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广州的国内贸易
（1）政府对于广州的外货贸易之经营
宋代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如何分配于国内各地?关于此种贸易的经营，可大别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专卖，在广州收买后，派人运至各地出售；一部分则由商人从广州贩往国内各地。大约利润较大的外货，都由政府专卖，以便丰裕国库，而免利润入于私人之手。现在先说政府对于这种买卖的经营。
宋代的中外商人将外货运抵广州时，由广州市舶司抽解其一部分，复收买若干，然后听其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如果这些货物是政府规定的专卖品，则完全由政府收买。朱或《萍洲可谈》卷二云：
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瑙凡细色抽一分，碡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
所谓“榷货”是专利品或专卖品的意思。曾三异《因话录》（《说郛》卷一九）石：
榷货非扬榷之义。榷，独木桥也，乃专利而不许他往之义。
按宋代的榷货，据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及大中祥符二年八月九日两次诏令（均见《宋会要·职官》四四）所载，共有十种，即碡瑁、象牙、犀角、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及输石。其中尤以乳香的收买，获利最大。《宋会要·职官》四四载绍兴三年七月一日，诏广南东路提举市舶官，“今后遵守祖宗旧制，将中国有用之物，如乳香药物及中国民间常使香货，并多数博买。内乳香一色，客算尤广，所差官自当体国，招诱博买”。至于政府所用以收买这些外货的本钱，称为折博本钱、博易本钱或市舶本钱。这些本钱，很少是见钱（即铜钱），而是出口的各种货物。《萍洲可谈》卷二云：
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
又《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云：
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这里要注意的是：政府收买外货所规定的价格较外货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为低，所以政府常获大利，而商人则常亏本，或获利较小。《萍洲可谈》卷二云：
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
又《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绍兴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宰执进呈广南市舶司缴进三佛齐国王寄市舶官书，且言，“近来商贩乳香，颇有亏损”。
（开禧）三年正月七日，前知南雄州聂周臣言，“泉广各置舶司，以通蕃商。比年蕃船抵岸，既有抽解，合计从便货卖。今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名曰和买。获利既薄，怨望愈深……”。
广州市舶司以官定价格收买到进口外货后，其中一部分即按照市场上通行的价格在当地出卖。《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崇宁
四年五月二十日，诏，“每年蕃舶到岸，应买到物货，合行出卖，并将在市实直价例，依市易法通融收息，不得过二分”。从广南提举市舶司请也。
但大部分则连同抽解的外货，运往当时政治中心的汴梁。《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天圣）五年九月，（诏?），“自今遇有舶船到广州，博买香药，及得一两纲。旋具闻奏，乞差使臣管押”。
神宗熙宁四年五月十二曰，诏，“应广州市舶司每年抽买到乳香杂药，依条计纲，申转运司，召差广南东西路得替官往广州交管押上京送纳……”。
这些由广州运往汴梁的外货，就其性质大致分为粗色及细色两类，而分为一纲一纲的运往。至于体积及重量太大而价值又小的外货，则因负担不起巨额的运费而不运往汴梁，留在广州出卖。《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建炎元年
十月二十三日，承议郎李则言：“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起发之物，本州打套出卖……。”
关于粗色及细色的外货的名称，这一段文字又接着说：
旧系细色纲，只是真珠龙脑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如犀、牙、紫矿、乳香、檀香之类，尽是粗色纲，每纲一万斤。……大观以后，犀、牙、紫矿之类，皆变作细色。（《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复次，关于这些外货运往汴梁所走的道路，《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云：
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
按：《食货志》这段记载未免过于简略。事实上，由广州出发的外货，并不是一直陆运至虔州，因为由广州到南雄一大段是有水路可通的，需要陆运的只是大庾岭一小段而已。《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云：
岭南陆运香药入京，诏（刘）蒙正往规画。蒙正请自广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至南安军，凡三铺，铺给卒三十人；复由水路输送。
过了大庾岭后所走的水路是赣江、长江、淮河及汴河。因此，在宋代由广州运外货至当时大消费中心的汴梁（汴梁是大消费中心的理由，见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大半有便利的水道可通；其中须走陆路，只是大庾岭一小段。所以由于下列宋代大庾岭道路积极开发的记载，我们可推知这条商道（由广州到汴梁等地）在当时的繁荣，同时亦可推知广州与国内各地贸易的发达。《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云：
蔡挺，字子政……越数岁，稍起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监。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芘。挺兄抗（字子直）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
