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汉大一统帝国崩溃以后，经过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在中国领土内，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当中国经过隋、唐时代的长期统一以后，这第二次大一统的帝国，到了宋代，由于运河的连系南北，全国商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位于运河北端的汴京，运河与长江交叉点的真州，运河的南端杭州，以及其他城市，都成为商品集散的中心，同时大量人口也在这些地方集中起来。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货币经济也作空前的发展。刘晏“自言如见钱流地上”的唐代，在天宝年间（742—756）每年不过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可是到了宋代，在庆历年间（1041—1049）每年铸钱三百万贯，在熙宁六年（1073）以后每年铸钱更多到六百余万贯。
宋代的户口，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在大观四年（1110）户为二○、八八二、二五八，口为四六、七三四、七八四。前一个数字没有多大问题，可是后一个数字很可能由于人民为着要逃避丁税的负担，而少申报口数，以致过分偏低。假如我们承认“五口之家”这一事实的话，那么，中国在12世纪初叶一共约有一亿多点的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12世纪的世界，拥有一亿以上人口的政治组织，除了北宋以外，事实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拥有这样众多人口的北宋，其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再加上过去长期经验的累积以后，自然要在文化上、经济上开出灿烂之花了。
我们在上文说的自唐至宋每年铸钱数量的增加，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一面。事实上，由于商业的扩展，交易的频繁，钱币数量虽然增加，仍然不能够满足市场上的需要，故到了宋真宗（998–1022）时期在四川开始有交子的发行。交子是中国最早发行的纸币，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发行的纸币。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可是到了1661年才开始发行，在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六百多年。
中国在宋代所表现的经济上的进步，并不以货币为限。事实上，中国在当日各种生产技术的进步，都远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上，美国芝加哥大学John U．Nef教授认为英国用煤代替木炭或柴薪作燃料来从事工业制造，造成了“早期的工业革命”（An Early IndustriM Revolution），发生于1540—1640年。可是，在10世纪至12世纪初叶的北宋，“汴都（即汴京）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庄季裕《鸡肋编》卷中）。当日冶铁工业也已经用煤来作燃料（苏轼《分类东坡诗》卷二五《石炭行》）。除此以外，中国人利用指南针来航海，北宋朱或《萍洲可谈》已有记载，比欧洲、阿拉伯的记载（13世纪初）约早一百年。冯道、毕昇对于印刷术的贡献（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也要比德国Gutenberg（15世纪中叶）早几百年。因此，北宋印行的书籍，不仅在国内有销路，而且运往辽国、高丽、交吐、回鹘等国来卖（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在战争方面，火药之成为武器，11世纪的《武经总要》已经记载得很清楚，在宋、金的战争中已经实地应用。可是，西方火药的使用，却要比中国晚五六百年左右（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01．I，Cambridge，1954，PP．134—5，242．）。
由此可见，宋代的中国，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并不比西方落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相形见绌，以及经济之不能大规模地向前发展，不过是后来的事。为什么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有这样光辉灿烂之一页的中国，不先于英国来发生工业革命?不先于西方来从事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有种种的不同，不过下述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中国煤矿资源虽然非常丰富，在宋代已经相当普遍地使用来作燃料，可是由于交通运输的困难，在近代铁路网完成以前，是不能大规模地开采来促进重工业的建设，或满足工业化的需要的。英国所以能够在近代世界上成为最先工业化成功的一个国家，她的重要煤矿都位于河流或海岸附近，有水道运输的便利，故在铁路建设以前便能大规模开发，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近代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机械化的生产，可是这些节省劳力或代替人工的机器，在中国过去人口过剩的社会里是不会受到鼓励的。正正相反，由于失业问题的严重，这些节省劳力的技术发明，是常常遭受反对的。
