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宋元时期，吴淞江两岸一度盛行大圩，大圩内实行着水稻休耕制。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连作制后期开始盛行，农民收稻放水，冬季积水休闲。麦稻两熟或在高地，或在低地，其分布与水环境有关。麦稻与其它景物相配合，构成江南农田景观的基色。由于圩岸植树较多，树木与河道及作物相配合，也构成诗人笔下传统江南景观的特点。
【关键词】吴淞江；耕作制；景观
【作者简介】王建革（1964—），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及历史地理研究。
宋元时期江南耕作制已有人进行了专门论述，特别是李根蟠和曾雄生就麦、稻两熟制做了很深入的探讨，[1]郭文韬对土壤耕作制的详细研究，[2]都代表着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到达了一定的水平。本文的立足点在于耕作制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就提一些未被重视的史料对耕作制再作一些深入的研究，同时就耕作制与环境，耕作制与农田景观，进行农业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从理论上讲，作物布局和种植制度与景观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稻麦两熟制而论，水稻与小麦与环境密切相关，而稻麦二熟或稻麦两收对江南农田风光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元时期是传统江南景观的重要形成期，众多文人和诗人在游历江南的基础上对吴淞江流域的农田景观做了描述，而这些景观的构成，基本上与圩田区的种植制度和环境密切相关。在农业环境中，水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最大，直接对休耕、再生稻和麦稻两熟实行产生影响。生物环境也有很大的作用，当时江南尚处于开发之初，生物多样性是广泛存在的。人、动植物与江南圩田相结合，构成宋元诗人笔下那著名的水乡景观。
一、休耕与再生稻的水环境
早期吴淞江两岸遍布大圩田，这种圩田是在薮泽低地的环境下辟成，江南的沼泽景观为之改变。“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3]到五代时期，钱氏政府将以前的大圩统一规划成有序的横塘纵浦的景观，主要的河道四围交叉就是一个大圩。“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五代的塘浦圩田，纵横有序，有棋盘一样的景观。“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由于大圩差不多一样大，河道自然顺直，水不乱行。“至和二年，前知苏州吕侍郎，开昆山塘而得古闸於夷亭之侧，是古者水不乱行之明验也。”[4]这种大圩与圩外笔直的塘浦，在当时的文人中有记录，张贲曾在这一带与陆龟蒙、皮日休等写诗唱和。“鲈鱼谁与伴，鸥鸟自成群。反照纵横水，斜空断续云。”[5] 这种大圩内外水面多，可以实行休耕制。为了修成大圩，圩内不全种植，只行“易田”制。“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6]人们故意围出圩田封闭区，而圩内土地也没有完全耕种，势必一些抛荒，造成定期休耕的存在。连作田应不会太多。休耕制的形成与当时与圩田形成期的狭水扩圩有关，这种休耕制的消失与人口增加所引起的农业强化有关。明初江南盛行连作制，大圩仍存在，水稻连作制或麦稻两熟制的实施没有必要拆掉大圩。明代中期以后，水流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狭水的大圩了，种植制度却相对稳定。在休耕的环境下，宋初佃户挑选肥力高的地块，也就是休耕灌水之地年年易地而种。休耕地高产，农民也是在游移中选择耕地。不耕种时灌水养田，这种方法到近代仍是江南农民恢复地力的手段。由于圩内官田居多，在官田上的佃户往往就挑选肥力高的地块种植，种植完灌水休耕，明年再挑选其它地块耕种，因为其它地块休耕时间更长。年年挑选，可以保证年年耕种高肥力土壤而不用施肥。休耕对水稻土肥力的影响与北方休耕的效果不一样。灌水的意义在于保护前茬荒地或前茬作物所留下养分不轻易挥发掉。1950年代，太湖东部地区许多地方仍保留着灌冬水的习惯。“老农认为灌烂水的田，土壤肥沃，种田省肥，耕作容易。通过长期灌水，田土变成了河泥，嫌气分解为主，到春天土温提高时，田里开始有小气泡发生，逐渐发臭发黑而变肥”。灌水之后可增产25％～30％。[7]范成大曾这样形容过吴淞江下游昆山一带的水环境与土壤的状态，“昆山常受三江具区之委以入于海，其野甚平而善淤，苦于霖潦，时至则水多，高居必以横塘纵浦疏瀹四出，然后民得污邪而稼之，今岁久弗浚，塗泥满沟，夫地愈益下而脉络壅底，则其沈潘独其于它邑。”[8]积水淹过几年的圩田内的休耕地，其形势当与范所说的积水地类似，都是高肥力之地。
郏亶言：“臣少时见小虞浦及至和塘，并阔三二十丈。累经开淘之后，今小虞浦只阔十余丈。至和塘只阔六七丈，此目所睹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致]淹没。”这种淹没是故意所为，因灌水有增肥意义。郏亶又说：“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郏亶还作了估计，“苏州之地，四至余三百里，若以开方之法而约之，尚可方二百余里，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为沟池、城郭、陂湖、山林，其余不下四同之地，为三十六万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当有十八万夫之田，常出租税也。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易地耕种的农民往往难以固定在一个地方负担水利责任，他们会换圩而种。这与钱氏政权所行的图圩制度有一定的矛盾，钱氏正通过横塘纵浦成圩田之像以后，收“图（回）甲之利”。[9]