又王巩《闻见近录》亦记蔡氏兄弟对于此路的整顿云：
庾岭险绝闻天下。蔡子直为广东宪，其弟子正为江西宪，相与协议，以砖凳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行者忘劳。予尝至岭上，仰视青天如一线；然既过岭，即青松夹道，以达南雄州。
宋代由广州输入的外货，政府加以收买，运往汴梁后，它们遂在汴梁出卖。《宋会要·食货》三六载太平兴国二年
三月……诏……先是外国犀、象、香药充牣京师，置官以鬻之。因有司上言，故有是诏。
北宋初年，在汴梁出卖这些外货的机关名叫榷易院。同书《食货》五五云：
太平兴国中，以先平岭南，及交趾海南诸国连岁入贡，通关市，商人岁乘舶贩易外国物，自三佛齐、勃泥、占城犀、象、香药珍异之物充盈府库，始议于京师置香药（榷）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命张逊为香药库使主之。岁得钱五十万贯。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入榷货务。
关于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亦有记载，但“榷易院”改作“榷药局”：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乙亥）香药库使高唐张逊建议，请置榷药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上然之。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
此外，榷易院还有其他名称。《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作“榷易署”；同书卷一八六《食货志》作“榷署”。除榷易院外，榷货务也是在汴梁出卖外货的机关，在北宋初年与榷易院同时存在。《宋会要·食货》五五云：
至道二年十一月，诏榷货务博卖香药收钱帛，每月分十次送纳。
真宗咸平二年九月，诏榷货务招诱客人将钱银绸绢入中，并卖象牙。令香药库将合出卖第一等牙品配支拨。
（景德元年）闰九月，诏榷货务所卖紫赤矿香药，令依市实价出卖，不得亏官。
关于榷货务所在地点及职务，同书《食货》五五又云：
榷货务旧在延康坊，后徙太平坊。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及中茶盐，出卖香药象货之类。
按上引《宋会要·食货》五五曾说，榷易院于“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人榷货务”。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榷货务与榷易院同时存在，都在汴梁出卖外货；其后则榷易院被归并人榷货务，只由后者出卖外货。例如同书《食货》五五载大中祥符二年
八月，诏榷货务，“客便纳金银钱帛粮草，合支香药象牙者，于香药库拨请还客……”。
以上所述，都是北宋初年的记载。北宋中叶以后，政府也是一样的在汴梁出卖外货，以佐国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初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
上述政府在汴梁出卖的外货，除因汴梁是当时的大消费中心，一部分由当地人士消耗外，其中一部分又由客商运往他处出卖。上引《宋会要·食货》五五各段记载，多说榷货务将香药、犀、象等物卖与“客”或“客人”。这些在汴梁购买外货的商人既被称为“客”，买货后当然是将货贩运至别处出卖的。复次，汴梁政府又派人运这些外货到边境的榷场，以与辽及西夏等国博易。（关于北宋汴梁的外货之贩往各地及辽夏等国，请参看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政府因经营此种外货的买卖而得的利润之大。关于政府因此而得的利润，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可供参考，我们却可根据其他材料来加以推论。上边曾说，政府在广州收买外货所规定的价格较外货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为低。及运往汴梁后，据上引《宋会要·食货》五五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所载，政府却增高价格然后出卖。就是不运往汴梁，而在广州当地出卖，据上引《宋会要·职官》四四所载，政府也是按照当时市场上的高价而不是按照收买时的低价出卖的。政府这样买贱卖贵的结果，自然是可以得到一大笔收入的。所以上引《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说政府经营此种买卖的结果云：
县官用度，实有助焉。
以上所述，都是北宋政府买卖由广州输入的外货的情形。到了南宋，因为政治中心由汴梁南转杭州（当时称为“行在”），政府在广州收买到的外货也运往杭州出卖。如《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乾道）七年十月十三日，诏：“今后广南市舶司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以二万斤正、六百斤耗为一纲。依旧例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三百三十七文省。限五个月到行在交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言：“……今措置，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从之。
这时由广州运外货往杭州，走的多半为海道；因为这时海上交通较前发达，而广州及杭州的位置又均在海岸附近。所以上面引文说运输外货时止支“水脚钱”，下引《宋会要·刑法》二亦说“海运以达中都”。复次，我们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广州买到的外货，不完全运往杭州，其中一部分就在广州当地出卖。这在下列三种情形之下全都实现：
①虽然海运用费较廉，粗重而价较贱的外货，因不能负担运费，便不运往。如《宋会要·刑法》二载嘉定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又言：“泉、广每岁起纲，所谓粗色，虽海运以达中都，然水脚之费，亦自不赀。今外帑香货充斥，积压陈腐，几为无用之物。臣以为当令舶司就地变卖，止以官券来输左帑。”……并从之。