第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之被重视有密切的关系。由于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欧洲的工商业者得到新教给予的精神上的鼓励。新教的教义认为成功的工商业者也是上帝的选民，这和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禁止放债取利，认为富人要升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困难这种说法，当然要较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了。可是，在宋代，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理学家却说人欲净尽，然后天理流行。物质欲望的满足本来是经济努力的主要目标，近代西方经济学的讨论也是从“自利心”出发的。可是，宋代的理学家却认为少一分人欲，然后多一分天理，这自然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了。
一、刘子健先生（自由发言）
今天全先生的报告，来领导座谈会的讨论，启发大家的彼此交换和分头研究，非常精彩。因此，我想提出来的意思，也比预想的多，简略分为五点。
（一）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越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么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说宋代的中国还属于中古时期，这是不正确的。普通因为贸然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相反的，内藤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人近代时期了。证据不少：例如商业的发达，阶级区分远不像唐代以前那样严格，那样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因印刷术发达而知识流于四方，讲唱文学、通俗戏曲和小说，都应运而兴，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接近。这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用“近代”这名词来别于中古，但不包括工业革命，而用“现代”这名词来指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社会。可是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还是机械地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还是机械地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因此想起R．H．Tawney的话。他是英国经济史家，专门研究工业革命的。在1920年代，短期来过中国。他自己说对汉学和中国史是门外汉，但他的话很中肯。他早就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古式，而是新传统式。他这话启发我一个建议。从宋代起，中国走人了新传统时期。中国历史的浩劫延续性，是世界史上所没有的。所以要用“传统”这两个字。但是“新传统”怎么讲呢?这名词可以有四层意义。（甲）旧传统有改变，但一般说来，还很强。（乙）从旧传统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变。（丙）这新旧交织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20世纪都还存在。（丁）这新传统主义，用英文来说，Neo— trad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继续沿着这新旧交织的方式与途径在渐渐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绝和反对突变，急遽的变，极端的变，和希望根本推翻传统的变。此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它的意义是远超欧洲中古，达到农业社会的最高峰，可是因为许多原因，这最高峰的光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发展成一个工业社会，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的时代，一定会遭逢到比其他社会更艰巨、更复杂和需要更长时期才能解决的痛苦。
