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买扑制下的利益主体，官府与承买者、中央与地方、各官司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共利和争利的关系。对官府而言，与承买者共利只是推行买扑制的基础，争取利益最大化才是最终目的，因而其争利活动难免失去理性，直至破坏了共利关系，影响到买扑制的正常进行，才有所收敛。官府买扑收益分配的每次变动都是官府内部争利的结果和新的起点。买扑制在宋朝长期而充满波折地实行，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利与争利关系此消彼长的结果。
【关键词】宋朝；买扑；利益主体；争利
买扑是宋朝经济领域引人注目的现象，学界颇为重视，取得了一些专题研究成果，[①]对买扑起始时间，买扑实施原因、范围、方式，买扑钱的名目、含义，买扑的性质，承买者阶层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仍存在未尽、值得商榷甚至错误之处，尤其是对买扑制度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涉及较少。
宋朝买扑制度经历了诸多变化，每次变化都伴随着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其根源在于各利益主体在买扑问题上存在着共利与争利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官府与承买者之间以及官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官司之间。本人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官府与承买者的共利争利关系
宋朝自北宋初开始一直实行买扑制度，[②]官府将所属酒务坊场、河渡、祠庙、税场税铺、陂塘、盐井、盐场、醋坊、坑冶、土地等资产的经营、使用权，采取多种方式出售，官府作为资产所有者有权主张自己的收益，承买者也可通过对资产的使用，为自己谋利。和官监相比，买扑之于官府“大为利益者，以其能减省官中米、曲、物料并监专兵夫请受一切费用，而得月入净利钱”[③]。对承买者而言，买扑为他们提供了致富机会。建炎后俚语有云：“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④]。以至为得到承买权，欲承买者竞出高价，甚至无承买资格者不顾罪罚之严厉而冒名为之。[⑤]因此，在买扑制度下，官府与承买者之间首先表现为共利、互相依赖关系，这是宋朝买扑制度长期推行的基础。
然而官府推行买扑制度，最终目的并非与承买者共利，而是希望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为此甚至不惜采取各种争利手段：
（一）有选择地实行买扑。用于买扑的场务多是课利微薄、不堪官监者，或是官监存在严重弊端者。买扑场务一旦赢利稍多，往往又转为官监。
（二）将竞争机制引入买扑。宋朝实行买扑之初，官府只是选择“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收取定额课利作为常课，[⑥]并非出于唯利是图。然而至迟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官府已不再满足于仅获取定额课利，率先在东南地区酒坊、酒场买扑中实行“实封投状给卖价高之令”[⑦]。此令的细节史无明载，此后实封投状法也屡有变化，但其共同的要点如李焘所说：“募民愿买坊场者，听自立价，实封其价状告，为扃钥，纳期启封，视价高者给之”[⑧]。实封投状法引入后，随着买扑实行地域、经济领域的扩展，迅速得到推广和普及，直至宋亡未有在的改变。实封投状法导致投状者“唯恐买名钱之不多于其侪辈”，被晁说之称为“投骨斗狗之术”[⑨]，以至“争越旧额，至有三两倍者。旧百缗今有至千缗者”[⑩]。
（三）单方面增加官府买扑收入名目。宋朝官府买扑收入名目繁多，如课利、净利、买名、五分净利钱等，它们是官府单方面逐渐增加的，代表着宋朝买扑制度演变的不同阶段。
1.课利钱。宋初官府买扑收入是官府自定的出售价，是单一的课利钱。此钱的构成与官监制下的课利钱不完全一样。官监盐、酒场务的课利钱由本钱和息钱组成，[11]代表着官监场务收入的全部。买扑制下官府所得课利钱，在净利钱出现之前即已不再是全部收入，一则官府投入的本钱减少，改由承买者部分或全部投入，官府所得课利钱中的本钱也随之减少或消失，另则课利钱中的息钱也不再是买扑场务息钱之全部，承买者也要分取一部分。
2.净利钱。关于买扑净利钱出现的时间，许沛藻认为“熙宁五年遍卖坊场以前，官府对买扑坊场仅征收课利，不见输纳净利钱的记载”[12]，李华瑞指出此说有误。[13]其实这涉及到“净利钱”之名与实的问题。熙宁五年（1072）以前，确实已有净利钱之名，[14]但只是课利钱中息钱之别称，而不是叶适《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所说的“自前世乡村以分地扑酒，有课利、买名、净利钱”[15]中的净利钱。
目前虽无证据表明熙宁五年以前在课利钱之外存在“净利钱”之名，却有征纳之实。宋初以来，官府常以坊场酬奖衙前，衙前须向官府交纳课利钱，一则有些衙前不自己经营，私自出售给他人，直接从中获取好处，二则衙前法据重难、劳绩将衙前分等，只有达到一定等级者才能指买坊场，致使酬奖衙前的坊场多落入富人之手，影响到衙前役法的正常实施，所以有些地方官开始寻求改变。嘉祐五年（1060）二月，钱公辅知明州，“取酒场官卖收钱，视牙前役轻重而偿以钱，悉免乡户，人皆便之”[16]。熙宁三年十一月甲午，“陕西常平仓司奏：‘乞应系自来衙前人买扑酒税等诸般场务，候今界年限满，更不得令人买扑，并拘收入官。于半年前依自来私卖价数，于要闹处出牓，限两个月召人承买。如后下状人添起价数，即取问先下状人，如不愿添钱，即给与后人……。’从之”[17]。钱公辅和陕西常平仓司的做法均是不再以坊场直接酬奖衙前，改由官府以衙前“自来私卖价数”出售。所谓“私卖价数”，其实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课利钱，属于上交官府的部分；二是私卖价与课利钱的差额，本是衙前出售所得酬奖坊场的收益，官府收回衙前坊场自行出售后，就成为官府课利钱之外的净收入，代替坊场用于支酬衙前，此钱至迟在熙宁五年已被称为净利钱。[18]因此，净利钱是在课利钱基础上新增的，净利钱产生后并未取消课利钱的存在，二者可在同一买扑场务中并存。
