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国时期，受气候变化和市场化的影响，花生成为山东低山丘陵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形成集中产区。在高利润刺激下，低山丘陵区的农民通过种植花生融入国际市场，并利用种植花生的方式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受制于作物属性、粮食短缺和肥料不足，在种植花生的同时，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大规模种植番薯，将两者结合形成新的耕作制度。与传统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人口压力理论并不能完整解释美洲作物的扩种原因，应将其置于耕作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作者简介】王保宁（1981— ），男，科技史博士，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
【关键词】花生；番薯；耕作制度；美洲作物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在整个清代，番薯并没有成为山东的主要粮食作物，仅在局部地区形成小规模集中产区。[1]即使是在这些集中产区内，由于受到1816年气候突变的影响，番薯的播种面积也较小。[2]光绪之后，随着气温回升和降雨量趋于正常，山东农民开始扩种花生和番薯。值得注意的是，在胶东半岛，这两种作物开始扩种的时间基本相同。山东其他地方亦出现类似的情况。[3]由于同属于美洲作物，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基本相似，并且开始扩种时间亦基本相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陈凤良、李令福研究了清代山东花生的引种和传播，并从花生出口需求大增、山东的自然条件适合花生种植以及花生良种改革三个方面阐述了山东花生种植迅速发展的原因。[4]王宝卿、王思明分析了花生种植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认为花生的大量种植排挤了其他作物，改变了原有的农作物结构。[5]
虽然上引研究均指出了有关花生种植的关键问题，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山东省各地的自然环境各有差异，花生分布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决定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二，民国年间，市场的扩大推动了花生的更大范围种植。农民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平衡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花生的大规模种植对于耕作制度会产生何种影响？在这其中，番薯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其三，民国时期山东各低山丘陵区农民大规模开发梯田，这一行为与花生和番薯的扩种存在何种联系？
二、花生的分布
（一）全省的分布
民国年间，山东花生种植规模扩大，成为主要经济作物。虽然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花生种植的记载，但大多为文字描述，没有给出花生种植分布的具体数据。1949年后，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调查了1936年至1950年代初的山东农业情况，其中详细记载了1936年山东每县的耕地面积和花生的播种面积。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出每县的花生种植比例。制成图1。
资料来源：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编印：《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内部印行本，1955年，第52—59页，第256—263页。
说 明：本图以2000年山东省行政区划图为底图。1945年后，山东某些县级行政区划有所变动。1956年之后，县级行政区划再次调整，2000年的行政区划虽有改动但大体与1956年的基本相同。本文根据1956年之后的行政区划调整了部分县的花生播种面积数据。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2年之后山东花生的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综合民国年间各地方志的记载以及1949年之后各县播种面积来看，即使1936年花生的播种面积减少，也仍然基本保持了1920年代花生出口繁荣时期的分布格局。事实上，直到当代这些地区依然是山东花生的集中产区。
由图1可见，1936年，胶东半岛、鲁东南和鲁中南地区形成花生集中产区，鲁西北和鲁西南则有一小部分地区形成小规模集中产区。鲁西北和鲁西南虽然也形成了一部分集中产区，但与其他三个集中产区相比，其播种面积和比例均较小。值得注意的是，从地理条件看，这三个集中产区均位于山东的低山丘陵区。[6]
对照图1和《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中各县的耕地类型比例，在那些花生种植比例超过10％的，山地丘陵地占耕地的比率大部分在60％以上；在种植比例处于5．1％至10％之间的地方，低山丘陵占耕地面积比例也很大，只有泰安、胶州、莱西、滕州、即墨、利津、平度等县的比例较小，低于40％。在这些县里，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的分布则较为集中。[7]乐陵、茌平和沾化则没有山地丘陵地。
以即墨县为例，该县地处胶莱平原和胶东丘陵区的交接处，东部属于胶东丘陵区，岗岭起伏，而中西部则位于胶莱平原区，以平原地貌为主，间有少量丘陵。平度、泰安、胶州、莱西、滕州等县都有类似的地貌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乐陵、茌平和沾化三县几乎没有低山丘陵地，但是其花生的种植规模也较大，推测与这些县存在较多沙质土壤有关。即使如此，相对于那些低山丘陵区较多的地方，这几个县的花生种植比例仍较小，而且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集中产区。
