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绍棣，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疆域是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的建构经历了一定的时空变化，当今世界国家格局形成，无不由此而来，但是像中国文明绵延之悠久，疆域形成历程漫长并相对稳定，似乎举世仅见。因此探讨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疆域伸缩增减的变迁，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毋庸讳言，疆域话语关系当代国家领土、民族关系。改革开发以来，经过解放思想，打破禁忌，学术渐趋活跃，疆域研究也陆续出现可喜的成果，林荣贵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该书主编约集8位作者，历时十几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厚积薄发，在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内容到架构都有新的突破，系统而完整。全书洋洋洒洒，凡一百六十万言，是迄今篇幅最长、内容最翔实的中国疆域史著作。
该书内容宏富，包括导论、正文和附图三部分。正文分上卷、中卷和下卷。上卷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中国疆域，论述了从远古至秦汉统一的中国疆域发展历程，包括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生活和活动地区，中国古代国家疆域的历史序幕一一夏代疆域、商代疆域、西周疆域、春秋战国疆域、秦代疆域、西汉疆域、东汉疆域。中卷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中国疆域，包括三国疆域、西晋疆域、东晋十六国疆域、南北朝疆域、隋代疆域、唐代疆域。下卷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全面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中国疆域，讨论了从五代十国到元明清中国疆域的发展历程，包括五代十国、宋、辽、金分立时的全国疆域，元、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再建和发展时期的疆域内容。
值得重视的是，以往的疆域历史研究，基本沿袭的是班固《汉书》创制的沿革地理体例，例如顾颉刚、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等。几乎讲疆域史都沿袭这个体例。沿革地理对于政区变迁不失为一种考察的角度，但是疆域变迁的因果非常复杂，并不是一个简单沿革的问题，仅讲政区沿革很难全面展示疆域变迁深层成因。作者有鉴于此，在每一卷又依照内容，分立编、章、节、目，按照历史时期的先后，从几个彼此相互联系的层面，即疆域格局，政区建制，辖区设治和军事戍防、边疆经略等专节展开论述。由于把问题充分展开论述，不仅内容丰富充实，而且条理清晰，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古代中国疆域变迁特殊轨迹以及各个朝代共同的发展趋势。同时由于体例的创新，疆域史的研究得以深入、细化、广泛，从而冲破了沿革地理的藩篱，构成了独立的新学科。
翻阅此书，深感作者用力之勤，思考之细，忧虑之切，宏论之慷慨，并且对以下几个特点留下深刻印象。
一、努力把握中华民族的源流，进而理解疆域形成的必然性
为什么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为什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对于这一为人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该书做了较有说服力的回答，揭示其缘由在于向心力和凝聚力。书中论述中华民族的祖先一一炎黄二帝为人民排忧解难，关切民生，领航人们和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炎黄二帝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认同并不仅局限于华夏一汉族，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以种种理由把炎黄二帝这条根与自己紧紧连在一起，或者将其祖先的发源地追溯到炎黄二帝创业的中原地区。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该书引用了许多史籍。如《史记》卷一一0《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周书》卷一《文帝纪上》载鲜卑，“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炎帝之后)之别(支)也”。《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西南滇王为春秋时楚庄王后裔“庄跡之后”。此类记载，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汉族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是同祖同宗，且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论汉族或其他民族，也不论属于内地各族，还是边疆各族，大都认同本族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书中还引用南朝刘宋范哗和元代脱脱的话加以论证。如范哗的《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序》认为边疆少数民族称夷者，本非贬义，而是古代中央政府的封爵。他说：“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脱脱在《辽史》卷六三《世表》中更明确地认为：“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这些引证，显示各族认同炎、黄二帝，向往和继承中原文明。三国时魏、蜀、吴均以“汉统”、“王业”的继承者自居，以统一为目的。前秦氐族人苻坚称帝后，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原传统模式的。