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北宋的经济发展，超迈前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夷考其事，实肇基于建国初期一系列之经济措施。《宋史·食货》下一云：
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上供者殊鲜。五代疆境副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1]
故宋太祖所承袭者，乃一残破之局面。在国境方面，北宋建国时之疆宇只区限于黄河中下游两岸，版图远较汉唐为小。《宋史·地理》一曰：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2]
北宋政权既处于中原的开封，所统辖的境土还很狭小，而在中原地区之外，北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在太原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下的北汉；在长江流域，则有在四川的后蜀、湖南的楚、金陵的南唐、杭州的吴越；还有在两广的南汉、福建的闽；皆为独立之政权，有强大的军事或经济实力，与中原初建之宋政权旗鼓相当。因此，赵宋政权能否突破重重困难，以建立百年基业？抑或像五代各朝那么短促？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言可决的。此外，更严重的，是宋太祖所面对的内忧，比上述之外敌更难对付。因此，宋初君臣的努力求治，才能履险如夷，建下有宋三百二十年（960-1279）的基业，其初期的种种措施，实有过人之处。此中原因，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之核心。据初步研究显示，宋初所执行之种种政策中，以调整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尤以藩镇所辖地区之财政中央化，对宋朝之稳定和持续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故此，本文将就宋太祖时期的财政政策作一考察，这方面的厘清，或可使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宋代如何由列国分立，内忧外患的局面中走向统一，进而更成为我国经济繁荣的朝代。同时，在考察大量原始文献后，笔者发觉宋代史料中关于太祖一朝的事迹，尤以与太祖皇弟赵光义有关的事情，有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又由于同一原因，一般对赵普在宋初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了解，甚者则误解其操守不正，作人身之攻击。凡此种种，本文都试图把它弄清楚，因为笔者认为这些人物对宋初政局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需要特别注意。
二、宋太祖时期政策之制订者——赵普
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父亲赵弘殷也是职业军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说：
（赵匡胤）自殿前都虞侯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3]
故史言「宋太祖兴兵间」[4]，乃是实录。太祖既为一军事人物，其识见当以军事方面较为擅长，而宋祖得位乃因周世宗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儿子为帝，由此而形成一个「主少国疑」的局面，给予禁军领袖赵匡胤千载一时之机。《韩非子·亡征》说：「婴儿为君，……可亡也。」[5]关于宋祖之取得天下，其母杜氏也有深切的了解。《长编》卷二曰：
（杜太后）疾革，召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6]
学者多对此段文字存疑，认为属于孤证。其实，赵普「顾命」一事并不是孤证，相关记载又见于赵普〈谏太宗皇帝伐燕〉札子，其文曰：「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时，臣（赵普）蒙召入卧内；昭宪太后在宅寝疾之日，唤至床前，念有倾心，皆曾执手温存抚论，不异家人。」（按：此文在雍熙三年太宗伐燕时所上，时普为邓州节度使。）这是说，赵普与太祖的父母关系很不错，故两人在弥留之际，普均在榻前陪伴。[7]
杜太后以此为「大事」，强调「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实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上，杜太后是颇留心政事的。《赵氏族谱·宣祖玉牒》载：
（太祖登极），太后并无喜容。左右进言曰：「臣闻谚语，‘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先圣有言，‘为君难’[8]，天子置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遵慈训，不敢有违。」[9]
又《东都事略·赵普传》曰：
时昭宪皇后无恙，每与太祖参决政事，犹以书记呼普。尝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10]
故此，杜太后遗命曰：「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实是对大宋百姓和赵氏皇族的前途所作的慎重考虑。五代时战争频密，人民流难，户口凋耗，皆由于政治之长期不稳定，而赵氏政权亦属新造，故必须由一成熟的君主治理。此外，五代的君主很多是短寿或中寿的，长寿的绝无仅有。[11]此种情况，杜太后可能亦体会极深，为平时所熟虑，因而在顾命时，把传位长君之意思仔细地嘱咐下来。这点对宋初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枝节的问题，似乎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宋初确是属于「大事」，对宋政权的发展影响深远，了解这些「大事」，对我们掌握宋初政治的发展很有帮助。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在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后，宋太祖所承继周朝的，只是一堆烂摊子。前面说过，宋太祖是一军事人物，而他所以能取代周朝，主要是凭借他担任后周禁军之最高统领「殿前都点检」这一职位和周世宗早逝而出现的一个机会。无疑，宋太祖在军事方面是有才能的，他屡立军功，又曾努力广交同袍[12]，以扩大个人之影响力。但是，总的来说，宋太祖并没有治理国家的训练，其行政经验亦很贫乏。史称他「好学忘惓」的精神，多属史家虚美之词。《赵氏族谱·太祖玉牒》曾有以下的记载：