（二）宋代和宋代以后的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决不能算是中国文化特别的或独有的缺点或失败。在人类所有的文化之中，只有西欧一个特例，其他都没有。而这产生工业革命的特例，经过相当复杂的阶段，是好几个革命连串汇合在一起的。极粗略地说，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学革命，思想革命，商业资本主义的革命，地理发现的革命，而走到产业革命。产业革命还分两大部分，先有农业革命，才有工业革命。普通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混在一起，当作一个现象来讨论，也不是正确的。单有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能产生工业革命。希腊的商业城市文化，也有资本主义，哪会有工业革命?其他例证很多，用不着提。所以我们讨论宋代，何以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和何以没有进展到工业革命，是两个问题，当然是两个有关联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问题。
（三）宋代经济是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之中最繁荣的，是当时世界物质生活最高的，何以没发生资本主义?这问题，全先生已经指出，有很多答案。顺便报告一下，近年来在国外比较受到注意的五个。（甲）一统帝国的高压。拿西欧南欧来说，四分五裂，政权很多，商业资本有流动性，可以换地方发展。小君主不但不敢得罪太欺侮大商人，怕他们另求发展而损失税收，有时还要和他们合作，分点利润，紧急关头，还要求他们帮忙。而一统帝国，真是“泰山压顶”，恰巧是相反的情形。宋代的重税政策，对商业资本的发展，不但不利，而且商人也没有力量来要求改善。更何况政府往往掌握或控制若干经济活动，例如漕运、盐钞、金属矿、商品的官买、商品的征发。（乙）法律制度的不同。中国传统上，因为一统帝国太强，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不够，有时不能抗拒法外，甚至非法的勒索。更谈不到经营企业的有限责任观念。风险太大的买卖，不仅是赔本的危险。要上门来，真会倾家荡产，一干二净。这怎能产生企业精神?（丙）官僚的超越地位。如果家里有人做官，税也轻免，做和政府有关的买卖的机会也多，保障也大一些。所以商人小有成就，就要采用两个儿子“一儒一贾”的办法。传了几代，就变成“书香门第”。从买卖上赚的钱也大部分投资到土地。土地是主要产业，最妥当，不怕水火，比较不容易让政府来勒索或没收，最容易经营，就是有不肖子弟，也比别的家当，不容易任意脱手。（丁）平民式家庭的分产制，资本逐渐分散。需要集资做笔生意，已分家的兄弟，没义务来参加，负担一份。可是又因为家族制度，买卖做得好，早已分家的远房堂兄弟，日子不好，是有点权利来白吃的。（戊）金银铜现货不够。从宋代起，交子发达，已经有纸币的流通和信用的通货。但这发展毕竟是有限度的，限制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矿产硬币的通货，数量不够多，来支持统一帝国这样高度的农业经济，往往闹“钱荒”（例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之四○，庆元二年，南宋晚期还是不能解决这问题）。相反的，西欧资本主义的膨胀，很得力于从非洲、新大陆、和其他海外地区所掠夺和从经营得来的矿产通货。
以上这些说法，已经常常听到。我现在想提出另一个问题。关于运输货物的安全，是不是有海盗、河贼、湖盗、土匪，路上有黑店，要出买路钱，得请镳客保护。“财不露白”，所以也不敢大批运货，恐怕太惹眼。除了几条干线，通都大邑没有安全问题之外，是不是宋代的小城之间，城镇之间，还有这种危险，因而大商巨贾，不免裹足?（《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庆元四年，说湖南、长沙一带“商贾往来多于此贸易，盗贼出没，亦于此窥伺”。）但这还不能说是一个看法。因为我不懂，所以才提出来请大家讨论。是不是宋代的经济繁荣，虽然很高，而主要是限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
（四）宋代不能产生工业革命，除了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之外，当然还另有原因。例如科学思想没太发达，就是一个。全先生提到的j．R．Need． ham认为在中国学派之中，道家最接近科学，他们的科学程度在若千方面，还超过了欧洲中古所达到的程度。而不幸的是，在方法上，用经验主义，达到一些实效，另加一套解释。而没有试验主义，把这解释去用试验来考验一下，证实这理论是否合乎客观的事实。因为没有一套经过实证的理论，也就不能再从理论去推求其他的事实，所以成绩只能限于经验上所已知的。 Needham还提到一点，也是许多人，包括胡适先生、蒋梦麟先生，翻译《中国哲学史》的D．Bodde在内，常常说起的。中外思想都一样，往往想统一各部门的知识，“天地合一”的宇宙观。在欧洲，这个趋势，因宗教革命和地理发现的打击，开始动摇。而中国因为社会思想最发达，所以把社会部门的一些观念，套到自然部门去。因为社会上有人和的道德价值，所以分析自然界也特别着重“阴阳调和”。宋代理学，强调心物是一元的，所以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是不能分的，所以也就没有格了多少物，致了多少知。这一点，在宋史上，是值得再去追寻的。宋代技术，当时也是世界第一，并且有相当出人头地的著作，为什么不能冲破若干传统观念上的限制，更上一层楼?《宋会要辑稿》上说，国家设立学校，除了太学，还有算学、医学。可是找不到教授，也没多少学生来投考。因为定的标准是数学医学的本行专科以外，还得“通经”。清儒是痛恨明朝理学王学末流的“空疏”。其实，就科学的观点来说，清儒何尝不有点空疏?上溯宋代，经义词赋诗文，甚至史学，本身尽管有造就，有贡献，而对科学，不免也有让它空疏了的坏影响?因而间接地妨碍了发生科学革命，帮助王业的可能性。