正统”，“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褒扬“孝友忠义”，“广修学官”，“亲临太学”，“弘儒教之风”。苻坚统一了北方，还一再宣称要实现南北统一，“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1】。他自居中国“正统”王朝，派大将吕光经略西域。吕光临行时，苻坚瞩咐他以中原传统的治国之道经略边疆：“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2】南北朝时期，南朝称北朝各族为胡人，北朝称南朝汉族为岛夷(亦称鸟夷)，这实质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争“正统”的表现。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如改变鲜卑姓氏，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等，以巩固政权，统一南北。辽的治国制度，多效仿唐、宋，旨在与北宋比高低，比正统。辽道宗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3】元、清两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上主动仿袭、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原传统等，并且从根本上继承着国家民族的统一，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系统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认同一个中国的观念像长江之水一样源远流长，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古代中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是“发展”而非“扩展”
尽人皆知，新观点是一部专著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大难点，需要付出艰巨的创造性的劳动。该书作者在《导论》中回顾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顾颉刚、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刘宏煊的《中国疆域史》等。在总结其成就的同时又指出其需要补阙和完善的空间。认为这些著作，有的属于中原王朝疆域史，即使近年出版的以同样多民族国家观点撰写的中国疆域史，也还把元代以前统一王朝的辖区混同于相应时期的中国疆域。有鉴于此，作者深入研究了中国疆域的结构特点，基本廓清了中国疆域发展的源和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新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认为，古代疆域的全部历史进程，实质是“发展”，而非“扩展”，这样的表述，在概念上较之以往同类著述更为准确。作者指出，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由模糊到清晰的酝酿过程。中国各族先人从至少200万年前至l万年前，世世代代劳动、经营、生活、繁衍在亚洲东部这一广大地区。经过大约10万代以上的漫长岁月，才建立国家，形成疆域。这一历史巨变，不是通过战争的掠夺，也不是移民的结果，而是由先民的家园故土的自然形态向国家行使疆域主权这一政治形态过渡，是各族先人家园故土的升华。东亚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的发源地和地理定位。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沿革，都在这一地区，尤其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及其外围地区进行。这是我们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着力点之所在。其后的发展具有独特性。在结构格局上，由多层次(即统一王朝或一般王朝的直接辖区和特别辖区)，多类型(即统一王朝辖区，民族政权辖区和民族地区，分立时期为各朝邦辖区，民族政权辖区和民族地区)向大一统辖区一体化发展；在时间上，统一和分立时间相间出现，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导向，统一比分立长700多年，分立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和曲折，它标志着统一局面的瓦解和结束，但又从另一方面酝酿着新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后来复归于大一统。在空间上，统一的范围日益宽广；在程度上，统一的力度愈来愈大。整个统一进程大致遵循着由统一前的酝酿，到局部统一，到更大统一，到大一统这一程序发展。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时，提出了中国历史统一与分立时期相互之间的辨证关系，尤其具体揭示了分立时期功过的两个方面，分立酝酿统一的必然关系。毛泽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又说：“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分立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那是“道盛”，是“文昌”。又说：“汉末开始大分裂……后来形成了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几大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还是曹操那时打下的基础。”【4】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作者视角新，立意新，把中国疆域的历史进程论述得比较清楚明白，而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以往研究常常在注重大一统疆域发展过程的同时，将目光局限在几个统一王朝，如汉唐元清，忽略了分立朝代的历史作用。同时，根深蒂固的中原为中央的观念不利于充分展示边疆民族在疆域“共建”中的历史地位。该书对此有所纠偏。作者独到的史识标准，大致贯穿于整个疆域的管辖、经营的表述上。作者既重视人们普遍看重的统一时期，如汉唐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也不忽略分立时期各个朝邦的积极经略，进而归纳出历史发展趋势。如在第五编中指出，五代十国、宋、辽、金分立时期，整个政治局面的发展趋势，仍然表现为大动乱向相对稳定发展趋势，从朝邦林立向较大的局部统一发展，并在各个领域中广泛酝酿着元代大一统局势的形成。
