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实际上相当于拙撰《宋代商业史研究》（原著，斯波义信，日本风间书房1968年版；英译本，伊懋可译，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中译本，庄景辉译，台北县稻禾出版1977年版）的续编。前著对宋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及与此相关的交通、商品市场、城市化、商业组织等方面，就其全局的变化动向进行了鸟瞰，特别着重致力于其事实关系的论证。在这一前著中，作为历经宋、元、明持续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参照的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则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增长、地域间的产业分化、特产商品的发展成熟。换言之，即为“比较有利的观点”的普及。
为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探索，其先决条件是：经济史家应达成共识，必须共同占有作为这一研究课题基础知识的“地区经济史”方面详尽且正确的资料。为此，本书首先着手对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变化加以考察。以江南为观察焦点的理由，是因为该地区的基础资料比较丰富而别无其他原因，也丝毫没有江南是代表全中国社会典型的想法。但就经济史层面上对于巨大的中国社会的考察而言，把它视为含有若干独立成长周期的“大地域”的集合，这样的想法比较顺理成章，符合实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显示一般经济状况的资料，不能不说是在质、量方面全都极为贫乏。不言而喻．关于公共经济、财政制度政策的资料已是汗牛充栋、异常丰富。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虽是颇具魅力的论题，但笔者认为：冷静地看，我们似有过于匆忙专注于“国家与社会”这一大题目上之嫌，而尚未达到把共同拥有的基础知识整理完备的程度。本书还很不成熟，难免有疏误之处，尚未完全逸出习作的范畴，恳请中国学者对本书的考察及资料的运用等方面给予坦率的批评，我十分愿意接受各位的指教。
承蒙德高望重的吴承明先生赐以拙著中文本精辟的大序，使我不胜荣幸和极为感激。本书的中文翻译，承方健先生、李伯重教授、何忠礼教授、虞云国教授在百忙中费心尽力，字斟句酌，认真详密地译成中文；又蒙刘东教授的特别关照，江苏人民出版社慨允出版拙著中译本，对此特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斯波义信
2000.7.20
I feel bad when you call me ‘st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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