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宋代，湖南形成了以水稻为主、麦粟为补充的粮食结构。首先，湖南是传统的水稻产区，占优势地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其中，占城稻不迟于12世纪30年代传入湖南，并得到大面积推广。其次，唐中后期以来，麦作技术传入湖南，并得以渐进式地推广，但小麦的全面推广主要在南宋。其他旱地作物如粟，在湖南也有所种植。
【关键词】湖南；水稻；占城稻；稻麦复种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2）01-0031-0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08YBB279）
【作者简介】周方高（1973— ），男，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Hunan’s Grain-growing Structure in Song Dynasty ZHOU Fang-gao SONG Hui-cong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Base,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Hunan formed a rice-based, wheat and mille.！ to supplement the foodstructure. First, Hunan is the traditional rice producing areas; the dominant food crop is rice. No later than1130, Champa rice was introduced to Hunan, and got a large area of promotion. Second, since the late TangDynasty, Wheat planting techniques spreaded to Hunan, and gradually extended to other places, but the overallpromotion of wheat, mainl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ther dry land crops such as millet, in Hunan havealso been planted.
Key Words: Hunan ; rice; Champa rice; rice-wheat cropping
湖南在全国粮食生产中一直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一直保持全国稻谷产量第一的地位。[1]湖南粮食大省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两宋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宋史专家漆侠在《关于宋代人口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荆湖南路户量大幅度地增长，其中湖滨一带诸州府如潭州在两宋三百年中增长最多，因而这里的农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在明代，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广之所是当时的又一米仓，应当说，是从两宋奠定了基础的。”[2]这一论断完全符合事实。近年来，朱瑞熙[3]、黄启昌[4]等学者对宋代湖南的粮食生产有所论及。但上述学者对湖南粮食种植结构，如占城稻何时传人湖南，推广面积如何、稻麦复种等问题无明确见解，因而存在着一定的讨论空间。本文在吸收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宋代湖南的粮食种植结构略陈管见。
一、占优势地位的水稻生产
湖南是传统的水稻产区，占优势地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这是由湖南的气候、土壤、水利等自然条件与历史传统所决定。湖南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水集中；严寒期短，暑热期长，十分适宜水稻的生长。正如《宋史·地理志》所云：“荆湖南北路……其土宜谷稻。”[5]宋代湖南境内的水稻主要有粳、糯两类，而以粳稻为主；有早、晚之别，而以早稻为主。大约在12世纪30年代之前占城稻传人湖南并在多处推广，优化了水稻的种植结构。
就水稻米质的粘性分类，宋代湖南种植的水稻主要有粳、糯二种类型。宋人以“粘者为糯，不粘者为杭（即粳）”，[6]糯稻虽口感好，但产量较低，因而当时主要以粳稻为主。如《宋史》记载：“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7]糯稻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因而亦有一定的种植。北宋时，武陵（湖南常德）一柳姓地主所种植的水稻就有粳、糯二种类型。[8]在南宋末年，武陵县丞林岳在县东门外、报恩寺左设置了专门贮存糯米的仓库，“凡秫米皆储焉，遇官酿，则以入城。”[9]可见糯稻的种植规模亦不小。宋代湖南所种植的水稻，既有早稻又有晚稻。如真德秀（1178—1235）所言“永道两州（今永州）去岁早禾方熟，忽伤螟虫；晚禾垂成，水潦暴至。”[10]又说：“潭之风土多种早稻，其视晚禾居什之七。”[11]可见，永、道、潭三州均种植早稻与晚稻，潭州主要种植早稻。当然，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而主要指的是收获期上的早晚，由于各地的水稻成熟期并不一致，各地早、中、晚稻的划分也不尽相同。[12]
宋代水稻种植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占城稻的传人和推广。
占城稻原产于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最早在什么时候传人我国以及如何传人我国的，存在多种说法。中国种稻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但是中国的水稻品种耐旱性较差，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江、淮、两浙一带经常发生旱灾，稍遇旱灾水稻就失收。此前福建已大面积引种了“耐水旱而成实早”，且“不择地而生”的占城稻。有鉴于此，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仰者莳之”。[13]并将占城稻的推广以榜文的形式，何时浸种，如何掌握发芽标准，如何整治秧田，何时插秧等予以明白地公布。[14]由此可知，至迟到北宋初年，占城稻已经传人我国，至于大规模的推广，则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那么占城稻又是何时传入湖南的？学界主要有如下三种意见：
