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长青树，那么稳定而发达的中国传统农业就是它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农业文化，可大抵以长城为界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而农耕文化始终占居主导和核心地位。在农耕文化中，又可大抵以淮河、秦岭为界区分为北方的粟（后来是麦）作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两大类型。中国是稻作的故乡，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使之种遍全国并传播到周边的一些国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中国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粟作文化历史同样悠久，而且由于稻作文化的后来居上，终于导致唐宋时代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现在，稻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其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40％以上，养活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稻作对于中国农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显然是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作物，如何起源，如何传播，如何发展，给我们留下是什么样的文化遗产，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经济文化有何影响，无论对农业史、科技史、经济史或文化史，都是重要的课题。但在相当的时期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当薄弱，缺乏系统的论著，与稻作本身的地位不相称。游修龄先生有鉴于此，他从七十年代中参加对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鉴定开始，从探索稻作起源进而研究整个中国稻作史，博洽众长，积十余年之功，写成了《中国稻作史》。该书八章，三十余万言，以稻作科技发展为中心，旁及生产文化诸方面。鉴于稻作史资料和问题的特殊性，他没有机械的按编年划分章节，而是采取纵横兼顾、有分有合的办法，叙述了从稻作起源到l949年新中国成立上下万年的稻作史。这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稻作历史的著作。它最近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终于弥补了中国学术研究中一项令人遗憾的空白。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阅读了这本著作，觉得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多学科的结合，现代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
稻作史是农学和史学的边缘学科，牵涉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是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成长的。其所研究的材料，在无文字的原始时代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期，主要靠考古发现及其它学科的辅助；即使有了文字以后的时代，稻作史也不象政治史那样有比较完整和连续的记载，可供发掘的文献浩瀚繁杂，可用的资料却零散稀缺，往往隐蔽在其它材料的后面，有的还相互矛盾、正谬揉杂。在这种情况下，要整理出接近稻作发展本来面目的历史，就不能不动员各种可能的研究手段，实行多学科的结合，并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的知识正确解释有关历史资料，阐明其蕴含的意义。作为农学家和农史学家的游修龄先生，对现代农业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又具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博知识，能熟练地采用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的成果和方法，并自觉地把它们结合起来。由于实行了这种结合，故能视野开阔、兼容并包、相互发明、融会贯通，因而解决了许多依靠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成为本书最重要的特色。