3.买名钱。买名钱指起售价（课利钱与净利钱之和）与承买价的差额，是承买人在起售价基础上的添价部分，[19]是官府推行实封投状法的结果和目的所在。
4.抽贯税钱。熙宁四年（1071）正月，“诏三司应买扑酒曲诸坊场钱，每千纳税钱五十，仍别封桩以禄吏”[20]。
5.五分净利钱。绍兴三年（1133）三月三日，规定：“两浙见开沽酒场不以畿界，并于见卖扑价上添增利钱五分，均月分送纳入官”，“候见次第，其余路分别具申请”[21]。因其数额为坊场净利钱的一半，故名。
和官府在争利过程中的主动、有利地位相比，承买者较为被动，但也有自己的求利、争利方式：
（一）采取非正常手段增加经营收入。为获取更多收入，承买者往往以出官课为名，多采用非正常手段，甚至不惜违反禁法。承买酒店、坊场者，“抑人多酤”[22]。承买河渡者，邀阻往来之人，民旅有“迫胁阻滞之患”[23]。承买税场、税铺者，“拘收税钱”，“既称趁纳官课，则声势尤甚于官务。官司既取其课利，虽欲为小民理直，有所不能”[24]。
（二）故意拖欠官钱。官课输纳有规定期限，限外不纳不仅有经济处罚，而且有刑禁之令，但同时宋朝赋税缓征（展限、住催、倚阁）、蠲免制度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买扑，以致承买者故意拖欠。熙宁九年（1076）侍御史周尹言：“成都府路州县酒务多有亏败，盖是买扑人故作弊幸，不时送纳净利，衷私阴寄钱物，立诡名置买田土”[25]。苏轼说：“买扑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纳课利，须至官司催逼紧急，却便乞依条将产业在官拘收子例折还，系元抵田产物业逐年所出花利微细，卒填所欠官钱不足”[26]。
显然，承买者虽无力直接向官府讨价还价，其求利、争利方式也多不是直接针对官府，但所引起的问题却常能刺痛官府的神经，毕竟官府的利益并不只是买扑的经济收益。针对承买者邀阻行人、拘收税钱、强制酤酒等扰民、害民之举，官府通常会颁布、重申禁令，甚至更换承买人、停止买扑，有时也会对官府买扑课额进行调整。如熙宁十年（1077）七月规定：“诸路应买扑河渡，内有溪港等水源浅小，至干浅月分，元不曾捐除课利、买名钱去处，委自本州县契勘，申转运、提举司相度，据合纽纳课利、买名钱数减免”[27]。
官府的争利举措，是以其作为资产所有者和权力拥有者为基础的，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然而在长期推行买扑制度过程中，进行得并不顺利。单方面增加买扑收入名目、引入竞争机制导致买扑课额虚高，不仅承买者“或破产不足以为约”[28]，而且官府“逐界所得实钱，十分只及五六”[29]。课额虚高、官府有选择地实行买扑以及将赢利稍多场务收归官监，经常导致“场务出卖不行，浸成败阙”[30]。这反过来是对官府的警告和抑制，行政命令毕竟不能完全左右市场法则，承买者“输纳官课之外，必有所得”[31]的底线不能随意突破。熙丰间，官府遍行实封投状法，人户务求必得，盲目竞争，造成众多承买者破家失业，身陷刑禁。为此，元祐初官府对起售价稍做限制，“若累界有增无减，取次高一界为额；增亏不常，取中一界为额”[32]。绍兴间，“因坊场、税铺废阙”，“有旨不问着价多少，并行给卖，仍与免纳增收五分净利钱”[33]。显然，这些措施是官府在其争利遇挫后，向承买者做出的让步。
由于官府与承买者的争利活动时常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对方的利益，甚至突破对方所能承受的底线，致使买扑实施的基础遭受破坏，影响买扑制的正常进行。同时，这反过来对买扑双方的争利活动又会产生抑制作用，使双方在争利活动有所收敛，重心回到共利的基础上。宋朝买扑制长期而充满波折地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官府与承买者共利、争利关系此消彼长的结果，当然也和官府内部对买扑收益的争夺密不可分。
二、买扑收益在官府内部的分配
买扑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引入官府所有的资产，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关系，除承买者要分得一部分收益外，官府买扑收益的再分配对官府内部的中央、诸司与州县产生了不同影响。
宋初酒务坊场可分为官监、酬奖衙前和非折酬衙前（以课利钱承买者非衙前身份），均实行课利钱制度，官府所得为课利钱，由三司——转运司——州县系统直接管理。神宗继位后，情况逐渐发生改变。熙宁三年始命酬奖衙前场务，“皆官自卖之，归其财于常平司”[34]。熙宁五年二月壬申，“诏天下州县酒务，不以课额高下，并以租额纽算净利钱数，许有家业人召保买扑”[35]，李焘称之为“遍卖坊场”[36]，其实是指在熙宁三年出卖酬奖衙前场务的基础上，又将官监和非折酬衙前场务纳入买扑范围。这两个诏令彻底打破了三司——转运司——州县系统支配、使用酒务坊场收益的垄断地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净利钱、买名钱支配、使用权的变化。熙宁三年十一月陕西路拟出售酬奖衙前场务，所依“自来私卖价数”包含了课利钱和后来称为净利钱的部分，而承买人所“添钱”则是后来称为买名钱的部分。这些钱最初的支配、使用权归属三司——转运司——州县系统。熙宁三年酬奖衙前场务“皆官自卖之，归其财于常平司”的诏令，颁发的具体月日不详，但显然应在陕西常平仓司奏请之后。诏令中要求归于常平司之财应指后来称为净利钱和买名钱的部分。熙宁五年出售官监和非折酬衙前场务所得净利钱归司农寺——常平司系统，至于买名钱，出售官监场务所得归三司——转运司——州县系统，出售非折酬衙前场务所得则归司农寺——常平司系统。[37]