作者重视中原，但也不忽视外围和边远民族区域。如第一编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谈到夏朝、商朝两外围民族区域，第二编第一章分别讨论了秦朝、汉朝的边疆经略。全书各个朝代的边疆经略内容，都给予边疆地区及边疆民族充分篇幅，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内地与边疆一体化进程。
与以往疆域史研究只谈陆疆，忽略或不提海疆不同，作者给予海疆的特殊重视成为整体性研究疆域史的重要突破。通常以为海疆作为领海观念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产物，对于闭关锁国的古代中国而言，难有领海观念。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作者通过系统梳理史实，认真总结历代王朝对沿海地区及岛屿的管辖，详述沿海居民的近海经济活动，提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对近海海域管理、利用、防御等政策措施，指出了政治、军事与地理环境及民族关系、宗藩关系、邦交关系等因素的作用，进而力求系统、准确地描述统一多民族的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全部历程，客观上为现代海疆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证。这在海疆争夺日益激化的当代，尤其具有资政育人的现实意义。
三、几点意见
作为疆域史研究的阶段性重要成果，该书确实较前人研究取得了许多新进展，但也有不足之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关于中国古代疆域史的学术史似未完全厘清。李学勤先生说：“总结过去，启示未来，本是学术史发展的一条规律。”【5】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犹如接力赛跑，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研究，更上一层楼。最忌讳人云亦云，食人牙慧，作重复劳动。中国疆域史的研究也是这样。为此就务必廓清该学科学术史的源和流。弄清楚前人作过哪些工作，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须要传承；哪些问题部分解决了，须要充实；哪些问题没有解决，须要探索未知的奥秘，开拓新的领域，使用新方法，拿出新数据，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中国疆域史的研究当然也要遵循这一学术研究的规律，掌握专著写作的步骤。诚然，作者在该书《导论》中，花了许多笔墨，阐释了对中国疆域史几千年的修撰和辑录，从古代的地理志书到近世以来的专著，均一一加以撮述。换言之，对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源流与得失作了梳理与评述。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会有一失。作者就是如此，他对现代某些学者的有关论说，或有遗漏，或语焉不详。例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8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该书《导论》虽然提及，但显得有些简略。又如林甘泉先生早在1983年就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清代以前，历代的中原王朝都不曾把当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完全统一在自己的版图之内”。尽管“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中原王朝的关系，正如中原王朝分裂割据时期各汉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国与国的关系”，但“这些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尊重历史或从今天民族团结的考虑出发，都不能把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说成是外国和中国的关系。在清代前期正式形成近代中国版图以前，历史的中原王朝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全部，古代典籍中的‘中国’在许多场合下也并非国家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今天我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基本观点”【6】。可是该书《导论》对林先生的这一精辟见解却一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
