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近代作物育种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从美国引进陆地棉作为运用近代方法选育良种的起点，先后选育水稻、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等。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的成立，中国的水稻育种事业得到统一和协调。在水稻品种改良的过程中，中国农科留美学生和美国来华育种专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农科留学生；水稻育种；品种改良；交流与合作
【作者简介】沈志忠（1968－ ），男，江苏宝应人，农业史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后研究人员。
我国近代稻作育种孕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末，我国的传统农业逐步向近代农业转化，中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学习外国的先进育种技术从事水稻育种工作，揭开可中国稻作育种的新篇章。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举行品种比较试验，率先采用近代作物育种技术开展稻作育种，培育出了“改良东莞白”和“改良江宁洋籼”两个优良品种，这是我国近代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水稻良种选育的开端，是用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批水稻良种。1925～1926年，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先后将穗行纯系育种和杂交育种方法应用于稻作育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统筹各地力量开展大规模稻作育种，我国稻作育种初步走上统一组织、协调发展的道路。
此后，全国形成了两个稻作育种中心，一为中央大学农学院，系长江流域稻作育种中心，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等省建立起技术上的联系；一为中山大学农学院，系珠江流域稻作育种中心，与华南诸省有业务上的联系。两个中心互相交流，使育种工作南北并进，育种方法渐趋统一，为水稻育种工作日后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引种”与“品种检定法”稻作育种技术的应用
中国早期的稻作育种主要采用“引种”与“品种检定”两种方法。那时，稻作育种尚且处于初创时期，一切均属简陋，所以采用了这两种简单易行而且能迅速见效的方法。1897年上海“农务会”成立不久，就从日本引进水稻在浙江瑞安种植。1906～1910年，中国的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均引进了日本水稻。1914年，中国首次由政府出面组织了一次水稻品种的检定，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水稻良种选育的尝试。不过，不问丰产性能的高低，也不问地方风土特点，而仅仅凭借各地送来的稻种是很难正确判断水稻品种的优劣的。因此，此次品种检定实际意义不大。
1935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1]中国的品种检定方法才被确定下来，品种检定工作也由此得到开展。
1936年，全国稻麦改进所首先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与地方稻作改进机关合作实施此项工作。实施要点包括：调查各县所有的水稻品种机器栽培生产情形；征集各县所有的水稻品种的种子；将全部品种集中在数处试验，考察其异同，鉴定其优劣；淘汰劣种，使境内品种简单化、优良化、统一化。具体做法是：在冬春农闲季节进行水稻品种的调查，夏秋各进行一次田间考察，秋季水稻成熟时采取各品种之单穗和种子于冬季进行检定，以确定各品种品质之优劣。第二年再将各品种集中试验比较优劣，第三年则凭借第一、二年所调查考察的结果将最劣的少数品种淘汰，第四年再淘汰其中劣者，至第五年则可确定下来应该保留的少数优良品种。但是这一工作因为抗战的爆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于1942年停止，所以，仅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等11个省的部分县市施行，而未能普及全国。[2]
二、品种比较试验
品种比较试验是良种选育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方法选育水稻良种是在1919年，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稻作育种试验开始真正按照近代作物育种技术的要求，走上有计划、有目的、有程序的运作轨道。
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在成贤街设置农场，辟水稻田10多亩，由原颂周主持征集几十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生育期间记载生长状况及病虫害情形，收获后比较产量；从1920年开始增加试验品种，并从参试品种中选出生长健壮、表现优良的品种单株种植在一个区，并连续进行株选、室内考种、测算产量等。1921年，南高师农科改组为东南大学农科，在南京大胜关农事试验总场继续品比试验，试验仍然由原颂周主持，周拾禄、金善宝负责田间具体工作。在加入试验的品种中，原产南京的农家品种“江宁洋籼”和原产广东的农家品种“东莞白”生长很好，于是从田间选出单穗进行育种。经过6年（1919～1924）的选育，育成了“改良江宁洋籼”和“改良东莞白”两个优良品种，这是我国运用近代育种技术育成的第一代水稻良种。