②物品太多，运往杭州后不易卖出，便留在广州出卖。如《宋会要·蕃夷》四说政府在广州收买到的象牙犀角太多，只以一半运往杭州，其余一半则在广州出卖云：
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单广南路市舶张书言上言：“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见收管广州市舶库。象牙各系五十七斤以上，依例每斤估钱二贯六伯文，约用本钱五万余贯。数目稍多，难以转变，乞起发一半，将一半就便搭息出卖给还。”诏拣选大象牙一百株、犀二十五株起发赴行在，准备解笏造带，宣赐臣僚使用。余从之。
又据上引《宋会要·刑法》二，中央政府所以“令舶司就地头变卖”，“外帑香货充斥，积压陈腐”，在杭州不易卖出，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③杭州一带人士不大用得着的外货，因运杭后不易卖出，便留在广州出卖。如《宋会要·职官》四四载绍兴
八年七月十六日，臣僚言：“广南……市舶司抽买到市舶香药物货……缘合起发内，尚有民间使用稀少等名色，若行起发，窃虑枉费脚乘得亏损官钱。”诏令逐路市舶司，如抽买到和剂局无用并临安府民间使用稀少物货，更不起发本色，一面变转价钱，赴行在库务送纳。
政府将这些外货由广州运杭后，将作如何处置?这些外货，除如上引《宋会要·蕃夷》四及《职官》四四所载，一部分由杭州人士消费外，另一部分则贩往各地销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载淳熙
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
又《宋会要·食货》五四云：
同日（绍兴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诏：“客人口（算?）请香药等套，欲出外路贩卖者，照引与免出门并沿路商税。如敢夹带不系套内官物者，依匿税法加二等。”
复次，南宋政府又把输入杭州的外货运往沿边的榷场，以与金国贸易。《宋会要·食货》三八云：
（隆兴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诏盱眙军依旧建置榷场。于是淮东安抚周淙、知盱眙军胡防言：“绍兴十二年创置榷场，降到本钱十六万五千八百余贯，系以香药杂物等纽计作本。今欲从朝廷斟量支降。……”诏户部先依次支降见钱五万贯，余并从之。
（乾道）九年二月七日，臣僚言：“昨来朝廷曾差使臣般发檀香前去安丰军，同本军知军措置，博易丝绢。今乞将库管檀香依昨来体例般发，委本军措置。”诏于左藏库支给三分以上檀香三十斤，吏部差短使一员管押前去。
（乾道元年）九月十五日，诏光州光山县界中渡市建置榷场。于是知光州郭均申请，“乞从朝廷支降本钱，或用虔布、木棉、象牙、玳瑁等物折计降下。……”从之。
三月十一日，诏随州枣阳县榷场移置于襄阳府邓城镇。……于是权兵部尚书、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沈介言：“今于邓城镇修置榷场，欲依旧令总领官司漕臣提领措置；依例支降本钱五万贯，于湖南总领所支拨，令用博易物色；匹帛香药之类，从朝廷支降，付场博易。……”从之。
（2）商人对于广州的外货贸易之经营
宋代广州的外货贸易，除如上述，一部分由政府经营外，其另一部分则由商人经营。上节曾说，有好几种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因为利润很大，除抽解一部分作为关税外，完全由政府及收买，不许商人买卖，以免利人私人之手。这样一来，商人不是不能做这些商品的买卖吗?不是的。上节同时又说，有时因为物品太多，不能全数运往汴梁或杭州，有时因为物品粗重，负担不起运费，政府便将这些外货在广州出卖。因此，商人从政府手中买到这些专卖品（榷货）后，便可自由运往其他地方出售了。复次，在由海外输入广州的许多货物中，政府专卖品不过十种，其余大多数除由政府抽解一部分作关税及收买一部分外，便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许多非专卖品的外货的运销，中外商人自然可以经营。所以宋代广州的外货贸易，除一部分由政府经营外，商人更是其中的重要经营者。
苏过《斜川集》卷六《志隐》说广州的犀、象、珠、玉，走于四方。由此可见由广州进口的外货分配于国内各地的普遍。这些外货的分配，有一显著的特点，即分配于当时大消费中心的汴梁与杭州（杭州为大消费中心的理由，见拙著《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集刊》七本一分），以及沿着各重要交通线而分配于其两旁的都会。现在分述如下。
北宋时代，商人大量的把由广州进口的外货贩人汴梁，因为汴梁在当时是大消费中心，其中住民数量多而购买力强，运销到那里去的商品不愁卖不出去（详见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至于贩人汴梁的外货，现可考见的，有如下述：
①香药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中州人士使用由广州人口的外国沉香石：
中州人士但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沉水）香。
又《岭外代答》卷七亦云：
顷时（沉水）香价与白金等，故客不贩，而宦游者亦不能多买。中州但用广州舶上蕃香耳。
这里说的“中州”，指的是汴梁一带。又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说外国的各种异香由广州转贩人汴云：
宣和间，宫中重异香：广南笃褥、龙涎、亚悉、金颜、雪香、褐香、软香之类。笃褥有黑白二种……白者每两价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为珍异也。
复次，在广州做官的人，于罢任时，也把香药贩往汴梁出卖。他们虽是官吏，其行径实与商人无异。《宋会要·职官》四四载至道元年
六月，诏，“市舶司监官及知州通判等，今后不得收买蕃商杂货及违禁物色。如违，当重置之法”。先是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多请托市舶官，如传语蕃长，所买香药，多亏价值。至是左正言冯拯奏其事，故有是诏。
如《宋史》卷二八七《李昌龄传》说他由广州罢任北返，运载许多药物回汴云：
知广州。广有海舶之饶，昌龄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还。初（父）运尝典许州，有第在城中。昌龄包苴辎重，悉留贮焉；其至京城，但药物药器而已。
这些官吏既然是那么贪污，他们在广州低价买回的香药绝不是送人或自用，而是在汴梁市场上高价出卖，以便获利。所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说相国寺的瓦市有罢任官员的香药出卖云：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按汴梁人士多半有钱，其消耗香药的数量甚大。《鸡肋编》卷下云：
