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东玲，女，文学硕士，江西服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马群燕，女，岱东远程教育中心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1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宋诗与宋代两浙地区经济民俗研究”（项目编号：JC1108）。
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历来就有重农悯农、关注民生的传统，对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理性精神的宋代诗人而言更是如此。而宋代两浙地区因其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和发达的农业文明而成为宋人诗作的关注焦点之一，宋诗中有大量关于两浙地区农耕、副业等物质生产活动场景的描写。此类描写为后人透视浙地农业文明和农村经济提供了以诗证史的形象化视角，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史料价值。但是，目前尚未发现由此切入研究两浙地区农副业生产的专题性成果。笔者拟从宋诗切入，通过对宋诗中相关描写作专门疏理，以透视两浙地区的农副业生产活动。
一、垦田风潮的极限化
随着我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至宋代，两浙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为解决这个现实矛盾，官方集中民力，向旷土、湖荡、河川、海滩、大山要田，兴起了大规模的造田运动。而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又导致地方豪绅储地囤田的贪欲日益膨胀，他们雇佣民丁私垦国有土地。官私竞力造田，墝埆旷土，无地不垦，并将湖海河川、滩涂丘壑亦纳入了改造范围，将浙乡各地的田垦风潮逐步推向了极限。[1]吴中地区“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2]四明山区“土狭人稠，日益开辟为事，凡山巅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3]台州“寸壤之上未有莱而不耕者”[4]之田，温州“向也东瓯之俗，率趋渔盐，少事农作；今则海滨广斥，其耕泽泽，无不耕之田。”[5]
宋代两浙地区如火如荼的田垦风潮引起了敏于时事的诗人们的高度关注，他们创作了不少反映浙地田垦的诗篇。毛珝《吴门田家十咏》诗中描绘了吴中地区围田场景，“主家文榜又围田，田甲科丁各备船。下得椿深笆土稳，更迁垂柳护围边。”[6]杨万里《圩丁词十解》中描写了浙西、江东地区“千里江湖缭一圩”的圩田规模，楼钥《冯公岭》述及浙南括苍山“百级山田带雨耕”的梯田耕作情形，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诗写杭州葑田“零落棋坪”的形貌。田垦的方式主要是围湖造田，此外还有改造山地、滩涂等，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浙人发明的葑田，以木作架上铺葑泥种植水稻，田块飘浮水面，可如舟筏撑而往来，且不虞水旱，林逋的《葑田》诗即描绘此田。
围湖造田是两浙地区田垦的主要途径。官垦湖田动辄数千顷，私垦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但是垦田者众，对湖面的蚕食势•头也很惊人。以绍兴镜湖与杭州西湖为例：有宋一代，镜湖“湖堙水渐涸，往往事耕锄”，以致于到南宋末年时，镜湖湖面十之七八俱成农田，所剩湖面狭如河道。对于镜湖的这种变化，宋元之交的诗人张惟中曾有感叹：“往年曾过贺家湖，今日烟波太半无。惟有一天秋夜月，不随田亩入官租”。而西湖在北宋中期苏轼任职杭州时就已经因茭白、菱藕的大面积种植引起淤塞，苏轼在疏浚西湖的奏议中曾言及此害：“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7] 可见西湖被田垦蚕食的情况亦很严重。
竭泽而渔的过度田垦势必会破坏既有水利系统，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这引起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隐忧，张侃《五云门外湖田》诗中指出，大面积围湖造田将破坏水利，导致湖田得不到灌溉而大面积失收。范成大在《围田叹四绝》中抨击官府“浪说新收若干税，不知逋失万新收”的目光短浅和地方豪绅“壑邻罔利一家优，水旱无妨众户愁”的无德无良。并指出围田破坏水利的严重后果：“台家水利有科条，膏润千年废一朝”，“秋潦灌河无泄处，眼看漂尽小家田”，“六七月间天不雨，若为车水到山边？”