第二，在一些难点问题上的踌躇不前。首先，关于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两者的异同需要严格分析判断。尽管这是人人皆知的问题，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古今不分带来的以今证古或以古说今的流弊，在该书的某些章节里仍有痕迹。其次，中国疆域的范围，准确地讲古代中国疆域范围如何确定，作者给出的答案似仍然不够清晰。另外，关于朝贡、宗藩等关系到界定内外的重要概念，在数千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承袭、改造的变化，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内容的解说；一概而论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第三，作为体量较大的专著，理论建构、内容、体例都不易把握到恰如其分。该书可能因为出于不同作者之手，各朝代内容分配并不平衡，如汉唐盛世内容仍有较大的丰富余地；有些朝代虽然有所阐述，但措施、经略写的少；理性思维和理论阐述稍嫌不足，有些章节理论没有和导论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第四，个别朝代使用新材料吸收新成果不够。一部专著，若要含金量多，学术水平高，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并给入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了题目新、观点新、视角新外，还有使用新材料，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只有善于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提高升华，寻求原委和规律，才能对一个专题提出系统的、全面的看法。陈寅恪先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7】陈先生的这段名言讲的是敦煌新材料的研究价值，但也适用于一切新材料。其中就包括简帛材料。20世纪以来，简牍帛书文献屡有重大发现，其研究成绩斐然，有关的论文和专著不时问世。简帛文献学较之其他新材料学科(如甲骨文)发展前景远大而光明，被中外学者看好，成为公认的“显学”。凡与先秦秦汉六朝文献材料打交道的学者，包括研究疆域史的学者都应高瞻远瞩，认清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认清简帛文献的价值，关注简帛文献的研究动态。【8】然而该书个别部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出土简帛文献的价值，不注意引用简帛文献材料及其研究成果。现以秦汉时期为例加以说明。
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在湖北省江陵张家山发掘三座西汉初年古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尤以247号墓出简最多，其中《二年律令·秩律》规定汉初各级官员的秩禄。【9】20世纪9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发掘汉墓，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木牍。简牍中有一批关于西汉晚期东海郡官吏的第一手资料：《集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等【10】。上述原始资料都未见于以往的传世文献，且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却被作者束之高阁。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郡府中，长吏，即朝迁任命的官员，数量很少。普通郡府只有郡太守、郡都尉和太守丞、都尉丞四员朝廷命官。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朝廷任命的郡长吏，还有郡发弩令、司空令、轻车令，“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长五百石。”又有“郡候骑千人……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尚有郡司马、骑司马、备盗贼、塞尉、城尉等。可见西汉初年朝廷任命之郡长吏，其官职与员额，较之史书所见，即景帝、武帝以后演变形成者，要“多出甚多”【11】。然而由于作者未使用张家山汉简的有关材料，遂致读者无法知道汉初郡长吏的设置与沿革。
从前东海郡的行政建置，史料记载颇为含糊。《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条下载辖“县三十八”，除了注明侯国外，县和邑混称作县。然而据《集簿》：“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这就把当时东海郡县、邑各自的数量记得一清二楚了。【12】但该书却对这一新发现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第304—305页)。
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县以下行政单位为乡、亭、里，“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至于东海郡所置的乡、亭、里等的数量，传世典籍无记载，《集簿》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乡百七十”，“里二千五百卅四”，“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由此可见，乡与里，亭与邮，各属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邮比亭大。然该书在此层面上却没有弃旧说而纳新说(第305页)。
又从前对西汉东海郡吏员的配置无所知晓，而《集簿》综合统计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他簿籍，如《东海郡吏员簿》则属分类明细统计。如此这般，就弄清楚了东海郡吏员的情况。东海郡吏员总计2202人(较《集簿》所载2203人少一人，可能是《集簿》计算有误)。其中“牢监”、“邮佐”都不见于文献记载。再者，每个侯国不仅与县一样设置了吏员来管理民事，还设置了侯家丞1人，仆、行人、门大夫共3人，以及洗马、中庶子共4人，来管理列侯家内的事务。其中侯家丞之秩“比三百石”，以及侯国家吏中的仆一职，以及仆、行人、门大夫和洗马、中庶子的员数，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可补史籍之缺。然而在该书中却得不到反映(第304—306页)。