（1）黄启昌认为自大中祥符五年开始已传人，[15]但只是推测，无文献可稽。史籍明白记载，大中祥符五年，宋政府主要在江淮两浙地区推广。
（2）王颞在《食恃占婆——宋代占城稻种的引入和推广》中认为，宋代湖南甚至属于“偏僻”的州、县，也有所称“占城稻”的收获。[16]其主要以曾几（1085—1166）《茶山集》卷2《溆浦楠木洞，盖神龙所居。今年夏，大旱，县官乞取其水以祷，立应。民犹以为未足，因作是诗，以遗诸公，致再请之意焉》一诗为证。按照王颈的意见，占城稻传入湖南应不晚于1166年。但王颋对曾几的诗作显然误读。曾几诗歌云：“……雨不到人间，风伯乃为梗。……以斯占稻粱，生意鱼在鼎。……君其洁斋俟，百谷正延颈”。误认为“以斯占稻粱”，就是占城稻，其实该句中的“占”应通“沾”，浸湿、滋润之意。整篇诗是讲，大旱季节，虽然县官求雨应验，但“民犹以为未足”，希望天再次降雨浇灌庄稼之意。
（3）朱瑞熙、常建华认为到到南宋嘉定年问（1206—1210），潭州、道州、永州普遍种植了占城稻。[17]其依据，为前文所引《申朝省借拨和籴米状》所云之“早稻”，与卷9《申尚书省乞拨米赈恤道州饥民》所云之“早禾”。
在宋代，“早稻”与“早禾”就是占城稻？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日本学者加藤繁、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等研究指出，在11世纪初占城稻传人之前就有中国本土的早熟品种。[18]南宋中期学者罗愿（1136—1184）在《尔雅翼》卷1中云：“又有一种曰籼，比于粳小而尤不黏，其种甚早，今人号籼为早稻，粳为晚稻。苏氏云，粳一曰籼，亦未尽也。又今江浙间有稻，粒稍细，耐水旱而成实早，作饭差硬，土人谓之占城稻云，始自占城国有此种。”可以肯定地说，早稻就是籼稻。当然，“早稻”与“早禾”也包括占城稻。占城稻的特点之一是“耐水旱而成实早”，属早稻。
南宋初期，李纲在任江南西路制置大使任内曾上奏谈到洪州（今南昌）的情况是“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本司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二三分种大禾。”[19]这种与潭州的情况相似，潭州的“早稻”道州的“早禾”应为“早占”，即占城稻。[20]当时为何大量种植占城稻？除了耐水旱、早熟之外，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对土壤肥力要求较低，产量高。南宋理学家舒璘（1136—1198）指出：“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谓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小禾谷今谓之占城，亦日山禾稻，粒小而谷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所谓粳谷者，得米少，其价高，输官之外，非上户不得食，所谓小谷，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下皆食。”[21]
占城稻何时传人湖南，我们认为应不迟于12世纪30年代。《宋会要辑稿》食货9之20载，绍兴二年（1132）四月十五日，户部侍郎黄叔敖言：“欲将浙江、荆湖今年上供米取人户情愿，于税限前以早占白米抵斗送纳者听。”早占白米，即早熟的占城稻米。宋政府规定荆湖之百姓交纳早占白米作为二税，从一个侧面可看出，荆湖地区占城稻种植较广，产米较多，否则不可能作出如此的专门规定。在古代交通通讯落后的情况下，占城稻在两湖地区的推广应经历了相对长的过程。因此，占城稻传人湖南应早于12世纪30年代。
乾道年间（1165—1173），湖广总领所在鄂州（今武汉市）所收购的“中等占米每硕二贯六百省，系鼎、澧州米”，[22]说明常德地区种植占城稻较为广泛。
综上可知，至南宋前期，鼎、澧、潭、道、永等州普遍种植了占城稻。
二、稻麦复种的推广与粟面积的扩大[23]
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麦作技术亦传人湖南，并得以渐进式地推广。在唐朝中后期，小麦也有一定的种植，如元稹（779—831）描写元和时代（806—820）的岳州农村是：“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24]有学者认为，包括湖南在内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已经形成或推广。[25]我们认为，唐代湖南的二麦的种植十分有限，不宜估计过高。
宋代是湖南小麦种植的重要推广与发展时期。太宗端拱初（988），为防水旱灾害，保证朝廷粮食供应，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地方的州官，要他们劝说老百姓种植粟、麦、黍、豆等作物，由淮北调去种子，并在长江以北推广种植水稻。[26]这一措施，促进了南北农作物的交流，扩大和优化了南北粮食生产的格局。湖南的小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如陈了翁（陈罐）（1057—1124）在《自廉到郴》诗中也有“瘴岭只将梅作雪，湘山今见麦为春”[27]的诗句，可见当时郴州一带山地上已有小麦的种植。
自太宗朝开始在南方推广种麦，但终北宋一朝，二麦的种植在南方并不普遍。如在农业技术最为发达的两浙地区，咸平三年（1000），知泰州田锡在奏疏中说，江南、两浙种麦稀少。[28]元祐年间，苏轼在杭州为官，在奏疏中也说“两浙水乡，种麦绝少”。[29]处于中等农业水平的湖南小麦种植与推广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湖南小麦的全面推广主要在南宋时期，这一时期促进稻麦两熟制在南方全面推广的直接因素，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史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30]“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无虑数十百万人”。[31]这些以面食为主的中原人大量南渡，大大促进了小麦的种植与稻麦两熟制的推广。绍兴初年，由于骤然增加大量面食为主的北方人，以致小麦供不应求，一斛麦竞达一万二千钱。[32]中原人南下后，在小麦价钱增高的同时，宋人还记载说当时“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因而“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这一切都刺激了农民种麦的积极性，“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33]北方人从好食出发，南方人从经济利益出发，竞相种麦。