（二）课利钱数量减少，在官府买扑收益中的比重下降。宋初官府买扑收益只是课利钱，并且场务用于酬奖衙前，其课利钱额“多是估价不尽，亏却官中实数”，官府“用私价召卖，所入固多”[38]。但官府用“私价”出售所增收入，在熙宁以后基本上属于净利钱，因为“课利入转运司，净利入提举常平司，遇酤卖不行，即依条均减。如坊场兴盛，则买扑人惟添净利，更不增添课利”[39]。同时，酒务坊场出售后，官府投入的本钱大幅减少，课利钱也随之减少，甚至只剩下净课利钱（扣除本钱后的课利钱）。由此造成买扑场务中课利钱和净利钱相差悬殊。[40]
显然，在熙宁三年、五年官府买扑收益的分配中，三司——转运司——州县系统受损严重，司农寺——常平司系统成为受益者。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除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分配关系继续发生着变化外，其他官司也逐渐加入官府买扑收益的分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也渐次展开。
司农寺——常平司系统掌管的买扑场务净利、买名钱，最初全部贮藏在各地。熙宁八年（1075）九月癸酉，规定“其坊场钱，令司农寺下诸路岁发百万缗于市易务封记，仍许变易物货至京”[41]，开启了中央与地方对坊场钱的再分配。自元丰元年（1078）始，起发坊场钱“更不寄纳市易务，径赴内藏库寄帐封桩”[42]。元丰初，司农寺“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都。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43]。
元丰改制，司农寺所掌买扑坊场职事拨隶户部右曹，但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坊场钱除用于地方和输纳内藏、元丰库各一百万贯外，剩余钱物也要进入朝廷封桩，与户部岁计无关。不仅如此，户部岁入“独昔日三司之一事而已，三司昔时所应入者，则或在朝廷。既在朝廷，此所以立元丰库也”[44]。随着元祐更化，新法被废，“诸曹寺监钱物，悉收归户部”[45]。元丰以来岁发内藏库的一百万贯坊场钱，自元祐元年（1086）五月始，“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等费”[46]。至于输纳元丰库之坊场钱，元祐元年十二月戊申，诏：“诸路元丰七年已前坊场、免役剩钱，除三路全留外，诸路许留一半，余召人入便，随宜置场和买。可变转物货，……逐旋计纲起发，于元丰库送纳，内成都、梓州、利州三路，于凤翔府寄纳封桩”[47]。其中未涉及元丰八年和元祐元年的情况，或已被停。
随着哲宗亲政，绍圣继述，熙丰之制渐次恢复，坊场钱也恢复上供。元符三年（1100）九月敕：“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余一半特令起发上京，应副朝廷支用”[48]。这应是进入朝廷库务之钱。输纳内藏库之坊场钱至迟在元符三年也已被恢复。[49]此后至南宋初，坊场钱的分配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取消坊场钱上供朝廷，输纳内藏库之余，三分州用，七分为宽剩输往户部左藏库。[50]不仅如此，绍兴元年两浙坊场所增五分净利钱也要按“季输送户部”[51]。
熙宁遍卖天下坊场后，三司——转运司——州县系统的利益虽然受损，但仍掌管着买扑酒务坊场的课利钱，此后此钱的分配、使用主要有两点变化：
（一）和宋初酒务坊场课利“尽入系省”（实际系入三司帐）、“然则藏之州县而已”、“州用仰足于此”[52]不同，熙宁以后买扑酒务坊场课利钱在本系统内部除用于地方外，还要起发上供。熙宁七年（1074）正月一日，诏：“诸务场所收课利，除县寨合截留外，并于军资库送纳。其在州钱数多者即次日，少者即五日一纳。外县镇寨次月上旬，里外买扑场务次月内并纳”[53]。《庆元条法事类》云：“诸场务课利次日纳军资库，少者五日一纳，承买在州官监酒务同。……外县镇寨次月上旬并纳”[54]。即包括买扑酒务坊场在内的场务课利，除县寨合截留外，全部送纳军资库。军资库作为宋朝州一级官府主要的存储日常经费的仓库，其钱物支出的重要项目即有上供，[55]其中应包括买扑酒务坊场课利。由于诸州将酒税和买扑坊场课利钱“多占充一州使用，不肯桩发”，建炎三年（1129）规定：“县委丞簿、州委通判，每月将二分收到钱拘收赴厅，别置库历桩管，类聚津发，赴左藏库送纳”[56]。《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库务门•仓库令》规定：“诸官监酒务亏本者，召人承买。其所收课额，除拨充漕计外，余五分令提点刑狱司拘收封桩，每季具帐申尚书省，仍每上下半年团并起发上供”。
（二）买扑酒务坊场课利钱继续受其他官司侵蚀。宋朝酒务坊场或官监，或买扑，变换不定，然而无论官监转为买扑还是买扑转为官监，其原属诸司的收益并不会轻易废罢，由此导致这两种经营方式下的钱的名目在同一场务中并存，经营者往往需承担买扑和官监制下钱的名目。绍兴四年（1134）七月，户部侍郎梁汝嘉筹划出售官监酒务，兼于“诸司分隶钱物，各有窠目发纳支用，难以一切罢去”，提出“诸州酒务课利数多，未可便行”，只能先将课利数较少的诸县官监酒务召人买扑，并得到批准。[57]据《宝庆四明志》：林村、下庄、象山三酒务，“原系民户买扑，绍兴间榜卖无人入价，本州申明朝廷自行承抱，省部续差官监当”，收息钱16307贯904文，分隶诸司9223贯806文（经总制司1761贯186文，内藏正名及七分宽剩4138贯781文，五分净利2024贯493文，籴本1138贯840文，移用160贯506文），本府7084贯99文。[58]显然，在分隶诸司的钱中，内藏正名、七分宽剩、五分净利钱是买扑制下钱的名目，分隶经总制司之钱则为官监制下钱的名目。