吴幵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濛濛满座，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
又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云：
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沉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潘，钧天之所无也。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北宋时代，由广州转贩到汴梁的外国香药，一定很多。
②真珠《宋会要·食货》四一说衢州商人在广州外商处购买真珠，运销人汴云：
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衢州客毛英言：“将产业于蕃客处倚富赊真珠三百六十两。到京纳商税院，行人估验价例，称近降诏，禁止庶民不得用真珠耳坠、项珠，市肆贸易不行，只量小估价。缘自卖下真珠，方得限钱，纳税无所从出，乞封回广州，还与蕃客。”诏三司相度，许将真珠折纳税钱。
又同书《食货》四一说真珠由广州进口，经抽解若干作为关税后，准许运往汴梁及四川等地出卖云：
（熙宁）七年正月一日，诏定：“诸广南真珠已经抽解，欲指射东京西川贸易者，召有力户三两名委保，赴税务封角印押，给引放行。各限半年，到指射处。与免起发处及沿路税，仍俱（具?）邑（色?）额、等第、数目，先递报所指射处照会。候到日，在京委当职官估价，每贯纳税百钱；在西川委成都知府通判监估，每贯收税二百钱。出限不到，约估在京及西川价，报起发处，据合纳税钱，勒保人代纳。即私贩，及引外带数，或沿路私卖，及卖人各杖一百，许人告，所犯真珠没官，仍三分估一分价钱赏告人。”
又赵扑《赵清献公集》卷二《奏状乞取问王拱辰进纳赃珠》说商人在广州买珠，经长沙贩往汴梁云：
况戢子乔陈状：父舜中元于广州用钱一千余贯，买到上件珠子。只自广至潭（州，即长沙），又入京师，其价已须两倍。
③倒挂雀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海外的倒挂雀贩人汴梁云：
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尾羽备五色，状似鹦鹉，形小如雀。夜则倒悬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渍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辄以寒死。寻常误食其粪亦死。元祐中，始有携至都城者，一雀售钱五十万。东坡《梅词》云，“倒挂绿毛公凤”，盖此鸟也。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一说《萍洲可谈》作者“朱或之父服……为广州帅，故彧是书多述其父之所见闻，而于广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详”。而苏东坡之咏倒挂雀，显然因为曾到广东作官，亲眼见过该雀所致。所以这里说海外倒挂雀之贩人汴梁，虽没有明言由哪个海港进口，我们却可以推知是由广州输入的。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杭州人口增多，成为大消费中心；因此商人多把由广州进口的外货运往杭州出卖。如《宋会要·职官》四四说客商贩运泉、广等地的外货往杭州云：
嘉定六年四月七日，两浙转运司言：“临安市舶务有客人于泉、广蕃名下转买，已经抽解胡椒、降真香、缩砂、苴蔻、藿香等物，给到泉、广市舶司公引，立定限日，指往临安府市舶务住卖。从例系市舶务收索公引，具申本司，委通判主管点检，比照元引色额数目，一同发赴临安府都税务收税放行出卖。如有不同，并引外出剩之数，即照条抽解，将收到钱分隶起发上供。今承指挥：舶船到临安府，不得抽解收税，差人押回有舶船司州军。即未审前项转贩泉、广已经抽解有引物货船只，合与不合抽解收税?”诏令户部，“今后不得出给兴贩南海物货公凭，许回临安府抽解。如有日前已经出给公凭客人到来，并勒赴庆元府住舶。应客人日后欲陈乞往海南州兴贩，止许经庆元府给公凭，申转运司照条施行，自余州军不得出给。其有自泉、广转买到香货等物，许经本路市舶司给引，赴临安府市舶务抽解住卖，即不得将元来船只再贩物货往泉、广州军”。仍令临安府转运司一体禁戢。
这些由广州转贩人杭的外货，多半属于原料性质，由海外输入广州后，一点也没有改变过，便贩往杭州。此外，又有些输入广州的外货，先在广州加工制造，然后运往杭州出售。这可以龙涎香为例。洪迈《夷坚丁志》卷九说在广州加工制造过的龙涎香贩运入杭，致为杭州人士仿制云：
许道寿者，本建康道士，后还为民。居临安太庙前，以鬻香为业；仿广州造龙涎诸香。
又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一八）说杭州市肆仿效广州吴氏制造龙涎香云：
龙涎香品……番禺有吴监税菱角香，而不假印脱，手捏而成。当盛夏烈日中，一日而干，亦一时绝品。今好事者家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广香之为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颇类广香。
按广州吴姓以制龙涎香著名，而买卖又好，故非常有钱。叶氏《爱日斋丛钞》（《说郛》卷一八。《守山阁丛书》本较详细，但昆明旅次，手头无此书，故只好用《说郛》本）云：
有吴氏者，以香业于五羊城中，以龙涎著名。香有定价，日飨如封君。人自叩之，彼不急于售也。
至于广州吴姓制造龙涎香的办法，《岭外代答》卷第八亦有记载：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气极清芬，与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采以蒸香，风味超胜桂林。好事者或为之。其法：以佳沉香薄片劈着净器中，铺半开花与香层层相间，密封之。明日复易，不待花萎香蔫也。花过乃已，香亦成。番禺人吴宅作心字香及琼香，用素馨茉莉，法亦尔。大抵浥取其气，令自薰陶，以入香骨，实未尝以甑釜蒸煮之。[这段记载虽然没有明说是制造龙涎香，但由于其所用原料为素馨茉莉等物，可以推知，因为制龙涎香是要用这些花的：“制龙涎者，无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郑德素侍其父漕广中，能言广中事，云素馨唯蕃巷种者尤香，恐亦别有法耳。龙涎以得蕃巷花为正云。”（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五）]
