引起了这场全球的人类危机。④可是机械主义自然观毕竟是近代自然科学和文艺复兴所代表的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产物，曾经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鼓励人们对过时的科学和哲学教条的攻击，并帮助引起理解自然和满足人的需求可能性的质的变革。这是它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观念持久的积极作用(正如培根很好地表述的)是打破了对人的技术可能性觉悟的绝望并鼓舞人们相信人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⑤。虽然各种环境主义的流派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机械主义自然观，并且认识到构建一种不同于机械主义自然观的生态自然观和环境伦理已经成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可是对于机械主义自然观到底是如何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各方面却语焉不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它们对于前者的批判力度，难以扭转长期以来世人所形成的征服自然、肆意破坏自然的观念和实践行为，不利于新的生态观念和环境伦理的构建。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机械主义自然观所潜在的非生态导向，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它与当代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略尽绵薄之力。
一、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及征服自然观念的空前发展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自身的组成、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指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人类认识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所依靠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准确。而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则是一个文化的范畴，它不仅受到人类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的影响，还受到人类的传统、价值、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观念，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由于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还都非常有限，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人类感激自然，尊重自然，同时也崇拜自然，从而出现了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对自然中的种种神奇之处都加以顶礼膜拜。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就是这一时期相伴产生的文化现象。图腾崇拜，是人类早期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也是原始人希望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一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自然平衡的作用。而神话，则是古代先祖留下的文化珍宝，是他们丰富奇特的想象力的结晶，是他们对自然界，人类自身及其起源的认识和描绘，也是当时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卡普拉指出：“地球作为生命有机体和养育之母的形象成为一种文化束缚限制人类的多种活动。人们不会毫不犹豫地去杀害母亲，到她的内脏中去挖掘金子，肢解她的身体……只要地球被认为有生命，有感觉，对它进行的破坏性行动都可以被看做对人类行为道德的侵犯。”⑥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差异，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也出现了差异，形成了顺应自然和挑战自然两种不同的倾向。不过，总起来看，从人类发展早期到16世纪初期，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自然观也越来越走向极端，以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发展成为一种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机械主义自然观。机械主义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也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做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⑦。虽然在西方文化中也不乏生态智慧的种子，但是遗憾的是，随着西方社会的演进，西方文化中强调生态智慧的观念越来越遭到冷落，而以倡导征服自然、鼓吹人与自然相对抗为特色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青睐，成为主流的自然观念。
强势人类中心主义与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堪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胞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安排整个世界的一种世界观、文化观、价值观、实践观和伦理观。其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论是在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和希腊罗马文化中，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对于人类摆脱早期的蒙昧状态，深化人类社会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以及对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等，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较为弱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由于插上了科学的翅膀而变得越来越狂妄，以至于到近代逐渐演化为一种典型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即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以机械论和还原主义为其理论依据，从培根、经笛卡尔，最终到牛顿完成其理论变迁。培根认为：“对待自然就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试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她，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阴谋和秘密，逼她说出真话，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服务。”⑧笛卡尔则断言：“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⑨这种机械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把自然界看做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人完全依据其感性的意愿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它还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主观给予定义的。
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自然观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于人类利用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倡导和推崇。它忽视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性，单纯夸大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相信科学万能，鼓吹人类凭借理性智慧和科学的力量去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文艺复兴所调动起来的人性的贪婪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则成了实现人类这一梦想的工具；而反过来，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甚至连伏尔泰都不得不承认：“没有欲望，没有名利欲，没有野心和虚荣心，人性的进步、鉴赏力的提高和科学艺术的完善都是不可想象的。”⑩