1925年开始在南京、镇江、昆山、芜湖、当涂等地推广，收效不错。不过，这是一次早期的育种实践，方法尚显幼稚，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供应试验的品种数量太少；比较试验没有重复，也未按生物统计方法分析产量；不完全符合纯系选择原理。但是这毕竟是一次具有开拓意义的育种试验，他们“以认真周密之长，补方法幼稚之短”，[3]终于取得了成功，在我国稻作育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18～1920年，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先后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引进47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此次试验选育出了3个单产在5石以上和3个单产在4石以上的品种。[4]
1922年广州教会学校岭南大学也进行了一次水稻品种比较试验。这次试验吧一共征集了90多水稻品种，其中除了20多个是广东当地农家品种外，有66个是来自美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外来品种。[5]
1923年，东南大学农科（后为中央大学农学院）在大胜关农场水稻品比试验中又加入了安徽当涂的农家品种“帽子头”，经过多年试验用，于1929年育成高产早熟的“中大帽子头”品种，并开始推广。“中大帽子头”适应性强、抗旱强、抗虫害、分蘖多，在30年代被全国稻麦改进所列为推广种，推广区域几乎遍及长江流域及各重要产稻省区，平均每亩增产30多斤，是我国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的水稻良种。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南京成立，品比试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所广为搜集国内外水稻品种进行比较观察。根据《中央日报》（1934年5月21日）记载：“该所对国内外水稻品种试验，已于去年11月间向国内百余个农业研究机关征集，截至现在计收到河北、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寄来的籼稻品种217种，粳稻品种91种，糯稻60种，陆稻9种。此外，有外国品种14种。为广征博采起见，复以机关或以私人名义向国外产稻国如日本、美国、印度、菲律宾、爪哇等处收求稻种，惟至现在，已收到日本真正不同之著名品种100余种。”
自1933年至1936年的4年间，中央农业实验所就先后从国内外征得2031个水稻品种做品比试验的基础。仅1936年就搜集到全国著名的水稻品种89个，这一年举行“全国各地著名稻种比较试验”，分别在2个省28个合作试验场进行；试验连续3年，“分早、中、晚三组试验，以各地最优品种为对照，重复10次，田间记载注意幼苗生育情形、出穗期、成熟期、病虫害、倒伏度等项”。[6]这是我国稻作大规模联合区域试验的开端。此次试验评选出不少有示范推广价值的优良品种，其中成绩最显著者为“南特号”（原名“赣早籼1号”），从1938年起在江西、湖南示范推广，1948年推广面积达100万亩，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分布最广、成效十分显著的改良稻种。
运用品比法，广西农事试验场和四川农业改进所也培育出了一些水稻良种，如广西的“中桂马房籼”、“早禾3号”、“早禾4号”；四川的“川农422”、“川农303”等等。总之，中国育种界运用品比法培育出了许多水稻良种，品比法是中国近代水稻育种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纯系育种法的应用
中国近代作物育种采用科学方法并获得显著成效，是从穗行纯系育种法的广泛应用开始的。1924年，周拾禄综合研究世界各国稻麦及其他谷类作物育种方法，认为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家洛夫（H. H. Love）所倡导的穗行纯系育种法最适合我国稻麦育种。1925年，东南大学农科在南京大胜关农事试验场首先采用这一方法于水稻育种，从此开创了中国水稻纯系育种的新时期。
穗行纯系育种法是由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家洛夫所倡导，方法是：单株（穗）选择（第一年）——单行试验（第二年）——二行试验（第三年）——五行试验（第四年）——十行试验（第五年）——高级试验（第六年）——繁殖推广（第七年）。
1925年春，东南大学农科将采集到的水稻单穗按照纯系育种法作穗行试验，并将准备推广的“江宁洋籼”和“东莞白”等做高级试验，再以各年育成之纯系举行二秆行、五秆行、十秆行试验。这是洛夫纯系育种法在中国稻作育种中的第一次应用，当时在亚洲也属首创。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水稻育种都以纯系育种法为基本方法。
为探讨纯系育种成效，1927年中山大学农科南路稻作育种场曾经进行了纯系分离试验，供试的早、晚造6个品种都是广州郊区栽培很广的农家品种。试验结果表明，纯系育种一般可比原种增产18%～33%，增产效果显著。[7]
为进一步改进水稻育种方法，1930～1932年，昆山稻作试验场对各项水稻育种技术进行较为系统完整的试验研究，此项研究成果经过赵连芳总结发表后，为广大稻作育种工作者所采用。[8]
1925年以后，洛夫与另一位美国育种学家海斯（H. KHayes）以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生物统计学家韦适（John.Wisharf）等先后来华传授西方近代育种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纯系育种。