因为篇幅的关系，文中没有列出1936年山东省各县的耕地类型。用花生播种面积和各类型的耕地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能够更直观反映花生和低山丘陵区的关系。将《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中所列1936年各县的花生播种面积和耕地类型做相关性分析，发现花生种植比例和低山丘陵区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度为1％，即低山丘陵区面积越大，花生种植规模亦越大。
清末民初，各种调查资料和地方志也多记载花生主要种植于低山丘陵区。在胶东半岛的平度县，“山田砂质宜花生”。[8]在鲁中南的泰安县，“环徂徕，硗区也，近年附近居民以能辨土宜之宜，种植花生获大利”。[9]莱芜县也是这样，“农产品除普通作物而外，大宗收入为花生、姜麻、蚕丝。花生均植于山岭砂地薄壤，而获此厚利，实堪庆幸”。[10]在鲁东南的费县，花生同样种植于低山丘陵地。光绪《费县志》记载：
落花生，一名长生果，蒙山以南浚河以北，地多沙土，不蕃五谷而宜此种．土人呼为果子地，百年前仅有种者，今则连阡累陌，每亩可得三四百斤，取其仁打油，兴贩四出。[11]
低山丘陵地的区土壤较为贫瘠，不太适合传统谷类作物的种植。花生引种此地后，农民在这些地方改种花生并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当时的地方志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记载。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几个花生集中产区的典型例子。
（二）县内的分布
不仅全省呈现这样的分布，一县之内亦如此。还是以即墨县为例。1945年，原即墨县和海阳县各析出一部分地区组成即东县，1956年即东县撤销，其地域重新划归即墨县和海阳县。低山丘陵是即东县的主要地貌特征，在该县的所有耕地中，山地占10．2％，丘陵地占54％。1936年，即东县的花生播种面积约为12．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6．38％。同时期，在地处胶莱平原的即墨县，山地占耕地面积的0．51％，丘陵地占15．26％，而花生播种面积则为2．2万亩，仅占耕地面积的1．79％。[12]
胶州的情况亦如此。胶州北部处于胶莱平原，以平原为主，南部则位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和胶东丘陵的延伸区，岗岭起伏。1933年，《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
全县地质，南部，多岗岭而少原湿，为沙粒黄壤，内含有石灰质及沙岩。北部平原，为沙土黄壤，利于耕稼……南部为贫瘠干燥之野，颇宜于落花生。北部地力尚佳，谷物及蔬菜类最易生长。[13]
胶州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相异，因而作物种类也不尽相同。在南部地区，低山丘陵区适合花生种植，故其产量颇大。与之不同的是，在北部平原区，虽然土地较为肥沃，但是花生播种面积却很小。事实上，在那些岗岭起伏，山区、丘陵、平原等各种地貌盘垣交错的县份，花生也有自己的分布特点。本节以牟平县为例分析之。表1列出了1930年代牟平县的耕地类型与作物分布的情况。
民国二十一年（1932），牟平县划分为十个自治区。[14]1936年，县志编纂者按照区划将十个区的地貌和农作物依次列出。由表1可见，除第一区外，其他九个区均是山田、丘陵与平原交错，呈现比较复杂的地貌特征。在那些低山丘陵区，虽然土壤比较贫瘠，但是花生种植规模均不小，而且番薯的规模也很大。关于这一点，本文第四节将会论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花生与番薯成为主要农作物，但农民也种植其他传统作物，只是其规模较小。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五年《牟平县志》卷5《政治志二·实业》。此表系根据县志中的有关描述整理。
事实上，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1970年代之后，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花生的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民国年间所形成的花生集中产区依然是1980年代的优良产区。根据1985年的《牟平县农业区划》制成表2。
资料来源：牟平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牟平县农业区划》，内部印行本，1985年，第231—241页。
由表2可见，花生种植比例随海拔的升高而提高，当达到一定限度后，其种植规模会有所下降，但所占比例仍然高于平原区。从牟平县的花生种植情况可见，即使是在一个集中产区县，花生仍然主要种植于低山丘陵区，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
再详细分析两个不同类型村庄的花生种植情况。[15]乳山县是1941年从牟平县和海阳县析出的新县。该县的鲁家夼村位于乳山县府所在地夏村北五十华里。该村四周环山，平原很少。在耕地中，山塔地占80％（强），较平的土地仅占20％（弱），土质大致可分为：砂土，占30％，其余为砂壤土、砂质壤土及洼地，各占23．3％。土质较薄，不抗旱。该村能代表乳山县丘陵地区的生产情况。[16]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该村的花生播种面积较大。《山东省1952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记载：
该村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花生，战前花生的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5％，根据当地的土质（沙质土壤）情况，种花生是有利的，一亩花生的收入可抵2至3亩粮食作物的收入。[17]
与鲁家夼村同属于乳山县的黄埠崖村的情况却与之不同。黄埠崖村位于乳山县中部，属平原地貌，其中山岭地占35．6％，平原地占64．4％。[18]在平原地占主体的黄埠崖村，作物布局与鲁家夼不同。该村的农作物以小麦、大豆等为主体，花生播种面积仅为22亩，占耕地面积的2．12％，与鲁家夼相去甚远。[19]
总之，民国年间山东的低山丘陵地区形成花生集中产区。在那些平原与低山丘陵地区泾渭分明的县，花生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区。即使是在那些山岭与平原交错的县，花生也主要分布于其中的低山丘陵区。如果将村庄分类，那些地处低山丘陵区的村庄的花生种植规模亦很大。
三、花生与市场
（一）花生的商品化