（五）最后，想强调一下座谈会的功能和研究宋史的希望。这些提到的理论，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理论，多半不是真正的定论。最多不过是目前世界上史学界有许多人接受，而不是所有人接受的结论。有许多连暂时的结论都不能算，只是推论。还有许多，只是讨论，只是试论。这正指出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必须重视讨论，多提理论，彼此交换、启发、切磋。宋代确是极有意思的一个时代。每一个有相当见地的推论，都值得大家分头去找史料，去细心研究，看看这推论是不是可以推翻，或是修正，或是补充，或是成立。这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研究才有生气。把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若干要点、特色、性格把握着，一定能够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要点、特色、性格增加许多有关键性、有决定性的认识。我们应该握有这种高超的希望，这种远大的眼光，这种豪放的气魄!用这座谈会来做发动机、原动力，开展活泼的研究，在国史研究上，出现一个“科学革命”。
二、蒋复璁先生（自由发言）
古代户口，虽有数字，是否可信，实为疑问，如《长编》，宋仁宗宝元二年三月条载编修院与三司上历代天下尸数：前汉为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唐为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五，人口乃随时代而增减，即中经丧乱而减少，然以常情测之，唐之产数决不少于汉也。宋代户口，见于《长编》，每隔数年，于年终亦有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户为七百九十万八千五百五十五，口为一千七百八十万三千四百。大中祥符四年产为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二，口为五十四万一千四百一十九。大中祥符七年户为九百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为二千一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五。大中祥符四年比元年少七百七十七万五千余，而大中祥符七年又比四年增多八百九十二万二千余，数目增减太大，非有错误，即不可信。而户与口之比例，约为一户两口余，实嫌太少。中国古代均按户计，故《宋史·食货志》言有户帐，户之确实性或胜于口，口之统计，恐按力役而计，宋太祖乾德元年令男夫二十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每户所计之口，恐为成丁之口，而官户、女户、寺观免役，故恐仅计户而不计口也。
三、宋晞先生（自由发言）
（一）宋代的户口，根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北宋每户平均人口为二．八。宋代人口每户平均数比两汉、隋、唐都少，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而户数却比汉、唐为多。此因宋代人民对国家的负担有三类：田赋、徭役和杂役。此以占有土地的多少和人丁的多少为主。除了有少申报口数的可能外，还有“诡名挟户”的现象发生，即为避免力役的负担，分出若干子户，以降低户等。此为户多口少的由来。
（二）Robert Hartwell在《北宋的煤铁革命》一文的结论里说到，中国在11世纪已大量使用煤和铁，何以迟迟不能发生如欧洲的工业革命。他认为外在的原因是女真和蒙古的入侵，内在的原因是受传统的中国社会的结构的限制。他的看法似亦可提供参考。
四、杨树藩先生（自由发言）
听到全先生的讲述，鄙人认为非常精辟而独到。至于中国不能早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全先生已指出三点重要的理由，鄙人亦非常同意。在全先生指出的第二点理由中，鄙人尚觉到一点，关于“机械”不能发展的原因，特向全先生暨诸位先生请教!
中国过去“机械”不能发展，鄙人觉得受君主及官僚们的政治意识阻碍甚大。过去中国的君主为保持其政权稳定，特重经术，而不重科学。以唐代的国子学为证：国子学习经术，学生八千余人（见《唐会要》），而算学（应属科学范围）学生仅三十人（《旧唐书·职官志》），且习经术者可出仕宰辅，习算学者，充其量只能在将作监下做点小事，因此人才便不向纯粹科学方面流入了。人才离开“科学”，“科学”也就不免离开生产，科学既离开生产，那么机械化的生产，亦难以实现。
五、齐觉生先生（自由发言）
看到全先生以经济为中心，剖析宋代的户口财经、工艺等均甚精辟、深刻。全先生引庄季裕《鸡肋篇》云，当时“汴京数百万人家尽仰赖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因此本人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请教全先生：
第一、如依庄季裕的说法，汴京数百万家用煤，按当时宋代的交通工具，能否有足够供应军需民用之运送力?（如宋代于汴京，为了防辽，集结重兵，其军器监炼铁就需要不少的煤。）依当时的实际情形其运输力是否有问题?
第二、宋代对于石炭经营的方式，究竟是国营，抑或民营?