单锷也提到吴淞江两岸大圩内的休耕地，这种休耕地属于高地圩田区，有蓄水之功能。“切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视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常蓄水，又未尝植苗，徒牧养牛羊，蓄放凫雁而已。塘之所创，有何益耶!”。[10]这种圩内之地既不蓄水，也没有立即种植。宋代仍有大量的闲地，江南圩田中有许多是屯田，租户不得利益时很容易弃地而逃，加剧了土地的荒芜。盛梁曾指出江南、两浙有大段荒地，也有许多逃移之人。[11]李心传言：“官田，东南旧多有之，靖康中，尝命经制司鬻蔡京、王黼田为籴本，翁端朝中丞为经制使，言恐生弊倖，乞租与客户，岁收课租，损其二分。从之。然诸道闲田颇多，既利厚而租轻，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刻佃。”[12]除了吴淞江流域以外，其它地区的圩田内也有类似现象，著名的万春圩“茭牧于其间者百余家”，[13]荒地和闲地不在少数。
一般农田单种一季水稻，南宋以后，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圩田中长时间休耕的农田越来越少，圩田种植向深水地带扩展。在一年一熟的条件下，稻田仍有一定放水休闲时间。来年种早稻或晚稻，早晚稻的种植选择往往是依降雨或水环境状况而定。有的地区为了防避日后淹水或单为了早种早获，在梅雨到来前种早稻或在晴日插秧。“插秧先插蚤秈稻，少忍数旬蒸米成”。[14]这些圩田区往往是官田区，大水灾时佃户逃尽，几年后水退，官方才又重新招人。苏东坡论吴中水灾时，太湖东部已经有“二年不退之水”了，[15]再加上一年的积水，农田在三四年内都处于水淹状态。北宋时圩田常处于水淹之下，景观上往往白色一片，低地圩田区尤其如此。“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涨二三尺，而苏州低田，一抹尽为白水。其间虽有堤岸，亦皆狭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岁，常、润、杭、秀之田，及苏州冈阜之地，并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见。而苏州水田，幸得一熟耳。”[16]“幸得一熟”，是在土地处于长期的淹水的状态，积水被排以后，高肥力的土壤才得一熟。
休耕制被连作制取代，估计是在南宋时代，这时期圩田区向外扩张，将原先的公共水资源侵占。这也是传统圩田区人口饱和，圩内休耕地减少到一定程度的后果。哪里有放水之后的休耕地，官方就在那里招垦，放水田往往只休耕了一季。“自来水乡秋收了，当即放水入田，称是废田，欲出榜招人陈告，其田给予告人耕田纳税，即已经予告人后有词讼不得受理。”[17]放水之后就等明年招佃，这些放水田是连作田。南宋时由乡民新开垦之地区，往往是次等地。淀山湖等地围湖造成圩田，湖田马上就成为一熟连作之区。淳熙六年，“浙西提举颜师鲁言：田野日闢，治世盛事，今乡民于自己硗确之地，开垦以成田亩。”[18]许多草荡田被垦成新田，嘉定二年，湖州王炎奏：“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硕”。[19]达到亩收三石的水平，不仅是连作制，应该是二熟制了。
稻田收后放水，一般只能是一年一熟，如果是种麦则要排水。稻后种麦，要开埨作沟，清理圩田的水环境，如果稻麦轮作，一年一熟，收稻后放水，明年春天才排水。这时期田面有积水，有再生稻的发生。宋元时期大量再生稻的记载，在于一熟制下的积水环境。“《吴都赋》：‘乡贡再熟之稻’，蒋堂《登吴江亭》诗云：‘向日草青牛引犊，经秋田熟稻生孙。’注云：‘是年有再生稻。’细考之，当在皇柘间。今田间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撩稻。恐古所谓再熟稻者即此。”[20]范所讲的“稻根复蒸”，是一种灌水环境。吴郡之地河网密布，收稻后放水，在太湖地区丰水的自然环境下，再生稻现象非常普遍。在其它地区，再生稻的出现往往与雨水适当有关，恰与收稻后的湿地环境有关。在曾雄生所提到的几条其它地区的再生稻史料中，[21]往往都有雨水的作用在其中。杨亿在《贺再熟稻表》中讲浙东处州等处有雨水后产生再生稻：“据本州丽水等县状申，今年人户所种早稻自秋初刈后，为雨水调适，元根再发青苗，结实成熟”。[22]朱熹讲浙江临海一带再生稻时讲，“臣所经历去处，得雨之后，晚稻未全损者，并皆长茂，可望收成，但民间所种不多，仅当早稻之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损者，亦皆抽茎结实，土人谓之‘二稻’”。[23]在明初的《苏州府志》上，也强调再生稻遇雨而生的特性，这种稻一般是早稻。早稻收获后有足够长的生长季节，才会发生再生稻。这种早稻还应有很好的育苗和插秧时机。“早稻即占城稻，其法：南方地暖，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熟如甲柝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宽竹器贮之于耕过田，细土、停水许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莳。至八月熟，刈后频得雨，往往再生，所谓再熟稻是也。”[24]
二、麦稻风光