花生的产量较高，并且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民国年间，花生逐步成为山东低山丘陵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适合种植传统作物地区的农民，却依靠种植花生获得较高利润。伴随着花生出口量的增加，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卷入国际市场。清末民国年间，在山东各县地方志或其他资料中，有许多关于花生成为出口之大宗货物或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记载，将这些材料汇总制成表3。
资料来源：民国《临朐县续志》卷十一《食货略·物产》；民国《寿光县志》卷十一《物产》；民国《牟平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民国《高密县志》卷二《地舆志·物产》；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七《实业志·物产》；民国《续修平原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民国《博平县志》；民国《黄县志》卷四《实业》；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一之三《物产》；民国《增修胶志》卷九《物产》；民国《重修泰安县志》第四册《政教志·实业三》；民国《续修莱芜县志》卷十《实业》；光绪《费县志》卷一《疆域·物产》；光绪《邹县乡土志》；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二《舆地志·物产》；民国《昌乐县续志》卷十二《物产志》；民国《莱阳县志》卷二之六《实业．物产》；民国《德平县续志》卷四《经济志·物产》；《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蓬莱》；《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栖霞》；《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青岛》；《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荣成》；《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威海》；《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文登》；《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招远》；《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即墨》；《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新泰》；民国《临沂县志》卷三《物产》。
清末至民国年间，花生出口给各花生产区带来了高效益，成为农家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青岛港是当时花生的主要输出港口，从其输出花生的数量上可以看到花生经济的繁荣。根据《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中的青岛港历年花生输出额制成图2。
资料来源：交通部烟台港务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5-157页。此图系根据此统计资料第76表中所列青岛港原货出口数据制作。
说 明：1932年之前的数据为原货出口额，之后则为土货出口额。[20]《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中列出了带壳花生、花生仁和花生油的输出额。根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栖霞》的相关记载，当时每百斤带壳花生出米率为653％，出油率为25．3％。为了统计方便，本文按照此比例将花生仁和花生油折算为带壳花生。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开始建设青岛港。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后，青岛港的地位日益显著，成为山东的最主要海港。由图2可见，1909年之后青岛港花生输出额开始扩大，虽然在此后的某些阶段其数量有所波动，但基本呈显著上升趋势。1927-1929三年花生输出额明显低于1927年之前，1931年后又急剧上升，1932年之后下跌趋势明显。值得说明的是，1932年之后，即使加上从其他港口转运而来的数额，其出口量的跌势亦很明显。
图2并不代表当时山东花生的总出口额。1909年之前烟台港是花生的主要输出口岸，所以会出现1909年青岛港的花生输出额较小的情况。青岛开埠后，烟台港的作用逐渐为青岛港所夺，青岛成为“花生之唯一出口地”，[21]因而通过该港出口额的变化可以观察花生种植规模的变迁。
由图2可见，1932年之前，花生出口量逐渐增多。在高利润的刺激下，农民增大花生播种面积。在胶东半岛的莱阳县，“比年内花生牟利较大，争相播种，产量益增”。[22]当地农民也说：“近来播种花生者日渐增多，其他粮食产量不无影响”。[23]《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是1932年开始调查，于1933出版。这里是指1932年之前的花生收益颇高，因而农民争相种植。花生的扩种也排挤了其他作物。
海阳县的情况与之类似。1932年之前，海阳县农民大量种植花生，甚至造成了花生种植地的地租上涨。1933年的调查显示，在花生价值未暴落之前，“花生地款租稍高，以其利益较大故也。”[24]根据上文所述，花生主要种植于那些土壤贫瘠的土壤中。在种植花生可以获得高利润的时期，与肥沃土壤之地租价格相比，花生地的款额反而更高。
（二）花生换粮食
事实上，在民国年间的胶东半岛，粮食短缺是大部分农民所面临的问题，但在市场经济繁荣时，农民使用经济作物换取粮食来弥补这种不足。将当时各县的粮食情况制成表4。
资料来源：根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整理。
民国年间，除莱阳、平度、即墨、高密、胶州外，胶东半岛其他各县所产粮食均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尚需从外地输入粮食以资补助。莱阳等县却因为肥沃土壤的面积较大，传统粮食作物的产量也较高，不但不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甚至还可以向外输出粮食。[25]
一个相互矛盾之处是，虽然表4中各县均存在粮食不足的情况，在市场繁荣期，当地农村经济形势依然很好。农民种植花生获得高利润，用以交换口粮。当时的文登县就是“花生、白菜、柞蚕等，每年尚有盈余，其销售於威海者，总值八十五万余元，农村经济赖以弥补”。[26]招远县也是“细粉、花生油等，输出总值年约三百余万元，农村经济，赖以补助”。[27]