六、姚从吾先生（书面意见）
今天由全汉昇先生主持的宋史座谈会，重点在从宋代经济的进步去看宋代国势在商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达与文化、社会生活的进步。这些对国内的宋史研究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境界，新的讨论。兄弟个人聆悉之余，甚感兴奋。今天的发言，除了全先生已有详明扼要的资料印发以外，诸位先生对北宋人口究有多少的问题，开封居人用煤数量的问题，北宋稻米选种与生产量的问题，均能详征博引，热烈发言，都很使人钦佩。北宋自雕版印书推行以后，因为长期安定，文化发达，公私记载，刻印便利，所以自北宋起，书籍保存到现在的也数量众多，为前朝（唐与五代）所不及。这确切是我们国史中一件大事，也是研究宋代史的一种方便。今后应利用座谈会的倡导与启示，大家分门别类，从官书（如《宋史》、《宋会要辑稿》等）、类书（如《玉海》等）、私人著述（如文集、笔记、杂录等）中，有计划地去寻求有关经济、物产、工程技术方面的材料。相信大家一番努力之后，成绩定有可观，这是可以断言的。
现在附带报告一个有关国际学术研究宋代历史的不幸消息。即是兄弟本月二十日接到翁同文先生从巴黎寄来的信说：数年前首在法国宣布“宋代研究计划”（Sung Project）的白乐日教授（Prof．Balazs），于上月（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了!这对于宋代史的研究，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我们也丧失了一位具有卓识远见的朋友，至可哀悼!翁同文先生原函提到白乐日先生的，有以下的几段，照录如下。
（一）“白乐日先生于上月（十一月）廿九日，因心脏病突发，延医未到，遽于半小时内逝世，至可哀悼!旋于本月（十二月）二日，安葬于其郊区寓所附近坟场。此邦东方学者，率皆到场执绋，亦谓哀荣矣!”
（二）“至于宋史提要计划，是否继续，尚须待二三月以后，始有分晓。同文为该计划所撰《宋代书业》一书，尚未完稿，容当续毕。同文本研究中国绘画史，原不在该计划之内，惟因白先生殷殷相嘱，优容谈说，着手后殊多新的发现。曾以商讨所得，草拟数文，将陆续于此间刊布。其中之一，已由戴密微先生印入《通报》，不久即可问世。容出版后当寄上请正也。……”
七、林瑞翰先生（书面意见）
关于宋代户多口少之问题，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宋自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而嘉泰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盖蜀中无丁赋，于漏口者少也。以二十一口比三十口弱，漏口者约及三之一。按《宋史·地理志》，大观四年户二千八十余万，口四千六百余万，均之每十户得二十二口有奇，与《杂记》所载元丰至绍兴户口比率略等，设漏口者约及三之一，则大观四年人口确数当在六千万之谱，亦即每户止于三口。
一家五口为盛汉户口之比率，唐代极盛时约为每户六口弱，宋代每户止于三口，视汉、唐户多口少，盖宋人避差役而析户分居者众也。此类例证甚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至和二年知并州韩琦疏云：“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宋史·食货志》治平四年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析居鬻田之结果，“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吴充言），当役者复析居鬻田以避之，故宋代每户丁口平均数视汉唐为少。
八、赵铁寒先生（书面意见）
宋代不但在经济上有前所未有的进步，而且在学术思想、社会结构、政治形态等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现象。譬如影响近代我国学术思想变动进步最大的怀疑精神，便是从北宋全盛时期开始的。他们首先怀疑《六经》之首的《易经》，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排击《系辞》；李泰伯和司马温公则深讥《孟子》，尤其李泰伯竟不惜工本，雕刻一尊孟子像，摆在案头，拿《孟子》书来质问孟子像，遇有不通，便赏孟老夫子几记耳光。他如晁说之的低估《诗序》；苏东坡疑《书·顾命》之辞；刘敞著《七经小传》，标榜新论，不傍古人；程颐作《易传》，一扫汉魏古说，直摅己见；到王安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王应麟说，此种疑古的革命风气，是自西汉以来千余年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魏晋人也曾怀疑，可惜却逃避现实，走到清谈与玄学的路上去了——下至朱子便可毫无障碍地博综百家自求奥旨了。经学是中古时期的学术主干，这主干一经动摇，便出现百家争鸣、光辉灿烂的结果了。
汉魏以来千年束缚既除，治学兴趣如万壑争流，自适所适，于是史学、文学、地理、美术、金石等等一时俱起。其中尤为特殊的是仁宗时燕肃利用机械原理重做指南车，改良自古相传的刻漏法，发现潮汐原理，画海潮图、著《海潮论》。同时的卢道隆提出记里鼓车的造法（徽宗时内侍吴德仁再加以修改），两者都属于机械类，与科学的磁力磁针使用无关。