在宋初休耕制中，间年耕作不见得就是一年一熟，亦可能是一年二熟。从土壤和地势条件看，当地人称休耕田的土壤为“白涂田”。尽管经年淹水，人称之为白，说明仍在经常耕种之下，有一定的旱作氧化时间。上文讲到吴郡西部低洼地带的农田常处于自然不耕状态，只有旱年才得种植水稻，幸得一熟。这种地块的土壤往往带有青黑色，属于还原质的土壤，旱年才能种稻，平年长期积水，处于还原状态。东部地力高的休耕之田，是旱涝保收之田，很可能会在不休耕的年份提高复种指数，形成一年二熟。麦稻两熟实际上正在那些传统的圩田区，特别吴淞江两岸产生。这一地区在五代以后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麦稻复种。正因如此，《吴郡图经续记》才称吴中之地的麦稻二熟为平常，“吴中地沃而物夥，其原隰之所育，湖海之所出，不可得而殚其名也。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25]至于土壤耕作技术，用于麦稻两熟的起垅技术早在唐代就具备了。陆龟蒙有诗谈到了江南的麦垅：“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枫汀尚忆逢人别，麦垅唯应欠鸡眠。”[26]
目前学术界对江南稻麦两熟的争论一般只局限于文字推敲，其实，圩田开发程度与地势，更影响到耕作制的推广。江南最早开发的圩田区是那些河流沿岸的较高地段，有较好的旱作条件，常有稻麦两熟。常熟三十六浦和华亭一带就是这样最早开发的地区。华亭是宋人眼中的最肥沃之地，稻麦两熟最为发达。“华亭负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陆之产，兼而有焉，李翰《屯田纪绩》颂谓：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且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等语。今华亭稼穑之利，田宜麦禾，陆宜麻豆，其在嘉禾之邑，则又最腴者也。”华亭之地不是积水区，圩田宜稻宜麦，故时人称其土壤为最上。冈身地区宜旱地作物，五代时亦可通过塘浦圩田系统灌溉，宋元以后，西部之水难以周流冈身。古冈身之地“宜种艺菽麦”，[27]也有麦稻两收和麦稻两熟。
圩田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作物是水稻。范仲淹言：“东南之田，所植惟稻。”[28]圩田内种麦当然也会有，特别在北方移民刚到江南时，在传统的饮食习惯压力下，他们会在稻收后种麦。苏东坡言“浙中无麦”，[29]正是移民浪潮过去，天下升平很长一段时间后的现象。南宋《鸡肋编》上所说的那种种麦之利“倍于种稻”的现象，只能在个别时候有流民压力的环境才能出现。尽管“种麦之利，独归客户”，[30]由于种麦要使水稻放弃休耕，放弃土壤培肥，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甚大，一旦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喜吃稻米后，种麦推动力就会下降。真正的推广动力只能是人口压力下对麦类的需求，愈到后期，麦稻二熟的记载才会多起来，这基本上是南宋以后的事了。[31]13世纪初，吴泳形容吴中地区的形势为：“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32]这时候的麦、麻、豆种植是太湖农民在人口压力下风缝插针式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法了。
微地形上的麦稻分布是高地种麦，低田收稻。在吴江一带，“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33]那么，麦稻两熟易于产生于高田还是低田呢?这要看具体的水环境如何。五代时期，冈身之地有发达的灌溉，高田会有两熟；到后期，由于河道的淤塞，冈身旱象，两熟的可能性变小了。吴淞江北部常熟一带是传统三十六浦之地，为最早的塘浦圩田区，其北部福山一带是处于冈身之地，唐代时得灌溉之利，旱作与水稻皆可。正是在这种地方，治平年间《常熟县新建顺民仓记》这样形容常熟，“大县也。考其民版之数，至四万户。岁输之粟，至八万石。有仓，污庳迫窄，才容四分之一。滨江之民，远者百里。水浮陆走，稇载而至。”如此大的丰收，冈身之区常常处处多熟状态，“杨备《题常熟县诗》：远逼江垠傍海埂，落帆多是两来船。县廷无讼乡闾富，岁岁多收常熟田”。[34]岁岁多收之地是冈身的灌溉地，也应是麦稻两熟或麦稻两收的主要集中地。
由于吴淞江和各塘浦的淤塞，宋代以后这一带的水环境变化甚大，泾浦淤塞以后，人海之水与潮水相抵，涝时积水严重，旱时湖水不能下达，抗水旱灾害能力下降。水环境与圩田的相互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之中田，今为上田；昔之下田，今为中田；昔之草荡，今为下田是也。极于宝庆之水、嘉熙之旱，无所措手，大为邑民之病。”[35]在这种状态下，麦稻复种或麦稻两收的状况有所改变。因冈身的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吴淞江两岸的高地也处于旱涝为灾的状态。随着大圩的破坏，昆山一带处于吴淞江两边高地的地区，积水之年低田难收，风调雨顺时往往可以高低田皆有收。“去秋仅有年，高田尚停潦，今幸风雨调，皆话天时好。”[36]对于一般地块，宋初的水患肯定影响到麦稻两收。“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则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数州之水；而东北又有昆山、常熟二县冈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则一大熟尔。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为人所见，而税复重。高田远于城郭，人所不见，而税复轻。”[37]水灾发生时高田大熟。大水成灾时，政府要让高田和低田退水的土地上报，“高田无水与水退可耕之地，各约若干，并令诣实申奏，不得相关”。[38]这种地是官方灾年征收租赋的对象。在一般年景下，高田常旱，难以维系一年二熟或二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到归有光的时代，安亭一带的高田形势为：“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无所波。屡经水旱，百姓愁苦失业”。[39]这种状态一熟都难，何况二熟。