尽管田垦运动如火如荼，但是两浙地区“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结构决定了田地总量的有限性。人多地少，税赋繁重，迫使人们在垦田的同时又在治田方面下功夫。
二、治田方式的精细化
为了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率，两浙人针对多山地貌，在稻作文化的基础上，又因地制宜，推广种植麦、豆、桑、麻等对地力和灌溉要求不高的作物，“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麦禾与桑麻，耕锄到墝埆”。并形成了“却破麦田秧晚稻”、“桑下春蔬绿满畦”的复种、套种、间作等种植方式，抚州知州黄震在劝农文中说：“浙地无寸土不耕，田垄之上，又种桑种菜”，[8]可见浙农已将田地的利用率提高至极限。
两浙人在拓展田垦面积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趋于极限化，同时，为了提高单产，他们还将浙地精耕细作的治田
传统发展到了极致。两宋之交杭州于潜令楼璹的《耕织图诗》对浙农的春耕程序有明细描写，布种前先要犁耕翻土、耙耨碎土、以耖细土以及用碌碡平田，耕地工序十分精细，这和荆南、陕川等地山农的刀耕火种可谓天壤之别。即使同属精耕细作的农业区，两浙地区亦比其它地区治田精细，蜀人高斯得赴浙为官后，曾将浙蜀两地农耕情况作比较：“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如其种人士，坚缴而不疏，苗既茂矣”。[9]除春耕之外，两浙地区还有冬耕习俗，耕后浸水，既松土膏，又可防止被杂草抽了地力。冬耕习俗在陆游诗中颇多记载：“鉏犁满野及冬耕”，“稻垄受犁寒欲遍”，“努力事冬耕”，“乘暖冬耕无远近”，“冬晴正要饱耕犁”，等等。黄震在劝农文中亦有记载：“浙间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10]陆游是绍兴府人，黄震是庆元府人，根据此二人的诗文记载，至少可以确定浙东宁绍平原存在冬春二耕习俗。
浙人农业耕作的精细化还体现在耘田、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方面。楼璹《耕织图诗》记载，浙农“锄草如去恶”，“三复事耘耔”，大面积的锄耘即有三次之多。黄震劝农文亦将浙地和抚州的锄耘情况作了比较：“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抚州勤力者耘得一两遍，懒者全不耘。”[11]再如灌溉，“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12]范成大诗中说“丁男长在踏车头”，其实长踏水车的不只是农夫，还有车水妇。浙农往往“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疲惫的车水妇不免发出“生身莫嫁农”的沉重喟叹。浙农对施肥也非常尽心，“浙间终年备办粪土”，[13]以作粪肥，此外，草木灰和河泥也常被浙农用以肥田，楼璹《耕织图诗》记载了杭州地区播稻种后以草木灰於荫肥田的方式，“杀草闻吴儿，洒灰传自祖”。吴中农民则用河泥肥田，“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从毛珝这首诗中可见，河泥土沃膏腴，是吴农肥田的常用肥料。
浙农的开拓性除了表现在农垦耕植方面，还表现在副业生产领域。发展地缘性和多元化的副业门类成为两浙人缓解人口和赋税压力的重要经济手段，并因之而促进了分工的明细化和专业户的形成。
三、副业分工的明细化
两浙地区副业门类丰富多样，地域特色鲜明。蚕桑以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最为发达；茶叶以环太湖流域最为知名，龙井茶、顾渚茶、阳羡茶等俱是名品；浙东临海，海上捕捞业十分发达；浙南、浙西多山，以果蔬、药材和经济林木种植居多。总体说来，浙地农副业是以蚕桑、渔猎为主，并广涉茶叶、蔬菜、水果、花卉以及棉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陆游《春晚书斋壁》诗中有“郁郁桑连村”之句，可谓浙北平原蚕桑业高度发展的掠影，南宋时期，浙地已经培育出了鸡桑、临安青和四眠蚕、二化性蚕等优良桑蚕品种，这在姚寅《养蚕行》、戴复古《织妇叹》等诗中均有记载。浙乡渔业向来发达，“鱼虾接海随时足”，“舍前舍后养鱼塘”，概述了浙乡水产捕捞业和养殖业的盛况。“处处起鱼梁”，“傍篱邻妇收鱼笱”，“短钩画水如耕犁”，“一声磔磔鸣榔起”，“帆边渔蕝浪”，“网罟入溪鱼”，这些诗句反映了捕鱼工具与捕鱼花样之繁多。浙地茶叶、果蔬、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亦很普遍，宋诗对此有许多描写，例如陆游的《稽山行》、《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等风物诗中描写了茶叶、杨梅、莼菜、蕨菜、芡实、箭笋、白蘑菇、山药、甖粟、药苗等多类经济作物，此不一一细述。