上引各段关于广州龙涎香制造者的记载，《负暄杂录》作“吴监税”，这是就其官名来说；《爱日斋丛钞》作“吴氏”，这是只就其姓来说；《岭外代答》作“吴宅”，这是就其姓名来说：所以三者想同是那一个人。再不然，想同是那一个家族；因为在宋代，好些工商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1]，有如中古欧洲的工商业及银行业多由Fuggers及Midici等家族来经营那样。
宋代由广州输入的外货，除运销于汴梁及杭州等大消费中心外，又分配于各重要交通线旁边的都市。上引《赵清献公集》说过，商人由广州贩珠人汴，路过长沙。这想是沿着现今粤汉铁路或其附近的路线走的。由此可知，粤汉铁路，或与它相差不多的路线，在宋代是一条重要交通线。因为交通比较方便的原故，宋代广州的进口外货，沿着这条交通线北上，而分配于其两旁的都市，如南岳市、长沙及鄂州等。范成大《骖鸾录》说广州等地的商品聚集于南岳市云：
八日入南岳。……至岳市，宿衡岳寺。岳市者，环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须无不有。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说商人由广州贩珠北上，过长沙（潭州）时为当地官吏低价私买云：
先是（任）颛知潭州，会广州大商道死，籍其财，得真珠八十两。以无引漏税，没入官。颛与本路转运判官李章及其僚佐贱市之。
此事又见于《宋史》卷三三○《任颛传》，记载较简，兹从略。又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亦载此事云：
一岁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为关吏所搜，尽籍之，皆南海明胎也。在仕者无不垂涎而爱之，太守而下轻其估，悉自售焉。
复次，广药也贩往长沙。《夷坚丙志》卷一九云：
李镛愿应募。西至长沙，见人卖广药于肆。
这里说的“广药”，不见得产于广东，想是来自海外，有如“广香”[2]不出于广东，而来自外国那样。所以在长沙商店中出卖的“广药”，实是出白海外，由广州转贩而来的。此外，广州的商品又运销于鄂州，即现今武汉的前身。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说广州等地的货物贩往鄂州出售云：
辛巳……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闭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而尽。其盛壮可知!
上引《骖鸾录》及《吴船录》说贩往南岳市及鄂州的广货，虽没有明说是来自海外，但广州在宋代既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其输往内地的商品多半为外货，却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宋代广州的进口外货到达鄂州后，沿着长江西上，便可运往四川。四川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在这块肥沃盆地之上的成都非常富庶（见费著《岁华纪丽谱》），所以老远的由广州转贩而来的外货，其价格虽因加上巨额的运费而提高，也不愁没有市场。上引《宋会要·食货》四一熙宁七年正月一日诏，曾说海外真珠在广州进口，为政府抽解若干作为关税后，可以自由运往汴梁及成都两地出卖。从广州珍贵外货的销场上说，成都的地位可以与当时大消费地的汴梁并驾齐驱，其消纳广州珍贵外货的力量之大，可想而知。此外，由广州进口的香药也贩往成都。《夷坚志补》卷二○云：
广州人潘成贩香药如成都，弛担村邸，遇一道人谓曰……
复次，上一节曾说，政府把在广州收买到的外货运往汴梁，走的是由广东北境过大庾岭以人江西这一条路。到达江西后，如果顺着现今的浙赣铁路向东走，便可往南宋大消费地的杭州。广州的进口外货也沿着这条交通线北上，而分配于其旁边的都市。如《夷坚支甲》卷三说客商把广香贩往浙赣路旁边的贵溪云：
浙西人刘承节自赣州税官回赴调，寓家于赣，但与一子一仆乘马而东。至信之贵溪，牛（?）驻逆旅，逢数贾客携广香同坐。相与问所从来，欲买客香。
此外，因宋代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广州的进口外货遂沿着这条海洋的交通线北上，而分配于沿海的都市。杭州便是在海岸附近的一大都市；关于广州进口外货运销到那里去的文献，上边已提及了。复次，广州的进口外货又由海道贩运往明州、苏州、镇江、江宁及密州板桥镇等沿海的都市。张津等《乾道四明志》卷一说广州等地的货物贩往明州云：
南则闽广，东则……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亦东南之要会也。
又上引《宋会要·职官》四四“嘉定六年四月七日”条曾说，贩运广州等地进口外货的商船，须往庆元府（即明州）停泊，以便抽解云：
如有目前已经出给公凭客人到来，并勒赴庆元府住舶。
又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说广州等地的珍货远物由海道贩往苏州（即吴郡）云：
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粵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这里说的“珍货远物”，当然指的是珍异的外货，因为唯有这些外货才够得上“珍”和“远”的称呼。复次，关于广州进口外货之由海道贩往镇江及江宁，《宋会要·食货》五○云：
（建炎）三年三月四日，臣僚言：“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至多。昨缘西兵作过，并张遇徒党劫掠，商贾畏惧不来。今沿江防拓严谨，別无他虞，远方不知。欲下……广南提举市船（舶?）司，招诱兴贩。至江宁府岸下者，抽解收税，量减分数。非惟商贾盛集，百货阜通，而巨舰衔尾，亦足为防守之势。”从之。
此外，关于广州外货之贩往山东密州板桥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载元丰六年十一月戊午
知密州范锷言：“辖下板桥镇隶高密县，正居大海之滨。其人烟市井，交易繁夥，商贾所聚。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络绎往来。然海商至者，类不过数月，即谋还归；而其货物间有未售，则富家大姓往往乘其急，而以贱价买之。……”（《宋会要·职官》四四亦载此事）
又《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元祐三年，（范）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
（3）广州的食料贸易
（甲）广州的食粮贸易