但是纯系育种法在我国的应用还刚刚开始，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三点：首先，纯系育种法诞生于美国，而美国水稻多直播，我国水稻却一向是移栽，试验时采用直播法是否妥当；其次，中国水稻籼多粳少，籼稻成熟时容易倒伏，因此采集单穗比较困难；第三，纯系育种从采集单穗至高级试验一般需要8、9年的时间方见成果，周期过长。有鉴于此，纯系育种法能否在中国推行，育种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因此，这一方法用于水稻育种之初仅仅限于少数地方，普及面并不大。为此，中国育种工作者进行了多年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6年中山大学农学院丁颖提出的以小区移栽法进行产量试验，用生物统计方法分析比较产量以及改进育种程序、缩短育种年限等6条意见，其具体内容是：第一，从优良品种中选出优良系统，这样收效快，结果也可靠。如果是大规模育种工作，则一方面选定2～3个优良品种先行纯育，另一方面采集多数品种比较试验，经3～5年选出从试验上认为优良的品种再行纯育。第二，用原品种做标准种，可减少许多麻烦和问题。第三，试验均用小区移栽法，而不用秆行法。第四，用品种平均差法求误差。第五，特性观察与产量试验并重。若只顾产量而不问特性，则育种会出现偏差。比如某品种特性很好而产量稍低，若因此被淘汰则非常可惜。第六，改进育种程序则可将育种周期由洛夫的秆行法所需的8～9年缩短到4～5年，省时省工，提高效益。[9]这样，在水稻育种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水稻纯系育种法不断完善并日益普及，成为中国近代稻作育种方法的主流。
从1933年开始，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6省所采集到的7万水稻单穗为基础，采用纯系育种法进行水稻良种的选育，经历年淘汰，至1937年已经育成高级系30系，十秆行120系，五秆行425系，三秆行488系，二秆行202系。抗战开始后，这些材料被迁至内地，分别在四川成都、湖南芷江、广西柳州3处继续试验；又在云南、贵州等省采选4万余穗参加试验，不久都进入到高级试验及示范阶段，并陆续育出了新品种，如“黔农2号”、“黔农28号”等。
四、杂交育种
中国采用纯系育种法育出了许多水稻新品种，这种方法一度成为我国近代稻作育种的主流，但是就其效率而言，毕竟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育出更优良的水稻新品种，则需要开展杂交育种，这是一种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的育种方法。中国于20世纪20年代开展了这方面的尝试。
1926年，中山大学农科教授丁颖在广州附近的犀牛尾发现野生稻，随即带回种植研究，并与当地栽培水稻自然杂交，当年收得杂交种。以后通过单粒播种、分系种植和产量比较试验，于1931年育成第一个野生稻与杂交稻的杂交种“中山一号”，开创了我国水稻杂交育种的新纪元。
杂交育种虽然比纯系育种更先进、更有效，但是需要较高的技术、较多的设备和较长的时间，不是每一个试验场和育种单位都能轻易办到的。为此，1935年，卢守耕提出中央与地方分工协作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的建议：“由中央农事试验场大规模之杂交，而自杂交后裔之系统中选拔大量育种材料，分发于特约之各地方试验场，受中央农事试验场之指导，试验之，选拔之，以完成杂交育种之最后工作”。[10]这一建议对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特长是十分有利的。按照建议，各地方试验场不必自行杂交就可得到各自所需的育种材料而收到杂交育种的效果，而且育成的品种也不会有不适合本地风土的危险，这对更好的发挥杂交育种效益也是十分有利的。
在水稻杂交育种方面，去雄是一项关键技术。美国育种学家海斯（H. K. Hayes）在《作物育种学》（“Breeding Crop Plants”，1933）一书中记述了中央大学农学院赵连芳提出的一种优于以前任何方法的去雄技术。赵提议，去雄应在早晨日出之前或傍晚时进行，才能避免在阳光下去雄而散发花粉。1934～1938年间，美国人乔登（Jodon）试验成功了一种新的水稻去雄技术——温汤去雄法。1940年，潘简良等人将这一技术撰文介绍给国人，自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是水稻杂交中的常用去雄技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被温气去雄法所替代。[11]
此外，卢守耕、管相桓等中国育种工作者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还对籼粳稻的不同特性、品种间杂交着粒率、应用光照处理调整亲本抽穗期、加速育种世代进程以及鉴定杂种后裔之特性等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出了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应用长日法和短日法加速育种时代进程，缩短育种年限。做法是将杂交子一代在温室内培育，其所结之种子（子二代）来年春天成熟，可直播秧田，这样育种年限可缩短一年。第二，应用光照处理调整亲本花期，使不同品种的水稻花期相遇而可以互相杂交，使杂交范围扩大。第三，利用特殊环境鉴定杂交后裔的特性，如可将杂交后代种植在干旱地区以鉴定其抗旱性。第四，认识到粳、籼稻之间的不同特性。粳、籼本属于不同的亚种，前者为印度型，起源于热带，后者为日本型，起源于温带，两者在细胞遗传、植物形态及性状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两个亚种之间的杂交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五，认识到品种间杂交的着粒率因杂交组合不同而不同。如以粳稻为母本，籼稻为父本，其杂种着粒率为0%～29.9%；若以籼稻为母本，粳稻为父本，其杂种着粒率为0%～3.6%；若粳稻的不同品种间杂交，其子一代的着粒率为60.1%～90.6%；若籼稻的不同品种间杂交，其子一代的着粒率为68.7%～86.2%。[12]
中央农业实验所在1931年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水稻育种研究。根据该所1935年《一年来之工作概况》记述，1935年他们“除了中国优良品种外，还兼收日本、印度、菲律宾及美国等地之优良品种”为父母本，“栽于盆中，预行短日处理，以使抽穗期不同的品种可以互相杂交，计共得成功之杂交种子一百九十九组合，一千三百二十七粒种子”。[13]只是以后没有见到杂交法育成的良种推广。