在排水状况较好的低地圩田区，二熟或二收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圩内的外塍田，由于地势相对较高，可以麦稻两收。《王祯农书》记载的是高田种麦，且是二熟。“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墢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下田既熟，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垡半出水面，日曝雪冻，土乃酥碎。仲春土膏脉起，即再耕治。”[40]有的地区低地更有条件。从劳动力条件而论，苏州一带的圩田往往地近城郭，人力投入较多，税负又重，容易增加复种指数。北宋时期，低地圩田有较好的收成。赵霖言：“天下之地，豪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只是低地一旦水灾，除非有好的圩岸，要不然不可能二熟。“昨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陶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41]在圩岸系统健全的情况下，稻麦两熟不在乎高地或低地，有了圩岸系统，大水之年仍可以稻麦两熟。因为麦稻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灌溉系统。在没有良好灌溉系统的高地，旱年种麦不行，麦稻两熟更难成，倒是低地的圩田区，无论旱年或涝年，都可以稻麦两收或稻麦两熟。
大德十年中书省上奏称江阴一带的情况，“常州镇江江阴未开河道十四处，适遇霖雨相防，又值农忙，兼有江阴州妄言开河作坝，淹死菜麦”。[42]作坝可以淹死菜麦，说明菜麦种在高地，且没有圩岸围之。范成大言：“五月吴江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稻根科斗行如块，田水今年一尺宽”。[43]田水适量，才能既小麦秀穗，又有田地插秧。当大水之时，积水无法排除，则会影响到种麦。既使是水稻与小麦隔年种植，也会因水受限。如果大水不能排，首先影响到种麦，任古论述江南水势时言：“平江府积水，经今已两月余日未退。已妨种麦，若不于农隙之际支给钱米，雇夫开治，深恐来岁春雨积水愈甚，亏失常赋。”[44]这部分地段旱地较多，圩边的田地可以种旱作物。宋以后吴淞江淤塞严重，吴淞江两岸旱作化形势不断加强。单锷曾看到吴江长桥以东，吴淞江“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汗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堤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45]高地为麦稻两熟创造了条件。到元代，吴淞江淤塞严重，高田难以上水，常出现旱象。延祐七年六月到七月，淞南一带“雨水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两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种田一旦成沙涂。”旱情使“高田尽荒低田丰。”[46]
圩田内的高田与低田由塍岸所界定。高地，也就是外塍田可以旱作。除了种麦以外，还可以种豆、棉。明末林应训言，“附近有低田堪以培高者，即以其培之，亦可至于极高。地方不用堤岸，而土无堆放者，亦即就靠内一边摊放。盖高乡多种豆棉，一时不妨陆种，挑得河深，则灌溉自利，内中田亩仍自不妨于水种也。”[47]高低适度的圩田不多，淀山湖地区南圩田宋时有一次大扩展，新扩展的圩田是湖荡区圩田，不适合种麦。这种地方一开始多种芦苇和水生植物，以后才逐步水旱轮作，成为较好的土壤。任仁发言“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湖又低于浙西，淀山湖又低于苏湖。彼中富户数千家，每岁种植茭芦编钉椿篠，围筑埂岸，岂非逆土之性，何为今日尽成豪腴之田。”[48]由此可见，淀山湖周围低地开发为围田后，南宋富户豪强先种芦苇等喜水植物，然后才水旱轮作改良土壤，最后才成为高肥力的水稻田。圩田向低地发展，稻麦两熟的比重不会太多。明中期以后，随着黄浦江的形成，吴淞江两岸和许多地区干田化形势加强，稻麦复种有了较大的增长空间。
在吴淞江北部阳澄湖和承昆湖湖区，宋元时期围湖造田过程中的复种制不清楚。嘉靖年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参照。谭晓、谭照两兄弟在常熟湖区开出的万亩大围，大部分不能种植水稻。他们通过筑圩、开河、凿池等工事，因地制宜，将全圩划分为六大区。第一区是由沼泽地转化而成的菱芡水草区，用以养渔和积肥；第二区是烂水区，为菰蒲区，种植茭白、慈菇、荸荠等蔬菜；第三区为低田稻作区；第四区为高平田蔬菜和旱地作物区；第五区为堤岸区，种植果木；第六区为养鱼和养禽区。[49]嘉靖年间的江南人口压力远过宋元时代，这时期的围湖造田尚不能全种水稻，宋元时期当更有多样化种植，麦稻两熟肯定很少。低洼区的改造需要长时间的施河泥垫高田面。吴淞江起头的魇山原是“松江之滨一平坡，数千亩而已，旧传厥地最卑下，土亦疏瘠，居民常苦洚溺，日徙豪土培筑，濅成一邑之隆壤，吴江益泽国，邑人特崇其高遂以山名之。”[50]在这种改变了圩田地势的地方，当时可以改变种植制度。
