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真崛起之前，最为宋患之异族有二，一曰契丹，一曰西夏，三国鼎立于当时之东亚。以国力较，则契丹为最强，而宋夏皆次之。宋自澶渊之盟，岁输币于契丹，以求取两国间之和平。西夏当宋真仁之际，虽极桀骜，然始终服事于契丹，鲜有违叛。是故契丹之于宋夏，亦类突厥之于周齐，左提右挈，影响甚大，今欲求宋夏二国间之关系，而不参以契丹之史，则杆格难通者必多矣。试举一例以证之。
西夏当宋仁宗之世，最为强盛。史称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宋之名臣如韩如范，亦仅能御之而已，《宋史》所载韩范声威，多夸大之辞，未可尽信。如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韩琦好水川之败，丧师甚众，大将死之，仁宗至“为之旰食”，宋庠且“请修潼关以备冲突”(并见《宋史》卷485《夏国传》)，其势之危，几御之亦不能也。然和议即起于是役之后，且似不自元昊，《宋史·夏国传》述其故云：“元吴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元昊乃归。”又云：知延州庞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纳款。观此，则和议之所以起，似由于夏人力绌，有不得已者。其实不然。翌年，元吴复入寇，宋又大败于定川，其势实未尝稍衰也。《宋史》云：(庆历)二年，复大入，战于定川，宋师大败，葛怀敏死之，直抵渭州，大焚掠而去。诏(庞)籍招纳，和议又起。《宋史》云：元昊使其臣三人书议和，然屈强不肯削僭号。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请，而诏籍复书，许之。元昊言虽侮慢，然明年终更名削僭号，又明年岁纳地称臣上誓表，竟成和焉。而其间未闻有战争。知非屈于兵力也，未闻有饥馑，亦非困于天灾也，然则其所以屈服者何耶?观其再战再胜及如日方中之语，其非心服可知。此求之《宋史》而不可解者也。及检《辽史》，方知此次和议之成，契丹实左右之。《辽史》卷19兴宗纪云：(重熙)十二年(即庆历二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二月甲寅，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元吴罢兵，即遣使报宋。此定川大战之后，元吴使臣议和之前之事也。以此与前引各条比观，则元吴之因受契丹压力，而与宋议和，至为明显。盖此时既系受压力而非力屈，故元昊犹有未服之言。次年，辽夏失和，辽伐夏，故元昊迳上誓表焉。
抑契丹之所以使夏与宋和者，又有其故。其前一年(即庆历元年)宋遣富弼、张茂宝使辽，颇增岁币，两国益亲和。意者，为富弼争献纳，议增币之际，曾以是为请乎?观《辽史》“即遣使报宋”语意，此或为甚近事实之推论也。
文章来源：《不自小斋文存》
(原载《民意日报》1948年3月30日，发表时署名“幼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