（太祖）秉性沉厚、有大度量，好骑射为戏。太后劝他读书，太祖奋然曰：「……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扰乱，儿娴习武事，他日有机可乘，得安邦定国，出人头地，不至虚负一生。」
人们一直把宋太祖视为文武双全，史料中也曾遗留下一些「尽令武臣读书」的记载，是可以反映他努力研究治国之道；但是，在时间上，宋太祖是不充裕的。当他受世宗重用后，一直忙于打仗，因此，只可以说宋太祖是边学边做的。但是，太祖在世宗时代以至在即位后十多年间，居然没有犯上多少错误；整体而言，更把宋朝治理得相当好，使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纳入一个新秩序内，这种成就，是值得关注的。据笔者估计，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显德三年（956）与赵普相识，并招纳他成为最重要的参谋。环顾此一期间，赵匡胤身边的文士，赵普是最受亲信和重用的。由于得到赵普的辅佐，使宋太祖的事业蒸蒸日上；在短短十数年间，不但当上了皇帝，更能渐次削平诸国，并消除五代以来地方割据分裂和节度使不听中央指令等各种问题，使中央政府稳固地建立下来。这不但使宋政权能上继汉唐，并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赵普既是赵宋政权的总参谋，得到宋太祖异常的倚重，故此，在这里必须先交代一下他的出身与经历。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曰：
赵普，字则平[13]，幽州蓟人。后唐幽帅赵德钧连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迥举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阳。普沈厚寡言，镇阳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显德初，永兴军节度刘词[14]辟为从事。词卒，遗表荐普于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侍以宗分。太祖尝与语，奇之。时获盗百余，当弃市。普疑有无辜者，启太祖讯鞠之，获全活者众。淮南平，调补渭州军事判官。太祖领同州节度，辟为推官，移镇宋州，表为掌书记。
就上文而论，除范质推荐赵普为判官或因刘词遗表外，普在成长后已受知于三人，即镇阳豪族魏氏，永兴军节度刘词和宋太祖赵匡胤三人。由此可见，赵普的才干，已为人所赏识。此外，普父迥有能力一徙常山，再徙洛阳，其「家世」绝非一般平民所能企及。故普元配乃豪族之女，或与其家世亦当有关。本传言「普少习吏事、寡学术」，似非实录。史称普弟安易「略涉书传，记性强，好谈事务，而疏阔不可用。初太宗尝问农政，安易请复井田之制。又以家本燕蓟，多访以边事。」[15]可略窥其门风与家学。所以赵普「寡学术」之评，当有值得商榷处。又赵普一生多次受别人的攻击，包括卢多逊、雷有邻等，而在太宗雍熙四年（987），陈王元僖曾上书荐普，更详细叙说赵普之屡受攻讦，其文曰：
伏见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开国元老，参谋缔构，厚重有识，不妄希求恩顾以全禄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圣朝之良臣也。窃闻憸巧之辈，朋党比周，众口嗷嗷，恶直丑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盖虑陛下之再用普也。[16]
由此可见，历来根据宋初史料而对赵普之批评，未必能绝对公允，我们更不能遽据一二已受删改之史料，作为定论。
相反地，关于宋太祖对赵普的倚重，历来记载甚多，今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于下：
一、昭义李筠叛，太祖亲征，以普留守京师。普愿扈从。太祖曰：「赵普胜介胄乎？」许之。普因进策曰：「陛下初登宝位，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且兵机贵速，不尚巧迟，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备，所谓自天而下，可一战而擒也。」太祖用其策。（《东都事略》卷二十六本传）。
二、维扬李重进叛，太祖问普攻取之策。普曰：「重进昧武侯之远图，守薛公之下计，不过缮修孤垒，以长淮为恃也。况其内乏资储，外无强援，以臣愚见，急攻亦取，缓守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矧陛下以顺讨逆，何忧哉。」不逾月，遂诛重进。（同上）
三、普始为相，太祖命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书而已。事无大小，一决于王（赵韩王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四、太祖宠待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17]。上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同上）
五、吕颐浩言：「……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数百通，其一云：『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刱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癸巳条，页1047。）
六、宋太宗曰：「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敕命。」（《长编卷四十》）
纵观赵普一生，尤以在开宝六年罢相前，极受太祖倚重。据张其凡的分析：「在赵普独相的十年间，中书无事不统，赵普权尊任重。」[18]又《东都事略·赵普传》对赵普谋收节度使之权有精简的记述，其文曰：
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场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输额之外辄归己，或私纳货赂以事贡奉，用冀恩奖。普劝太祖革其弊。方镇阙帅，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诸道置转运使，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自是，利归公上矣。又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京师以备宿卫，教习精练，太祖每御便殿临试之。不数年，兵甲精锐，府库充实，皆普之谋也。