除了正面的描述之外，亦可从1932年经济危机后花生集中产区的情况看到花生的重要性。花生对于地方经济至关重要，以致当花生价格跌落时，那些花生集中产区遭受巨大损失。在荣成县，“近年因（花生）销路停滞，价格疲落，影响农村经济甚大”。[28]栖霞县是胶东半岛花生集中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花生经济的繁荣维持了当地农业经济的正常运转，以致于当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农村经济损失惨重：
境内产粮仅足够九个月之用，不足之数仰给东北及邻县输入，以资补助。农时多种花生，获利甚厚。近自花生价格暴落，销路停滞，遂失绝佳之资，生计日蹙，其关系本县农村经济者，至大且深。[29]
民国年间，市场的繁荣促使低山丘陵区的农民大量种植花生，获取了较高的利润。在那些原本贫瘠的地方，花生的利润维持了经济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农民合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采用经济作物交换粮食作物的方式弥补粮食之不足。当然，1932年之后的经济危机导致花生出口量减少，农民也因而减少花生播种面积，所以就出现上引海阳县花生地款租下跌的情况。
四、花生与番薯
（一）番署的分布
在山东，花生与番薯的扩种时间基本相同。[30]民国年间，番薯的播种面积扩大，在部分地区形成集中产区。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资料统计》中的数据，将山东番薯的分布制成图3。
从图3可见，民国年间，番薯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鲁东南和鲁中南。综合图3和图1，番薯种植呈现出与花生基本相同的分布格局。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将1936年各县耕地类型与番薯种植比例作相关性分析，发现番薯种植与低山丘陵区呈显著正相关，显著度为1％，与平原地呈显著负相关，显著度为1％。
据上文所述，民国年间花生与低山丘陵区呈显著正相关。将1936年的花生播种面积和番薯播种面积作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度为1％。从相关性分析可见，花生与番薯都种植于低山丘陵区，并且相关度显著，两者极有可能构成了一个新的作物种植制度。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第196-203页整理。
清末民国时期，山东地方志中有不少花生与番薯种植于同一区域的记录。从表1中有关牟平十个区域农作物的分布来看，在二区、三区、四区、八区、九区和十区的低山丘陵区域，花生与番薯都是这些地方的主要农作物。例如，在第二区，“坡田、山田多种花生番薯”。[31]在第四区，“山田多种薯蓣与花生者”。[32]在第八区，“坡田而间以山田，虽土质稍薄，以之种薯蓣、烟草、花生等物，则甚属相宜”。[33]
黄县亦是如此，“甘薯，根可代食粮，亦可制淀粉酒精，茎叶可作饲料，茎又可代绳用，到处栽培，山岗地尤多”。[34]花生种植地与其相同，“落花生，山岗沙地多种此，近年为农产大宗”。[35]胶州的情况与之相同，《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
至花生及甘薯两项，则因其性宜燥不宜湿，宜瘠不宜肥，故南境盛产之。甘薯种植甚易，产量尤多，为一般人民之食品。惟花生一项，每年尚有大量运销青岛，农民受益匪浅。[36]
由于均喜干燥和贫瘠的生长环境，因而胶州南部农民大量种植番薯与花生用来食用和出售。在青岛市周边的农村，农民也将这两种作物种植于同一区域。《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
小麦、豆类及谷物之生长，不宜于硗薄之地质，故产量甚微，仅能够当地农村之用。甘薯、花生之种植则宜于燥而不温，瘠而不肥之土壤，故各区盛产之。[37]
在那些传统作物产量很低的地方，农民种植花生和番薯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在鲁中地区的博山县，花生与番薯亦是共同种植于低山丘陵区。民国《博山县志》载：
地瓜，鲁山山脉一带宜之，丰收可代谷。落花生，产地同地瓜，大宗出口。[38]
清末民国时期，低山丘陵区的农民种植花生与番薯，用以出口和食用。在这些地区，较之于这两种新作物，传统作物的种植规模很小。
（二）新作物种植制度
据上文，低山丘陵区很可能出现了以花生和番薯为主的作物种植制度。以花生和番薯种植规模均很大的胶州为例。《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了当地作物播种与收获时间，内云：
农期，分春秋两季。春日播种者，为谷、高粱、甘薯、黍、花生之类。至秋季收获后，则种植小麦。豆类则于六月末七月初，麦收获后播种。花生与甘薯，间有于麦秋后种植者。[39]
胶州的春播作物为粟、高粱、番薯、黍、花生等，夏播作物是豆类，秋播作物是小麦。调查者用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胶州的种植制度。同时，他们也认为麦后复种花生和番薯的情况比较少见。事实上，即使是作为春播作物，花生与番薯至秋季收获后，农民也很难再接种冬小麦。《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了即墨县的农作物播种时间。
当时，即墨县的春播花生种植时间是公历5月份，收获时间是10月份，春番薯的播种时间和收获时间与花生相同。[40]冬小麦的最早播种时间是9中下旬，最晚不会超过10月初。[41]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农民收获春花生和春番薯后，会错过小麦的最佳播种时间。况且，在那些种植花生与番薯的地方，小麦的产量本来就很低。1945年，杨懋春在其《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所记述的胶州南部的台头村，属于花生和番薯集中产区。杨懋春描写了该村花生的种植情况：
花生在10月底收获，这项工作非常吃力，如果花生不是收入的一个来源，花生藤蔓不是家畜饲料主要来源的话，人们早就放弃种植这种作物了。原先的做法是先把蔓藤割下来，搬离田地，然后用犁耕，使泥土变成包含花生的小块，再放在筛子里筛，这时，泥土落下来，而花生留在筛子里。这种方法因为太费力，早在20年前就不用了。现在整个工作只需一个劳力加一件工具——一把锄头即可，但工作更辛苦。农民把锄头举过头．狠狠地砸进植株周围的土地。他这样砸两三次，泥土就碎开，这时可以把根上附着花生的整个植株拔出来．并把留在地里的花生捡起来。整个收获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体力消耗才能完成，多人合作并不能缩减工作或使工作轻松一点。[42]
台头村的农民从10月底开始收获花生，而这已经错过了小麦的播种期。在完全靠手工劳动的情况下，每年11月初才能完成收获花生的工作。与花生相同，番薯的播种和收获也比较晚。杨懋春写道：
在人们所干的农活中，种甘薯最累人……甘薯与花生同在10月份收获，这是台头村农民最忙的季节……田间的这些工作约两周时间才能完成。[43]