现代科学的领路人弗朗西斯·培根在确立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方面，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类中心论的论断。培根声称：“我来到世上就是要让大自然及其儿女供人类使用，使它们成为人类的奴隶。”(11)在培根的作品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充满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论断：“要是有人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那么这种野心(假如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比前两种较为健全和较为高雅。而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依赖方术和科学了。因为我们如果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了。”(12)在培根的引领下，人类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合理性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推崇。约瑟夫·哥兰维尔1688年在《再谈激进派》中为新建立的皇家学会的辩护词中宣称：“新自然哲学的目标就是保证‘认识自然，使其被控制、管理和运用来为人类生活服务’。”(13)甚至大哲学家康德也声称：“(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拥有理解力的物种，他当然名正言顺的是自然的主人，而且设想我们把自然看做一套目的论的系统，那人类天生就是它的目的。”(14)康德的断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即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康德还认为人类对动物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在他看来，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我们对动物的义务，只是我们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康德说：“当他第一次对羊说：大自然赐给你蒙在身上的皮，并不是为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皮从羊身上剥下来，穿在自己身上时，他觉察到了自己凭借自己的本性而对一切动物拥有一种特权，如今他不再把动物视为他在创造中的同伴，而是视为听凭他的意志支配的、为达成他的任意意图的手段和工具。”(15)解剖学之父居维叶也情不自禁地认为：“想不出比为人提供食物更好的原因来解释鱼的存在。”浏览近代学者们的作品，关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为人类的目的服务这类充满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字眼随处可见。著名哲学家孔德也认为：“严格说来，文明的进程一方面在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于此心智发展的结果，即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不断加强。”(1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征服自然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导性自然观念。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从近代以来不断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是造成世界环境不断退化和当前全球性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生态哲学家余谋昌教授指出：“人统治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确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但是这种思想的实质是反自然的。”(17)埃伦费尔德也认为：被技术吹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已变得丑陋而危险。人道主义……现在必须要反对它的过分膨胀。(18)著名学者荣格在《技术的完美》中也指出这种被技术所加强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技术人员已不知羞耻地在伤害地球和改变它的表面形象，早年人类的这种羞耻心理是很明显的，不仅在耕作史中处处见其痕迹，它早已渗入历史的纪元……技术人员至此毫无敬畏之心，这也应归咎于他的工作方法。在他看来，地球是聪明的人工规划的对象，是个听命于机械运动的死球，人由于研究这种运动，是机械师，可以使它为之效劳。”(19)生物学家勒内·杜布斯(Rene Dubos)写道：“在以往的三个世纪中，科学奋斗的方向，所以也是现代生活的总体倾向，已经明显地被乌托邦的创立者们的鼓动所制约着。他们鼓动这样一种观点：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应当主要是控制和开发而不是了解。”(20)著名生态学者卡普拉指出：“完全以笛卡尔方式活动的人可以不表现出什么症状，但却不能被看做精神健康的人。这种人过着一种典型的以我为中心的，富于竞争的，执著追求目标的生活。他们过度地考虑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对目前没有足够的意识，因而不能充分地从日常生活的普通活动中得到满足。他们全神贯注于操纵外部世界，用物质财富的数量作为衡量自己生活的标准，因而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异化，不能欣赏生活的过程。”(21)
面对机械主义自然观和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和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或许是我们人类应该好好反省两位美国环境学者所讲过的话语的时候了：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22)而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则说道：“在Home Sapiens[人类的生物学名称——引者注]仍然扮演着征服者的角色，他的土地仍处于奴隶和仆人的地位的时候，保护主义组织只是一种痴心妄想。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互相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23)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曾建平也曾经批判道：近代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欲望的满足作为价值的圭臬，而自然则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是这种理论的主题，当代的环境问题与其不无关系，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只以人的直接需要、当前利益为导向，在根本上放弃了人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或共同利益，其实质是个人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24)。人类应该放弃其征服自然的野蛮观念，学会与其他生命在地球上共存。
二、还原论的内在缺陷
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还原论思想也蕴涵着严重的非生态化导向。还原论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还原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还原论：“本体论上的还原论以物质世界的本体‘同一性’为前提，认为各种物质形态归根到底可以约化为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并从支配这一基本层次的物理规律出发来解释更高层次的规律。”(25)而方法论意义上的还原论则是近代以来科学认识的一种主要方法，它用经验分析的方法，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把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从而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其实本体论的还原论与方法论上的还原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运用还原论方法的时候，实际上就假定了物理世界的可还原性，即本体论意义上的还原论是成立的。