利用磁力磁针造成的指南针，最早出现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及《补笔谈》卷一）。他更说到“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现代所谓“地磁偏角”原理的最早发现，比哥伦布于公元1092年首次航行所发现者要早四百余年。
全先生所谈到的朱或在《萍洲可谈》里所写的中国人使用指南针航海，本届千真万确的事实，但西方学者不信当时的中国人有此能力，竟指系由阿刺伯人所传授。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就不以为然，他承认《萍洲可谈》所载“是关于航海上使用罗盘针史实之一种最古记录”；并且指出西方人所谓中国使用罗盘由阿刺伯人传来的说法，与事实恰好相反（见其所著《提单市舶蒲寿庚之事迹》。冯承钧译本改名为《中国阿刺伯海上交通史》）。
至于火药，虽非宋代所发明——系经过长期的知识累积而成——但《武经总要》所载的制造火弹、火球、烟球的三个火药方子里的成分，却与后代的黑色火药完全相同，都是混合硫黄、硝石、木炭三者而成。不过在三者的比例上，都是偏重使用硫黄而少用硝石木炭，所以燃烧力强而爆炸力弱。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采石矶之战，宋军所用的眯金人眼目的霹雳炮才加强爆炸的性能，距离官修《武经总要》，又经过了一百二十年的研究进步了。（关于《武经总要》三个火药方子，硫黄、硝石、木炭三者比例，及其与黑色火药的比较等问题，请参阅拙著《火药的发明》，中华丛书委员会1960年出版。）
全先生又提到理学家的人生观，他们以为少一分人欲，便多一分天理，这完全是压制人类享受欲以建立社会秩序的儒家老套；却忽略了人类享受欲的合理发展，便是生活向上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弥漫充塞之下，对别的新兴学术影响尚小，却大大地窒息了科学的生机，打击了燕肃、卢道隆、苏颂（《宋史·苏颂传》：“颂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又载他造浑仪台说：“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以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测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沈括（《宋史·沈括传》：“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说他：“提举司天监，曰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不知。括始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科为五，后皆施用。”沈氏不愧为12世纪初年的伟大科学家，即以传世的《梦溪笔谈》所见，他于天文、地理、音律、算术，以至医卜、星相方伎，无所不能，且各有孤诣独到之处，如前举发现“地磁偏角”即其一例）那一般人的努力。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应当列为划时代的贡献，宜如何提倡宣扬，广泛使用，而事实上竟是不幸的默默无闻。今日传世的宋板善本书中，竟无一部出于活字印刷者（《天禄琳琅书目》曾举宋本《毛诗唐风》里一个“目”字横置，认为是出于活字版无疑。但据赵万里在所著《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里的考证，以为《天禄琳琅》的活字本《毛诗》，实是明朝铜活字本印刷的）。毕昇名既不显，就《梦溪笔谈》卷十八原文：“昇死，其印（按即昇所发明的泥活字）为予群从所得”来判断，这个大发明家，可能是潦倒一生而死的。
我们试想在这样目科学发明为奇技淫巧道之所不载的旧势力传统下——虽然新思潮业经萌芽——怎能出现工业革命?不止是煤炭采取无法出现使用机械的新天地，连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所介绍的陕西鄘延石油（这是“石油”名词的最初出现），似乎都没人看一眼。
刘子健先生讲到资本发达，与工业革命并无必然的关联，个人颇有同感。这二者发生密切联系是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后的事，在古代是并不如此的。