番薯与花生的生长期相同，收获后也不可能种植冬小麦。这样就在来年作物选择上出现了问题。在一年只能种植一季的情况下，农民很可能通过轮作的方式种植两种作物。台头村就是这样，“花生一般与番薯在同一块地里轮种”。[44]两种作物之所以在同一地块里轮种，除了生长期相似，收获后不能接种冬小麦外，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
由于生育特点和栽培条件不同，各种作物需要的养分种类和数量也有差异，长期在同一地块种植相同作物容易导致土壤养分比例失调，从而导致作物减产。1962年，蓬莱县邓格庄大队隔年轮作比连作花生增产11．9％，三年以上轮作比连作花生增产36．6％。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通过盆栽实验发现，连作二年、三年、四年分别减产14．20％，14．29％，23．32％。日本进行的连作实验亦发现，在连作的二、三、四年内，每年约递减10％，在第五、六年，产量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45]
番薯与花生相同，适宜轮作，如果长期连作会造成病害加重，地力减退，产量逐年下降。据郑州市郊区调查，番薯重茬一年减产5％-10％，重茬两到三年减产15％-20％。[46]根据作物的属性要求，番薯和花生均不能长期连作，因而农民根据实践经验将两者轮作以合理利用地力。
在前化肥时代，肥料是否充足是实现精耕细作的一个核心问题。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能够促进农作物增产的肥料出现严重短缺。[47]在肥料使用问题上，除了给作物直接增加有机肥外，农民也会采用种植节能作物的办法解决肥料之不足。在那些土壤贫瘠的地方，消耗肥料少而产量高的作物成为农民的首选。花生是豆科作物，本身所消耗的氮素较少，且可以利用其根瘤菌生产氮素。番薯主要消耗钾肥，对氮肥的需求量较少。这种生长习性适合低山丘陵区的自然环境。
以栖霞县为例，民国年间，栖霞是花生和番薯的集中产区。1980年代《栖霞县农业区划》分区介绍了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种植业情况。清末之后，栖霞县的西部丘陵油粮区一直花生和番薯的集中产区。1980年代亦然。《栖霞县农业区划》描述：
计委统计，1984年全区粮田125393亩，占耕地的40．8％；花生118185亩，占耕地的38．5％……人均占有花生0．85亩，是我县最大的花生商品生产基地。[48]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1980年代栖霞县的耕作制度发生了变化，番薯已经不是主要粮食作物。[49]1984年，栖霞县的西部地区花生种植规模很大，其面积几乎与粮食作物的相同。这个地区的土壤非常贫瘠。《栖霞县农业区划》记载：
此地区是我县典型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不平，9-15。的岭地占耕地的87．26％．水土流失侵蚀大，旱薄地多，以棕壤性土为主，还有部分白浆性棕壤，土体厚度15-30cm的耕地占47．73％，30-60cm的耕地占39．92％，质地差，以砂壤土及山岭壤质土为主，占耕地的55．89％．不耐旱涝，养分含量低，平均有机质含0．613％，全氮0．03998％，速效氮39．49ppm，速效磷8．88ppm，速效钾40．7ppm，是我县土壤条件最差的一个区。[50]
栖霞县西部的土壤最为贫瘠，却是该县最大的花生集中产区，这与花生适合于此地生长并且可以节约肥料有很大关系。番薯也有自己独特的需肥特点：
地瓜需肥的规律，与一般粮食作物不同。对肥料三要素的吸收量是以钾最多，次为氮，再次为磷。根据化验分析，每1000斤地瓜含氮3．5斤，磷1．75斤，钾5．5斤。氮、磷、钾的比例大约是2：1：3。[51]
番薯在生长期对氮素的需求较少，因而可以成为低山丘陵区的主要农作物。从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民对各种作物的肥料投人情况看，番薯的施用肥料数量仅高于大豆。[52]
虽然需氮肥较少，但是在缺少氮肥的情况下，稍微增施氮肥却可以提高番薯的产量。花生有喜“乏肥”的特点，在前茬种春番薯，后茬种春花生，两年两茬作物总施肥量相同的情况下，番薯以当茬施全肥的产量最高，花生以前茬施全肥，当茬不施肥的产量最高。[53]这样，低山丘陵区的农民可以用较少的肥料投入获得较高的作物产出。对此，杨懋春写道：
甘薯在山上和沙土里也能生长的很好，所需肥料不多，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从产量和营养价值来看，甘薯是比小麦更可依赖的食物，因此土地不多的家庭不得不多种植较多的甘薯。花生可在不宜种植小麦的土地上生长得很好，因此成为较贫穷家庭主要的出售作物。[54]
在民国年间的低山丘陵区，产量低需肥多的传统作物已很难供养日益增多的人口，因而农民从产量和肥料两方面考虑，选择种植番薯。受到商业化的刺激，农民种植花生以获取较高的利润。由于生长期长，这两种作物都很难融入原有的种植制度，但却通过它们之间的轮作形成了一种新的种植制度。这个种植制度是农民综合了各种因素自然选择的结果。
或有人问，如何解释番薯比花生的种植规模大？不能否认当时各地农民均有种植番薯的行为，但是否能够形成集中产区则是本文讨论的重心。例如，在潍县，“甘薯、花生、黍、玉蜀黍，则种植不蕃，佥为佐食之需”。[55]潍县农民并不将番薯等视为最主要的农作物，仅将其当作一种食物的补充。在更大范围的平原地区，情况亦如此，大多形成番薯的一般产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只讨论花生和番薯集中产区的耕作制度。
五、耕作制度与梯田
（一）耕作方法
山东低山丘陵区土壤的成土母岩以花岗岩为多，又伴随着片麻岩、砂页岩、石灰岩、板岩等各种成分不同的母岩，经多年自然风化和人为耕作演变，发育形成了各种土粒粗细不同的土壤。丘陵砂砾土的共同特点是：土层浅薄，一般为15-30cm，下面是未风化的母岩或半风化的酥石硼；土质粗松，全土层含有大量粗砂粒。[56]这些土壤最容易产生水土流失。
为了增加花生和番薯的产量，农民采用深耕办法增加土层厚度。深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其保肥保水性能，但同时也会加剧水土流失。为了保持水土，土地深耕后必须整平地面，以减缓水的流速。[57]这样，梯田的整修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种植方式也容易造成低山丘陵地的水土流失。北方花生主要有平种和垄种两种播种方法。在那些土层较浅的地方，农民采用打垄台的办法增加生长层的厚度。1956年，蓬莱县南王区南王乡团结公社就采取这种办法：
垄距，薄地应为1．2-1．3尺，较好的地为1．4尺，顶宽7-8寸，坡度4指，台高出地面3指半。在适当密植方面，薄地墩距7-8寸，较好的地．墩距8-9寸。[58]
在土层浅的地方，打垄台可以提高产量。即使是那些土层深厚的地方，虽然可以采取平种办法种植花生，农民也需要在生长期内对其进行培土。在大批果针入土之际培土，可以缩短果针人土距离，并为果针入土和荚果发育创造疏松的结果层土壤。培土后在行间形成垄沟，又便于灌排。[59]这样的耕作方法均要求在水平梯田上操作，否则会造成水土流失。蓬莱县团结公社的花生就主要种植在梯田上：