四川农业改进所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该所从1938年开始，历经六七年的时间至1945年达到了较大的规模，已经有杂交组合百余组。到1946年，已经分离出优良单株2000余株，并把后代种子分发给合川、泸县、绵阳3个分场继续种植，以选育适合于各地区的优良株系。
中国近代稻作杂交育种尚处于幼年时期，其成就还无法与纯系育种相比，但是这项工作毕竟已经开始，前辈育种工作者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所做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为以后的稻作杂交育种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在水稻杂种优势的利用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值得一提的是，早在40年代，我国农业界的有识之士就曾经为增加稻米产量、改变依靠洋米度日的被动局面而竭力呼吁采用雄性不育技术产生杂交种，利用杂交优势大幅度提高水稻单产。[14]众所周知，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这些合理建议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实现。
五、育种成就及良种推广
中国稻作育种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到1946年全国选育的水稻良种已达300个以上，大量推广收到实效的有100个以上，[15]其中30年代育成的南特号、胜利籼、万利籼等品种在50年代均是中国南方稻区大面积推广的优良品种，尤其是“南特号”更是中国第一个矮秆水稻品种，“矮脚南特”的亲本，对中国水稻育种贡献很大。
我国最早选育的水稻良种“改良江宁洋灿”和“改良东莞白”，1925年被确定为推广种加以推广。以后陆续有中央大学农学院育成的“中大帽子头”、“灿稻258”、及粳稻中熟种“头等一时兴”、“二等一时兴”等。中央农业实验所于抗战期间在四川育成的“中农4号”、“中农34号”等中熟籼稻品种表现优异，不少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种植，并以之作为杂交亲本育成了不少新品种。此外，浙江、四川、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都育出了大批良种。湖北、福建、安徽、云南、陕西、河北、宁夏等省也有良种问世（附表1、2）。
表1：全国部分水稻良种1937～1944年推广面积及增产效益
| 品种名称 | 主要推广地区 | 平均亩增产（斤） | 推广面积（万亩） | 增加产量（万斤） | 统计年代 |
| 中大帽子头 | 苏,皖,赣,湘 | 37 | 21.3 | 788.1 | 1937 |
| 淅场3号 | 川北 | 40 | 10.0 | 400.0 | 1943 |
| 南特号 | 赣,湘,闽,粤,川,浙,鄂 | 50 | 46.6 | 2,300.0 | 1941 |
| 万利籼 | 湘 | 60～100 | 84.2 | 6,736.0 | 1942 |
| 黄金籼 | 湘 | 30～50 | 15.0 | 600.0 | 1942 |
| 胜利籼 | 湘 | 50 | 153.5 | 7,675.0 | 1942 |
| 抗战灿 | 湘 | 50 | 10.0 | 500.0 | 1942 |
| 茶粘1号 | 湘 | 50 | 8.0 | 400.0 | 1940 |
| 黑督4号 | 桂 | 50～60 | 7.0 | 385.0 | 1940 |
| 中桂马房籼 | 桂 | 50 | 2.0 | 100.0 | 1944 |
| 中黔2号 | 黔 | 50 | 5.0 | 250.0 | 1944 |
| 昆明大白谷 | 滇 | 60 | 0.6 | 36.0 | 1944 |
| 中滇1号 | 滇 | 60～70 | 0.6 | 39.0 | 1944 |
| 小香谷 | 陕 | 60 | 0.5 | 30.0 | 1941 |
| 凤尾粘 | 陕 | 50 | 0.5 | 25.0 | 1944 |
| 白麻粘 | 陕 | 80 | 0.7 | 56.0 | 1944 |
| 合计 | 365.5 | 20,350.1 |
资料来源：咸金山：《我国近代稻作育种事业述评》，《中国农史》1988年第1期。
表2：全国十二省1941～1944年良种推广概况
| 年份 | 推广面积（亩） | 增加产量（担） | 平均单价（元/担） | 总计价值（元） |
| 1941 | 2 320 917 | 1 141 715 | 100 | 114 171 500 |
| 1942 | 3 704 603 | 1 866 617 | 190 | 354 657 230 |
| 1943 | 5 496 911 | 2 755 147 | 390 | 1 074 507 330 |
| 1944※ | 2 955 501 | 1 217 200 | 550 | 669 460 000 |
| 合计 | 14 477 932 | 6 980 679 | 2 212 796 060 |
※本年因战事影响，广东、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大部份未能统计在内，故数字减少。
资料来源：陈 仁：《全国主要改良稻种》，《农报》1946年第11卷第10～18合期。
伴随新品种的育成，良种的示范推广工作也随之展开，其范围与规模由小到大，特别是全国麦稻改进所成立以后，推广工作开始走上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道路。以湖南、江西两省为例，1937至1941年间，湖南良种推广面积从3.2万余亩扩大到88.2万余亩，扩大了近27倍；江西从1.4万余亩扩大到67.4万余亩，扩大了48倍。[16]抗战爆发后，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河北、浙江、福建、安徽、陕西、江西等省的推广工作也受到重视，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些良种的育成及推广对促进农业增产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稻作育种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水稻优良品种主要有以下几个：