专就经济着眼，宋代城市的工商业，虽然相当发达，但社会经济仍然是农业的，所以大量产品不能不局限于稻、茶等类。农业仍是家庭耕作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当然无法出现资本集中，进而发达的结果。何况在资本发达的过程中，还有种种的障碍：如（一）重税：宋税之重，据晁说之于元符三年（1100）应诏上书言：“几十倍于汉。”我们若以汉赋十五分取一作基数来算，十倍之加便几乎达到取百分之五六十了。即使认为晁说之文人，写文章不免夸大，但北宋进京会试的举人，无不挟带货物，逃税市利!（《麈史》贤德门）南宋初年，浙中丁钱，重到人年三千五百文（合汉口赋的三十倍）。商人被迫贿通中宫包庇逃税。名词人辛稼轩，就曾目睹运粪船上插着德寿宫的旗子的事实（见《宋稗类抄》）。两者都可作重税的间接证明。（二）官吏的私营商业，与民争利：虽经太祖太宗一再严禁，但此种由五代乱世遗留下来的颓风，始终未能革除。全汉昇先生有一篇五万言的大著，题为《宋代官吏的私营商业》，发表于史语所《集刊》，对这个问题研究讨论的很详尽，可以参阅。此种风气，传人南宋，吏部尚书汪名辰竟贩运水银，卖给太上皇（高宗）作假鱼池（《宋史·汪名辰传》），君臣习为故常，恬不为怪。（三）地方治安不佳，商旅货运欠安全：成股的盗匪，“（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史。侯蒙传》）。次如无赖匪徒，结社横行乡里，鱼肉商民的，山东章丘有“霸王社”（《宋史·曾巩传》）。陕西耀州有“没命社”（《宋史．薛颜传》）。扬州有“亡命社”（《宋史·石公弼传》）。博平大猾名“截道虎”（《宋史·陈希亮传》）。青州巨恶麻士瑶，势力陵蔑州县（《宋史·胡顺之传》），以致李常知齐州，半岁间杀盗七百余人（《宋史·李常传》）。而且此种现象，在北宋已不限于江北，江南繁盛之区也多有此种情事。即如京师首善之地，也有“亡赖子，自断截臂腕，托废疾，凌良民”之事（《宋史·李迪传》附《孙孝寿传》）。更有“恶少年怙乱，昼为盗，人官民家攘金帛”的事实（《宋史·聂昌传》）。甚至汴京窃盗竟有结伙群居，每区至数十百人，谓之“大房”的怪象（《宋史·王岩叟传》）。凡此都表现了社会秩序混乱，其影响于资本发达，不言而喻。
以上的第三点，刘子健先生业已谈到，我不过聊作“续貂式”的补充说明而已。
总而言之，我除了同意全先生何以不能出现工业革命的观点外，并同意刘先生的看法，认为宋代各方面都出现了“新”，但也仍然有“旧”，是个旧社会旧文化动摇蜕变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里，科学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产业革命也就不会发生了。
九、全汉昇先生（综合回答）
（一）宋代人口的统计数字，可能只是纳丁税人口的数字。我们不能说宋代的家庭小到每户只有两三个人，就是孟子说“八口之家”有点夸大，起码“五口之家”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如果说北宋末叶只有六千万人口，和汉朝入口总数差不多一样，恐怕也不是事实。比方宋真宗时已经输入占城稻米种子，因为能耐旱，在各处原来因为水的供应不足而不能产米的地方生产起来，这对于北宋粮食生产的增加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北宋粮食产量较前增大，从而可以养活较过去为多的人口。这样一来，我们怎能说北宋人口像汉朝那样的数字呢?
（二）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准并不比西方为差，可是后来工业化最先成功于西方，而不在中国。这的确是我们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煤的生产与消费，在中国更有长远的历史，不要说宋代，就是在古代，中国有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过去学者认为她所炼的石就是石炭（煤），因为这一传说发生的地点是在我国煤储量最多的山西省。说到中国的煤矿资源，在世界各国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太差。根据过去地质调查所及资源委员会的估计，中国的煤储量只次于美国、苏俄、加拿大而居世界第四位。可是中国的煤，有三分之二都在山西储藏着，而山西离海很远，在它旁边的黄河又没有航运之利，所以过去长时期都由于交通运输的困难而没有广大的市场，从而不能大规模开发。在抗战以前，占全国煤储量三分之二的山西，每年产煤只占全国煤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有时更少至只占百分之七。这和工业化最先成功的英国正正相反。英国是一个岛国，她的重要煤矿都位于海岸附近或离海岸不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些煤矿也位于河流附近的地方，因此在铁路网建设成功以前已经可以利用便宜的水运把煤大量运输至各地市场上出售。因为有广大市场来互相配合，英国煤矿早就能够大规模生产，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因为煤是体积重量大而价值小的一种商品，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假如没有便宜而有效的水运，而只是用落后的交通工具来在陆上运输，那么，煤矿开采出来的煤只能在附近十至十五英里的地方出售，如再运远一点，就要因为运费负担高昂而卖价太高，从而卖不出去了。因此，占我国煤储量三分之二的山西，过去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大好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着实是我国工业革命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