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行业史与企业史研究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行业市场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以1927-1937年间的中国卷烟市场为考察对象，从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探究了多重阻力下中国卷烟产销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以往的烟草史研究多以卷烟工业为中心展开，侧重于探讨卷烟的生产与销售，而忽略了卷烟的消费环节，本文较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将卷烟消费纳入整个卷烟市场体系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厂商和消费者对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并凸显出卷烟消费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涵。
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表明，经济危机对不同类型的卷烟供应者而言，既带来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首先，跨国大企业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销量从1930至1934年持续下跌，为了节约成本，英美烟在供、产、销各个环节进一步本土化。其次，经济危机中卷烟需求低端化的趋势，为中小华资卷烟企业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创造了机遇。然而，国民政府的卷烟税制制约了华商卷烟业的发展空间，使之遭遇英美烟公司和手工卷烟业的上下夹击。再者，机制卷烟在卷烟统税的重负之下，无法满足市场对廉价卷烟的需求，而不受统税约束的手工卷烟业则趁势而起，填补这一市场真空。
下篇中，作者重点从地域、性别和年龄分野的视角检视当时的卷烟消费，透过卷烟这样一种不能用于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特殊消费品，来观察处于经济压力下的日常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在经济危机时期，满足烟瘾的生存性消费，与建构身份的炫耀性消费同等重要。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只局限在未成年人的范围内，经济因素才是政府、精英和民众的考量重点。在经济压力下，卷烟消费者采取了三种危机应对策略：其一，转而消费更廉价的卷烟或替代品，因此低端国货卷烟和手工卷烟畅销于市；其二，努力减少卷烟消费量，甚至彻底戒吸卷烟，所以1930年代中期浙江等卷烟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广泛爆发了禁吸卷烟运动；其三，改变资源分配的方式，即通过剥夺一部分人卷烟消费的合理性，来维持另一部分人的卷烟消费，经济上的考量促使大众媒体以健康和道德的名义，将女性的卷烟消费污名化。
在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论文归纳出三点结论：第一、英美烟公司并非中国卷烟市场拓展的唯一动因，不同规模的中外卷烟企业均因应时势，不断地竞争与仿效，正是它们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卷烟市场的迅速拓展；第二、在卷烟厂商、各级政府、社会精英和消费者的利益博弈中形塑的消费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卷烟市场的发展；第三、在应对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政府与市场的机制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在政府未能对市场进行全面控制的条件下，在供需双方的市场主体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市场总能寻求到适于自身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该论文在方法上，将经济史和文化史相结合，对研究对象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审视与综合剖析，使得整个论证过程更加科学、合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在内容上，该论文兼顾了供应和需求两方面，不仅将英美烟公司以外的卷烟企业纳入了研究视野，还考察了卷烟的消费观念与行为，尤其对以往鲜有涉及的手工土制卷烟业、禁吸卷烟运动和未成年人卷烟消费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在观点上，该研究突出了“对话意识”和“问题意识”，在反思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市场发展的推力和拉力、中国近代企业中的网络与科层、消费文化中的经济因素、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和局限性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在资料上，本课题不仅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档案资料，并且对上海、浙江等地图书馆，以及各类数据库中的大量民国报刊资料进行了发掘和整理，而且在使用文字资料的同时，也尝试采用了不少图像资料，增强了本文的论证力度和阅读趣味。
本文为博士论文，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指导教师为朱荫贵教授，作者联系方式：huangfuqiushi@gmail.com。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