梯田3072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3．5％，多系砂质粗沙薄地，地块零碎，土层深3-8寸，为黄冈岩风化土壤，适宜种植花生。[60]
种植番薯也需要相同的办法。番薯是根块作物，打垄台和培土有利于根块膨大。杨懋春写道：
田地需要犁过，筑起成行的垄脊，垄脊顶部必须松软、平坦。如果要施肥的话，常常把肥料施在垄脊下面，但一般情况下是不施肥的……如果气候适宜，一周内就会长出嫩芽。苗蔓变成新藤蔓。这时开始除草，几天后必须不断除草。在雨季，地面潮湿，长苗蔓上到处长出小根须。不能让这些根须钻进地里，所以每次下雨后，农民的儿子要把苗蔓从垄的一边移到另一边。如果垄沟因为大雨经常冲刷而变小，垄与垄之间的土地要重新耕过，把新土加到垄顶上去保护番薯。[61]
由此可见，番薯和花生均需种植于水平梯田上，否则夏季雨水的冲刷会导致水土流失。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代，在花生高利润的引导下，农民也会采取连作的方式种植花生。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会采用一些特殊的办法减少连作所带来的损失。
1956年胶东半岛成为中国花生的重点征购区，在政府的要求下，花生播种面积激增，这导致该地区连作重茬严重。为解决连作所导致的减产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蓬莱县：“花生连作几年后，能使土壤养分消耗不平衡，病虫害容易发生，若不与其他作物间作，产量就要逐年下降。布种花生面积占总耕地面积31．7％，贫瘠地几乎全种了花生，无法轮作，只能从连作上找出仍然能增产的办法…一我们的办法是每年除一小部分与地瓜调茬外，其余则主要采用深耕深刨和压土的办法来改治重茬地”。[62]在不能够轮作的情况下，农民采用深耕、深刨和压土等方法整理花生重茬地。
（二）修筑梯田
无论是深耕、深刨还是压土，其目的都是增加耕作层的厚度，为第二年花生增产创造条件。为了减轻花生重茬带来的减产效应，蓬莱农民采用深耕深刨的办法改善花生地土壤环境。在深耕深刨的基础上，政府组织农民采取整修梯田的办法以减少水土流失量。[63]
不只是蓬莱县如此，其他花生和番薯集中产区亦采用这种办法。民国年间，博山县“东南乡宜花生、地瓜，花生出口，地瓜供食，较五谷获利稍厚”。[64]为了保证花生和番薯种植的持久性，该县农民大量整修梯田。民国《博山县志》云：
邑境皆山，地寡民贫，农产年收不足供食……乡区人多地少，垦荒造地．石堰层叠。[65]
博山县东南乡地处鲁山山脉，花生与番薯的种植加快了农民整修梯田的速度。志书作者认为人口压力而导致了人们整修梯田的观点无可厚非，只是这种压力并不能直接促使人们整修梯田。除了新种植制度对土地的要求较为特殊外，整修梯田还有其他原因。对此，下文将会论述。
新泰县也是花生与番薯集中产区。民国年间，该县农民也加快了整修梯田的速度。民国《新泰县志》载：
略有土壤能生草木之山岭邱（丘）埠，多垦为田。其法自山根按段开垦，每段沿边，砌之以石，如墙壁然，以防水冲。自山根丛丛叠叠至山腰，及至山顶。[66]
与博山县相同，新泰农民也在大规模整修梯田。胶东半岛招远县当时也是“多山，梯形田甚多”。[67]当时高密县的花生“九、十两区生产最多”。[68]民国时期高密的第九区和第十区即现在与胶州相邻的呼家庄、柴沟、李家营、王吴等镇，为丘陵地区，正是这些地区“间有坡型或梯形地”。[69]
由于整修梯田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只有在具备一定资金基础上才能完成这一庞大工程。在低山丘陵区，清中叶之后就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如在栖霞县，当时的粮食缺口就很大。乾隆《栖霞县志》云：
农耕，节气较西稍晚，田多砂石，收获除完官外，大率不足糊口，士人则分耕或倩租，所得益微矣。[70]
在粮食缺口如此大的情况下，低山丘陵区的农民并没有财力整修梯田。民国年间花生的种植给这些地区带来了繁荣，使得整修梯田成为可能。据上引《博山县志》和《莱芜县志》的材料，花生和番薯的产值要高于传统的禾谷类作物。《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当时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将各种作物价格与产值制成表5。
资料来源：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经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莱芜》，第4页。
按照低山丘陵区一年一熟制计算，则两年内花生与番薯的产值为21元。在小麦、大豆和其他春播作物粟、高粱或玉米等组成两年三熟制下，两年内额产值分别为15．72元、15．86元、14．46元。这是按照麦后完全复种大豆或其他夏播作物的方式计算的。事实上，以当时的生产条件而言，要实现麦后完全复种是不可能的。1952年，山东省麦后复种大豆的比例为57．8％。[71]其他作物的复种比例则更小。[72]
即使是按照麦后全部复种大豆计算，花生和番薯的产值依然比小麦与其他作物的产值高。况且，在扣除种植小麦和其他作物的资本投入后，两年三熟制的纯利润会更低。当然，以上计算是基于低山丘陵区而言的，对于那些土壤较为肥沃的地区而言，两年三熟制的利润亦较高。[73]
山东大部分低山丘陵区的作物的产值与莱芜县基本相同，只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统计年份的不同，每县农作物的产值亦有所波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花生和番薯的利润都很高，所以才出现了“较五谷获利稍厚”的情况。这就让农民有能力进行梯田的整修。总之，民国年间，随着花生和番薯的扩种，低山丘陵区的梯田整修成为必要和可能。
清末民国，随着气候转暖以及商业化的进一步刺激，花生成为低山丘陵区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在胶东半岛、鲁东南和鲁中南地区形成集中产区。无论是一省之内，亦或者是一县之内，花生主要种植于那些低山丘陵较多的地方。近代通商口岸的开放将山东农民卷入国际市场，花生成为低山丘陵区农民与国际市场交往的媒介。在花生可以带来较高利润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农民利用经济作物交换粮食作物的办法维持了农家的正常开支。
在种植花生的同时，受制于作物属性、粮食短缺和肥料不足，农民也大规模种植番薯，番薯为低山丘陵区主要农作物，如果单纯用人口压力解释番薯种植史，未免过于牵强。花生和番薯的广泛种植改变了原有作物种植制度，导致新的耕作制度产生。由于耕作方法的不同，整修梯田有了必要和可能。
【参考文献】
[1]王宝卿、王思明．花生的传人、传播及其影响研究[J]．中国农史，2005，（1）．