宋代广州的国内贸易，除外货外，食料的买卖也很大。而广州的食料贸易，尤以米及盐二者为大宗，因为广州在当时是米盐的集散地。兹先述前者。
宋代广东的粮食供给状况，与现在正正相反。现在广东因为食粮的供给少，而人口又多，粮食不足自给，结果每年要从国内米产丰富省份输人大量的米，同时又要从暹罗、安南等产米国家输入大宗洋米。可是广东在宋代因为人口较少，米产虽不及“苏湖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却是一个米的输出地方。其出产的米，连同在广西出产的，都先集中于广州，然后运往沿海各地出卖。
两广在北宋时稻的出产已经很好，一年可以收成两次。苏过《斜川集》卷六《志隐》说北宋时两广的农产情形云：
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岁再熟。富者寡求，贫者易足。
当时两广对于农田的开垦，都很积极。如《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说广东荒田之开辟为农田云：
崇宁中，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说广西官吏奖励开垦田亩云：
（嘉祐七年七月）甲寅，广西转运使度支员外郎李师中，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刘牧，各罚铜二十斤。先是岭南多旷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师中募民垦田，县置籍，期永无税，以种及三十顷为田正，免科役。于是地稍开辟，瘴毒减息。而师中与牧坐擅除税不以闻，故蒙罚。
因此到了南宋，两广米产更多。
南宋时，两广各地出产的米，除当地消费外，多贩往广州，以便能高价出卖。如《岭外代答》卷四说广西的米贩往广州云：
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
这些由两广各地输入广州的米，一部分固为广州住民所消费，但大部分则沿着海洋交通线北上，贩往沿海各地如福建、江、浙等。《宋史》卷四○一《辛弃疾传》说广米贩人福建云：
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
关于广米之贩往福建，朱熹《朱文公文集》记载更多。如卷二五《与建宁诸司论赈济劄子》云：
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从两司多印文榜，发下福州沿海诸县，优立价直，委官收籴，自然辐凑。然后却用溪船，节次津般，前来建宁府交卸。
又卷二七《与林择之书》云：
已累书白帅，宜亟籴广米及台州米。
广中虽云不熟，然亦当胜本（福建）路。
又卷二九《与李彦中帐干论赈济割子》云：
唯有广东船米，可到泉福。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亦说广米贩往福建各地云：
兼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申尚书省措置收捕海盗》）
又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贼船在海，米船不至，军民便已乏食，籴价翔贵，公私病之。（《中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
复次，广州的米也贩往浙江，其中尤以贩往当时大消费地的杭州为多。《宋史》卷三五《孝宗纪》载淳熙九年正月
戊子，籴广南米赴行在。
又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说广州等地的米贩往杭州云：
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
又，由广州贩往浙江的米，为浙东销售者亦复不少。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三《延和奏劄三》云：
今年旱地广阔，只有湖南、二广及浙西两三郡丰熟，而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臣昨受命之初，访闻彼处米价大段低平，即尝印榜遣人散于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去处，招邀米客。许其约束税务，不得妄收力胜杂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自此向后，必多有人兴贩前来。
又同书卷二一《乞禁止遏籴状》云：
缘本路（浙东）两年荐遭水旱，无处收籴，熹今……已……印榜遣人散于浙西、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客贩。
又同书卷九九《约束籴米及劫掠状》云：
（浙东）州县目今米价高贵，止缘早禾旱伤。……兼当司已蒙朝廷给降本钱，及取拨别色官钱，见今广招广南、福建、浙西等处客贩，搬运米斛到来投粜，准备阙米州县搬运前去出粜。
这些由广州贩往浙东的米，多由温州及明州等海港人口，然后分配于浙东各地。同书卷一七《奏梂荒画一事件状》说广州等地的米贩往温州云：
兼闻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拨钱籴米，数目甚多；又见臣僚劄子，论衢州等处见已乏食，及有指挥行下闽、广劝谕客米前来温州接济：可见一路（浙东）州军荒歉匮乏，事势已急。
至于贩往浙东的广米之由明州人口，记载更多。同书卷一七《奏明州乞给降官会及本司乞再给官会度牒状》云：
臣据明州申：契勘本州今岁阙雨，管下六县皆有旱伤去处。窃虑细民阙食……本州遂于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会一百贯，下本州循环充本，雇备人船出海，往潮广丰熟州军收籴米斛，准备赈籴账济。
又同书卷二一《与宰执劄子》云：
乞且拨十四万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将绍兴府诸县一例作逐日籴济外，所乞余数，却乞纽计价钱，付熹前去与知明州谢直阁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籴广米，接续籴济。
又同书卷二六《上宰相书》说两广的米贩往明州，然后分配于浙东各地云：
又以连日不雨，旱势复作，绍兴诸邑，仰水高田，已尽龟坼；而山乡更有种不及入土之处；明婺台州，皆来告旱，势甚可忧。……而荒政之中，有两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缓者也。一曰，给降缗钱，广籴米斛。今二广之米，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乘时收籴，不至甚贵，而又颗粒匀净，不杂糠枇，干燥坚硕，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与敷奏，降给缗钱三二百万，付熹收籴，则百万之粟，旬月可办，储蓄既多，缓急足用，政使朝廷别有支拨一纸，朝驰而米夕发矣……二曰……