正常情况下，各种名目的钱都能得到落实，而实际情况是官监、买扑场务的经营都遇到很多麻烦。官监场务继庆历、熙宁添酒钱之后，自徽宗朝起，尤其是高宗朝，更加频繁地增加添酒钱，所增收钱虽然也分给转运司、州郡一部分，但更多地用于起发上供或分隶诸司，[59]并且由于一则官监场务所卖之酒“展转增价，曩由漕司桩管移用者，尽入经总制司”；二则“分隶名色益多”导致岁额增多，再加上物价上涨，官监场务面临着巨大压力，“倘善措置，岁收本钱已幸，否则并与本钱失之”；三则官监场务一旦亏额，“惟分隶起发之额不可亏”，不仅转运司收入受损，而且“州益苦匮”[60]。买扑场务由于承买者盲目竞价，败阙者一直都存在，进入南宋尤为严重。
由于官监场务“惟分隶起发之额不可亏”，买扑场务净利钱之输往内藏库者也有优先权，当官监制和买扑制下钱的名目汇集在一起时，三司（户部）——转运司——州县系统应得的买扑课利钱，也会随着场务败阙而受官监制下分隶起发钱额的拖累，尤其是转运司、州县，不仅可能一无所获，而且不免拆东墻补西墻，用其他经费应付分隶、上供。[61]
三、官府内部对买扑收益的争夺
熙宁间，为适应神宗富国强兵、增加财赋收入的需要，遍卖天下坊场，改革买扑收益分配和管理体制，使买扑场务收益由“尽入系省”逐渐区分为三司（户部）——转运司——州县财赋、司农寺——常平司财赋、皇帝、宰相合掌的朝廷财赋和储于内藏库的御前财赋，并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买扑收益的分配逐渐向前者倾斜，上供的比重越来越大。由此引发了以三司（户部）——转运司——州县与其他利益主体、中央与地方为主旋律的争利局面，买扑收益分配方案的每次调整既是各利益主体争夺的结果，又是争夺的新起点。具体而言，其争利活动主要围绕以下环节进行。
（一）官府买扑收益的分配方案。熙宁间对买扑场务收益的分配，三司（户部）——转运司——州县系统认为不合理，自上而下提出申诉，据理力争。三司与司农寺争夺的焦点既不是“课利入转运司，净利入提举常平司”，也不是出售官监和酬奖衙前场务收益的分配，而是出售非折酬衙前场务买名钱的归属。三司认为“人户买扑官监及非折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并合入三司帐”，司农寺“以谓官监场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两者“争辨久之，乃从司农之请”，至元丰二年（1079）九月甲午，“诏鬻官监场务钱属三司外，乡村场务买名钱依旧入司农寺”[62]。由于“坊场兴盛，则买扑人惟添净利，更不增添课利”，对转运司明显不公，政和三年（1113）二月十七日，应淮南转运司奏请，规定“应人户买扑坊场、河渡，第三界满无拖欠、愿增钱二分再卖者，纽添课利钱二分。其合别召人买者，亦据所添净利钱数纽添课利钱”[63]。
三司、转运司在熙丰间对买扑收益的争夺，基本未产生实际效果。元祐间，“凡天下场务利入稍厚者，皆转为官监”以及坊场钱停发内藏、元丰库，主要也不是三司、转运司争夺的结果，而是部分熙丰新法被废引起的，并且哲宗亲政后，熙丰之制又得以恢复。但不知何故，徽宗至高宗建炎间，坊场钱的分配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坊场钱输往朝廷封桩库务，却向户部倾斜，户部从中得到了七分宽剩钱，绍兴元年开始征收的坊场五分净利钱也归其所有，并且此分配方案在南宋长期执行。这或许是户部因经费困难，不断申请、争夺的结果。
（二）分配方案的落实。官府买扑收益只有及时收足，其在官府内部的分配才能正常进行，否则则易起争端。宋朝场务买扑多采用竞价方式，易导致买价虚高、场务败阙，再加上承买者故意拖欠，官府买扑收益不能及时收足是经常之事。这在课利、净利钱“遇酤卖不行，即依条均减”的情况下，对三司（户部）——转运司与司农寺——常平司之间的分配，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但在各自的内部，由于所得买扑收益需要定额上供，官府买扑收益收纳不足必然会导致分配方案无法完全落实。
为保证上供得到及时落实，官府想出了各种办法。政和五年（1115）正月二十三日，诏：诸路岁发内藏库坊场钱“不如期到库，可差左司郎官一员，专一催促勾销，月具揭贴进呈，仍自今来为始”[64]。由于诸州“不肯桩发”左藏库买扑场务课利钱，建炎三年专委丞簿、通判拘收。[65]坊场净利钱划分为内藏库正名、左藏库七分宽剩和三分州用后，有些州军不先纳内藏库钱，却先纳左藏库钱，令高宗非常恼火，绍兴二十三年（1153）敕令中说：“坊场败阙、税务停罢，内库钱犹不敷，安得宽剩？”[66]淳熙八年（1181）八月十七日，诏“自今起发纲运，如未敷内库正额，不许先纳宽剩”[67]。宝祐四年（1256），理宗甚至不惜“以御宝黄册催内藏坊场钱”[68]。
文献中因未及时输纳坊场钱而被责罚的官员不一而足，[69]他们之所以拖欠，收纳不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也不排除图一时侥幸，故意拖欠者，因为拖欠之钱有可能被蠲免。[70]
（三）常平司坊场钱的使用。隶属常平司的净利钱和买名钱最初“一以募人执役，二以给公家之用”[71]，自吏禄之制行，“遂用为衙前雇募食钱，余皆封桩，以待朝廷之用，其他费用不系差衙前者，不得支”[72]。熙宁九年十二月庚子，又诏“买扑坊场等钱，更不给役人”[73]。通过限制用途，坊场钱常能积至可观的数量，但也引起他司，尤其是转运司、州郡的觊觎，想方设法加以使用。其方式主要有三种：