收麦种稻，麦收时间一般在阴历五月，插秧也在这个时候。无论同一地块上的麦稻二熟，还是不同地块的麦稻两收，都会出现青黄两种颜色。范成大很清晰地描述了稻麦两熟的景色：“梅花开时我种麦，桃李花飞麦丛碧。多病经旬不出门，东陂已作黄云色。腰镰刈熟趣晴归，明朝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51]这时还有梅花与桃花的开放，红花与绿丛相映，构成乡村独特的景观。天旱之时，两种景色尤其明显。旱年种稻时：“莫愁尘土厥天飞，六月栽禾未是迟。待得麦麻收拾后，通宵好雨定知时。”[52]尽管麦茬作物因旱而减产，旱灾之年却麦收后种稻，追求一年两熟以避灾害的时机。如果种早稻，早稻要持续到秋天收获，比小麦更易受到天旱的打击。“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与禾头不相拄。”[53]南宋时期，江南多雪，对早稻影响甚大。小麦喜冬春之雪，故种小麦不成灾。范成大言：“瑞叶飞来麦已青，更烦膏雨发欣荣。东风不是厥滕六，却怕雪天容易晴。”[54]昆山农民一般在梅雨时节插种晚稻，由于当时正值气候寒冷期，五月的吴江一带寒冷冻人，麦收与插种晚稻之时，农民畏冷。“梅黄时节怯衣单，五月江吴麦秀寒。”农民在丰水的环境下插秧，又冷又湿。“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寒。”[55]在同一首诗中前后有这样的两段内段，基本上表明昆山当地处于麦稻两收或稻麦两熟的水平。从地理条件上看，更可能是麦稻两收，因为吴江一带高地居多，上了水就种稻，上不去水则种麦，麦田与稻田往往很近，分别独立。
三、立体化风景
圩田区的水稻与高地的小麦以及湖荡区的芦苇等水生植物和其它圩边植木，构成整体的农田植被结构。吴淞江一带大部分是圩田与水泊，芦苇是仅次于农作物秸秆的一种燃料资源。由于江南无树木类燃料，这种燃料资源一直很盛行。“薪樵而爨，比户必需。吾乡无山陵林麓，惟藉水滨萑苇与田中种植落实所取之材，而煮海为盐，亦全赖此。故吾郡之薪较贵于邻郡。”[56]宋元时期豪强地主占据积水空地后，一般就是种植芦苇和其它植物。“疏泄之道，既隘于昔。又为权豪侵占，植以菰蒲萝苇。”[57]由于野地与积水地多，再加上人工养殖的经济植物，圩田区有许多野生动物。绿头鸭有家养与野生两种，其生存环境为：“绕菰蒲而相逐，隔州渚而相闻。”[58]南宋时期，农民很容易在乡村的湖荡区进行多样化种植。范成大的开湖荒诗有：“种木二十年，手开南野荒。苒苒新岁月，依依旧林塘。汗莱擅下湿，岑蔚骄众芳。菱母尚能瘦，竹孙如许长。忆初学圃时，刀笠冒风霜。”在范成大的家乡吴江一带，“湖莲旧荡藕新翻，小小荷钱没涨痕，斟酌梅天风浪紧，更从外水种芦根。”由于湖面种植越来越多，官方也开始在湖面上收租。“采菱辛苦废犁鉏，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59]湖荡区的多样化种植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这种湖荡区的种植已有一个不小的比重。这种水生植物的种植一般沿塘浦、湖泊分布，一旦塘浦和湖泊的水环境发生变化，种植程度也发生变化。每到水利开河之时，兴工者一般先要除掉“茭芦”，因为平时人们在利用这种水生植物侵占水面。地方豪强在两宋时期的关注重点是大的湖泊积水地带，明代依然如此，只是规模有所缩小。“濒江濒湖去处，风浪险恶，因种护堤茭芦以防坍塌，本为障水。迩来豪右假以护堤为名，不分河港宽狭，辄种茭蒲芦苇占为茭荡、莲荡，或勾接商人堆贮竹木簰筏，或希图渔利，张打拦扛网簖，停积泥沙，阻坏水利，甚者霸占滩涂，筑成塍围，因而垦为良田”。[60]
因树木有强大的固土功能和景观功能，圩岸种树有悠久的传统。至和年间，丘舆权在其关于开至和塘《记》中称“为桥梁五十二，蒔榆柳五万七千八百，其贰河植茭蒲、芙蕖称是”。[61]由此可见，早期的大圩形成时的塘岸对江南农田景观影响至大，树木在乡村景观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从沼泽景观到塘浦圩岸与稻田和树木配合，是令当时诗人称道的江南景观。唐宋时代，吴淞江很宽泛，江边有很多树。“震泽平芜岸，松江落叶波，”[62]正可见两边树木之多。《姑苏志》所记之路，大部分路的是“滨于”某河、某塘的路。[63]杨万里言：“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岁久树根无寸土，绿杨走入水中央。”[64]这是指圩岸崩溃之后，树在田问的景象。南宋时期，淀山湖一带的私人大圩上也种着杨柳，卫泾的“始觉舟移杨柳岸”之句，[65]即指淀山湖旁的圩岸，圩岸上的柳树比比皆是。另外，也有野生的梅花。宋初梅询在《华亭道中》中有“隔水野梅三四株”。[66]范仲淹把梅与柳并列，以表达江南特色，“梅淡柳黄春不浅，王孙归思满江南。”[67]
聚落、圩岸、圩田中的稻麦和其它植被形成吴淞江一带农村田野景观，这也是宋元时代江南景色的基础。如果加上动物与人，这种江南乡村景观带有活动性。圩岸种树，桑、柳或其它树种种在大圩岸上，与麦稻相配合，耕作制上属于林粮间作，这种耕作制构成江南景观。“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高田旱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乾灌溉不过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又田方耕时，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践踏坚实而无渗漏，若其塍垄地势高下适等，即并合之，使田丘阔而缓，牛犁易以转侧也。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其欹斜坡陁之处，可种蔬、茹、麦、粟、豆，而傍亦可种桑牧牛。”[68]宋代大圩的树木的种植也是在官方规定下形成的，规定下和种植使堤岸有了景观整齐划一性。“绍兴三十年，张少卿初为漕，徙民于近江，增葺埚岸，官给牛种，始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云”。[69]元代潘应武提到的圩岸树种是桑柳，估什他这是泛指松江与嘉湖一带的圩岸。“古来各围田甲头每亩率米二斤，谓之做岸米。七八月间，水涸之时，击鼓集众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多得两济。”他还提到水环境影响了桑柳生长，“浙西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常深浚水路，居民常常修筑围塍，自丙子年水政废弛，积水不去，一遇淫雨，桑柳枯朽。”植树的事工一般由乡村完成，由围长负责组织。“围岸一事，为功不细，今岁修筑，虽已成就，缘一时旋取湿土堆筑，经值春夏雨水，不无少有淋损去处，若季夏一月，略加修浦，又于秋收之后十二月及来岁正月为始，载行增修，添用椿笆，低者高之，狭者阔之，缺者补之，损者修之，更令田主从便栽种榆柳桑柘，所宜树木三五年后盘结根窠，岸塍赖以坚固，此诚良久之计。”[70]这种植树成行的目的还与圩田标记有关。《王祯农书》中有：“隰桑宜叶沃，堤柳要根骈。交往无多径，高居各一廛。偶因成土著，元不异民编。”[71]植桑与编民结合到一起。