而官府则从防灾备患的角度出发，南宋政府对种麦是前所未有的重视，频下劝种麦的诏令，劝谕农民广种春麦。如绍兴五年（1135）湖南、江西旱灾，粮食欠收，百姓缺粮，高宗下令监司、守臣劝课百姓种麦，以便来年接济饥民。[34]尤其是在孝宗朝，几乎每年发布诏令、御笔手诏，“督责守令，多方劝诱，广种二麦”，并将种麦份数，作为考察“比较当职官勤惰”的标准之一。又令监司“多出文榜，劝谕人户”，“趁时布种。”[35]如隆兴七年（1169），孝宗诏令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臣劝民广种小麦；[36]乾道七年（1171）十月十五日，诏“江东西、湖南北帅漕臣，日下措置，官为借种，责守令劝谕招诱大姓，假贷农民，与依赈粜赈济赏格推恩，趁时广行种麦”。[37]淳熙七年（1180），“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38]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五日，又规定“江浙、两淮、福建、湖南北、京西路帅、漕司，今后，逐年自四月一日为始至九月终每半月，四川、二广帅、漕司每一月，各将所部州军得雨分数，及麦禾次第，详具以闻。”[39]孝宗频频下诏与询问湖南等地区的小麦种植情况，说明当时湖南是推广种麦的重点，而且是推广稻麦复种。方健指出：“据‘麦禾次第’云云……可证，南宋实行的是二麦收割后复种晚稻的两熟模式”，[40]可谓真知灼见。
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湖南种麦的区域得以扩大，潭州、永州、衡州等地方是重点推广的区域。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绍兴中从浙江赴广西静江（今桂林）知府任，道经今槠洲县（属潭州，今株洲），作《槠洲道中》[41]一诗，为我们留下了南宋初株洲、湘潭一带小麦种植的珍贵史料：“烟凝山如影，云褰日射毫。桃间红树迥，麦里绿丛高。客子叹游倦，田家甘作劳。乘除吾尚可，未拟赋离骚。”据《宋史》记载淳熙六年（1179）十一月，臣僚奏称：“……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42]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知潭州（1222—1225）时，在潭州推广种麦，史载：“昔潭州亦不种麦，[43]白真相公做安抚，劝令种麦百姓遂享其利。”[44]郴州地区到绍定年问（1228—1233）不仅是山上种麦，而且是“田间拾麦声相呼”，[45]可见郴州地区小麦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而且是稻麦二熟制。[46]
大小二麦的种植和占城稻的推广，可以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水旱欠收的问题，并促进了稻、麦两熟制和早、晚稻连作制的形成和发展，使粮食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其他旱地作物如粟，在湖南也有所种植。在占城稻引进的同时，真宗诏令将北方粟、麦、黍、豆等旱粮作物推广到南方，以防水旱灾害。南宋以后朝廷仍多次诏令南方旱土种植旱粮。历任地方官也劝民垦种。《宋史》卷324《李允则传》记载，真宗咸平问，李允则知潭州，时“湖湘多山田，可以艺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给马当，皆输本色，由是山田悉垦”。张溪《云谷杂记》卷四云：“沅湘间多山，农民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播种时，则先砍林木，纵火焚之，侯其成灰，即播种于其间，于是所收必倍”。北宋后期，水力不及的山田，所种“粟米妙天下”。[47]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宋代湖南突破了传统了的水稻种植模式，形成了以水稻为主，麦、粟等多种粮食作物并举，较为合理的种植结构，为以后粮食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漆侠．求实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朱瑞熙．哆城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4］曾雄生．宋代的早稻与晚稻[J］．中国农史，2002，（1）．
［5］王颋．西域南海史地考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魏华仙.刘双怡．1980年以来宋代粮食问题研究述评［J］．农业考古，2009，（4）．
［7］李根蟠．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兼与曾雄生先生商榷［J］．历史研究，2006，（2）．
［8］方健．南宋农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注释】
[1]《由“传统”到“现代”：南粮食总产量全国第一》，见http://www.hunan.gov.cn/cztlxsh/qwxx/zxbd/201105/t20110510-351416.htm。
[2]漆侠：《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87页。
[3]朱瑞熙、常建华：《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其原因》、《十至十三世纪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载朱瑞熙：《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载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9—422页。