本书的第一章“中国稻作的起源传播与分化”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风格。自七十年代河姆渡原始稻作遗址发现以来，中国稻作起源受到国内外考古界、历史界、农学界等的关注，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话题。但中外学者多从各自专业领域进行独立的研究，而往往各执一是。如考古学者根据出土稻作遗存的密度肯定长江下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研究作物驯化和遗传的学者则从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及品种之间亲缘演变关系论证稻作起源于印度阿萨姆到我国云南这一广阔地带。作者认为，中国稻作起源问题必须依靠多学科的协同探索始能解决，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亚洲栽培稻起源这个更为广阔的基础上予以考察，为此，他广泛吸收了中外学者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综合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例如，对作为栽培稻祖先的野生稻，作者既介绍了近人调查现代普通野生稻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又收集了古籍中有关野生稻的文字与记载，运用植物生理生态学等知识逐条进行细致的甄别和分析，得出长江中下游多年生野生稻的北界，公元四世纪时比现代偏北延伸2度的重要结论。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作者进行了全面清理，列出详表，并研究了长江下游稻作遗址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技术。作者还探讨了中国稻作的分化与传播。其中介绍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阐明陆稻和糯稻在中国稻作起源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如佐佐木高明等照叶树林文化农业起源理论认为稻作农耕阶段以前有一个以杂粮为主的火烧地农耕阶段，渡部忠世认为亚洲栽培稻始于从印度阿萨姆到云南一带的山地或丘陵，最早栽培的是粳籼混合、水陆稻形质尚未分化的品种。又指出亚洲古老的稻作区存在一个“糯稻栽培圈”，这两种学说相互支持，给人以启发。从野生稻到栽培稻，是一个物种驯化与分化的过程，我们当然应该注意考查它，但这一过程的主导者是人，是我国南方百越族系先民，故作者又以专节讨论“中国稻作起源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其中重点介绍了游汝杰从历史语言地理的视角研究稻作起源的成果，指出现在南方方言称稻为“禾”或“谷”，可能源于壮侗语族Khau的h和k音系。壮侗语族“稻”词最古语音形式的境界线与壮侗语族na（水田）的境界线和壮族含“那”（由na演化而来）地名分布线三者，很大程度上是以前者为中心重合的，这一重合区即栽培稻起源地。这恰与国内外学界较一致的看法，即广西西南、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位的观点大致吻合。对被一些学者认为荒诞无稽而予以蔑弃的稻作起源神话传说，作者也专节进行论述，在分析比较后，否定了用神农氏教种五谷的传说追溯稻作起源的传统观点，把视线转向形态更为原始的南方民族有关神话传说。并根据日本学者0bayashi Jaryo的研究成果指出，关于稻作起源的两类原始神话（外来说与自身说）的分布地域，竟与渡部忠世倡说的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基本一致。还应指出，游修龄先生研究稻作起源，既重视人的活动，也没有忽视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对人的活动的制约。由于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等早期稻作遗存的相继出土，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呼声一时甚高。游先生肯定当地的百越先民是当时最活跃的稻作民，但又根据古气候的研究指出，河姆渡原始稻作业的基础是距今约八千年以来的上海、浙北地区气温的上升，而距今9000—2000年却是这一代温度最低时期，平均温度比现今低4—5℃，河姆渡人的稻作已颇发达，应有颇长的历史，却不可能是从当地起源的。他还从我国上古文化的区域格局，论定长江中游的稻作不可能是从长江下游传去的。这在当时（作者属稿时）可谓卓识。近年湖南澧县彭头山等地出土远比河姆渡早的稻作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而长江下游起源说的倡导者也不得不修正其观点了。
以上是讲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时代稻作的研究，对有文字记载的传统农业时代的稻作，作者又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呢？对这一时代作者着重揭示稻作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二、三、四、五章即承担此项任务，占了全书篇幅将近一半，其中的核心是第四章“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该章对稻作的整地、播种、育秧、耘耥、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收获、脱粒等环节和特殊栽培，作了迄今最为全面的发掘和总结。我国有卷帙浩繁的农书，讲稻作技术当然主要依靠农书。作者以农学家而研究农书和农史，比一般史学工作者更能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农书资料，以阐明稻作史有关问题，这方面我不准备多说。