桑柳对圩岸的固土作用十分明显，从景观角度上讲，柳树的美化作用更强。吴地的士大夫当时从其它地区引种柳树，美化家居。圩田种柳更是一种环境美化，一时成为许多诗人关注的对象。陆龟蒙言：“秋来频上向吴亭，每上思归意剩生。废苑池台烟里色，夜村蓑笠雨中声。汀洲月下菱船疾，杨柳风高酒旗轻。君住松江多少日，为尝鱸鲙兴蒪羹。”[72]这是吴淞江边的杨柳。五代两宋时的塘浦，往往是官河。官河之岸是大圩岸，植树也非常有序。范成大对南浦的描述是“细雨垂杨系画船”。[73]杨树正在河岸上，河岸也是大圩岸。
柳与小麦的结合是农田景观中最先显出的春色。弘治年间顾清的竹枝词中有：“三月吴江柳正青，柳花飞去半为萍。蔬畦麦陇蔷薇架，装点田家作画屏。”三月春色是柳。到了四月，青绿的稻秧出现之后，柳树颜色相对淡化，村边柳树的景观突出。“四月吴江正插田，青秧白水暖生烟。回桡转入深村里，只见重垂杨不见天。”[74]柳与圩田中或湖边水生植被的对比是“菰蒲才熟杨柳黄”。[75]不同作物在不同时间内，构成不同的乡村颜色。除了基本的绿色外，不同时候开花的作物与树木也有不同的颜色装点圩田与圩岸。在陆龟蒙的诗中，豆类作物和梨树分别呈紫色与红色，“村边紫荳花垂次，岸上红梨叶战初”。[76]白居易论苏州柳时也提到了河边之柳，就是圩岸之柳，这一带的柳树几乎是全国最多，圩岸种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金谷园中黄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絮扑白头條拂面，使君无计奈春何。”[77]吴淞江边，圩岸的桃树与杏树与大田和水道一起构成了美好的春天气息。杨万里曰：“近水人家随处好，上春物色不胜妍。归时二月三吴路，桃杏香中漫过船。”[78]种竹也很普遍，陆龟蒙有“纤洪动丝竹，水陆供鱠炙”之句。由于多种经营与立体种植，一年四季都很忙。“安知勤播植，卒岁无闲暇，种以春鳸初，获从秋隼下，专专望穜（先种后熟的谷类）稑（后种先熟的谷类），搰搰條桑柘。”[79]作物和圩岸之桑生长期相对错开，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可以分别忙于农耕和蚕桑。竹林与梅树并列，冬天的景观也很别致，明初顾清有竹枝词曰：“腊月吴江更自妍，梅花开近竹林边”。[80]在常熟的开元乡，南宋时的一处宗室的居所“门枕流水、面青山，后环清池，列乔木、佳花、修竹散植前后。”[81]
与圩田区或灌溉区稳定的稻作相比，旱地区的作物种类和岸上树种都是易变的。东部圩田区在小圩盛行后逐步就没有树了。冈身地带的旱地作物也出现快速的变化，小麦优势到后期减少，其它经济作物兴旺。吴淞江以南的乌泥泾因土壤不宜种稻，宋末率先引种了棉花。“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木棉之种种于彼。”黄道婆因此推广了植棉与纺织。[82]棉与麦争地。徐光启言：“吾乡向称早种者，在立夏前，迟或至小满后。询其缘由，皆不获已：其一为惜麦。北方地宽，绝无麦底，花得早种，吾乡间种麦杂花者，不得不迟。今请无惜麦，必用荒田底。即种麦，亦宜穴种，可得早种花，后收麦，旋以厚壅起之也。”[83]这一带的麦棉种植先是麦杂花，就是麦田套种棉花。徐光启要求一年一熟的麦棉轮作。种棉花以后，由于农民的不断锄地，这里原先的潮湿环境得到了改善，冈身一带的生物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持锄赤汗敢归休，长怕游青低没草。东舍西邻助作劳，鱼羹菜具欢呼饱。”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蟹患虫灾绝迹无”的光景。小蟹是冈身地区常有的生物聚集，长期锄地，改造微生态环境，蟹患也因此得以消失。棉田被称作花田，越来越成为冈身地带的一种乡村景观。[84]
小蟹是灾，河道里的正常之蟹则是食物资源。由于树木众多，圩田系统内的河道卫生条件也很好，宋元时期水清且鱼蟹多。不但有各种现已失去的名贵鱼种，鱼类数量也很多。张扩这样形容华亭一带的秋天：“阴云薄薄漏秋辉，晓露含光湿翠微。旁舍系牛尝社酒，荒城捣练给征衣。净如扫跻蚊无几，多不论钱蟹正肥。定是水乡差可乐，不应潦倒未成归。”[85]还有一些不利的生物环境。宋元时期，农业生态系统处于扩张时期，江南物种在农业扩张的压力下出现了不稳定现象。关于这里的鸟类，汉代就有鸟类增多现象的描述：“方言曰：‘齐、宋之间，凡物盛多谓之寇。’注云：‘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俗谓寇凫’”。到唐宋时期，这种灾害更多。陆龟蒙的“禽暴”一诗，正为野凫害稼而作。[86]陆所言的凫鹥，“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留之禾，必竭穗而后去。”[87]明清时的人不再提这种现象，供这些鸟类栖息的林地和浅水湖泊已经很少，鸟类种群的急剧增加的现象很难发生。即使是水生动物，在圩岸树林减少的状况下，腐殖质和其它营养成份减少，很难出现蟹类或其它什么较大鱼群的突然爆发。
四、小结
农村环境建设和景观建设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传统的农田风光研究完全可以提供现实用途，只是学术界传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史领域，农田风光研究很少。乡村景观史的研究需要农业史与地理学的结合。从上述吴淞江流域的耕作制度描述可以看出，耕作制本身不单具备农业科技史的特色，还具备地理景观特色。与明清时期相比，这时期的耕作制与江南农村的结合应该更具备传统的江南水乡特色。明清时期，水环境大变，圩田变小，圩岸上的树木也大大减少，文士笔下的江南越来越局限于一些风景点，而不再将注意力像陆龟蒙和范成大时代那样集中于农田了。生态压力下，农田风光已经受到了损坏，最具经典意义的江南农田景观应该是唐宋文人笔下的江南。[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9—20世纪太湖地区圩田水利与农业环境史研究》资助，批准号：06JJD770008]