还原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其最重要的发展和应用则是发生在近代，是机械自然观的伴生物。“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进行认识的方法论原则。”(26)笛卡尔是近代还原论方法的主要奠基者，他系统地阐述了还原论方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总结了一套从上而下分析演绎的步骤，培根则从经验论的角度强调自下而上地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而牛顿则最终对二人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建立起了一套基于还原论原则之上的分析与综合、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假说—演绎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科学的所有分支都是以牛顿的力学理论为基础，运用还原方法来对各自的研究对象予以解析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还原论成为了近代科学研究所普遍遵循的研究方法。还原论在近代科学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近代实验科学的勃兴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都要归于它的功劳。它“教导人们把复杂的事物分割为它的各种部件，分别认识这些部件的性质，大大地简化了人的认识过程，帮助了人的认识”(27)。
然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还原论并不像它的许多拥护者所夸张的那样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它本身也隐含着极大的片面性，对当今的环境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本体论角度讲，还原论否定了自然界的整体性、丰富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为无节制的征服和改造自然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原论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先预设了一个本体论的前提，即人类可以通过把自然界分解成为各个简单的部分，并通过分析各个部分的特性，加以机械叠加，就可以最终认识和掌握整个自然界的规律和本质。根据还原论法则，既然事物都只是基本单元在数量上的组合而无本质的不同，那么，人类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分别了解，就可以达到对整个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既然事物的运动形式都可以归结为机械运动，那么，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任意改变事物的运动形式，从而彻底消解自然的异在性，使之成为“为我的存在”(28)。卡普拉指出：“经典科学是用笛卡尔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它把世界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并且根据因果关系来安排它们。这样，变成了一幅决定论的宇宙图示，这个图示是与把自然界比作一座钟表的想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9)因此，机械自然观是本体论的还原论的必然归宿。
但是，大自然远远比还原论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和丰富得多，美国著名学者康芒纳曾经总结出了四条著名的生态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30)虽然人类科技在近代机械自然观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复杂性的认识其实还很肤浅。可悲的是，近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导致了人类自信心的过度膨胀，美国早期的化学家拉托尔模仿着阿基米得的口气妄言：“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生产一个世界……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实验室，那就如此做吧。”(31)在本体论还原论的引导下，大自然变成了毫无生气、可以由人类任意摆布和塑造的对象物。它在成就了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的基础上，也为人类肆意破坏自然打开了方便之门。
还原论的认识方法也包含着极大的缺陷，导致了科学研究的破碎化和各学科之间的彼此分割。还原方法是把研究对象分解成为部分或者更低层次而进行研究的策略，在还原论看来，任何整体都可以分解成为可以单独认识的部分，通过对各部分的认识就可以实现对整体的认识。“尽管部分认识可以使整体认识变得更为深刻、更为具体，但它毕竟不能代替整体认识”(32)。还原论在研究过程中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简化，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消解为量的规定性，这就有可能造成整体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所获得的认识结果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化。因此，还原论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而在认识自然时，还原法把五光十色和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简化为单调和死寂的对象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否定了自然的复杂性，从而给那个时代的人们造成了这样的错觉，即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完全自由地实现对大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英文作家温黛尔·贝里(Wendell Berry)指出：“我们已经越来越无法看到我们在万物中的微渺，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我们可以量化地理解世界，另外也是由于我们自己正在成为机械产品的创造者，使得我们在自我感觉上被极度地放大了。”(33)1749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批判道：“人们啊！你们应该知道自然想保护你们不受科学之害，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孩子的手里夺下来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而她所要向你们隐藏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障你们不去碰到的那些坏事。因而你们求知时遇到的困难就正是她的最大恩典了。人类是作恶多端的，如果他们竟然不幸生下来就有智慧的话，他们就更坏了。”(34)可是不幸的是，用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和还原论思想武装起来的大部分人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兴致勃勃地投身于征服自然的战斗中去了。