农副业门类的多元化和单产的提高促进了明细化分工的发展。一是行业之间分工细化。农桑耕织一体的传统兼营格局被打破，许多农户脱离了农耕而转事它业。赵蕃《见负梅趋都城者甚伙作卖花行》诗中记述了杭州马塍地区由“昔人种田不种花”发展为“卖花乃亦遍户户”的历史变迁，说明有大量农户转为专业种花户。杨万里在《晓过丹阳县》诗中曾描绘丹阳渔民“鸡犬渔翁共一船”的水上生涯，可见他们专事渔业。衢州城外“果林一望蔽江湄”，“漫山桃李浑无数”，如此规模，可见衢州城郊有不少果农。再看陆游《丰年行》中的桑户，“前年谷与金同价，家家泣滋伐桑柘”，桑户们遭遇市场寒流亏了本，只好伐桑转行。此外还有“日垦沙中土”的煮盐亭户，有“种菜卖供家”的菜农等，都是专事一业的专业户。二是行业内部出现经营品种的细化定位。例如蚕桑业，“叶贵蚕饥危欲死”，“专仰买桑供”，说明蚕农与桑农已有明确分工，而“缲得成丝却卖丝”，“家家五月卖新丝”，则说明蚕丝户与机纺户亦有分工，可见在桑蚕丝纺兼营的传统模式内部已出现专营某一品种的明细化分工趋向。再看花卉业，许多花户专营某一种花，宋伯仁《山下》诗云：“家家清到骨，只卖水仙花。”可谓杭州花卉业内部明细分工的缩影。
浙地农副业出现明细化分工趋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因素的影响，高斯得《增赋》诗云：“柔桑梯未茁，调帛已骚骚”，范成大《缲丝行》则说：“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两者描述可谓一因一果。官府逼赋太急，导致许多农户无法再继续桑蚕丝纺一体的生产流程，匆匆以半成品甚至生产原料去变现纳官，逐渐产生了桑户、蚕丝户和纺户之间的分工。而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日渐增多，很多农民被迫脱离农桑而转事它业；有市场因素的影响，以东阳丝纺业为例，北宋初期，欧阳修《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中写东阳有“千室夜鸣机”，及至北宋末年刘子翠《过东阳》诗中已有“小箔鸣机几万家”，规模扩张十分迅猛。专业纺户规模如此扩张，自然不只是因为帛赋所逼，更多还是受市场利润的驱使。杭州的花卉业也如此，尽管“园税十倍田租平”，是因为有“间出奇花万钱直”的巨额利润和“争先买新开门迎，泥沙视钱不问价”的庞大客户群体，专业花户连年递增。另外，明细化分工的形成还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粮米等生活必需品的产出除自给自足外，还要有足量富余投放市场，这样才能满足脱离农耕者的生活所需。浙地大规模的田垦和精细化的耕作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为专业户脱离农耕专事它业提供了生活保障。
因为脱离了农耕，并专事一业，专业户的基本生活资料需要通过购买或交换来取得，而其劳动产出也需要投放市场，以获取经济利润。所以，两浙地区明细化分工的发展和专业户的形成从客观上促进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和村镇贸易的发展繁荣。有关两浙地区的农贸活动与农贸发展水平，笔者已有另文专论，此处不再赘述。
注释：
[1]此处观点综合参考于干千的学术论文《基于博弈论的“不抑兼并”土地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和周生春的学术论文《宋代浙西、江东地区水利田的开发》（《浙江学刊》，1991年第6期）。
[2]（宋）范成大《昊郡志》卷2《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宋）胡榘，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4t<奉化县志》，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4]（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3《版籍门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5]（宋）吴泳《鹤林集》卷39《温州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傅璇琮《全宋诗》第374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998年版。本文所引诗歌，均本自《全宋诗》，以下宋诗引文注释从略。
[7]（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下）卷8《奏议•乞开杭州西湖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10][11][12][13]（宋）黄震《黄氏日抄》卷78《成淳八年春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版。
[9]（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
来源：《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