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千方百计发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与农书记载相互发明，或补充农书的不足，如讲施肥，通过对篆书“粪”字字形的分析论证施肥缘起，利用清人胡渭《禹贡锥指》所引浙江德清民歌“粪发枝，灰壮根，禾苗姣姣葱葱青；铁催叶，硫壮根，禾苗健壮实仓廪”。以及浙江其它方志的材料，揭示古代农民已有类似肥料要素的概念；以前人们谈我国古代看苗色施追肥的技术，一般只根据明末《沈氏农书》，作者却发现《沈氏农书》是依据较它为早的万历浙江桐乡《乌青志》，有关思想甚至可追溯到南宋罗愿《尔雅翼》。他又引用浙江现代农谚“看稻黄，吃块糖；看稻青，没得吃”等，说明这种技术之源远流长，还用现代农业科学理论和控制论的黑箱理论，对这一技术的科学性作了深刻阐述。以上资料均系利用农书以外材料，发前人之所未发。顺便指出，利用农谚（这些农谚是世代流传的农民技术与智慧的结晶）和方志等材料与农书相参证说明问题，是作者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舜禹象耕鸟耘，是中国古代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作者引述了王充的解释，说明它不过是古代人对常见的自然生态现象的利用。由此为出发点，作者又把历史上的鸟田（雒田）、近世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牛踩田”习俗和长江下游稻作遗址联系起来思考，分析它们之间相似的环境和条件，推断中国的早期稻田采用过“蹄耕”，而这又是和水牛驯化过程的某一阶段相联系的。作者首先提出的这一新颖见解，已逐渐被农史界和考古界所广泛接受。为了说明稻田养鱼的起源，作者使用的材料既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又有口碑资料和民族调查。他联系汉代部分越人进入山区的历史背景，推论山区稻田养鱼是进入山区的越人为了继续其“饭稻羹鱼”生活方式而作的创新，读后令人饶有兴味。以上两例可见作者研究方法和论述方式之一斑。对于某些问题文献记载的短缺，作者善于“出奇制胜”。如历史上蝗灾空间分布，因各地记载详略不一，极难说清，作者引用近人陈正祥的研究成果，从调查统计方志中记载的蝗神庙（八蜡庙、虫王庙）和刘将军庙入手。绘制成图，加上将徐光启的统计和近人统计相参照所揭示的历史上蝗灾频度和季节分布，以及其它文献记载，把历史上蝗灾的总体情况，具体而清晰展现出来。历史上有关少数民族稻作科技的文献记载很少，作者独辟蹊径，利用反映佛教传入前傣族生产与生活情况的《傣族古歌谣》，介绍了少数民族水稻栽培中浸种、插秧、除草、收获、入仓、水稻品种、祈禳求安、物候历法等环节，为中国稻作史添了珍贵的一页。
以上只是就一、四两章举的若干例子。实际上，把多种学科和多种研究手段相结合，并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鉴别资料，以解决稻作史中的问题，这一特点是贯穿于《中国稻作史》全书的。
还应指出，本书在表达方式上，除文字论述外，还大量利用图表。据我统计，这部412页（32开本）的著作中共有图64幅，表55张。这在国内的同类学术著作中，恐怕是空前的。插图可使读者产生感性的直观的认识，不是文字表达可以替代的。表格或使事物的数量关系更为明确，或使事物的表述方式更为明细，都是单用文字不易说清的。图表与文字表述配合，可以相得益彰。这是值得提倡的。
二、眼界开阔，左顾右盼，面向现实，博古通今
上文所谈多学科的结合实际上也是眼界开阔的表现。没有开阔的眼界，不能实行多学科的结合。反过来说，越是实行多学科结合，越能使人眼界开阔。但这里所说的眼界开阔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不是孤立地研究稻作史，而是注意稻作与整个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中所说的“左顾右盼”。例如作者论述水稻耘耥时，不但介绍有关技术方法和工具，而且利用出土文物、农书和方志资料详细介绍了古代薅秧鼓的习俗，指出这是原始时代集体劳作方式的一种遗留，使我们加深对水稻中耕农活的了解。又如作者在研究长江流域连作稻时指出，苏州一带早在西晋时已有“再熟之稻”的记载，后长期中断，清康熙在此试种连作稻，也没有推广开，这是由于气候条件与水肥条件的限制。清代长江流域连作稻以江西为多。则与明末清初大批闽粤流民迁入赣南、赣中山区种植经济作物，从而使当地粮食需求量大增有关，江西也因而成为闽粤连作稻传入长江流域的中转地。并由此再向周围扩散。作者在第四章讲述了古代稻作技术后，又设置“中国古代稻谷（米）的储藏和加工”一章，作为他的延伸。因为作者看到储藏加工是水稻生产的继续，是从生产转向消费的必要环节。该章以谈科学技术为主而涉及广泛的方面，如各种储粮设施及其建造技术，有关考古发现，稻米加工分级，为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环境的稻米特殊加工法——蒸谷米和冬舂米，又论及各种稻米加工品，丰富多彩，其内容已伸展到饮食文化、民俗、民族与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了。第七章“中国近代稻作史”以讲述稻作研究的进展与成就为重点，但为了交代近代稻作科学研究得以展开的大背景，作者首先分阶段概述了西方近代农学的传人和近代农业教育、试验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术团体的建设情况。