（1）“改良江宁洋籼”与“改良东莞白” 我国最早育成的改良稻种，1925年被正式定为推广种，并在南京、镇江、昆山、芜湖、当涂等地推广。
（2）“中大帽子头” 中央大学农学院于1929年育成，30年代被列为推广种，首先在江苏、安徽、湖南三省推广20余万亩，平均每亩增产30斤，上我国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的不稻良种。
（3）“头等一时兴”、“二等一时兴” 中熟粳稻品种，30年代初由中央大学农学院所属昆山稻作试验场育成，一度为太湖流域粳稻区的优良代表种。
（4）“竹占一号” 1925年广东大学农学院教授丁颖在广州征集农家品种“竹占”，经选穗育种，于1930年育成。
（5）“中山一号” 1933年由丁颖育成，是我国育成的第一个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杂交种。以后由该品种衍生的“包脚矮”、“包选2号”曾为广西水稻主要当家品种。
（6）“南特号” 原名“赣早籼一号”，中熟籼稻纯系，1936年由南昌农事试验场，江西省农业院在南昌采穗选育而成。该品种丰产优质，秆强抗倒，耐肥御旱，抗病抗虫，适应性强。1938年起在江西、湖南示范推广，至1941年已在赣,湘,闽,粤四省推广至46.6万余亩，1948年推广面积达100万亩。每亩平均产量600余斤，比当地品种增收50斤以上，是1949年前全国分布最广、成效最著的改良稻种，并是我国第一个矮秆水稻良种“矮脚南特”的亲本，为我国水稻育种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7）“万利籼” 中熟籼稻纯系，由湖南省第一农事试验场于1931年～1936年在长沙育成。原种为攸县“红毛谷”，1937年示范推广。该品种适应性强，耐肥，抗旱，抗倒，亩产可达600余斤，比地方种高69～100斤。推广面积达84.2万余亩，直至50年代还是中国南方稻区推广的良种。
（8）“胜利籼” 中熟籼稻纯系，由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于1932年～1937年育成。该品种耐肥耐旱，抗螟力强，亩产平均在250公斤左右，较当地品种增产约25公斤。推广面积喧153.5万余亩，直至50年代仍是中国南方稻区大面积推广的良种。
六、结语
从19世纪末中国开始运用近代方法选育良种为起点，至新中国成立，中美两国在水稻品种改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属于创始阶段。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些封建士绅谋求富国强兵，热衷于兴办洋务梦想的破灭，社会上又重新强调“农本”，鼓吹“兴农”，主张通过引进西学，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的农业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各地纷纷兴办农业学校，建立农事试验场，从事近代意义上的农业改良的教育和试验活动。在这种兴农之风的推动下，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也开始由传统型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属于奠基阶段。一方面，一些在国外攻读农学的留学人员回国效力，他们带回近代的育种理论和技术，将国外所学用于中国实际，制定严格的育种程序和试验制度，使育种工作初步走上科学轨道。另一方面，此时外国育种学家来华讲学或直接担任顾问，指导我国的育种试验，对于我国科学育种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属于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作物育种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表现在育种技术日趋进步，育种人才日渐增多，技术力量日渐雄厚。特别是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的成立，改变了我国作物育种界分散、零乱的状况，使我国的作物育种事业得到统一和协调。
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后从国内外征集了丰富的育种材料，主持了更大规模的由各育种单位参加的联合试验，这都是在此之前所没有的，也不可能做到的。这些显著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与此同时，洛夫、海斯、韦适等外国专家来华讲授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学，设计试验制度和试验方案，举办品种区域试验。自此以后，中国开始用遗传变异理论指导育种试验，用生物统计学分析试验结果，方法精密，结果准确，使中国的作物育种事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综观我国近代水稻品种改良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我国早期的作物育种事业，各自为政，缺乏计划的统一领导。自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等机构成立后，才使这一状况得到改善，育种事业呈现出发展态势。这说明，科学的管理和组织是使先进技术得到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2）我国的育种科学是在吸收外国近代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后诞生的，特别是一些美育种专家的来华，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而且直接参与了我国育种的实践，这对我国近代育种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这说明，科学是开放的，只有在不断的交流和引进中才能获得大的发展。