1.申请借支。熙宁十年四月丁未，淮南东路转运司以灾伤借坊场钱五万缗；元丰元年闰正月辛巳，京东西路为预置上供绸绢，借坊场钱十万缗；元丰三年二月乙巳，开封府借坊场钱十万缗，充教大保长之费，以销减退军六指挥请受钱偿还；元丰七年（1084）六月癸未，权发遣京西转运判官沈希颜言：“前官任内，为财用不给，借过南、北路提举司坊场钱三十万缗，立限以四年拨还。乞自元丰八年岁偿五万缗”，得到批准。[74]显然，申请借支需有正当理由，所借钱物原则上要归还，只是归还所借可由下任官负责，难免造成对坊场钱的侵蚀。
2.申请以坊场钱充当本部门经费。这和申请借支相比，共同点是都需要申请批准，不同点是前者不需归还。从实例看，申请以坊场钱充当本部门经费，有确实因经费困难者，也有图一时侥幸者。[75]
3.擅支擅借。熙丰间朝廷极力维护官府买扑收益分配方案，但常平司坊场钱的管理一度存在严重漏洞，使坊场钱成为被侵蚀的对象。熙宁间诸路常平一方面渐设专司、专官管勾，同时又令包括转运司在内的路级机构的官员兼提举。[76]转运司官员兼领提举常平司，给转运司移用司农寺——常平司钱物提供了极大方便。元丰元年十月庚申，判司农寺蔡確言：“诸路提举常平司旧兼领于转运司，极有擅移用司农钱物。自分局以来，河北东路提举司申转运司所移用钱二十余万缗，江东提举司申转运司所移用钱谷十二余万贯、硕。盖转运司兼领则不能免侵费之弊”[77]。
对诸司申请支借坊场钱，尤其是擅支擅借，朝廷逐步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首先，对坊场钱的使用加强管理。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应司农寺之请，“诏买扑坊场等钱并别桩管，许酬新法以前牙前及依条支赏，并依常平法给散外，不得他用。违者徒二年，不以去官赦降原减”[78]。元祐元年十二月二日，诏开封府界并诸路提刑司，“元丰已前免役、坊场钱物，令户部别封桩，逐季具数申本曹点检，缴申尚书省注籍。其擅支借，并依常平钱法”[79]。其次，起发坊场钱进京。除每年各起发一百万贯赴市易务（后改为御前内藏库）、元丰库封桩外，还不时起发坊场宽剩钱物赴元丰库。再次，取消、避免转运司兼领常平职事。元丰元年闰正月庚辰，“诏开封府界提点、诸路转运使副判官罢兼提举常平司”[80]。元丰元年十月庚申，应判司农寺蔡確之请，规定常平司提举官遇阙、在假，转运司不再“承例兼权”，改令提点刑狱兼权，或委知州、管勾官就便提辖。[81]此后整个宋代都非常注意避免转运司兼领常平职事，常平司废罢时也不例外。
（四）买扑场务转为官监。常平司坊场钱产生的基础是熙宁初遍卖天下坊场，其中既有原来实行买扑者，也有原来实行官监者。为保征坊场钱不因买扑场务转为官监而受他司侵蚀，熙丰间规定“诸以买扑场务，不许擘画官监”[82]，同时又因与承买者争利的需要，元丰三年六月规定：买扑酒务人“欠净利，若虽无欠而课赢可以官监者皆复之”[83]。二者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诸路不断申请官监，至元祐中，“凡天下场务利入稍厚者，皆转为官监，以致其余场务出卖不行，浸成败阙”。绍圣间又禁止将买扑场务转为官监，“复立徒二年之禁”。然而臣僚仍“妄有申陈，公肆违令”。宣和三年（1121）又规定只有界满无人承买的县镇酒场才可经画官监，“内净利钱止依见承买人所纳之数，令转运司认为常平司”[84]。
诸路之所以不顾禁令、乐此不疲地要将买扑场务转为官监，自然是利益驱动。无人承买场务转为官监，转运司认还常平司净利钱“止依见承买人所纳之数”，而兴盛场务转为官监，转运司显然应支付更多的净利钱。即使如此，转运司仍有利可图，至少原来属于承买者的收益归其所有。表面看，转运司只是在与承买者争利，似乎不影响官府的买扑收入，其实不然，元祐间利厚场务转为官监，“以致其余场务出卖不行，浸成败阙”，即是明证。
当然，随着物价上涨、课额增加和分配制度的变化，官监酒务的经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将买扑转为官监因为要同时承担官监、买扑制下钱的名目，想从中获利已逐渐困难，因而不少官司开始寻求其他途径。
（五）官司承买、抱认买扑场务。和将买扑转为官监相比，官司以承买者身份或通过抱认课额方式经营官府买扑场务，往往只需承担官府的买扑收益，不需负担官监制下各名目的分隶诸司之钱，比较容易获利，因而吸引了不少官司加入，甚至不同官司为承买同一场务展开争夺。乾道六年（1170）六月十六日，从知楚州陈敏之请，“楚州盐城县南酒库依旧拨付本县买扑措置”。然而此前此库属淮南转运司认息买扑，为此淮南转运判官俞召虎提出：南酒库“拨付盐城县买扑，致使本司有失岁计”。作为补偿，朝廷又“将楚州盐城县管下堽门酒坊，令淮南转运司依见今立定一界净课利钱数置扑，措置沽卖” [85]。
官司为获利承买、抱认，必然选择有利可图的场务，虽然要交纳一定的课额，不影响官府在该场务的收益，但和将利厚场务转为官监一样，会引起其他场务败阙，无人买扑，从总体上损害官府的买扑收益，所以朝廷对官司承买、抱认买扑场务严格控制。从文献记载看，官司承买、抱认买扑场务需有过硬的理由。绍兴二十九年（1159）闰六月二十一日，应利州西路安抚使、判兴州吴璘之请，兴州长举县鱼关酒场依旧令利州西路安抚司抱认，每月除应纳课额外，“将余剩息钱补都统司，管犒将兵支用”[86]。乾道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从知楚州陈敏之请，楚州故晋东、西店并谢阳店酒坊，“令楚州买扑，趁息应办武锋军激犒支遣”[87]。
在承买、抱认买扑场务的官司中，军队系统最为活跃，为此朝廷曾“降不许诸军买扑指挥”，但绍兴二十一年（1151）四月六日，又“诏诸军买扑酒坊，特许依旧”[88]。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丙辰，根据参知政事魏良臣“尽收诸军酒坊”的建议，诏诸军“买扑坊场令常平司拘收，依条施行，如系城郭开张酒店，令户部、总领司拘收”，但迫于诸军压力，至二月丁丑，又诏诸军“扑买酒坊酒库，各许更立一界，俟界满日别取旨”，并致魏良臣罢政。然而界满后，朝廷仍无法收回。绍兴二十九年正月癸未，应殿前司之请，“诸军买扑酒坊更立一界，以助军用”，“既而江上诸军援殿前司例有请，皆从之”[89]。朝廷对军队系统买扑场务欲禁而不能，其原因显然已超出单纯的经济利害。