三、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为征服自然提供了价值论上的依据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念继承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批判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自然目的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它用机械主义的还原论把缤纷多彩和复杂的自然界简化为一个个冰冷的、有待于人类去认识和操纵的对象物，以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去看待整个自然界，认为自然的唯一价值就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使用价值，否认大自然自身的价值，从而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和行为提供了价值论上的依据。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纳什指出：西方传统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唯一价值是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也就是说，是根据人的需要来确定的”(35)。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主流的伦理学者和哲学家们一般仍然坚持价值主观论，认为离开了人类的关注，大自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斯的表述堪称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设想你突然被剥夺了这个用以激发你情感的世界，试想这个世界是完全客观地自己存在着，没有了你的喜好与厌恶，没有了你的希望与忧愁。你恐怕无法想象这种消极的、死寂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么宇宙间没有任何一部分会比另一部分更为重要，世上一切事物及各种系列的事件全都没有什么意义、特性、表现与前景。这样看来，在我们各自的世界中的一切有价值、有趣或有意义的东西，都纯粹是观察者心智的产物。”(36)R. B.佩里也支持詹姆斯的观点：“死寂的沙漠是无价值可言的，除非有一位漫游于沙漠的人觉得它荒凉或是令人生畏；瀑布是无价值可言的，除非有人以其敏感感受到它的雄伟，或者它被驯服，被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的物质……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人类发现它们对人类有某种用途。而一旦其用途被发现，这些物质的价值就可以增长到任何高度，这全看人们对它们的渴望有多迫切。”(37)
其实，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仅仅承认大自然的工具性价值)是与机械唯物论和还原主义的认识论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继承西方主客二分的传统，“认为自然不仅仅与上帝无关，而且与人也无关，他只注目自然的客观描述或解释”(38)。还原主义认识论则为这种对自然的对象化认识提供了手段，从而真正实现了大自然的祛魅；而自然的价值中立论则为上述机械主义认识论提供了价值论的基础。根据上述论点，自然界被剥夺了任何自身的权利和内在性，离开了人类世界，它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因而，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可以肆意地去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而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者正是怀揣着这种理论，利用近代科技的手段，展开前所未有的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此外，仅仅承认大自然的工具性价值还抹杀了大自然的美学价值。与此前对大自然的丑化传统相一致，在17世纪以前，大自然并不是审美的一个来源。而对大自然的欣赏，则是现代环境伦理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因此，大自然的价值中立论不仅要对近代的环境破坏承担责任，而且也是当前环境危机和价值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余谋昌教授指出：“我们说传统文化具有‘反自然’的性质，不仅因为它不承认自然价值，而且常常以损害自然价值的方式积累文化价值，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最重要成果大多是靠损害自然价值形式实现的。”(39)其实，“生态危机并不简单地只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它所透显出的是一种文化危机，而核心内容则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错误，所以可以说生态危机只是一种结果，价值观念的失误，才是危机的源头”(40)。罗尔斯顿也指出：“在价值评判上的无能，可说也是硬科学的一大弱点。”(41)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于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而且由于争论双方常常处在不同的概念含义中讨论自然的价值问题，更增加了混乱性。坚持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的著名学者罗尔斯顿认为：“是大地的泥土养育了能欣赏大地风景的人类。并非只是我们将价值赋予了自然，自然也给了我们价值。”(42)“贬低自然的价值而抬高人类的价值无异于用假币做生意。”(43)不论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是否得到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界的普遍支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传统的价值理论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对立，一味地坚持主体价值的内在性和客体价值的工具性，这样的价值观念对生态保护肯定是不利的。而且经过数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和检验，传统的价值理论已经是漏洞百出，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因而，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迫切需要完善和补充。我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者刘湘溶教授指出：“人类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自然界也创造价值，也是价值的源泉。”(44)不论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是否能够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自然价值的产生并不是纯粹服从人的意图的结果，不能将物的价值等同于人的好恶判断”(45)。人类不能肆意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自然界，应该遵循自然，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认识和了解自然，尽可能地去尊重生命，维护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而不能仅仅惦记着如何征服自然。“所需要的只是一双能够欣赏自然美的眼睛，对生命的尊重，对造物主创造的无限庄严抱有敬畏性。”(46)“一个人如果没学会尊重我们称之为‘野’的事物的完整性与价值的话，那他就还没有完全了解道德的全部含义。”(47)
我们认为，下面的论断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无论从生态中心或人类中心的角度看，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是人类和一切生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而生物共同体的不完整、不稳定和丑陋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世界是有害的，是对人类与所有生命共同利益的破坏，对于人类来说是恶而不是善。这就是保护环境的伦理基础。”(48)
四、结论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和科学技术大发展时代的自然观念，它克服了中世纪神学自然观的诸多缺陷，发扬了西方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为近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和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就不可能会有西方社会在16世纪以后的巨大进步。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它在推动近代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批判机械主义自然观所存在的非生态导向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