由此可见，宋初的大政方针，皆出自赵普的策划。
赵普既是宋初政策的主要策划人，当时的军政大事，如「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太祖在赵普家中确定的。《东都事略》本传云：
太祖尝夜幸普第，立风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与普饮于堂中[19]，设重裀地坐，炽炭烤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太原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矣。」
日后的发展，悉如普议。
除了因为受知于宋太祖外，赵普本身刚强的性格，亦对宋初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东都事略》本传又载：
尝为某事择官，列二臣姓名以进，太祖不用。明日，复奏之，又不用。又明日，复奏之，太祖怒，裂其奏掷陛上。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太祖悟，乃可其奏。后二臣者果称职。
又《宋史·石守信传》记：
太祖（既以杯酒释诸将之兵权，）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兵权，太祖不从。宣已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侏（左人+右离）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又《宋史·赵普传》云：
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某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故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赵普不但对其十分信任之太祖，屡加规谏，甚至对太宗亦献其忠诚，务求人主大公无私。《东都事略》本传云：
侯莫陈利用以左道得幸，为郑州团练使，骄肆僭侈，大为奸利，普奏其事，太宗为黜之商州。普固请诛之。太宗曰：「岂有万乘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乎。」普曰：「此巨蠹也，陛下不诛，是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太宗悟，遣使诛之。既而又贷其死，使者至，而利用死矣。
观上数事，足见赵普真「能以天下为己任」，故《宋史》本传论曰：
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
给予赵普极高却极公允之评价。同时亦可由此窥见赵普于赵宋政权确有创制立法的功绩了。
总括而言，赵普一生正值五季中后期及赵宋建国之初期，他因时际会，得到了宋太祖的倚重和亲信，遂能以一介书生，一跃而成为赵宋政权之奠基人和宋初制度的策划人。其后因普与太宗时「尝有所不足」（《长编》卷三十三），又「当普忤旨，左右争倾之，（吕）余庆独为明辨，上意稍解。」（同上，卷十四），则以赵普以宠衰罢，而宠衰实由别人之攻击所致。政潮凶险，有非外人所能明也。而普一生之事迹，遂被加上许多污点，如「贪权」、「贪财」、「寡学术」、「鄙夫」等等不名誉的评价，而其一生功绩遂多为人所忽略。这不但是赵普个人的不幸，亦影响了我们对宋初政治发展作出较公允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对赵普的事迹及评价，实有继续深入探讨的需要。
三、宋初以收回地方财政权为目标之政策制订及推行
要明白宋之所以能建立长治久安之百年大计，当先明白唐之所以致乱之由。钱穆先生说：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机构，不属于三省。……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此即所谓「分巡」、「分察」。……唐德宗时，尚书六部，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谓之分察。分巡则分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在唐代，无论其官名为巡察使、观察使，派到各地区活动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川停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手，其地位自较原置地方官为高。故唐代监察使，本一御史官，而逐渐演变成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州县地方压抑在下面。使地方行政变为三级制，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成为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假如此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区，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由节度使掌握，于是便形成了「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阀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即由此而生。而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最后终于把唐朝消灭了。[20]
钱穆先生精确地把唐亡之原因指出：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五代可以说是晚唐的延续，故宋太宗说：
五代之际，生灵凋衰，周太祖自邺南归（汴京），士庶皆罹剽掠，下则火灾，上则彗孛，观者恐惧，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吕蒙正传>）
其实在陈桥兵变之际，赵普已特别注意控制诸将，使不为暴乱。《长编》卷一记将士推戴宋祖时，赵普对诸将发表了一次关系重大之说话。
普顾谓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案：是指慕容延钊的军队。）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