[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注释】
[1]王保宁：《气候、市场与国家：山东耕作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7-52页。
[2]王保宁：《胶东半岛农作物结构与1816年之后的气候突变》，《学术界》2009年第5期。
[3]地方志中有多处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农民扩种这两种作物的记载。
[4]陈风良、李令福：《清代花生在山东省的引种与发展》，《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5]王宝卿、王思明：《花生的传人、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
[6]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编印：《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第68-71页。
[7]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编印：《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第68-71页。
[8]民国《平度县续志》卷2《民社志·农业》。
[9]民国《重修泰安县志》第4册《政教志·实业三》。
[10]民国《续修莱芜县志》卷10《实业》。
[11]光绪《费县志》卷1《疆域·物产》。
[12]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编印：《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第56页，第64页，第200页。
[13]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胶州》，胶济铁路车务处，1933年，第3-4页。
[14]民国《牟平县志》卷4《政治志一·自治》。
[15] 1952年，山东省农村暑期调查委员会进行典型村庄的调查。这一调查过程非常详细，展现了民国时期和1950年代初期山东的地理环境和农作物布局
[16]山东省暑期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编印：《山东省1952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汇编》，内部印行本，1952年，第121页。
[17]山东省暑期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编印：《山东省1952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123页。
[18]山东省暑期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编印：《山东省1952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115页。
[19]山东省暑期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编印：《山东省1952年农村经济调杏资料汇编》，第120页。
[20]当时山东通商口岸的出口土货一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内其他口岸（如牛庄、天津等）经水运进口的，一个是经 通商口岸当地或腹地经陆路和水路集中起来的。前者和后者泛称土货，而后者又专称原货。1932年之后，原货统 计方法有所变化，不再专指港口腹地的土货，而是将转口土货也包含在内。参见《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 计资料》，第145-146页。
[2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花生》，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92页。
[22]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莱阳》，第4页。
[23]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莱阳》，第4页。
[24]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海阳》，第4页。
[25]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莱阳》，第3-4页。
[26]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文登》，第2页。
[27]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招远》，第2页。
[28]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荣成》，第2页。
[29]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栖霞》，第3页。
[30]王保宁：《胶东半岛农作物结构变动与1816年之后的气候突变》。
[31]民国《牟平县志》卷5《政治志二·实业》。
[32]民国《牟平县志》卷5《政治志二·实业》。
[33]民国《牟平县志》卷5《政治志二·实业》。
[34]民国《黄县志》卷3《物产》。
[35]民国《黄县志》卷4《实业》。
[36]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胶州》，第4页。
[37]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青岛》，第7页。
[38]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7《实业·物产》。
[39]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胶州》，第4页。
[40]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即墨》，第4页。
[41]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即墨》，第4页。
[42]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43]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23-24页。
[44]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21页。