（3）我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内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饱受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局动荡，经济拮据，机构变迁之苦。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我国的育种工作者凭着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勤奋顽强地工作，为振兴祖国农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1] 全国稻麦改进所是国民政府所设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中的一个机构，于1935年冬季成立，设置麦作组。对于各项工作的进行，与中央农业实验所随时密切合作。除了改良麦作品种外，还在各地举行肥料试验，并从事小麦检验和分级研究，至1938年全国稻麦改进所因为战事影响归并于中央农业实验所。
[2] 周拾禄：《三十年来中国稻作之改进》，《中国稻作》1948年第7卷第1-3期。
[3] 周拾禄：《三十年来中国稻作之改进》，《中国稻作》1948年第7卷第1-3期。
[4] 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1918～1920年试验成绩报告》，《农商公报》1923年第9期。
[5] 沈会儒：《岭南农科大学田艺科近事略说》，《农事月刊》1924年第2卷第7期。
[6] 周拾禄：《三十年来中国稻作之改进》，《中国稻作》1948年第7卷第1-3期。
[7] 丁 颖：《国立中山大学农科南路稻作育种场稻作育种报告》（第2号），1928年。
[8] 赵连芳：《水稻育种之理论与实践》，《中华农学会报》第114期，1933年。
[9] 丁 颖：《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农声》第194～195合期，1936年。
[10] 卢守耕：《吾国水稻育种之商榷》，《农报》1935年第2卷第23期。
[11] 孙义伟：《本世纪前五十年我国水稻育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12] 卢守耕：《印度型稻与日本型稻之比较研究》，《中华农学会报》178期，1944年；管相桓：《水稻品种间杂交着粒率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181期，1945年。
[13] 中央农业实验所：《民国二十四年本所一年来之工作概况》，《农报》1935年第2卷第36期。
[14] 李先闻：《我国稻作改进两大问题之商榷》，《农报》1948年第13卷第6期。
[15] 陈 仁：《全国主要改良稻种》，《农报》1946年第11卷第10～18期。
[16] 周拾录：《三十年来中国稻作之改进》，《中国稻作》1948年第1～3期。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Rice Strains Improv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n the Modern Period
Shen Zhi 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hina crop strains cultivation beg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troducing land cotton from the USA w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field of cultivating better strains in China. Rice, wheat, corn and potato were selected and cultivated in China. In the 1930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Bureau and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tton and Wheat, some unity and coordination appeared in rice cultiv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rice strains improvement, returned Chinese students who had majored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American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 of crop cultivation who came to China played a unique role.
Key Words: Modern period；returned students majored in agricultural science；rice strains cultivation；strains improvement；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本文是第十届国际东亚农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