赵普的一遍说话，为赵宋政权开启了新局面。赵匡胤以和平过渡之方式，使宋政权一开始便与五代截然不同。「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赵宋却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他们不但「优礼柴氏子孙」[21]，并形式上保留了后周政权的三位宰相，并下诏褒奖因效忠柴氏而被杀的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22]这些措施，更加巩固了赵宋政权的地位，并显示出赵宋政权是异于五代的。诚如普言：「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这些措施，不但使百姓耳目一新，而且使当权者能顺应此时机而实行新的政策。对于改革五代的弊政，这种稳定的局势是必须的。而最能掌握此种时机并加以利用的就是赵普。普在赵宋建国后，因得太祖倚重，官位升迁极速，据《宋史》本传，赵普于建隆元年平上党后，迁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建隆三年，拜枢密使、检校太保。又据近人张其凡研究，宋初，仍五代之旧，枢密院为中央事权的核心，范质等三相及枢密使吴廷祚，「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到了乾德二年，三相皆罢，赵普独相，中书威望，由此大增，朝廷事权，又从枢密院回到中书。[23]由此而言，赵普在赵宋建国初期，至开宝六年八月罢相，先后凡十四年，皆为宋政府之核心人物。长编卷十四说：
普……沈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太祖）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
赵普既得君倚重，乃竭力尽忠，筹谋治国之道。在讨平李筠和李重进后，赵匡胤在国内外的声望日增，而国内亦无重大之反对势力，于是太祖与赵普今儿讨论长治久安之道。《长编》卷二说：
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鬬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榖，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普确有见于唐末五代以来，天下丧乱之主因，在「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故其所考虑之对策，亦以此为出发点，以图全面改善此种本末倒置的局面。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收紧方镇在政治、财政和军事的权责，使中央政府之权力能再次凌驾于地方之上，以便作出有效的统治。这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不但在宋初三、四十年间从未间断地执行，并终于成为宋代的一个基本国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普极重视以和谐手段以达致其目的。在前文中，赵普一再强调「自然宁谧」、「天下自安」的方针，俱能反映出赵普重视争取和平方式已达致上述的目标。
赵普既要以和平手段达到中央集权的目标，故其采取的手段是循序渐进的。他首先要求宋太祖收回禁军将领典兵之权，而易之以资望较浅、容易控制的将领。今先列出宋初诸将升迁后的职位。《长编》卷一曰：
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厌次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侯；王审琦……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辽人张光翰……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安喜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先是，……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复率前军至真定。上既受禅，遣使谕延钊与令坤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己未、加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
太祖最初的意图，是任命自己一班亲信将领典领禁军，似乎未发觉其中危险。当二李反抗活动平息后，赵普便多次提出要求太祖释去诸禁卫将领典掌禁兵之权。《长编》卷二曰：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案：「乘间」者，是指其乘着太祖询问长久之计而言。）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
经过赵普的仔细分析，遂有史称「杯酒释兵权」之事发生，此时为人所熟知，故不赘。然有一点当注意者，诸将之释去兵权，乃是单指其中央禁军之领导权，而「出守大藩」，不但仍保留若干兵权，同时更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据李焘《长编》卷二子注曰：
太祖与赵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军耳。岂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镇邪？太祖云为天下不若为节度使乐，是欲守信等出为节度使也。……朱文公曰：「赵韩王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灌，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
值得注意是：收藩镇之权与罢诸将典掌禁军之权，是两件有关而不相同的事。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曰：
上（高宗）曰：『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非普谋亦孰能制，辅佐太祖，可谓社稷功臣矣。」
宋太祖与赵普实行释诸将兵权，其直接目的当然是减少禁军叛变的危险，而其令诸将「出守大藩」，却间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因为，这些开国功臣都是拥护赵宋政权的，他们出守大藩是一种政治交易，也可视作一种买卖，双方均是在和平亲善的环境下达成协议的，因此，他们大致上可被视为中央政府的紧密追随者，把这些人分派到各地也可显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的加强。这种效果似乎未有文章提及。