在叙述了从稻作起源到1949年为止的稻作史以后，作者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任务。他说：“我觉得写稻作史不能就稻论稻，稻米作为食物虽然是第一位的，但稻所哺育的中国人的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则是丰富多彩的，对此不应排除在稻作史之外视而不见。”（序）。为此设置的第八章“回顾与展望”重点阐述稻作与中国文化经济的关系。他首先根据考古学的新成果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南方稻文化和北方粟文化的相互交融。接着考察了稻文化对汉字、对汉语、对民俗等方面的影响。作者指出以禾为偏旁的汉字中与稻有关的名词最多。他对籼粳同源、稻字作为糯稻的专名在先作为稻类总名在后作了精彩的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东南亚、日本稻文字与有关汉字的渊源关系，从而提出了“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作者又通过古越语（如栏、墟等）传到北方和北方语（如圳）传到南方的现象揭示南北文化的交融。作者认为龙舟、龙灯实起源于稻文化中的祁雨仪式，又揭示了铜鼓、偿新等民俗所蕴含的稻文化的意义。
游修龄先生研究稻作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给现实生活、给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他总是“瞻前顾后”。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眼界开阔的一种表现。由于他既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又有深厚的现代自然科学的修养，因而他在研究古代稻作技术时，不但能正确加以解释，而且往往能指出它的优点和缺陷，在今天有无存在或改造的价值。例如夹根稻（早晚稻混播而分开收获的一种种植方式），虽然最早记载是在明万历年间。但作者根据其经营的粗放性质推论它必有悠久历史，可能起源于原始混播方式，而间作稻即由它演变而来。继而作者又指出，由于夹根稻的产量低，限制了它的发展甚至继续存在。但如果重新评价夹根稻省力的优点和连作稻季节紧张又很费劳力的缺点，采用新的技术措施，用更为合理的种子比例和品种搭配以及栽培、施肥的改进，就有可能使夹根稻获得推广的前途。又如关于螟虫的为害，作者在沈潞工作的基础上予以具体详细的论述，用“白北而南”“由轻而重”来概括，指出人口密度、稻田分布密度和螟虫分布密度三者的密切相关，从而说明螟灾的发展与人口、稻田增加客观上打破自然界昆虫的生态平衡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从扎实的历史研究中导出的足资今人借鉴的深刻见解。1975年在湖北凤凰山汉墓的一个陶仓中发现4束完好的粳稻稻穗。作者把它的性状和5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推广的中粳和晚粳品种的农艺性状作了比较，指出西汉古稻穗长、千粒重、生育期、芒、谷粒形状等性状都和现代粳稻相似，只是每穗粒数大大低于现代品种，表明每穗粒数不像千粒重、生育期那样在遗传上较为稳定，它的可塑性较大，可以通过栽培和选种促进其小穗增加而得以增加。这不但可以推论就稻株自身而言历史上增产的基本途径，而且对现代育种目标的选择也很有参考意义。这些研究显然是面向现实的。下文我们还要谈到的作者对历史上水稻品种资源的全面清理，也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的。读完游先生的书，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
作者在“回顾与前瞻”一章中强调了稻对中国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的影响。他告诉读者，从黑龙江爱珲到云南腾冲之间连成一线，此线东南半壁土地占全国43％，人口占全国的94％，西北半壁土地占全国57％，人口占全国6％。这东南半壁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水稻的主要产区和延伸分布区域，通常说南方水稻、北方粟麦，实际上也就是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区别。几千年下来人口的增殖史也就是稻增产的历史。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说明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施肥、水利条件的改善，水稻增产的潜力特别大。作者又依据陈正祥对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国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人才分布与人口密度的重合关系，如西汉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人口密集，人才集中，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超过北方，江南也成为人才出现最多的地方。这种人口素质的地理转移现象，其先天因素（物质基础）是北方人口南移和各民族杂居交融导致的遗传种质的变异和多样性。其后天因素（物质基础）则是“饭稻羹鱼”的优越膳食结构。从现今水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40％以上，稻谷单产为粮食单产的150％看，今后要应付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稻米仍然是最重要的。作者这种高瞻远瞩的宏观分析，读者对稻作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三、思想活跃，开拓创新，作风严谨，求实存疑