[5]《宋史·地理四志》，中华书局，2004年，第2201页。
[6]罗愿：《尔雅翼》卷1《释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宋史·食货志上二》，第4204页。
[8]曾巩：《元丰类稿》卷18《归老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永乐大典》卷7516引《武陵图经》，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0]《西山文集》卷10《申尚书省乞拨米赈恤道州饥民》。
[11]《西山文集》卷10《申朝省借拨和籴米状》。
[12]参见曾雄生《宋代的早稻与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13]《宋史·食货志上一》，第4162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辰条：“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仍出种法，付转运使揭膀谕民。其后又取种于玉宸殿。上与近臣同观，作歌毕和。又遣内侍，持稻示百官于都堂。”又见于（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
[14]《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7至18，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15]《湖南通史·古代卷》，第420页。
[16]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2贞。
[17]《疁城集》第357页。
[18]参见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一文，商务印书馆，1973年；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19]《梁溪全集》卷106《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游修龄认为早占为早籼，其中包括占城稻在内，而不能全部说成是占城（《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曾雄生认为早占、占禾就是占城稻（《宋代江西水稻品种的变化》，《农业考古》1989年第3期）。我们赞同曾雄生的看法。
[21]《舒文靖集》卷下《与陈仓论常平》，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2]《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23]学界对宋代是否存在稻麦复种制度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争论，参见魏华仙、刘双怡《1980年以来宋代粮食问题研究述评》（《农业考古》52009年第4期）。李根蟠认为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宋代稻麦复种制有较大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兼与曾雄生先生商榷》，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我们赞同李根蟠的观点。
[24]《元氏长庆集》卷3《竞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
[25]参见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1982年第3期。
[26]《宋史·食货志上一》，第4159页。
[2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57《荆湖南路·郴州》，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丁未条。
[29]《苏轼文集》卷30《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30]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31]杜范：《清献集》卷8《便民五事奏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2]《鸡肋编》卷上。
[33]《鸡肋编》卷上。
[34]《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7。
[35]引文分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221至223。
[36]《宋史·食货志上一》，第4175页。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6。
[38]《宋史·食货志上一》，第4176页。
[39]《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224。
[40]方健：《南宋农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1页。
[41]范成大：《石湖诗集》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2]《宋史·食货志上一》，第4175贞。
[43]当然，“昔潭州亦不种麦”不符合实际情况，前引范成大之诗可见在绍兴年间潭州已种麦。
[44]《黄氏日抄》卷78《咸淳九年春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5]《永乐大典》卷2188引《郴州重修图志》，张国淦将之定为南宋绍定年间（见《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第216页）。
[46]这从《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219所载孝宗之论亦可证：乾道七年（1171）十月五日前，上曰：“冬月得雨，便可种麦，不知江西、湖南入冬得雨否？”冬麦至迟五月初收割，后种晚稻，迟至冬月仍可种麦。
[47]张舜民：《画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湘潭 411201）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