在解除了禁军叛变的威胁后，赵普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当以收回方镇的财政权最为重要。《东都事略·赵普传》曰：
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赵）普劝太祖革其弊。方镇阙帅，命文臣权使，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自是，利归公上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三亦说：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积密。
这一命令是使地方除必要支出外，凡金帛之物须送交中央，加上对文书工作的加强，地方因缘为奸的机会便减少了。到了乾德六年，朝廷更下达了一道诏书，内容如下：
诏诸州通判官粮科院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同上）
这些命令主要是加强对地方财务的管理，以防地方吏员侵吞官物。陈氏止斋曰：
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同上）
马端临的按语说：
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后，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核，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已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多，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椿管，盖有深意：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于理财。（同上）
此外，陈氏止斋又说：
承平日久，国家盖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于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于此见矣。……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同上）
马端临于此加了详细的按语，他说：
按乾德三年有诸州金帛悉送阙下之诏。……止斋遂以实录不载前诏（即建德三年诏）为疑。盖唐末而方镇至于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干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之财也。（同上）
由此可见，宋初在收紧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已十分成功的，因此，后来因为官吏知有朝廷，中央才渐渐放松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容许部分财物留存在州郡，以备不时之需。叶适对此问题有总结性的论述。他说：
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安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同上书，卷二十四）
由于收回地方财政之权，使中央的财政充裕，从而完成了统一南方的局面。《文献通考》卷二十四云：
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俭简易，……百姓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
所以，《宋史·食货志》上一曰：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
宋初不但「除藩镇留州之法」，亦着重轻徭薄赋，因时制宜，以纾民力。《宋史·食货志》上二曰：
赋税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曰民田之赋，……曰城郭之赋，……曰丁口之赋，……曰杂变之赋，……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榖、曰帛、曰金钱、曰物产是也。……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税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
除此之外，又鼓励百姓垦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宋史·食货志》上二又曰：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庾，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曾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24]
关于保障农民，以防水旱天灾者，则置义仓。《宋史·食货志》上四曰：
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寖废。干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养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货讫，然后奏闻。
以上是地方州县一级的财政安排。而实际掌管州政的，则是由中央直接委派到地方各府州军监的知州与通判。《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载：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匿；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榖、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属；有敕宥则以时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亡，无使失所。……分曹以理之，而总起纲要。凡属县之事皆统焉。
据此，则知州（府、军、监）之权责十分宽广，如在重要的军事重心，知州并兼有军事之权，则军民之政，并属焉。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地方之控制，故设立「通判」以监之。
《宋史·职官志》七又云：