通读《中国稻作史》全书，深感作者思想之活跃，他经常注意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因而他总是能站在农史学科的前沿，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在上面的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里说的是与思想活跃相联系的另一个方面——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
农业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学科，水稻生物学知识是中国古代稻作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它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之一。但中国古代没有关于水稻生物学知识的独立论著，这些知识往往是零散的反映在对稻作技术的记述之中，并分散在农书、方志、农谚之中，有的甚至隐藏在有关稻作文字的背后，需要应用现代科学知识把它们剔发出来。为此，作者写了“中国古代稻的生物学知识”专章（第二章，包括植物形态学知识和植物生理学知识两部分。这基本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充满新意，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例如作者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对《吕氏春秋》的《辩士》和《审时》篇有关记载进行剖析，指出当时似乎已有掌握叶片生长的合理动态指标的见解，以及收获指数和容量的初步概念，从人们熟悉农业科技史资料中发现了新的意蕴。论述古人对稻的水分生理、温度生理、营养生理的认识，则广泛引用了古代和现代的农谚，尤其是温度生理知识，完全靠现代农谚说明问题。又如作者对散见各种古书中古代表示稻穗各部位的名称进行了清理，并与现代有关学名作了比较，指出古人观察小穗已能识别“稃”（包括内外颖）和“芳”（房，子房）。但对花器的雌雄还没有区分，因而不能形成授粉结实的概念。这就把古人对稻穗的认识水平及其局限性说清楚了。而这是完全没有文献的论述可作凭依的。
中国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阔，通过长期自然的和人工的选择、培育，积累了丰富的品种资源。这些品种资源既是我国古代稻作科技的重要成果也是当今水稻育种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全面清理历史上水稻品种资源，不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是育种工作的现实需要。由于这些品种数量特多，又分散于各种方志、农书、诗词、笔记等文献中，清理起来工作量十分浩大，而且需要农学、文字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游修龄先生是第一个系统做这一工作的人。本书第三章“中国水稻品种资源”综合反映了这种工作成果。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水稻品种，作者追溯到《管子·地员》，稍后有《广志》、《齐民要术》，唐宋农书缺载，作者从唐宋诗中搜求得十余二十种，宋元至明清则有日益增多的方志可供发掘。作者从12种宋元方志中收集到212个品种名称。明清时代，光是《授时通考》抄录的《直省志书》的水稻品种，据作者逐个清点，就有3429个之多，以重复率25％计，也有2571个。作者又抽样检阅了《授时通考》未载的各地方志中的水稻品种，发现为数相当的多。作者对这样繁多的品种记录进行细致的比较、甄别、归纳、整理，发现其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复杂的变异性。如将宋元方志所记品种与明代《稻品》、清道光《苏州府志》比较，可看出不少品种在太湖地区绵延600年。五十年代江苏农家品种调查中有7个品种可在明代《稻品》中找到。而两千多年前《管子》中所载有些品种，在后世文献中一直有迹可寻。另一方面，品种变异的复杂性又导致历史品种资源的多样性。作者举例从生育期、株性型、穗型、品质、肥料反应、抗虫兽害、抗逆性等方面作了论述，重点介绍了云南和太湖地区的特殊品种，又专门谈了很有开发价值的黑稻，同时还论述了中国水稻品种资源对海外的影响。中国水稻品种历史资源之丰富多彩，其演变滋衍脉络之有历史文献和方言口语可供征查，都是举世无双的。现在经过游修龄先生的艰巨的清理和综合工作终于以其浩瀚多姿的面貌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应该说是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工作的一项创举。
游修龄先生又是第一个对古代稻文字作了全面清理和考证的学者。中国古代有关稻的文字很多，有的因离造字时代遥远，历代注家未得其解。有的古代注解不误，但由于文字本身古今含义变化，今人以其今义衡量古注，引起很大的混乱。要把这些文字的含义及其变化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搞清楚，单靠一般的文字训诂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具备现代农业科学及其它一些学科的知识，要有广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维，要把这些文字相互联系作动态的分析。游修龄先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功，有许多新的发明，使这些文字成为他论述古代稻作科技发展和研究稻作的传播与分化的有用资料。