参考文献：
[1]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5期；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3期，第255～268页。
[2]郭文韬：《中国耕作制度史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
[3]王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1，《田制门》。
[4]《吴郡志》卷19，水利上。
[5]张贲：《旅泊吴门》，刊于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47页。
[6]《吴郡志》卷19，《水利下》。
[7]嘉兴专区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嘉兴专区土壤志》，1959年10月，第32页。
[8]（嘉靖）《昆山县志》，卷15，范成大：《新开塘浦记》。
[9]《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0]单谔：《吴中水利书》。
[11]盛梁：《上真宗乞授陈靖劝农使论民耕佃旷土》，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5。
[1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
[13]《沈氏三先生文集》，《长兴集》卷第21，《万春圩图记》。
[14]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6，《梅雨五绝》。
[15]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1，《苏文忠公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
[16]《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7]《宋会要辑稿》食货6，《经界》，绍兴12年12月2日。
[18]《宋会要辑稿》食货6，淳熙六年5月18日。
[19]《宋会要辑稿》食货6，嘉定2年1月15日。
[20]《吴郡志》卷30。
[21]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55～268页。
[22]杨亿：《武夷新集》卷12。
[23]朱熹：《晦庵集》卷18。
[24]（洪武）《苏州府志》卷第42，《土产》。
[25]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26]陆龟蒙：《唐甫里先生文集》卷8，《小雪后书事》。
[27]（绍熙）《云间志》上，《物产》，《古迹》。
[28]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1，范文正仅此吕相拜呈中丞谘目。
[29]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东坡全集》卷76。
[30]庄绰：《鸡肋编》卷上。
[31]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2]吴泳：《鹤林集》卷39《兴隆府劝农文》。
[33]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60首》。
[34]《吴郡志》卷38。
[35]《宝祐琴川志》卷第5。
[36]张方平：昆山初秋观稼回县暑与同僚及示姑苏幕府，[宋]龚昱：《昆山杂咏》上。
[37]《吴郡志》卷19，《水利上》。
[38]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6。
[3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之24，安亭镇揭主簿德政碑。
[40]《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2。
[41]《吴郡志》卷19，《水利下》。
[42]任仁发：《水利集》卷5。
[43]范成大：《夏日田园东兴12绝》。《石湖居士诗集》卷27。
[44]《宋会要辑稿》食货7（靖康28年8月2日）。
[45]单锷：《吴中水利书》。
[46]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之23。
[47]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6，《林应训颁行治田六事》，万历5年。
[48]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中，《任都水水利议答》。
[49]（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
[50][元]高德基：《平江记事》。
[51]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1，刈麦行。
[52]黄干：《喜雨用前韻四首》，《勉斋集》卷40。
[53]陆龟蒙：《唐甫里先生文集》卷17，《刈获》。
[54]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1，《雪后雨作》。
[55]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6，《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