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25]，命刑部郎中贾玼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官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常卒贰郡政，凡兵民、钱榖、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地方州郡之军政，既由知州、通判所掌，故节度使终成一虚衔。《宋史·职官志》六曰：
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
宋太祖与赵普既在「谈笑间」削去节度使之军、财、民、刑之大权，故自唐中叶以来方镇之祸，遂告终结，而赵宋初期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亦同告完成。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讨论，宋初君臣所需要应付的最重要问题有二：一、如何能平定列国，统一天下？二、如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战斗不息、方镇抗命的局面？这两个问题之解决次序为如何？
我们知道，宋太祖是军人，在处理国事方面是欠缺经验的，所以他必须倚信文人，以助他作有效统治。赵普在滁州受知于赵匡胤后，便成为了他的总参谋；宋太祖因适逢千载一时之机会，登上皇帝的宝座。自此以后，君臣相知甚深，赵普地位亦升迁极速，数年间便成为宰相，被太祖视为「社稷臣」。由于得到太祖的信任，使赵普能「以天下为己任」，在宋初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为宋朝立下三百余年之基业。首先，赵普力劝宋太祖往亲征反对宋政权之李筠和李重进，一方面解除了后周政权再起的危险，一方面更为宋朝建立威信与声望，显示出宋政权之军事实力，这对宋政权之稳定，十分重要。其次，在消除了地方之反对势力后，赵普劝服了宋太祖，要他解去禁军将领典领禁军之权，并加强对禁军的直接统制。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五代以来将领叛变的危险，使宋政权更加安全稳固。另一方面，这些将领「出掌大藩」，也间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要彻底地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之控制，就必须减损以至解除节度使之权力，以求集权中央，消除五代以来方镇擅权的局面。由于宋政权在初期能够做到以下数点，他们的力量才能不断扩大：
一、和平过渡，市不易肆，争取民心。
二、仍重任周朝大臣，保持了政府的稳定。
三、宋祖亲征，速平二李，威信骤增。
四、善于处理与诸将之关系，故能一方面解除兵变的威胁，一方面使其协助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亦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日增，使它对加强地方（尤以藩镇）的控制时，不致引起地方势力反抗。
行政指令的下达和有效地执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力」为基础的。一个没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它的命令便成为虚文，为受文者所轻视（如唐末）。宋政权实力既增，便逐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首先，在建隆三年三月，收回司法权[26]。同年十二月，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27]。次年四月，始置诸州通判（见前）；六月，「初名朝臣知县」[28]；乾德三年，命诸州，除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不得占留（见前）。凡此种种，具以减方镇擅权之祸，增中央政府之威信与实力，以备日后整军经武，一统天下之需要。在太祖夜访赵普的一席话，反映了其确实掌握形势的发展。也由于宋廷大致上跟随这方针用兵，使得宋朝能以较少兵力就能评定较弱的南方诸国，除了消除南方政权之威胁外，更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上述所论各项事实，足见赵普在宋初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不但不费一兵一卒便能解决了诸将典兵、方镇擅权的大患，更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使财政权集于中央。有了充裕的经济力量后，再派出精锐的禁军去削平诸国，使宋朝在十数年间便彻底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复归统一[29]，并奠下了赵宋三百二十年的基业。本文的副题：「以赵普为中心」，就是希望人们在研究宋初这段历史时，不要忽略这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稷臣。
注释：
[1]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卷一百七十九，页4347。
[2]同上书，卷八十五，页2093。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华书局，1979），册2，页1。
[4]《宋史》，卷九十八，页2421。
[5]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卷五，页268。
[6]李焘，前引书，页46。此即世传「金匮之盟」，近人认为此事乃子虚乌有（如张荫麟）。但李焘对此事之始末考究甚详，大略谓「太后以周郑王年幼，群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于太宗。」是「太后顾命，独指太宗」。而当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李焘更力辩「廷美……母耿氏，实太宗亲语宰相，《国史》着之，其迹甚明，不知（《建隆）遗事》果何所据乃云尔。……况所谓《建隆遗事》者，亦不必皆出于（王）禹偁所也。」按李焘对宋初事迹，曾精心探讨，除《长编》外，曾编著《赵普别传》（见周益公（必大）《大全集》续卷二十六），故若就李氏当时可见之史料及见闻而论，他的论证实相当严密，后人若没有其它史料证明、而只从中推测估计，则我们应当视李氏的结论是较公允可信的。
[7] 《宋史》本传论言普「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也反映其与太祖一家的特殊关系。