除以上各主要环节外，各利益主体还围绕其他一些环节展开较量，尤其是州县等下级官司，面对利益被侵蚀，在各利益主体中又最没有发言权，往往利用它们作为制度执行者的优势，参与对买扑收益的争夺。当然，和其他利益主体多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政策不同，州县等下级官司主要利用政策的漏洞，甚至明令禁止的途径。如私设场务买扑、抑勒承买者额外添加课利、招人添价划夺、出售公使酒等，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官府总体买扑收益，当然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善罢甘休。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宋代手工业组织研究”的一部分，课题批准号：08BZS020。
注释：
[①] 目前所见主要有裴汝诚、许沛藻：《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一辑；刘森：《买扑始年之我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杨师群：《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许沛藻：《宋代买扑坊场管理制度述论》，邓广铭、漆侠：《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4－77页；李华瑞：《试论宋代榷酒制度中的买扑形式》，《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郭东旭：《实封投状法：宋代国有资产流转中的竞争机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等。
[②] “开宝三年，令买扑场务者收抵当”，并引用陈傅良的观点说：“买扑始见此”。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
[③] 赵抃：《赵清献公文集》卷八《奏状乞下淮南路应人户买扑酒坊课利许令只纳见钱》，第18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④] 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⑤] 天禧四年四月丙申，杖杀前定陶县尉麻士瑶，其罪名之一为“借同邑人姓名买场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88-2189页；天圣九年七月丁卯，“殿中侍御史王沿候服阕，与辟小处知州”，因其曾“假官船贩盐，又以其子为名，求买酒场”，《续资冶通览长编》卷一一〇，第2564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第383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东南酒课》，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7－308页。
[⑧] 《续资治通监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甲午条注，第5275页。
[⑨]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下》，第30页，《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
[⑩] 刘挚撰、裴汝诚等点校：《忠肃集》卷五《论役法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9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第8202页。
[12] 许沛藻：《宋代买扑坊场管理制度述论》。
[13]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14] 《赵清献公文集》卷八，第5－6页。
[15]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一〇，第2页，《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第4613-4614页。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第5274-5275页。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第5604页。
[19]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第223页。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第5331页。
[21]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一四至一五。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七。
[23] 《宋史全文》卷二七下，淳熙十二年（1185）十二月丁卯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1册，第488页。