又朱熹《朱文公别集》卷五《（与）林子方（书）》亦云：
所部皆以旱告，盖去岁之灾所不及处，无不病者。而衢婺荐凶，公私匮竭，尤未知所以为计。独念贵境犹可告籴，已请于朝降本收籴，且散膀自广以东诸州，以招诱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贩去处，谨复具公移，并以膀文三百道，仰累颐指，散下晓谕，不胜幸甚。此米得到四明，尚须搬运，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为力。鼠伎已穷，日夕忧惧，高时有可以见教者，深所欲闻。
此外，《宝庆四明志》卷四亦说广州的米贩往明州云：
明之谷……一岁之入，非不足以赡一邦之民也。而大家多闭籴。小民率多仰米浙东、浙西，歉则上下皇皇。劝分之令，不行州郡。至取米于广以救荒。
至于两广的米之贩往江南东路（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及浙西（杭州除外），因当地是著名的产米之区，而距离广州又较远，自较贩往福建及浙东等地为少；不过当收成不好，食粮少而价贵的时候，广州的米也运销到那里去。《宋会要·食货》五九载隆兴二年
九月四日，知镇江府方滋言……其后方滋又言：“今岁江东二浙皆是灾伤去处，独湖南、广南、江西稍熟。相去既远，客贩亦难，势当有以诱之。欲乞朝廷多出文榜，疾速行下湖、广诸路州军，告谕客人：如搬贩米斛至灾伤州县出粜，仰具数目经所属陈乞，并依赏格，即与推恩。……”从之。
又同书《食货》四一载淳熙七年
十月十七日，大理正兼权吏部郎官马大同言，“被旨差措置拘催江东转运司和籴米斛，今条具下项：一，江东（转）运司籴米本钱内，度牒五百道，恐期限既迫，难以变转。凶荒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今岁二广更旱，浙西米价亦自顿长，窃恐将来本路必至大段阙食。……”
这里要注意的是：南宋时两广的米为什么要由广州转贩往福建及浙江等地?我们知道，米是重量体积较大而价值又较贱的商品，在以前因负担不起较重的运费，很少运到远地出卖——由海道运往更是少有。可是到了南宋，情形却大大不同。在这时，福建浙江一带是人口密集区域，至于两广则是人口稀薄地带。据《宋史》（卷八八至九○）《地理志》，这几个地方在南宋初年人口的分布，约如下表：
就各地人口分布的稠密来看，闽、浙等地对于食粮的需要当然远较两广为大。不特如此，福建及浙江人口虽然很多（即对食粮的需要大），食粮的供给状况却不见得很好。福建多半都是山地，肥美的农田甚少，故食粮出产有限，不足自给。《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云：
福建路……土地迫陿，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故多田讼。
又方勺《泊宅编》卷中云：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然。……
又《真文忠公文集》亦云：
福与兴、泉土产素薄，虽当上熟，仅及半年。专仰南北之商转贩以给。（卷一五《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
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卷四○《福州劝农文》）
至于浙江，其农田虽不至如福建那么硗瘠，但大部分人口多赖工商业及政治为生，从事农业者少，再加以人口太多，故食粮出产亦不能自给。《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说浙江人民多以工商为业云：
两浙路……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
又《咸淳临安志》卷五六载陈密学（襄）《劝学文》亦说杭州一带人士多以工商为业云：
杭东南之会藩也，其山川清丽，人物秀颖，宜有美才生于其间；然自建学以来，弦歌之声萧然，士之卓然有称于时者盖鲜，反不迨于支郡，何也?岂非濒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
而且杭州又是当时政治中心，在那里及其附近自然有不少靠政治过活的居民。浙江既然有这许多人靠工商业及政治为生，其从事农业的人民自然很少，从而食粮的供给状况自然不会很好。反观两广，稻田既可一岁再熟，人口又比较稀少，情形正正相反。这么一来，在闽、浙一方面是对食粮的需要大，对食粮的供给少，粮价自然高涨；在两广一方面是对食粮的需要小，（有如上引《岭外代答》卷四所说，“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对食粮的供给多，粮价自然低跌。如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说广西博白米价的低廉云：
博白有远村号绿红，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
这固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不过如上引《岭外代答》卷四所载，广西斗米也不过是五十钱而已。这与当时浙江的米价比较（尤其是有旱灾时），真有天渊之别。如《朱文公文集》卷一七《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云：
今来旱势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转运司差出官员自彼回来，说城中米价已是七十文足一升。
两地米价的差额既是这么大，所以商人把两广的米运往闽浙一带出卖，虽然要负担相当的运费（由于那时海上交通的发达，运费当可较前大减），仍可获利。因此，不用等到元代，米已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商品；而广州在宋代除了是外货的集散地外，同时又是一大米市，有如现在的芜湖那样。
（乙）广州的食盐贸易
宋代广州的食料贸易，除谷米外，盐的买卖也很大。广东沿海一带是盐的大生产地。在沿海出产的盐，先集中于广州、潮州、惠州及南恩州等地，然后运销于其他地方；其中尤以广州的买卖为大。《宋会要·食货》二六载绍兴二年十一月
十四日，提举广南东路茶盐公事管因可言，“本路产盐：广州盐仓每年课利三十万贯以上；潮州十万贯以上；惠州五万贯以上；南恩州三万贯以上。除广州已有盐官外，三州久例止是本州官兼监……”。
由沿海集中于广州的盐，沿着各条交通线而分配于广东、广西的一部，以及江西、湖南两省的南部。《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说广州的盐贩往两广各地云：