[8]笔者按：“为君难”语出《论语．子路》。很多学者认为杜太后引用蒙学课本《论语》，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强求所生的孩子都能为皇帝的主观愿望，真是「不识大体」。然而，历史上被公认为「刚猛果断」的胤禛（雍正皇帝），在其即位之初，即御书「为君难」扁额于其养心殿内，又刻制多方「为君难」印玺，钤于书画起首处，作为警惕自勉。今其中一方「为君难」印玺即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参见〈雍正帝刻“为君难”以自勉〉， http://mag.epochtimes.com/b5/156/7405.htm。笔者认为，杜太后所言实极具睿智，绝不可视之为愚妇。其实，仅仅在两年之前，杜太后曾亲自目睹因年青的柴荣（周世宗）之夭逝而亡国，故难免为其皇族之荣替而忧心忡忡。所以，她曾说：「天子置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此外，太祖好饮酒，或已出了点毛病，为杜太后所熟知，也有可能。然此仅为推测之词，尚乏证据。
[9]赵锡年参订《赵氏族谱》线装四册，收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CS1169.C43C5 1927b。
[10]王称《东都事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丛刊：第4种，1991），卷二十六，页431。
[11]如后唐庄宗李存朂崩年四十二、晋高祖石敬瑭崩年五十一、汉高祖刘暠崩年五十四、周太祖郭咸崩年五十一、周世宗柴荣崩年三十九。以上俱见《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帝号>条。
[12]宋太祖交结同袍的史料很多，今只举出两事。《宋史》卷二百五十一，页8835曰：（慕容）延钊与太祖友善，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又卷二百五十，页8824言：（赵）彦征，真定安喜人，与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
[13]士人的字号，多与其名相称，且以寄托其思想抱负者。笔者相信普字则平，是指以屈原（名平）之忠贞爱国之志为法则。
[14]《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新五代史》卷五十有传。
[15]赵安易事见《宋史》卷二百五十六附传。
[16]关于赵普事迹，可参看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88）；唯赵普事迹曾被删改，请参考蒋复璁之<宋太祖实录编纂考>及<宋太祖时期太宗与赵普之政争>两文，均收于氏着《宋史新探》，正中书局，1964。陈王元僖之原文载《宋史》赵普本传。
[17]关于赵普贪财之说，历来都是其多受抨击的主要原因，除雷德骧外，卢多逊也曾对赵普加以攻击。他说：「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长编》卷十四）此外，全师汉升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中，指出宰相赵普也有私营木材的嫌疑，认为他很贪心，并强调「凡是遣亲吏或亲信往来秦陇市木的人就是等于自己私贩木竹，绝对不能只诿过于亲吏」，「退一步说，就是赵普市木为的是要修房子，也用不了多少木材，不必‘联巨筏’那么大的规模来运送。」（页58至61）笔者有不同见解。据《长编》卷十四载：「枢密副使沈义伦居卑陋，处之安然。当时贵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陇间，以营私宅。义伦亦尝市木为母营佛舍，因奏其事。上笑曰：尔非逾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等案图督工匠五百人为治之。」保案：此条可反证市木秦陇并不一定为营利，同时冒禁之风也很盛，非可独责赵普一人。再者，《宋史·赵普传》言：「吏因之窃货大木，冒称普市，货鬻都下。」史文既明言这些木材为吏私售于市，则不可说为「是赵普叫他去做的。」又如，‘联巨筏’的规模究竟如何？史文并没有确实数目，故用 ‘那么大的规模’来形容似不太合适。同时，沈义伦是枢密副使，太祖已命五百名工匠为其建造居所。与沈氏相比，赵普以宰辅之专，且深获太祖之倚重，其屋宇之规模宁可狭少耶！如是，则普第需用之木材自然相当之多，故‘联巨筏’的规模可能有实际需要，也不一定要藉此图利。又同传载其收受钱俶之瓜子金，乃宋太祖的一个策略，不能视作一般贪污事件。因此，笔者对赵普是个贪心宰相的说法，并不同意。
[18]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又张氏《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卷一，页19-68〈中书事权〉有更全面的讨论。
[19]《长编》卷九载此次会议，晋王亦参加了这次讨论，但从始至终，光义未发一言，故笔者疑光义实未参与此次重要的讨论，《东都事略》得其实矣。又下文云：「吾意正如此，特以试卿耳。」似亦可疑；其事当为太祖对列国并立的情形，十分不安，以致睡不着，风雪中往找其谋臣。当普道出了「先南后北」的优点后，太祖以为甚对，但却不肯直认只有普才想得如此完备。
[20]钱穆<唐代制度之得失>，载孙鼎宸编《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页16-17。
[21]《長編》卷一，頁3。
[22]《長編》卷一，頁6。
[23]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24]可参考金中枢<宋初严惩赃吏>，载《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8。
[25]参考谢兴周《宋代府州通判制度之研究》，新亚研究所1986年硕士论文，新亚研究所图书馆藏。
[26]李（上直+下土）《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建隆三年「三月，初令大辟奏案刑部详覆，以止藩镇专杀。」
[27]李（上直+下土），前揭书，卷一建隆三年十二月「诏诸县贼盗鬬讼，令县令尉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置弓手有差。镇掌唯得掌郭内。」
[28]前揭书，卷一。
[29]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辽朝的强大，故未能恢复故土。事实上，在五代时，辽朝曾两次入据汴京，推翻后唐、后晋的统治，实力非常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