又，通过分析统计得知，《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载县邑侯国都官长吏，共计145人，其中籍贯记载明确的有126人。这126人的籍贯是：山阳郡、沛国、琅邪郡、汝南郡、颍川郡、临淮郡、陈留郡、鲁国、京兆郡、丹杨郡、梁国、南阳郡、淮阳郡、六安国、楚国、东郡、定陶国、左冯翊、河南郡、泰山郡、广陵郡、北海郡、膠东郡、右扶风、信都郡、庐江郡、清河郡、济南郡，凡28处。上述表明，这些官吏中没有一位的籍贯是东海郡。这说明西汉晚期县级以上长吏不用本郡人的原则是十分严格的。《通典》卷三三载：“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用他郡。”《唐六典》卷三○也载：“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兼用他郡。”两书都将汉代县邑佐官丞、尉同属吏诸曹掾吏混为一体，以为都是任用本郡人担任。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沿袭达二千多年。直到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问世才打破了该误说。严氏以确凿的材料，令人信服地指出，汉武帝中期以后，“所见令长、丞尉，不但非本县人，且非本郡，但以邻近郡国为多”。他花了极大功夫，对《汉书》进行了拉网式的清理，搜集到了“令长凡六十四任，丞尉七任”，共71位皆非本郡人充任的例证。而出土尹湾汉简仅籍贯明确的就多达126人，远远超过一部《汉书》所提供的例证，尹湾汉简的史学价值之高，不言而喻。然该书并未吸收这一崭新的重要研究成果(第306—307页)。
又关于汉代县丞、尉的职掌，传世文献资料少而不明。《汉书·百官公卿表》不言其职掌。《续汉书·百官志五》只说“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记有西汉末年东海郡下辖县丞、尉外出执行公务19次，所反映的县丞、尉职掌如下：输钱都内，即押解上缴中央朝廷的赋税输送到都内(西汉朝廷的国库)；输钱齐服官，即押解上缴中央朝廷的赋税输送到齐服官(官局织造部门，下辖三服作坊，其费用来自官款)；送罚戍上谷，即押送有罪受罚者戍边到上谷郡(治所在居庸县，今北京市延庆县)；送徒民敦煌，即押解刑徒和护送百姓到敦煌郡(治所在敦煌县，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市场，即买物等。由此可知，县丞、尉的职掌范围并非仅限于《续汉书·百官志五》所言，还有其他内容，可补史缺。然该书并不采用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新材料，至使有关论述简单而不明晰(第305页)。
又尹湾汉简《集簿》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郡国呈报的上计簿，这份上计簿中的许多内容，都不见于传世文献，如郡国的行政建置情况，县、乡三老和孝、弟、力田的员数，郡、县两级各类吏员所设置的详细情况，人口的性别和年龄构成，秋种宿麦，春种树木数，“以春令”新增户、口和用谷数，等等。对此该书一字未提(第306—307页)。足见其对新材料的忽视。
再如，西北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关于汉代在居延边塞防御匈奴的大量资料，依靠这些资料，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汉代居延边塞防御组织系统的面貌，即(郡)太守一都尉一(障或塞)候一隧长一卒。还恢复了其他诸多系统，如：屯兵系统(城尉、千人、司马)；军需系统(仓库)；交通系统(关、驿、置、邮亭、传厩)，等等【13】。然该书对此研究成果未予吸收，仅依靠对屯戍制度记载很不详细的传世文献，致使有关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不够丰厚(第320—321页)。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此外，尹湾汉简的6号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简帛文献中大量的军事术语，军事设施名，军略(战略战术)名和军阵名称多为传世文献未见或少见、晚见【14】，对研究汉代边疆经略，无疑有较大价值。惜哉作者没有使用这些新材料。类似情况不少，致使该书汉代部分显得不够丰厚、扎实(第318—322页)。我们殷切期望作者注意收集，补缺订正，使该书再版时质量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五，中国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以生动具体的图象，与文字记述互相配合，对理解历史文化有巨大的帮助。一部专著，如果文图并茂，且二者结合紧密，应该相得益彰。然后该书却没有插图，所附地图也不够丰富。这似不符合时下读者的阅读时尚，也难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注释：
【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2】《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3】[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本，沈阳，辽沈书社，l985年。
【4】《报刊文摘》2006年8月6日摘引《毛泽东读魏晋南北朝一一芦荻谈访录》。
【5】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
【6】林甘泉：《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光明日报》1983年10月26日《史学》专刊第318期。
【7】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l977年增订版，第l377页。
【8】参见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5页。
【9】详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10】详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1】廖伯源：《汉初郡长吏考》，《国学学刊》2009年1期。
【12】以下参见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1期；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l999年。
【13】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第385—387页。
【14】以上叁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第278-284页，384-391页，410-413页。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