广州、东筅、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
又《宋会要·食货》二六亦载绍兴三年九月
十八日，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言，“二广比年以来，盐货通流，其价倍增，自合随时措置。窃见广东西路转运司每岁于广州都盐仓，或于廉州、石康县盐场，支拨各路诸州郡岁额盐。诸路州郡各差衙前来搬取所受之数。其盐，朝廷累降指挥，增添价钱。每斤至官收价钱四十七文足。每箩计一百斤，收钱四贯七十文足。广东如南雄等州官卖实价每箩至十千，广州亦自至八九千……。”
其中关于广州的盐之贩往广东北部，《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亦云：
番禺岁运盐英、韶，道远多侵窃杂恶。（蔡抗）命十舸为一运，择摄官主之。岁终会其殿最，增十五万缗。
关于广州的盐之贩往广西，《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亦载广州盐商请勿由广西政府专卖，以便运盐前往出卖云：
知静江府。广西窘匮，专藉盐利，漕司尽取之。……成大入境……数年，广州盐商上书，乞复令客贩。宰相可其说；成大出银钱助之。人多以为非。下有司议，卒不易成大说。
复次，广州的盐又贩往江西南部虔州及南安军等地。在北宋初年，政府要专卖盐，把淮盐运到这些地方出卖。可是，因为办理不善，运费太重，盐质恶劣而价又昂贵，当地人民乃食用由广州转贩而来的物美价廉的私盐。《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云：
熙宁……三年，提点刑狱张颉言：“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
江西则虔州地接广南。……虔盐不善……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
及元丰三年，政府遂依照蹇周辅的提议，遣人贩运广盐于江西虔州及南安军等地。《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云：
元丰三年，（章）惇既参政：有郏直者……迎合惇意……乞运广盐于江西，即遣蹇周辅往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广东盐不得辄通，盗贩公行。淮盐官以九钱致一斤。若运广盐，尽会其费，减淮盐一钱，而其盐更善，运路无阻。请罢运淮盐，通搬广盐一千斤于江西虔州南安军，复均淮盐六百一十万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军，以补旧额。”诏周辅立法以闻。周辅具盐法并总目条上。……遂以周辅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事，即司农寺置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有相似的记载）
此外，广州的盐又贩往湖南南部出卖。湖南本是淮盐的销售区域，但北宋初年，商人即已私运广州廉价的盐至该地出卖，以便获利。《宋会要·食货》二三载开宝
四年四月，广南转运使王明言：“本道无盐禁，许商人贩鬻。兼广州盐价甚贱，虑私贩至荆湖诸州，侵夺课利，望行条约。”诏自今诸州并禁之。
到了元丰年间，乃因蹇周辅的提议，由政府贩运广盐到湖南南部出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八云：
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敷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运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傯等相度。至是（元丰七年九月己酉）奏上，乃下监司行之。（《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又《宋史》卷三二九《蹇周辅传》亦云：
先是湖南例食淮盐。周辅始请运广盐数百万石，分鬻郴、全、道州……法既行，遂领于度支。
四、结论
综括上述，可知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都很发达。其贸易的商品，因为广州在当时是主要的对外贸易港的原故，以由南洋各国贩人的真珠、犀角、象牙及各种香药为多。这些外货输入广州后，复由政府及中外商人分别经营，沿着各主要交通线而运销于国内各都市，尤其是汴梁、杭州以及成都等大消费中心。复次，又分别由汴梁、杭州贩往辽、夏、金等国。
除外货以外，米及盐等食料也是宋代广州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两广各地出产的米，先集中于广州，然后由海道贩往当时人口密集而农产又少的福建及浙江等地；故广州在当时实是一大米市，有如现今的芜湖那样。复次，在广东沿海出产的盐，亦先输入广州，然后运销于两广各地，以及江西、湖南的南部。
因此，宋代的广州实赖屯贩贸易（Transit trade，或曰通过贸易）来维持。它一方面是海外各国与国内各地贸易的居间者，把外货输入，分配于国内各地；同时，又把在两广各地出产的食料转贩往沿海各省及湘赣等地。
固然，工业品的制造也能养活宋代广州人口的一部分；如输往海外的洪钟、铜瓦等工业品，及运销于国内的龙涎香，是在广州制造的。但这不过是少数而已，大部分的出口工业品，如金银器、丝织品、漆器及瓷器等，在当时并没有产于广州的记载，想是先在国内各工业生产地制造，然后经由广州贩往海外的。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于昆明中研院
注释：
[1]关于宋代家族之经营工商业，宋人笔记常有记载，而以洪迈《夷坚志》为尤多。如《夷坚丁志》卷一○载银铺商人的话云：“吾家累世作银铺，未尝见此品。”又《夷坚支甲》卷二云：“（潼?）幢州白龙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为业。”又同书卷八云：“鄂渚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
[2] 《桂海虞衡志》云：“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乃自舶上来。”按有许多商品的名称，都记上它们的集散地的地名，而不记出产地的地名。“广香”与“广药”是其例证。兹再述一二事，以作旁证。在广东销售的“乐昌粉”，并不出于乐昌，而产于湖南桂阳；乐昌不过是居于桂阳与广州之间，为粉的集散地而已。又，以前各地所卖的“广洋杂货”，并不出于广州，而产于外洋；广州只因为是对外贸易港，遂成为此种货物的集散地而已。（此点承岑仲勉先生指教）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