关于这一方面，上引根据古代稻文字论证古人对稻穗的认识即是一例。又如“秀”字，自朱熹始误以为“叶华（花）曰秀”，清段玉裁也没讲清楚。作者把“秀”解释为孕穗，即俗称“做肚”，秀字乃禾下一人，这个人又写成大肚的样子，和孕字上部的“乃”字相同，即有米怀孕了的含义。这是因为古人对稻麦的开花授粉结实过程不甚了了，以为颖壳里（即稃内）老早就有一个小小的“人”（仁），这个“人”发育充实脱去稃壳就是米（段玉裁《说文注》：“出于稃谓之米，结于稃内谓之仁”）。还未脱去稃壳正开始发育的状态就是“秀”。这解释真是拨开千古迷雾，成为说明古人对禾谷类作物生殖成长认识的绝好材料。至于利用稻文字阐述稻作的分化与传播更是异彩纷呈、别开生面。作者指出早在“稻”字出现以前，南方口语已称稻为禾为谷（其源为壮侗语族Khsu分化的h音系和K音系），而在北方禾却是粟的称呼，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推测，“禾”是原始农业实行旱作杂粮混播时期对禾谷类作物的总称，后来由混播转为单作，在北方禾用以指主要作物粟，在南方则用以指主要作物稻。若然，“禾”作为语言出现于汉文字形成以前，是南北农业文化交融的产物。作者又指出，上古北方的“稻”字与“稌”字音义相通，均指糯稻。后来“稌”才成了糯稻的专名，而“稻”则成为稻类的总名。他又推断“稻”一词产生于古代淮河流域。《说文》：“沛国（在淮河流域）谓稻曰稬”。稌、稬为一音之转。又《谷粱传》载吴谓“善稻”为“伊缓”。缓（古音暖）与稬音义相通。今日日本语称稻为“ィネ”，即由吴语“伊缓”演变而来。这就与所谓“糯稻栽培圈”联系起来，为研究稻作起源和传播提供了线索。至于古代籼粳互释、籼粳不分的现象，作者认为不是古人籼粳不辨，实在是籼粳同源之故。籼、粳和占语义相通，均为古越语沼泽稻之意，和禾谷指早稻属不同系统。越南北部尚存一种介乎籼粳之间的古老稻种，名叫Chiem rice（沼泽稻），可能是百越族方言保留下来的底层遗存。这些解释富于新意，令人饶有兴味。游修龄先生的工作为研究稻作史和整个农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其实整个稻作史的研究和编写，都应说是对处女地的开发。作者在这种开发工作中，思想十分活跃，态度又十分严谨，到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农史研究中，部分学者出于良好的动机，看成就多，看问题少，在肯定传统农业科技成就的同时又往往有拔高的倾向，根据个别的甚至不大确切的材料，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把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看成没有曲折、不断提高的过程。游修龄先生是反对违背历史真实的一切做法的。例如他指出：“古籍中提到‘再熟’的很多，后人不辨，常常简单地当做一年两熟，而且是连作稻的二熟，是十分不妥的。必须针对其‘再熟’的具体所指及其当时的农业生产背景加以判断。”（第216页）古籍中的”再熟”有的是指某地有早稻、晚稻，非指一田所收。有的是指再生稻而非双季稻。即使确是连种稻，也要区分是育秧移栽还是“倒种春”。对岭南地区的“冬稻”也应具体分析，虽然冬稻可接在连作晚稻之后，形成一年三熟，但并非冬稻一定是三熟田。文献中一再提到一岁田三熟，冬又再熟等，给人以岭南一年三熟稻很普遍的错觉。其实一岁三熟只表明气温允许这样做，较普遍的仍是一岁两熟的连作稻或间作稻。本书的第六章在大量吸收和综合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北方的水稻种植”。作者指出“其特点分布范围极广，栽培面积却很小。而且很不稳定，3000多年中经历了兴盛-衰落-振兴-又衰落的过程”。如黄河流域宋代以后水稻生产一直在萎缩，元明清各代虽然都有人倡导振兴北方水利，发展水稻，但始终挽回不了颓势。从明成化年间河北宝坻、昌平、满城、庆都、清苑粮食及禾草税中稻所占的百分比推算，稻作在当地粮食生产中所占比重不超过5％，而且经常大大低于这一数字。这样说，比一味强调稻作范围的扩展更符合实际。对黄河流域稻作衰落的原因，作者也作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古代稻作科技的成就，作者是作了充分肯定的，但是作者也指出，它仍然属于经验农业范畴，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其农学理论不是来自科学实验。而是对实践经验进行抽象的哲理思考的结晶。这种农学理论虽有其综合宏观的可贵一面，也有毋庸讳言的先天局限性。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冲击，暴露了它的缺陷和落伍，逐渐掀起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的热潮，从此开始了传统农业向近现代农业过渡的艰难曲折历程。在展望前景时，作者在肯定新中国稻作生产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下形势的严峻。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的资料，2000年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回复到五十年代前期的90％的水平，人口则可能达到该时期的217.9％，预测中粮食总产的增加已完全依赖单产的提高，但因人口增殖的压力，人均粮食的分摊数增长将十分缓慢，甚至难以保持八十年代后期人均粮食的水平。这也反应了作者在回顾历史展望前景时冷静的思考和求实的态度。