其实在西方文化的源流中，除了具有征服自然的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以外，也同时存在着歌颂自然、热爱自然的思想观念，如基督教的征服自然观念也可以解释为上帝与人类立约、人类对于自然具有守护的责任。而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更可能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内容，不过是表明希腊人从认识自然转向认识人类本身而已。不幸的是，随着西方社会历史的演进，基督教文化和希腊罗马文明中那些具有生态主义导向的成分被忽略，而关于自然目的论的言论因为符合中世纪教会的神学目的和后世人类征服自然的社会潮流而流传下来，为后来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主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所倡导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征服自然的观念是从西方文化中最初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中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它并不是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内容。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前，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出全面保护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理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所倡导的征服自然的观念和行为所带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逐渐被世人所认识，西方文化中长期受到忽视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重新被发掘出来，成为现代保护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注释：
①[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②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Vol. 155, pp. 1203—1207.
③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62, No. 3859(December 1, 1968), pp. 1243—1248; Paul R. Ehrlich,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1; D. H. Meadows, Club of Rome,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72.
④[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卫飒英、李四南译，四川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51页。
⑤[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⑥[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⑦[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⑧何怀宏主编：《生命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⑨转引自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⑩转引自[德]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11)转引自[美]戴维·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12)[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4页。
(13)转引自[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14)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 London: Gerald Duckworth,1974,p.15.
(15)[德]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载于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16)转引自[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7)余谋昌：《生态文明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18)转引自[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9)狄特富尔特等编：《人与自然——哲人小语》，周美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95页。
(20)[加拿大]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1)[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
(22)[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23)[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24)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25)黄欣荣：《科学还原论及其历史功过》，《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6页。
(26)肖显静：《自然的有机整体性与科学认识方法的变革》，《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科学研究的新路径——整体论”专栏2007年7月17日。
(27)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28)孙道进：《还原论的整体论转向：范式的“绿色”革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31页。
(29)[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30)[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7页。
(31)Carolyn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 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p. 211.
(32)黄欣荣：《科学还原论及其历史功过》，《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8页。
(33)转引自[美]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马树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4)[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20页。
(35)[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第17页。
(36)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02, p. 147.(www.forgottenbooks.org)
(37)[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第152—153页。
(38)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39)余谋昌：《生态文明的理论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0)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4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第154页。
(42)同上书，第175页。
(43)同上书，第197页。
(44)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对话：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45)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46)[美]彼得·休伯：《硬绿：从环境主义者手中拯救地球：保守主义宣言》，戴星翼、徐立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7)[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第69页。
(48)张广夏：《广义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34页。
来源：《全球史评论》2011年第4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