[56]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6》。
[57]《吴郡志》卷19，《水利下》。
[58]《吴郡志》卷29，《土物》。
[59]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60首》，卷28，3月16日《石湖书事3首》。
[60]《周凤鸣条上水利事宜疏》，嘉靖11年上，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4。
[61]《吴郡志》卷19，《水利上》。
[62]白居易：《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白氏长庆集》卷24。
[63]（正德）《姑苏志》卷2，《桥道志》。
[64]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王畸珍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65]（嘉靖）《昆山县志》卷16，卫泾，过淀湖。
[66]梅尧臣：《过华亭》，《宛陵集》卷10。
[67]范仲淹：《送常熟钱尉》，《范文正集》卷3。
[68]《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
[6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
[70]任仁发：《水利集》卷3。
[71]《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1，《田制门》。
[72]《唐甫里先生文集》卷8，《润州送人往长洲》。
[73]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3，《横塘》。
[74]王利器等辑：《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
[75]陈尧佐：《吴江》，刊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册，卷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85页。
[76]《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12，江南2首。
[77]《吴郡志》卷30，《土物下》。
[78]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王畸珍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4页。
[79]《唐甫里先生文集》卷3。
[80]顾清：《东江家藏集》卷13，于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
[81]中国文物研究所、常熟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誌·江苏[壹]常熟》下册，文物出版社，2006年，18页。
[82]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之24，《黄道婆》。
[8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35，《蚕桑广类》，《木棉》。
[8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79～280页。
[85]张扩：《华亭秋日》，《东窗集》卷4。
[86]方勺：《泊宅编》，卷第7。
[87]《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19，《禽暴》。
The Farming System and Farmland Landscape in Wei Fields in Wushongjiang River Area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ng Jiang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Wushongjiang river area, big Wei fields system was prevailing. Fallow system was practiced in big Wei field. As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increased, sequential cropping began to be current, after farmer harvest rice, they pour the water into the Wei field and there is water in winter and land lay fallow. Rice and wheat cropping system was in high land or in lower land, according to the water environment. Rice, wheat and other scenery, constituted main countenance of Jiang-nan rural land. There were many trees planting along Wei field, trees and river and crops, also constituted the traditional Jiang-nan landscape described by poet.
Key Words: Wushongjiang River, Tillage System, Landscape
原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