作者对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并不完全盲目信从，而是有所分析，并时时指出其中的错误和 问题，这也是作者实事求是的表现。例如清人刘宝楠《释谷》引南朝盛弘之《荆州记》关于温泉种稻记载中的讹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粳谷奴”及注中的错误，王祯《农书》所绘“秧马图”的错误，作者都根据近人研究成果一一加以纠正。因为这些错误的记载往往谬种流传，造成混乱。在“中国水稻品种资源”一章中以专节揭示“历史上水稻品种登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同音通假的紊乱，笔误、形似和读音引起的讹误，纵向和横向的抄袭，方言的费解等。这既是作者在整理和运用有关文献时匡误辨疑所积累的经验，亦为后继者之津梁。
正如蜂采百花成蜜，作者在《中国稻作史》中也大量吸收了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加以综合。作者在引用他人成果时总是详细地注明出处。哪怕他所制作的表格中少数条款引用他人资料时也一一注明。这本是为学作文的常识。但现今一些人往往抄用他人成果而不作任何交代，与这种掠美行为相比，益见作者学风之端正。有些问题学界有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作者也总是作出说明。作者也注意不先入为主，而忽视或抹杀某些事实。如本书的一章，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栽培稻起源是有倾向性看法的，他并不赞同长江下游起源说的，但他并不因此淡化对长江下游起源说有利的论据。相反，他客观地论证了古代多年生野生稻北界比现代多年生野生稻北界高两个纬度的事实，并指出“长江中游和下游在4世纪的野生稻记述同考古发掘的早期栽培稻分布带（属屈家岭文化和马家浜河姆渡文化）相当一致，是值得继续探讨的”。这是真正科学家的襟怀和态度。鉴于稻作起源问题牵涉面很广，难度很大，需要多学科协同长期探讨才能逐步解决，作者在第一章对其各方面作了系统介绍后，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指出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获得进展，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在探讨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做，可能有一些读者得不到似是而非的满足，但却更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和要求。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指出了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稻作史》内容丰富厚实，有许多新创造和新突破，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上也很有特色，给人以有益的启发。是传统农业和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代表农史界新水平的一部力作。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的地方。作为稻作史，以科技发展为重点是对的，因为中国稻作所牵涉的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中，科技的发展和积累是最有意义的，它形成了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之一。但生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在谈北方水稻时是以生产为主的，但南方则主要谈科技，虽然谈稻田种类、双季稻发展时也包含了生产问题，又专设了水稻产量一节，但稻作生产被淹没在稻作科技的叙述之中，读者不容易得出南方稻作生产发展比较完整的印象。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由相对落后而逐步赶上和超过北方旱作农业，成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之基础。这样一件大事在稻作史中没有系统的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与此相联系，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过程，它与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有何联系和有何特点，也应有一个总体的论述。南方稻作技术中的有些环节，如江南的水稻与冬麦、油菜等“春花”作物水旱轮作一年两熟耕作制，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技术上不但增加了复种指数，而且也是水田土地利用方式的一种创造，对此的论述似乎也可以加强些。作者很重视少数民族的稻作技术，重视各民族个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但在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南方民族是否只是北方先进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南北之间的交流和融汇，南方各地之间的交流和融汇，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原载《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