[2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一八、八。
[25]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九。
[26] 苏轼：《东坡全集》卷六一《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8册，第25页。
[27]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六。
[28] 《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下》，第30页。
[29] 吕陶：《净德集》卷二《奏乞放坊场欠钱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20页。
[30]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一三。
[31] 刘安世：《尽言集》卷二《论买扑坊场明状添钱之弊》，第9页。
[3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一。
[33] 陈耆卿等：《嘉定赤城志》卷一六，《宋元方志丛刊》第7413页。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第5275页。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第5604页。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第5381页。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第7305页。
[38] 《忠肃集》卷三《论助役十害书》，第53－54页。
[39]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八。
[40] 赵不悔、罗愿：《新安志》卷二《酒课》，《宋元方志丛刊》第7630页：徽州岩寺镇酒课并六县坊场三年课净利钱36769贯，课利钱5187贯。陈公亮、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卷二《酒税》，《宋元方志丛刊》第4323页：建德县村坊旧额一界（三年）净利钱12973贯，每月课利钱182贯；今额一界净利钱9978贯，每月课利钱90贯。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第6569页。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条，第7186页。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〇，元丰五年（1082）十月壬申条，第7959页。
[44] 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75页。
[45]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二六。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甲戌条，第9177页。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第9577页。
[48] 陈瓘：《上徽宗进国用须知》，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2册，第258页。
[49]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8册，第734页。
[50] 《宝庆四明志》卷六，第5065页。
[51] 《宋史》卷一八五，第4520页。
[52] 《文献通考》卷一七，第170页；《宝庆四明志》卷五，第5048页。
[5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四。
[54] 《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第288页。
[55] 苗书梅：《宋代军资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30－35页。
[56]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三六。
[57]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六。
[58] 《宝庆四明志》卷五，第5050页。
[59] 《文献通考》卷一七，第170页。
[60] 《宝庆四明志》卷五，第5048页。
[61] 《嘉定赤城志》卷一六，第7413页。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第7305页。
[63]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八至二九。
[6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二二。
[65]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三六。
[66] 《宝庆四明志》卷六，第5065页。
[67]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六。