[45]王在序、盖树人等：《山东花生》，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46]河南省农牧厅编：《红薯规范化栽培》，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71页。
[47]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3-252页。
[48]栖霞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栖霞县农业区划》，内部印行本，1986年，第318页。
[49] 1970年代后，随着技术的改良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小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提高，香薯成为普通作物。因为牵涉到另外的问题，本文不做深入研究。
[50]栖霞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栖霞县农业区划》，第318页。
[51]山东省农业科学作物研究所：《山东农作物栽培知识——地瓜》，山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3页。
[5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第263页。
[53]王在序、盖树人等：《山东花生》，第172-173页。
[54]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19页。
[55]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杏报告·潍县》，第3页。
[56]王在序、盖树人：《山东花生》，第190页。
[57]王在序、盖树人：《山东花生》，第247页。
[58]《山东省蓬莱县南王区南王乡团结农业社花生栽培经验与1956年播种计划》，1956年，蓬莱县档案馆：52-1-16。
[59]王树安：《作物栽培学各论》（北方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60] 《山东省蓬莱县南王区南王乡团结农业社花生栽培经验与1956年播种计划》，1956年，蓬莱县档案馆：52-1-16。
[6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23页。
[62] 《山东省蓬莱县花生增产情况总结报告》，1956年，蓬莱县档案馆：52-1-16。
[63]山东省蓬莱县农业畜牧局编：《蓬莱县农业志》（1840-1990），内部印行本，1991年，第162页。
[64]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7《实业·农业》。
[65]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7《实业·农业》。
[66]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新泰》，第3页。
[67]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山东之农工矿业》，1935年，第3页。
[68]民国《高密县志》卷2《地舆志·物产》。
[69]民国《高密县志》卷2《实业·农业》。
[70]乾隆《栖霞县志》卷1《物产》。
[71]山东省农业厅、统计局编印：《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第34页。
[72]王保宁、李星洲、郭俊：《市场与生态：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2期。
[73]王保宁、李星洲、郭俊：《市场与生态：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2期。
Peanuts and Sweat Potatoes: the Farming System in Low Hill Area of Shando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Bao-ning
（Shandong Institute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Ji’nan 250014）
Abstract: Peanuts became the staple commercial crop in low hill areas of Shandong and concentratedproducing area was formed due to 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commercia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imulatedby high profit, farmers in low hill areas began to blend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maintain their families run-ning well by planting peanuts. And enslaved to the quality of peanuts, food shortage and the lack of fertilizer,farmers in these areas also planted sweat potatoes in large scale while planting peanuts and formed new farmingsystem by combining these two crops together.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viewpoints,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expansion of the New World Crops can not be explained completely from the aspect of population pressure the-ory and we should discuss i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rming system.
Key Words: peanuts; sweat potatoes; farming system; the New World Crops
（作者单位：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014）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