[68]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第1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6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三○：元丰六年四月一日，前知邓州南阳县曾阜、知穰县陈知纯“并勒留在本县，同见任官催纳积欠”，原因是曾阜任内欠坊场河渡钱五万缗、常平钱八百千，陈知纯任内欠坊场钱四万缗、常平九百千。《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二○：淳熙五年（1178）三月十八日，知温州韩彦直、前知台州尤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姚宗之，“并各特降一官，以温、台州自乾道六年以后，累年拖欠内藏库坊场钱数多，并不发纳故也”。《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二二至二三：淳熙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知台州李宗质“特降一官，以本州拖欠内藏库坊场钱数多故也”。
[7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二二：隆兴二年（1164）七月二十五日，“诏扬、泰、楚、滁州、盱眙、高邮军合桩发隆兴二年分内藏库岁额坊场钱，并予蠲免一年”。《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二四：乾道元年（1165）五月二十三日，“诏蠲免盱眙军发纳绍兴三十二年、隆兴元年、隆兴二年分内藏库坊场钱各五百贯文”。《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三一：乾道七年（1171）二月十四日，赦：“两浙、京西州军拖欠内藏库乾道五年以前坊场钱，窃虑艰于输纳，可并免放”。
[71] 《净德集》卷二《奏乞放坊场欠钱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20页。
[7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一至一二。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第6839页。
[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一、二八七、三〇二、三四六，第6897、7027、7353、8311页。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第7329页：元丰二年（1069）十二月丙午，“增雄州公使钱二千缗，以坊场钱给。以知雄州苗授言，熙宁中裁减公使钱为八千缗，用度不足，州当国信往来顿舍之地，非他郡比故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一至一二：大观三年（1109）七月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伏见比年以来，州郡多以公帑不足，乞添公使，以坊场钱支给，计为一岁所增之数，不啻二十余万，虽皆是朝旨支破，然官司陈乞无厌，州郡不知撙节用度，唯是紊烦朝廷。如帅、望大藩及信使经由道路，多以不限名数造酒，往往例皆陈乞，显属侥幸”。
[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第5935页：熙宁六年（1073）四月庚辰，“诏诸路转运使副、判官、提点刑狱不兼提举常平仓者，并兼提举”。
[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三，第7154页。
[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第6569页。
[79]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二六至二七。
[8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第7025页。
[8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三，第7154页。
[8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三。
[8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五，第7433页。
[84]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三至一四。
[85]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九。
[86]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二二。
[87]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九。
[88]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一三。
[8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一八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7册，第399、408、556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